2020 (80)
2021 (50)
2022 (69)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说中医
早晨跑步锻炼，忽觉踝关节疼痛，一跑则痛，歇之则轻。反反复复，好好坏坏。虽然一贯懒得求医问药，但此时只好去看家庭医生。医生先检查，再X光透视，诊断是韧带拉伤。大概是因为跑步前准备活动做的不够所致。在痛处打了一针封闭，又开了一些消炎镇痛药，医嘱暂勿跑步，静养为要。
突然联想到网上的中西医之辩。这不就是西医常为人诟病的脚痛医脚吗？而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医将人看成一个整体，全身所有部位都是相互关联的。点一穴可治全身，所谓耳针疗法，面针疗法、鼻针疗法、手针疗法，足底治疗等等。甚至天人感应，师法自然，人体与宇宙自然，天地万物，四季节气都息息相关。不论头疼脑热，还是脚痛泄肚子，中医都会从阴阳五行谈到五脏六腑（不是解剖学意义上的）；从经络到穴位；从津液到气血；从“风寒暑湿燥火”六淫，到“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从少阳少阴到太阳太阴。云山雾罩，玄之又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可信仰，无法验证。信之也许灵，不信肯定不灵。治得好是神，治不好是玄得还不到位。
乍听起来这套头头是道，神乎其神，但细细一想，这种耳朵和全身的对应似乎又太机械。变成了头痛医耳，脚痛也医耳了，以不变应万变。如果耳朵被土匪绑票割掉了怎么办，五脏六腑是否也被割掉了？
其实无论脚痛医脚还是脚痛医头，关键是要找出病因。比如我去看脚痛，医生一定要排除其他原因，确诊为韧带拉伤后，才会采取止痛措施。如果最后病因是脚的原因，治的当然应该是脚（如果脚痛医耳去扎耳针，大约对兔子比较方便）。如果检查出病因是神经，就会治疗脑或脊髓；如果病因在血管，就要考虑治疗动脉硬化或糖尿病等等。所以脚痛医哪个部位，完全取决于病因。如果病人因为头痛肚子痛发烧去看西医，医生在弄清病因之前，不会轻易给病人止痛退烧的，因为这会掩盖病情。倒是中医喜用退烧发散等药。《家庭医学全书》介绍西医时按照病因分章目，而介绍中医时按照病症分章目。显然中医对病因缺乏研究。如果不知病因，讲整体系统，辨证施治，就是盲人摸象了。当然中医也找病因，但中医的病因都是虚化的，比如外感风寒，内火邪毒之类，谁知道是什么玩意？整个一个模糊逻辑，大可囊括宇宙万物，小可指细菌病毒。进可攻，退可守。同一种病症，不同的中医会可以有不同的病因解释，你说是外感风寒，我同样可以说是内火邪毒。医学是精确的科学，玩模糊是要出人命的。
《黄帝内经》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没有解剖学，病理学作根据，至今仍是中医最权威的经典，现代的主要中医理论都是源于此书的。很难想象医学迅速发展的今天，还会用一本两千多年前的著作来指导。中药发源于神农尝百草，明代李时珍又再去尝。尝的感觉当然是以味为主。我上小学时曾因为饿，想打野食，研究过一本新编本草，发现草药多是根据甘辛酸苦咸五味、寒热温凉四气、升降沉浮、君臣佐使来治病的。没有分子水平的研究，没有现代药理学的基础，治好治坏离瞎猫撞死耗子也相去不远。看中药的疗效介绍，都是病例罗列，说不请究竟是什么起的作用。没有双盲对比，更没有统计比较数据。
其实中医有很多很好的健身强体的方法，也有不少特效良药，比如巴豆泄肚子就很灵。但是中药中医的指导理论太陈旧落伍了。有道是路线对了头，一步一层楼；路线不对头，一步一跟头。
整体和局部，宏观和微观都是相互依存的。不讲局部的整体，失去微观的宏观，就是无源之水，就是无本之木。庖丁解牛，游刃有余，因为庖丁眼中目无全牛。中医这种所谓整体关联、天人感应、取法自然的理论，说穿了，实在是因为手段所限，达不到微观水平，就大而化之了。像天地万物和人体的对应，说是简单化也不为过。那天看到CCTV的中华医药节目：介绍一个医生治失眠。她用花生皮入药。理论是花生开花时昼开夜合，所以花生皮有助眠之效。看到此不禁拂掌大笑，说不如喝熊尿蛇血，此二物冬眠，一觉下去，不知能睡多少时辰。
作者：九二先生
时逸人先生是我国老一辈的中药专家，他在1953年出版的《中国药物学》一
书的自序中说：“余研究中药，始于一九一六年，……”。“余不敏，从事中国
医学近四十年，对于中药经验之所在，不敢自弃。因搜罗历代文献，兼及验案、
验方等，再加以自己历年经验之所得，撰成本书，付刊问世，以供临床治疗之实
用，并为研究中药者参考之资，以促进中医药之科学化。”
时先生书中的许多观点，笔者不敢认同。但做为老一辈的中医药专家，却比
较实事求是，不像现在的某些庸医，死抱着阴阳五行、虚实沉浮的玄学，鬼话连
篇。
现摘抄两段供参考。
（一）、说中医
“惟过去中医书籍以药味配合五色、五味、五行之学说，如‘色青属木，入
肝，色赤属火，入心，色黄属土，入胆，色白属金，入肺，色黑属水，入肾’；
以及‘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硷入肾’等，则殊觉不尽合理矣”。
“其他关于升降沉浮者，如‘轻虚者，浮而升；重实者，沉而降’。‘味薄
者，升而生；气薄者，降而收；气厚者，浮而长；味厚者，沉而藏；气厚味薄者，
浮而升；味厚气薄者，沉而降；酸硷无升，辛甘无降，寒无浮，热无沉’等，以
及‘凡药根之在土中者，半身以上则升，半身以下则降；药之为枝者，达四肢；
为皮者。达皮肤；为心、为干者，内行脏腑；质之轻者，上入心肺；重者，下入
肝肾；中空者，发表；内实者，攻里；枯燥者，入气分，润泽者，入血分’等，
此上下内外各以其类相从之说，皆有不甚合理处，今日自难信从。”
（二）、说虫草
“昔日医家认为本品夏日成草，冬日成虫，谓有阴阳双补之益。按之实际，
乃草本寄生虫体之故，对于人体殊少裨益。余旅川时，曾尝试多次，概无效果，
特为说明。”
谢广连 |
中华民族就像长期浸泡在了一锅混浊不清的中医汤药里，由于几千年来一直浸泡其中，已经适应并欣赏这锅汤药，已不再有喜新厌旧的情绪了，以致不知庐山面目。幸好一百多年来，不断有人爬出这口锅，虽不解汤内之物，却看见了汤药的混浊，看清了中医的混沌、荒诞，从而反对甚至倡导废弃中医，这其中有鲁迅、丁文江、傅斯年、反动的北洋政府和反动的国民党政府的部长高官(此二反动政府曾从法律上废弃过中医。)等等。可悲的是，这些明白人要解除长期浸泡在汤药中的其它无数同胞，尤其是受教育不多、缺乏基本的物理、化学知识和严谨思维逻辑的劳苦大众的“中药瘾”比转变宗教信仰还难，就如无神论者试图说服宗教信徒们其宗教信条是错误的，因而也就有对鲁迅先生所说“有意或无意行骗的中医”的巨大需求，以致于虽经一百多年的努力，尚以最近中国卫生部发言人的发言做了结论。
中国卫生部发言人称，“中医药既是我们的国粹，同时也是目前我国医药卫生领域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的优势和特色。在历史上，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和健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在现实生活中仍是我们解除病痛的一个重要选择。如果有这样的签名（废弃中医的）行为，那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现实生活中中医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无知和抹杀，我们坚决反对这样的言论和做法。”科学技术是没有国家、民族、阶级、社会制度特色的，如果一个“科学理论”或一项“技术”因国家、民族、阶级、社会制度而异，在一些国家、民族、阶级、社会制度有效，而在另一些国家、民族、阶级、社会制度无效或效果不同，那它只能是巫术。众所周知，物理学绝对不会有藏族物理学、汉族物理学、英格兰人物理学、日尔曼人物理学、俄罗斯族物理学、帝国主义物理学、正义物理学、邪恶物理学、无产阶级物理学、资产阶级物理学、社会主义物理学、资本主义物理学、白人物理学、黑人物理学，物理学对所有国家、民族、阶级、社会制度一视同仁，不会有任何偏爱和歧视。而且类似中医、草药医的医术在人类各个种族皆有，并非中华民族或汉民族所特有。再者，没有医学，人类种群也能繁演生存，而且在人类演化历史上，人类获得医学知识之前生存了几十万、几百万年，并且在生理上不断进步，完成了从猿猴到人类的进化。人类无医学知识的时代远长于有医学知识的时代。在无医学知识的漫长年代里人类繁衍生息不断，不曾受到无医学知识的影响。医学几为人类所独有，但其它毫无医学知识的物种却（健康地）延续了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亿年。生物物种（也包括人类及其中的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并不需医学知识。只能说中医药伴随了中华民族几千年，但很难清楚地证明中医对中华民族的进步做出多大的贡献。当然，正确的医药知识可以改善人类的健康和生活质量，而中医的正确性无法得到现代科学的证实。即使中医对中华民族有功，也未必继续使用它。长城对汉民族功不可没，可是，如果今天仍把它当着抵御外族入侵的国防设施，岂不荒唐！
中医最主要的依据之一就是古人的教导。不幸的是，生物是进化的、人类也是进化的，也就是说，今天的人比古人更有知识、更有智慧，反过来就是，越是古代的人越无知。人类的祖先是猿猴! 现在一个普通的小学毕业生比孔圣人的知识都要丰富得多。以现代的角度来看，古人缺乏基本的科学常识，其思维、理论、结论的正确性可想而知，如宗教信条。与现代的高科技相比，如航天技术，古人最伟大的建筑，如金字塔、罗马斗兽场、长城也不过是儿戏。所以，崇古是错误的、不合逻辑的、无知的、荒唐的。我们可以尊古，因为古人的成就在其当时的时代是辉煌的，而且我们现有的正确知识也是无数代人的点滴积累。但是，古人的结论必须用现代的实验和事实来验证，而不是全盘接受。现代生物学有一理论说，生物个体发育大体重演生物演化的全过程。古人的认识也就相当于一个人儿时的奇想。古代中医理论与石器时代古人的幻觉相差无几，是人类成年之前的幼年时期的奇想，是“北京猿人”的“理论”，不必太当真，不可当圣旨！
本人的专业为地质学，对中医的思考始于研究生时代偶然知道中国现代地质学的泰斗（本人做过他几年的助手，的确承认他是当时的泰斗、民国时期就是中研院的院士。）之一，也是中国现代地质学的鼻祖丁文江的学生，不信中医，也从那里知道丁先生不信中医。当时，我极为惊讶，因为我对中医的理解正如今天卫生部发言人所说。可是，他们是非常严谨的科学家，他们不会有宗教式的偏见或崇洋媚外。我逐渐发现从儿时就常听见的中医的冷、热、暖、凉、金、木、水、火、土与我熟知的所有地球物质和现象毫不相干，中医中所述的所有现象与脏器皆是不知所云，才觉大势不妙，进而确信中医与现代科学、基本的物理、化学理论风马牛不相及。按照中医泰斗邓铁涛（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89岁高龄时还出任国家重点基础研究“973”计划中一个中医项目的首席科学家、“中医理论基础研究专项”专家组组长的职务。这是一个悲哀！一个人随年龄增长，经验学识获得积累增长，可是另一方面他也不可避免地、无可奈何地、不断地落后于时代，相对于时代的进步变得越来越无知。）的说法，艾滋病鸡尾酒疗法是中国商代的水平，那么，卫生部发言人的水平也不过是我儿时的水平了。
中医的错误在于哲学、世界观、方法论、思维逻辑错误，如金、木、水、火、土、气、血之类的东西为何物，是如何发现并证明其存在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是基本的物理、化学理论，如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现代医学、航空航天技术等都从这些基本理论发展出来，而中医所发现的这些“物质”或“现象”却无从考证。反对中医不要陷入中药是否有效的泥潭。中药是经过一定的选择而拼凑的成分十分复杂的混合物，其中的一些成份对人体肯定会有某种作用(有效者如大麻，“神”效者如人血馒头式的虎骨、龙骨。龙骨为各种各样不同种类的生物的化石。)，或是正面或是负面的或没有明显的作用，只是其作用无法准确确定，一头雾水。就算是大米饭，也可以算是一种中药，因为它起码可治疗“身虚之病”，也就应了中医名言，百草为药，因为大米饭也来自一种草。所以，中药有作用就不足为奇了，只是没准。如果把现代医学当作对目标的精确打击，则中医就是用一堆脏弹、臭弹、哑弹对并不清楚的目标进行胡乱轰炸，甚至同时嘴上还念着咒语。这种胡乱轰炸难免有时对目标造成影响。中医常批评西医的“精确打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的“胡乱轰炸”则是“辩证治疗”、“标本兼治”。比如，对一个脑积水患者，西医采用“精确打击”，而中医则可能会采用给患者用中药洗脚，把脚上的“经络”末端清洗疏通就可以使脑积水沿“经络” 疏通流出。这就是中医药！一百个中医“医生”对同一个患者的同一种疾病的“诊断”可能会得出一百个或更多的结论，而用现代医学进行诊断则不会出现太多不同的结论。现代医学遵循基本的物理、化学原理（自然法则）和科学研究行为法则，其医疗行为及药品还遵循社会法律及标准，而中医药既不遵循自然法则也不遵循社会法则。现代医学行为是“法治”行为，而中医行为是“人治”行为。使用没有经现代科学方法与程序验证的中医药，就如未经试验就盲目地将宇行员送入太空，不顾人命。许多普通的食品尚须通过国家或国际标准检验，而人命关天的医药岂能敷衍!
若把现代科学知识体系及其论证程序比作一部法律，则这部法律一方面尚有漏洞，更有未论及的事物。对于法律未涉及的事物或行为，就无所谓合法不合法。科学本无缺陷，对于迷信来说，科学的缺陷就在于承认自己有缺陷、承认没有任何玄妙，任何理论与工程都经过具体的、精确的、扎扎实实的计算与验证，而不象中医那么理直气壮、神奇玄妙、博大精深、无所不能，仅靠察言观色就能明察秋毫。许多现代迷信都钻了这个空子。如果用科学的条款来审判中医，很容易发现它起码在行为程序上不合法。科学承认有未知领域，而中医正好认定它的行为领域、方式及结果是科学法律未涉及的领域，就如气功大师们宣称的种种稀奇古怪的所谓“气功现象”是科学所不能及的。中医认为中医所虚构的那些玄而又玄的气、血之类的东西是科学至今还没有发现的东西，而中医的先知们早在石器时代就已明确指明了，可见科学是多么的落后，这就必然会出现“鸡尾酒疗法是商代水平”的结论。所以，有关中医存废的争论，废弃中医的勇士们除了在民族主义方面被判败诉外，在实质辩论中也肯定赢不了，因为他们又陷入了一场类似与某些宗教的信徒们的争论。这场争论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如今还看不到何时可收场。要证明中医的错误必首先确立并承认科学法律程序和实验验证方法的唯一性。科学尚有未知的事物，但必须确认科学法则是人类研究自然的唯一并正确的“宪法”。用这一准则来判定对大自然的研究行为、对象及结论。一个合法的行为必须在法律程序上合法，而中医的错误首先错在不能在验证程序上合理合法，比如让中医们用现代的实验方法和程序来证明其行医所依据的“气”、“血”“冷”、“暖”、“寒”、“热”之类东西真实存在并且准确明晰界定，如电磁波、磁场、电场，虽不能肉眼所见，却能以实验证明其存在并有特定的特性，并且当今世界所有的电气设备与有关工程皆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显而易见地证实了有关理论及思维论证的正确性。
本人在今天之前不曾了解过其他弃中医论者的言论，仅从基于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理论（现代医学也皆基于此）的地质学知识推断中医荒谬。不料却正好与其他一百多年来弃中医论者不谋而合。我们很多人也忘记了或不曾知道一百多年来有这么多的仁人志士倡导废弃中医。我虽有心反对中医，却也不曾翻阅这方面的历史。只在听了卫生部发言人的高论之后，才抽空查阅网上资料，才知知道本人对中医的判断早已有之，而且大有人在。我等所谓的科学家尚且听之任之，何况普罗大众，只任由那些“有意或无意行骗”的妙手回春的神医们猖獗。可见，反中医勇士们还任重道远哪！
正确的处理中医的做法是将中医打包，向联合国申请人类非物质遗产，也就是将中医当作文物保存起来，就如对长城的处理，不能再当作军事设施使用了，但可作为旅游观光之用。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承认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中医这么一种奇想及奇特的思维方式。
中华民族的落后，很大一部分功劳属于中医式的思维及中医本身。中医思想已经渗入到了中国人的血液里、细胞里、基因里，根深蒂固。中国的落后表面上是科学技术上的落后，更深一层上是思维方式、逻辑推理的错误和文化上的偏差，导致没有发展出现代的科学。错就错在捕风捉影、笼而统之、以偏概全、以讹传讹的思维方式。中医对于现代医学（即所谓的西医），就像中国武术对于现代军事、气功对于现代体育、风水对于现代地质学与地理学、占星术对于天文学。试想，如果国人的武术能如义和团的勇士们刀枪不入，抵御导弹或用气功使导弹转向，那么我们的国防有多么的巩固而不需大量经费开支；如果国人的飞毛腿、轻功等神功发威，那奥运赛场便只是中国人的天下；如果中医能如其所说治疗癌症、甚至常见的过敏，那诺贝尔医学奖就不会有争议；如果中医药有效，在当前人类还面临诸多不能医治的病痛的时候，而现代传播手段又如此发达便利，世界各国当争先恐后学习甚至偷窃“中医药科学技术”，就如世界各国对待核武器技术，何劳中医们声嘶力竭宣扬中医有效；如果一切如此，洋人只能傻瞪眼，作为一个中国人会多么的自豪、安全、优越，何必舍近求远、劳民伤财去学习洋人那甲骨文式的符号与算式；如果国人的思维和文化没有偏差，中国何以落后，招致上二世纪的烧杀羞辱! 现在仍使用中医治病就如同军队试图用武术和气功来对抗他国的导弹与原子弹，能自欺却不能欺人。如果现在继续相信并使用中医及其思维方式，那它就是清末时期中国人头上的长辫子，是西装革履的中国人脚上未解下的臭裹脚布。中国人呀，尚需努力呀！
几千年过去了，中医体系好像一直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专家只是忙于考古，而非发展创新，如何适者生存？哪一天惨遭淘汰，我一点也不吃惊。
李钟琴 | 2006年9月13日
想当年，经过了高中炼狱，终于迎来了宽松幸福的大学时光。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喜爱，更是因为学业轻松整天闲得无聊，我忽然对中医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跑到书店买了《中医基础理论》（封面上标明是“高等医药院校教材”，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版）、《古典医著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等书，开始自学中医。
开始读的时候，感到趣味盎然。中医理论，熔入了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显得深不可测。如《内经》论述的阴阳五行学说，便令人仰之弥高，钻之弥深。应该说，中医理论在认识上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如其主张的“治未病”原则，在治疗过程中主张“治病求本”、“扶正祛邪”、“调整阴阳”等等，无疑是高屋建瓴的论断。但是，随着了解的增多，我却对中医产生了怀疑。后来便不再学下去了。
其实，早就有很多人批评过中医，甚至认为中医不是科学。如鲁迅在《父亲的病》一文中说，为治父亲的病，家里请了好几个“名医”，开的药方都有所谓“药引子”，而且药引子都稀奇古怪，有的是“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有的是“平地木十株”，还有位名医的药引子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鲁迅调侃道：“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药方中有一味“败鼓皮丸”。鲁迅解释说：“这败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清朝的刚毅因为憎恨洋鬼子，预备打他们，练了些兵称作虎神营，取虎能食羊，神能伏鬼的意思，也就是这道理。”可惜得很，这些“名医”们的灵丹妙药没起任何作用，鲁迅的父亲还是年纪轻轻就去世了。
此事对鲁迅刺激颇大，所以他骂道：“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他东渡日本学西方医学，不知有没有这个因素。后来，他还是弃医从文了。他认为，中国人太愚昧，与其医治国民的身体，不如先医治国人的思想。所谓东亚病夫，并非指中国人的体质不行，而是指这个国家虚弱多“病”，欲使国家强盛，当务之急是启迪民智。
鲁迅并非公开抨击中医的第一人。早在1879年，国学大师俞樾（号曲园，是章太炎、吴昌硕的老师）就发表了惊世骇俗的《废医论》，旗帜鲜明地主张“废除中医”。孙中山、胡适、梁启超、严复等人，也都主张“废医”。从此，中医进入多事之秋，西医在中华大地渐渐占了主流。
近几年，批评中医的声音又高了起来。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张功耀甚至批评中医不仅不是科学医学，而且也没有资格被称为经验医学。张先生说：“中医的绝大部分概念和陈述没有经验基础。诸如太阳、太阴、阳明、厥阴、少阳、少阴之类的概念在经验世界是不存在的。也有一些概念，表面上看似乎存在某些经验基础，但仔细分析后不难发现，它们脱离经验世界很远。药性的“五味”（辛、甘、苦、咸、酸）和“四气”（寒、热、温、凉）表面上看很有些经验的味道，其实它们不能在经验世界中得到任何解析。类似的还有“五脏”（心、肝、脾、肺、肾）和“六腑”（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都是不能被赋以任何经验意义的概念。另有一些表面上看属于经验世界的存在，但它的描述方式却不具有任何经验性，而且描述也不精确。”（见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一文）
应该承认，中医的许多概念和所谓经验，是凭想像杜撰出来的。本来是心脑血管病变，中医却命名为“偏枯”、“风痱”、“风懿”、“风痹”，总之是“中风”。到底中的是哪门子“风”？真是不知所云！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怎么会找到“病根”所在呢？找不到病灶病根，又怎么能治疗！肺结核在古代中国被叫做“痨病”，是传染性极强的不治之症。但是，中医在没弄清这个病的病灶、病因、病理的情况下，却开出了不计其数的“验方”，甚至有用“人血馒头”治疗的“偏方”。鲁迅在小说《药》中写的那个华老栓，就拿着馒头到刑场去沾烈士的鲜血，为的是治他儿子的“痨病”。好在到了六七十年代之后，西医用异烟肼、利福平即可轻松治愈肺结核。还有一种病，本来是自身免疫系统疾病，中医却起了个可怕的名字：“红斑狼疮！”让人误以为是皮肤病。这个被视为不治之症的疾病，如今应用自体骨髓移植治疗已经获得成功。按照中医的理论和实践，可能再过一千年也不会想到用骨髓移植的办法吧？
中医的许多概念和所谓经验是凭想像杜撰出来的，中药当然也少不了想像的成份。如用人血馒头治“痨病”，就纯是妄想。被中医视为“中药圣经”的《本草纲目》中就有很多想像的“灵丹妙药”。如李时珍在该书中记载：把别人自缢的绳子烧成灰兑水喝，可以治疗突发性癫狂，如果把这种绳子收藏二年以上，效果会更佳；将丢弃路边的烂草鞋烧成灰兑酒喝，可以治疗霍乱；将立春时的雨水收起来，夫妻各饮一杯，同房后可以生出儿子；将狗屎绞汁口服可以“解一切毒”、治疗小儿霍乱、心绞痛、月经不调、发背痈肿等疾病；甚至鞋底泥、猪槽垢、香炉灰、粪坑泥、洗脚水、裹脚布、月经布、内裤……都是能治疑难杂症的药。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都在《本草纲目》里作为能治病的灵药被记录在案。而这些荒诞不经的所谓药物，居然就有人奉之为圭臬。
可能有人会说，仅仅拿中医中药中的“糟粕”来说事，有以偏概全之嫌。我并非要将中医中药全盘否定，认为它不是科学。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和治病实践中形成的，有些经验还是有价值的，不能说一点科学性也没有。但我认为，中医中药只是人类医学发展过程中的初级阶段。
科学就是科学，何必分为东方科学和西方科学？民主就是民主，何必分为东方式的民主和西方式的民主？
西医是什么？原来是相对于中华医学而言的从西方传来的医学。西医并非指哪个国家的医学，不是美医，不是英医，不是法医……它实际上是人类共同的发达的医学文明成果！而中医是什么？显然指没有同现当代人类发达医学接轨的、中国土生土长的医学。将自己独立于世界文明成果之外，这本身就是狭隘的、固步自封的说法。
简言之，中医最显著的特点是望闻问切，中药最显著的特色是草药方剂。难道这是中国所独有的吗？非也！简单的望闻问切，原始的草药方剂，是世界上所有民族在其医学发展过程中必须经过的一个阶段。十六世纪以前，世界上所有民族都是用草药来治病的，那时人们还不会将自然界各种物质中的能够治病的有效成分提取出来，更不会合成药物，所以只能凭经验用原始的草药治病。一副方剂，有天然药物十几种甚至几十种，到底哪味药起作用，人们还无力深究。这些药物有哪些副作用，更是茫然无知！俗语说：“是药三分毒。”根据辩证观点，有正作用，必有副作用。经常看到电视广告里说：“纯中药制剂，无毒副作用！”这绝对是骗人的鬼话！中药不是没有毒副作用，而是中医一直没研究明白中药方剂有哪些毒副作用。
而且，草药并非中华独有的“国粹”。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埃及、古希腊用草药治病的历史要早于中国。19世纪50年代，法国考古学家在伊拉克发现的由20000多个瓦版残片组成的《尼尼微医书》，说明古巴比伦在公元前2100年就有了自己的医学著作，比中国的马王堆医书要早1900年。考古学家还从公元前16世纪的草纸书中发现了古埃及人使用的药方。
后来，这些文明古国使用草药治病的“医学文明”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医学的近代化、现代化。而中医中药却还停留在人类医学的初级阶段。我读过的那本《中医基础理论》，讲述的仍是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的学说。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医中药是人类医学的“化石”，是人类医学的初级阶段，还保留着其原始的特征。
其实，中医中药两千年来停滞不前，也是必然的。古代中国在科学领域，一直就是停滞不前的，这是因为中华帝国两千多年的独裁体制，遏制了人的创新能力。专制不仅是民主的大敌，也是科学的大敌！五四运动之后，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这才进入了国人的视野。要知道，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一直用油灯和蜡烛照明。如果我们全面排外，拒绝人类文明的各种成果，那么，我们还在点着油灯，没有电话，没有空调，听不到广播，看不上电视，用不上电脑，坐不上汽车、火车、飞机、轮船……中国在科学领域全面停滞、落后，医学难道会例外吗？我不信在茫茫沙漠之中，会孤零零地长出一棵参天大树来。
中医中药的落后，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有人说，中医可以作为西医的辅助治疗，而且可以在治疗疑难杂症方面大显身手。至于有多大的辅助作用、到底能不能治疑难杂症，那就只有鬼知道了！我们不能说作为人类医学初级阶段的中医没有一点存在的价值，更不能说它没有一点科学性。但在别人已经用上明亮的电灯的时候，我们何必还抱着油灯不放？
文：天涯
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再次炮轰中医，据羊城晚报报道，谈起中医、气功等他所认为的“伪科学”，何祚庥依然心直口快，尽显反对“伪科学”的斗士风采。在广西大学作报告时公然宣称陈晓旭就是被中医害死的。这就是何祚庥，什么时候都对自己的观点充满自信，用无可置疑的、甚至有点固执的口气宣扬自己的观点，即便面对的可能是铺天盖地的质疑甚至谩骂。
科学讲的是实证主义的逻辑，何老院士一贯是倡导科学的。纵观近期何老院士的 言论，特别是他拿陈晓旭说事，既无证明，也无逻辑，实无科学而言。科学是用来研究问题的，不是打人的棍棒。何院士说话无理智性可言，信口开河，作为一个物理学院士说出这种无逻辑、无根据的话，真让人难以相信。如果说中医害死人，那么每年死在西医院的人，你为什么不说是西医害死他们呢？
何院士的一番论调，证明他更看重院士赋予他的名，而忘记了作为科学家如何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事物。如果说中医不好的话，为什么韩国要和我们争？如果没有中医的话，中国5000年文明将在哪里？作为一个学者，把老祖宗的瑰宝当成垃圾，是崇洋媚外吧，我想这也陷得太深了。目前有一种现象，我们老祖宗的好东西，自己人不认可，而常常被许多外国人当作宝贝，真是国人悲哀啊。我们要国际主义，更要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看事物要一分为二，何院士应该学过辩证法。明星之死与其病情发现过晚有关，西医也没有办法，怎么能怪中医。以何先生的身份，是不应该满嘴跑火车的。世界之大，学科之多，你才知道几何？不能用你的名头吓人。否定中华医学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院士也不是全才，不要把对自己研究领域以外的议论当成真理。不过中科院也应对院士们进行些基本素质教育，现在教育界可正在推崇素质教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请何院士不要忘了这句古训，暂且还称你为院士。
中医、西医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有些病西医无能为力，而中医却手到病除。所以，我们既不能崇洋媚外，也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何院士对中医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肯定是错误的。试问：西医引进之前，中国人靠什 么治病？难道都是靠自身的免疫力，丝毫没有中医的功劳？我比较赞成中西结合，优势互补。任何事物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中国几千年来只有中医没有西医，难道华佗，钟思邈都是骗子？现在世界各国都在研究中医，你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院士却在侮辱中国国粹，你到底想做什么？
何老是不是觉得自己无人问津，深感寂寞了？还像科学家吗？还像中国人吗？看来何祚庥院士不仅是一个搞物理研究的，而且还是一个靠“嘴”混饭的，可以理解，这年头“名人”都得靠“嘴 ”，否则不能提高知名度。
dasdas8452 | 2006年9月12日
中医是不是科学，这样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中国已经争论了一百年。一个具体的、常识性的问题，又不是什么尖端理论，一个民族一百多年找不到答案是很奇怪的。任何参与过这场讨论的人都有一种印象：这根本不是什么理论的探讨、不是正确与错误的争论，而是一场义气之争。坚决要求取缔中医者，如胡适、鲁迅、李敖以及我das之流，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宣扬一种正确的认识问题的方法，善良的人们过分相信经验而丧失了批判的能力，中国大部分问题的症结概由于此。而陈果夫之辈拼命确保中医者，除了那些靠中医混饭吃的江湖骗子，大部分人也是在坚持一种信念：科学是不完备的，在科学的认知范围之外，还有广大的未知领域。中国传统国粹博大精深，早就抓住了这些未知领域的根本，若干年之后现代科学必将向中国传统国粹回归。就这样中医问题就和思想启蒙搅在一起，本来并不复杂的问题复杂化了。
国人传统思维定势是如此根深蒂固，这个问题不解决，再高喊什么民主、自由、科学、理性、正义、公平、法制、和谐等等，统统都是扯淡。 Das再冒天下之大不韪，也来谈谈中医，也来谈谈科学，也算告慰胡适等等前辈的在天之灵。想开骂的人就省省心吧，我das早就狗血喷头惯了，但是无论你怎样骂我，请记住：我仍然爱你！
科学的定义过于学理化，而且容易引发争议，das描述一下科学的最基本特征就足够了。以下给出科学的一些重要的必要条件。满足这些条件的理论不一定就是科学，但是科学的理论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1、科学必须具有潜在的可证伪性。意思就是说，也许科学理论是不可证实的，但是必须是可以证伪的。比如相对论，就是一个很好的科学理论。它有大量的观察和试验的结果支持。但是你、或者其他任何人，只要通过理论证明以太存在，或者通过实验证明光速不变性是错误的，就可以推翻全部的相对论，全世界的科学家立即就会拥护你而反对爱因斯坦，而你，不再需要其他任何争论和解释。迷信是不可证实的，这一点与科学很相像，不同的是迷信是不可证伪的。你说你昨天夜里见鬼了，这是不可重复的实验，我无法证伪。牛顿说两个有质量的物体之间一定有引力，只要满足实验条件，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重复试验。如果重复实验中没有发现引力现象，就可以证明万有引力定律错了。
2、寻找反例。科学承认自己无知，承认科学理论中有许多漏洞，承认在任何科学领域都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和发展。最伟大的科学英雄不仅是那些发明科学理论的人，还有那些发现科学漏洞的人。二十世纪初，一些科学家发现经典物理学必将导致黑体辐射总能量无穷大的荒谬结论，从而引发了量子力学革命。那些发现荒谬的人和为量子力学奠基的人历史地位同样伟大。迷信与科学的一个重要区别是：迷信拒绝寻找反例。迷信一开始就提出决定性的结论，并认为自己是全知全能，完全正确的，对一切相反的事例视而不见。巫婆神汉说跳大神能治病，并能列举出一大串跳完大神以后病人痊愈的事列，但是跳完大神以后病人死了的事列更多，巫婆神汉不会也不可能认真寻找原因，改进和提高自己跳大神的技术。
3、还原法。科学经常被人攻击为不完善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还原法。还原法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尖锐对立。还原论的突出表现是：尽量简化条件、分割对象，做可控制的实验，不断用下一层次的规律揭示上一层次的规律，解释上一层次的现象。并认为下一层次更具有根本性。很多小媳妇生过小孩以后发高烧，中医认为是“受风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空气的流动会使生小孩的小媳妇发烧。西医认为是细菌感染，可以从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学这些下一个层次的科学理论解释的清楚明白。单单这样一项解释也许并不比巫婆神汉的理论更具有说服力，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任何一个小小的科学分支都是与全部的、庞大的科学理论体系相联系的，这其中的联系，是完全的、充分的相协调的，没有任何内在的、逻辑的矛盾。谁在科学体系中发现哪怕一个最小的矛盾，都会成为伟大的英雄而被载入史册。你不能发现小媳妇发烧的病理学解释有任何逻辑的瑕疵，还可以对病理学本身提出疑问，他又可以有生物化学这下一个层次的科学理论解释，仍然没有任何逻辑的瑕疵，这样一步一步推导下去，最后所有的问题都会归结为牛顿力学、量子力学、相对论以及能量守恒定律。你对这些最基本的科学理论仍然有疑问，我暂时找不到更下一层的理论，但是这些理论有大量的观察、试验在后面支持，最为重要的，迄今人类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件与之相矛盾的事实。，因而，你可以怀疑，却没有任何抛弃这些理论的理由。
好了，上面列举了科学的一些重要性质。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科学是现代意义的，狭义的科学。与李约瑟《中国古代科技史》所称得“科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那是广义的，包含了，甚至主要是指无理论支撑的、盲目而偶然的技术进步。国粹主义者最强大的武器就是偷换这两个概念。
现在我们可以来谈中医了。中医可证伪吗？不能。再好的手术刀，再大的显微镜也找不到奇经八脉，他说这味中药入手少阳胃经，你找不到这个经，怎么证伪？只好听他胡扯。你找他理论的依据，他说这是古人说的。古人怎么知道的？他就用一种威严而睥睨的眼光看你，让你心虚，殊不知，心虚的正是他自己。中国传统理论认为历史是倒退的，古人是最聪明的、最有学问的，几乎到了半人半神的地步。屁大一点小事都要到古人那里找依据，引经据典可以把你搞得三魂出窍，找不到北。古人没有说过，就可以认定你是胡说八道，不需要其他依据作补充。这种状况现在已经有所转变，但是骨子里仍然遗毒甚深，不信你看看关天论坛，这是我目光所及，国内最具理性的一个阵地，但是仍然有一大半人说理的依据不是理性和逻辑，而是引经据典，把古人、权威、多数人的看法作为论据。认真听 das一句话，这些人的看法，大部分都是垃圾。
咱也来个引经据典：希特勒找一帮人写了一本书，《一百名德国科学家证明爱因斯坦错了》，有人拿给爱因斯坦，老爱笑得屁股疼，说：证明我错了不需要100个科学家，一个就足够了。
言归正传，中医会主动寻找反例吗？不会。中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医者治病，不治命。治死了算你倒霉，是你的命运，由老天爷负责。什么原因死的，有没有可能避免，怎样避免？这样科学式的追问中医从来没有。当然，就是问了也没有用，治好它不知道为什么好，治死当然不知道为什么死。中医与科学的方式正好相反，与巫婆神汉倒是毫无二致：治好了就是法力无边的证据，治死了视而不见。其实大部分疾病不治也会好的，大部分人一辈子都要得几十、几百次病，不一定每一次都要死。假如你一辈子得120次病，不治的话，最后一次才会死，现在你改变一下方式，每一次都找中医治疗，这老家伙每次给你下一点毒，结果第一百次就把你毒死了。这老家伙照样可以到处夸耀，夸耀什么：我老人家法力无边，治愈率为99%，不信你看那个倒霉鬼，我给他治愈了99次，最后一次他才死！
中国人吃了几千年的中药，平均寿命一直在三四十岁。中医科学了几千年，怎么就不能延长人的寿命？如果中国人现在仍然吃中药，加上环境污染、激素泛滥、生活紧张、假药流行，平均寿命一定不会超过三十岁。现实是：抗生素来了，延长寿命二十年，其他一大套西医技术、药品，又延长了将近二十年，扣除环境污染因素，实实在在的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快到七十岁了。如果仍然吃中药，大部分中国人早就死了。
中医的理论是阴阳五行、脏府经脉。这些玩意看不见，摸不着。我不说它穿凿附会，自欺欺人，最起码，与还原法挂不上边。中医是不是科学？是不是李约瑟所说的广义的科学，我暂时不下结论，那又要费一番口舌。最起码中医与我说的狭义的科学是尖锐对立的。
中医废除不废除是无所谓的，虽然治不了病，一般情况下，也很少当场毒死人。最多养活几个江湖骗子寄生虫，中国还是有这个经济实力的。反正现在得了大病，有生命危险了，谁也不会去看中医。中医成不了大患。但是我们必须从观念上废除中医，中医后面一连串的认识论垃圾实在害人不浅、害国不浅。日本鬼子虽然愚蠢，却知道破除垃圾观念从医疗科学化开始，百年来中国的思想先锋像一群没头苍蝇，向任何可能的方向撞击。结果，思维定势没有打破，自己先歇菜了。只要集中火力冲破了中医这一僵化思想的外在代表，就占据了制高点，后面就“犹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终结中医，这是我们这一代废物能够做到的。若干年以后我们可以向后人交待：虽然我没有给你留下自由，至少我也没有给你留下中医！
张功耀 （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长沙，410083） | 2006年9月8日
我的《告别中医中药》一文公开发表以后，终于打破了“中医神圣”的思想禁锢。就像“个人崇拜”走下神坛一样，中医也终于走下了神坛。
万事开头难。在经历了长期的思想禁锢以后，重新提出这个问题不容易。要把在医学领域开启民智的工作做得比以往更有成效，更加不容易。尽管 “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一半”，但是，我们并不能满足于提出问题，而应该把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本文尝试从另外四个角度提出告别中医中药的必要性。
以资源有效利用的名义
最近网络上出现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指责。这个指责明显来自中医界。它埋怨我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过分依赖西药，没有充分利用中药。其闪烁其词的含义是，如果让志愿军都吃朝鲜的人参，就可以使志愿军取得更好的作战成绩。同样，如果在志愿军的医疗队推行中草药救死扶伤，前线将士就不会那样缺医少药了。
这个指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按照这种指责，当年白求恩和柯棣华来华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真是大不该。中国有的是“华陀在世”“岐黄复生”的中医，难道还缺他们两个西医？中国“药材遍地”，难道还缺白求恩和柯棣华带来的那些西药？
但是，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知道，无论从战争的角度，还是从日常保健的角度，全世界（包括中国）都可以没有土著旧医，却不可以没有西医。那种试图用人参维持士兵的精力，用草药治疗枪伤，用跌打丸恢复肌肉扭伤的想法，实在是过于幼稚，而这种幼稚是在以整个国家的命运为中医的苟延作赌注。
既然我们已经不可以没有西医，从“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个原则出发，我们在医学发展的战略选择上，就应该理直气壮地全力发展西医，努力减少中医对我国医学资源的占用。没有这个战略选择，中国的医学还将继续落后。
众所周知，中医没有实验基础，也拒绝国际通行的“双盲法”标准。我国在机械制造，电子设备等所有可能的领域，都在努力执行国际标准，唯独在人命关天的医学领域，由于中医的干扰，至今还没有迈开向国际医学科学标准看齐的步伐。甚至在西医实践中，也还渗透许多中医的思维方式，在西药制造业中依然保留着“雷公炮制”的传统。
如果读者留意的话，大概不难发现，凡是西医无能为力的地方，中医都自认为可以“大显身手”。这是中医取得大量国家资源的基本说词。稍后笔者将论述，这种“自我吹嘘”是违背国际医德标准的。就操作层面说，由于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在其管理和发展道路的选择上，长期游离于国际标准之外，让中医的 “自我吹嘘”钻了这个漏洞。大的范围不说，单是为了子虚乌有的“经络”两个字，我国为它给付的医学资源已经不计其数。当今我国医疗保险经费捉襟见肘，可是，为了这两个毫无医学和生理学意义的概念投巨资，我们的科技官员居然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这么巨大的资源消耗，纳税人得到了什么呢？可以说，连可供阅读的文字都没有看到，更不用说可以重复的实验证据了。这样占有医学资源，是对整个中华民族有利，还是对“研究者”骗取科研经费有利，难道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其实，稍微有点医学进步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医并不具备它所吹嘘的可以解决“疑难杂症”的能力。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中医生敢于把他解决“疑难杂症”的诊断标准和治疗方法公之于世，接受世界医学界的检验。事实上，中医对疑难杂症“有效”的奥秘差不多都能得到“治疗无效”的说明。其中，疾病的 “自愈性”、“自缓性”、“趋平均性”，以及治疗过程中的“安慰剂效应”，还有医学个案总结上的“统计心理学错误”，都可能成为“中医有效”的解释基础。 1933年，江苏的宋国宾医生说：“为名医易，为良医难”。一个“自愈”或“自缓”的病例，可以使一个庸医在一夜之间成为“名医”。可是，如果要他说出这些疾病的康复与他的治疗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即成为一个敢于讲真话的“良医”，则这个“名医”未必就有十足的勇气和能力了。
中医吹嘘比西医“优越”的一个奥秘，是中医一再掩盖治疗过程中的“安慰剂效应”。稍微懂点逻辑学和医学的人都知道，不是任何一个“治疗在前，康复在后”的过程，都是“由于治疗而康复”的过程。遗憾的是，这一简单的道理，中医界居然拒不承认。为了自我吹嘘和标榜，他们硬是不厌其烦地欺骗患者，把安慰剂效应解释为治疗效果。
常识告诉我们，一个疾病缠身的人，只要有人经常去看他，他都会感觉到好一些。如果还有人能够牵着他的手，与他推心置腹地交谈些他所关心的事，其安慰剂效应会表现得更加明显。同样道理，如果某个人的疾病在尝试了许多西医方法依然颇感无能为力的时候，突然一位自认为可以治疗疑难杂症的“名老中医”来到他的身边，这位“救星”所能创造的安慰剂效应会比一般人的牵手、抚摸、聊天所产生的效应更加明显。如果这样的安慰剂效应与疾病的自愈（或自缓）叠加在一起，这就足以造就一个“中医胜过西医”的个案了。
这样的安慰剂效应，在以往的医学科学中是没有办法解释，也没有办法证明的。循证医学的兴起，使我们已经有了判断治疗是否有效的方法，我们却依然对这种“中医有效”执迷不悟，那就不是医学不发达，而是我们的是非观念过于陈旧和不开化了。
中医占有国家医学资源那么多，始终未能取得可以替代西医或补充西医的成就，继续让这种不科学、甚至反科学的中医占有我们的医学资源，这不是浪费，又是什么？因此，为了确保我国医学资源的有效利用，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不再把我国有限的医学资源分配给那些拒绝接受国际医学标准的中医项目。
以向国际医德标准看齐的名义
中医是由远古的“巫医”经过儒门弟子的标榜而形成“儒医”的。由于儒的核心是“仁”，于是，这种“儒医”又被自我标榜为“仁术”。但是，由于中医在其理论与方法上的反科学特征，使得中医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不可能遵守国际通行的医德规范。
第一种国际医德：不要登广告自我宣扬。
1949年10月，世界医学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国际医德守则》（俗称“伦敦守则”）。其中“医生的一般职责”规定的第一条医德就是，“不要登广告自我宣扬”。据笔者所知，这条国际医德标准，只遭到了美国贸易委员会的质疑。为了确保医疗、药品和医疗器械部门和个人的自由贸易权利，美国贸易委员会在与美国医学会谈判以后，制定了美国执行这个国际医德标准的修正原则。美国的修正原则规定，所有医疗广告，除价格、电话号码、招牌、个人名片、住址外，任何比较性言论、推荐书、经验介绍、对医疗技术的直接吹嘘和暗示性吹嘘，都是严格被禁止的。显然，这条反对“自我宣扬”的国际医德守则，中医是绝对做不到的。原因是，中医没有有效治疗的实验基础和医疗统计学基础，只得靠宣扬个案来吸引患者，并以此维持其经营。于是“华陀在世”、“岐黄复生”、“药到病除”、“妙手回春”之类的标榜和吹嘘，几乎充斥了每一个中医诊所，甚至每一个中医医院。可见，保留中医中药，势必在我国医学领域保留自我宣扬恶习。要在医学领域扫荡这种自我吹嘘恶习，执行国际医德标准，就必须告别中医中药。
第二种国际医德：公布新发现或新疗法时不得草率行事。
这是《伦敦守则》中“医生的一般职责”中所规定的第三条国际医德。这一条医德标准，中医也是绝对做不到的。
我们随便翻开一些医药广告，取得医疗“新方法”、“新突破”的往往都是中医。尽管没有任何实验依据和临床依据，自我标榜能够“解决疑难杂症”的也都是那些中医。几乎所有西医无能为力的病症，中医都自认为有办法。一付中药方剂，胖子服用可以减肥，瘦子服用可以增重，中医生都敢于在大众媒体上公开宣扬。难怪人们说，没有中医生不敢吹的牛，也没有中医生不敢试的药。由于中医延续了近3000年的草率恶习，患者成了中医草率从事的试验动物。
中医的草率是由中医的基本方法决定的。如果我们要求中医按照国际医德规范改变其草率恶习，责令它公布新发现和新方法之前都要写出有效成分的分子式，进行有效治疗的药理分析，测定其安全使用界限，指出其不良反应和预后，这在中医里边是完全不可能的。可见，不告别中医中药便不能结束我国医学领域里边的草率恶习。
第三种国际医德：按照病人希望懂得的语言介绍诊断、治疗和预后。
这个医德规范是由“病人权利”的法律规定中派生出来的。按照国际上普遍接受的“病人权利”法律规定，病人有权拒绝在医生对诊断、治疗和预后表述不清，或表述之后病人不懂的情况下接受治疗。无庸讳言，在我国汗牛充栋的医疗卫生立法中，还没有关于“病人权利”的专项立法。因此，这种医德规范还没有在我国推行起来。但是，一个负责任的文明国家，应该理直气壮地推行这种医德。
这个国际医德标准，中医也是没有办法执行的。
最近，我国学术界冒出一个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设想，建议中医和现代医学进行“对话”。众所周知，要实现两种语言之间的“对话”，就要找到这两种语言互相对译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两种语言表达相同的指称。根据这个逻辑要求，中国的“春分”可以与欧洲的spring equinox“对话”；中国的“冬至”也可以与欧洲的winter solstice实现“对话”；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尾宿”与欧洲古代天文学的“天蝎座”也可以“对话”。但是，要让中医概念与西医概念进行“对话”，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读过一点中医著作的人也许清楚，要让中医与我们本民族的日常语言进行“对话”也是不可能的。比如，中医生这样告诉病人，“你的病属于气血两亏，需要补气和补血。”可是，把“气血两亏”表达成日常语言的诊断含义是什么？把“补气”和“补血”表达成日常语言的的治疗含义又是什么？难道“气”也是可以“补”的吗？“补气”究竟是补什么？估计中医生永远都不可能把它表达成可被无歧义交流的日常语言。一个不能表达成可被患者理解的日常语言，怎么可以贯彻“按照病人希望懂得的语言介绍诊断、治疗和预后”的国际医德呢？
事实上，还有许多国际医德标准，在保留中医中药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贯彻的。一个负责任的文明大国，不能让中医以任何理由凌驾于国际医德标准之上。因此，为了纯洁我们的医德，我们必须彻底告别那些妨碍我国医德改良的中医中药。
以弘扬科学精神的名义
大致说来，中医科学精神的缺失，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学风漂浮，囫囵吞枣，错把伪书当经典。
众所周知，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前，中国曾经有过百家争鸣的局面。可惜，这个局面的重点在于“鸣”，而不在于“争”，谈不上真正意义上学术研究。由于“鸣”脱离“争”，许多思想和方法没有得到及时修正，使得这个百家争鸣留下了许多不良的思想隐患。南宋文献学家郑樵曾经这样评价百家争鸣：“仲尼既没，先儒驾以妖妄之说而欺后世。后世相承，罔敢失坠者有两种学：一种妄学，务以欺人；一种妖学，务以欺天。”（《通志略·灾祥略第一》）有史家认为，这大概就是秦始皇焚书坑儒而又不绝儒学的重要原因所在。
秦朝灭亡，“欺人”“欺天”的妖妄之学日盛一日，手法也多有翻新。自西汉初年开始，中国学术界便有伪学泛滥。伪托圣人或神仙之名伪造经典，就是这一时期伪学泛滥的最大特点。汉初，《易经》传了三部。有用三十六策的“连山易”，也有用四十五策的“归藏易”，还有用四十九策的“周易”。不知何人，伪托孔子之名注“十翼”。于是，《周易》得以相传。《连山易》和《归藏易》便销声匿迹了。《诗经》也相类似。战国有鲁、齐、韩“三家诗”。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汉初还能“三家诗”并立为学。后来，毛苌氏以“得子夏之传”的名义将“毛诗”立为正宗。其它三家诗便不再有传。凡此种种，代表了西汉以来我国学术界的一种坏风气。
最初被学者揭发为“伪造经典”的是《古文尚书》。
《尚书》原初成书于妖妄之说盛行的战国时代。当时就有多种版籍流行，伪书颇多。秦始皇焚书时，尤以《尚书》遭焚最绝，原因就是《尚书》的伪书太多。西汉时，古本《尚书》再次出现，并被标榜为《古文尚书》刊行。然，这本“新发现的”《古文尚书》多有伪诈。东晋时，梅颐在充满伪诈的《古文尚书》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伪造。他先把当时流行的25卷本析成33卷，自己再增加25卷，凑成传说中的58卷，敬献给朝廷。后人不查其中的伪诈，却多以此书做点校和阐发，谬种流传1200年。直到清朝，阎百诗（1636—1704年）作《古文尚书疏证》八卷，才对梅颐所献的《古文尚书》辨出伪迹。从那以后，中国学术界才对古代流传下来的典籍保持着一些警觉。
然而，好景不长。阎百诗先生这种对古代经典保持一种批判头脑的精神，没有流传下来，以至于现在我国某些自以为是的“学者”依然做了许多囫囵吞枣，谬种流传的事。近年来，我国学界风潮尤浮，那些涉世不深的青皮后生当然就更加辨不出真伪了。
事实上，流传至今的《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扁鹊难经》比《古文尚书》更伪。要把这三部书的伪造劣迹全部阐述清楚，不是本文的旨意。现选择《黄帝内经》略述于次：
《黄帝内经》究竟成书于什么时代，至今无考。流传的说法称它初成于战国。这个结论仅仅来自宋代一些文人的捕风捉影，没有半点佐证。如，林亿说：“非大圣上智，孰能知之？战国之人何与焉？大哉《黄帝内经》十八卷，《针经》三卷，最出远古。”这个论断把《黄帝内经》的成书说到远古去了，却毫无根据。邵雍认为：“《素问》、《阴符》，七国时书也”；程颢认为：“《素问》书出战国之末”；司马光认为：“谓《素问》为真黄帝之书，则恐未可。黄帝亦治天下，岂终日坐明堂，但与歧伯论医药针灸耶？此周、汉之间医者依托以取重耳”。这些说法至今都没有证据。也有另一些学者认为，《黄帝内经》是由战国时期出版的某些“医学单行本”缩编而成的。可是，我们至今不能从战国流传下来的文献中找到曾经刊行过“中医单行本”任何蛛丝马迹。联想到《周易》作者、孔子和列子都曾经反对“医”和“巫”，基本可以断言，《黄帝内经》不可能出在战国。它大概与《古文尚书》相类似，是汉代的某些读书人伪托黄帝之名捏造的一部不入正流的伪书。
这部书对中国古代医学思想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但在中国哲学史中则没有什么地位。国内一些严肃的哲学史家对这样一本书的哲学价值，基本采取了避而不谈的态度。冯友兰先生洋洋140万言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不谈，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也不谈，以治《中华文化史》闻名的柳诒徵先生也不谈。但是，医学史家似乎是不得不写这本书的。但是，在涉及它对中医思想产生影响的评价方面，史学家却多闪烁其词，很少有人明说。唯独我国学术界的青皮后生，胆子相当大。一些大哲学家、大科学史家避而不谈的问题，青皮后生们却敢于去做任何断言。科学史家还没有确认其科学性的著作，居然被一些青皮后生冠上了 “博大精深”和“超科学”两顶桂冠。真是后生可畏！
《黄帝内经》是不是“博大精深”，是不是属于“超科学”，笔者已有明确的分析。事实上，单是把这本伪书混乱的成书过程写清楚，就可能是举全国罄竹都不够的。其中，造成混乱最严重的便是唐代（按：查郑樵《通志略》当为晋代，或梁唐晋汉周之“唐”，目前暂按流行说法表述，容笔者将来考订清楚）王冰注解是书时的任意加减。王冰，别号“启玄子”，这个名字就说明这个人喜欢玩弄一些玄秘的造作。他自我宣称“精勤博访，历12年”，“兼旧藏之卷，合八十一篇”。令人遗憾的是，所有经王冰增加的内容，在古代文献中没有留下半点痕迹，甚至连目录都没有。由于编撰上的混乱，《黄帝内经》的版籍也五花八门。流传到梁朝的《黄帝内经》只有9卷。王冰把它补充到81篇24卷。这个本子，曾经北宋校正医书局校订，编为太医局的“标准本”。可是，到了元代，这个“标准本”又被搞乱了。元代刊刻的“古林书堂”《黄帝内经》本计为12卷。明代《道藏》本《黄帝内经》是50卷。如此混乱的编修和版籍，在我国古代正流典籍中极为罕见。如果《黄帝内经》是一部正流著作，它是不应该这么乱的。这也从反面证明，《黄帝内经》是一部不入儒学正流的伪书。
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部成书和思想都十分混乱的伪书，在我国有了一定的科学普及以后，竟然被吹捧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朵奇葩”的地步，其科学精神之缺失令人惊讶！
二、囿于书卷，轻视实践，热衷于华而不实的自我标榜。
所有古文明地区的人民，都曾经探索过征服疾病的方法。而且，所有这些民间土著医术都来自实践，理论形态都十分朴实。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也同样进行过类似的探索。我国这些朴实无华的民间医术，儒医们轻蔑地称它为“草医”。
草医是典型的经验医学，而中医则毫无经验基础。事实上，中医一直轻视实践经验，却热衷于一些华而不实的标榜。几乎所有经儒医标榜的中医中药概念，都不能还原到实践中去。由于中医中药的基本概念是标榜出来的，没有实践基础，因而读者也不可能从中得到任何可以自圆其说的“甚解”。这也更加助长了中医界不求甚解的学风。
比如，儒医用“寒、热、温、凉”来标榜中药的“四气”，就非常滑稽。对此，宋人宗奭曾经提出过批评：“凡称气者，是香臭之气。其寒、热、温、凉是药之性也。四气则是香、臭、腥、臊，……则气当改为性字，于义方允。”尽管李时珍也赞成宗奭的说法，却因“自素问以来，只以气味言，卒难改也”。于是，只好将错就错，一直错到了今天。其实，即使宗奭和李时珍有勇气把“四气”改为“四性”，也依然属于不求甚解的自我标榜。因为，他们不可能得到最起码的经验还原。不用在深入的实践领域进行概念还原，当就在“寒”与“凉”“温”与“热”之间做出经验划分，也是不可能的。这还不够，历代儒医对中药概念还进行过更多的标榜。仅李杲一人，就在气味之外增加了“阴、阳、厚、薄”；“升、降、沉、浮”；“四时宜忌”；天之阴、阳、风、寒、暑、湿、燥、火、三阴、三阳“上奉”；地有阴、阳、金、木、水、火、土、生、长、化、藏“下应”；总计不下百余个概念。所有这些标榜，既没有实践基础，也不能在实践中还原，从而在中医界培养了一种轻视实践，热衷于概念游戏的恶劣学风。
由于儒医是自我标榜出来的，不是像民间草医那样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因而，儒医使用的治疗方法（包括药剂和针灸），都没有实践依据，至今中医也没有胆量将他们所谓“有效的方法”做普遍性的实践还原，接受实践的检验。儒医轻视实践，热衷于华而不实的自我标榜，只是为了造成一种“我懂” “你不懂”的心理差异，从而从根本上打击民间“草医”。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医实际上是扼杀“草医”的罪魁祸首。至于儒医们对自己所标榜的东西是否真懂，绝没有接受实践还原的可能。
我们不能要求古代医学提前达到科学的境界，或像某些人所说，用现代科学的标准来要求它。但是，我们希望它重视实践，放弃自我标榜恶习，使任何中医中药的概念都能够在实践领域给以清晰的说明。这应该是不过分的。遗憾的是，中医界自我标榜的恶习至今没有丝毫的改变。
三、捆绑祖宗，狐假虎威，不思进取。
人类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并不是一开始就走上了科学的道路的。但是，任何一种对外部世界的可靠认识，都必然是发展的。随着实践的深入，人们的认识也将逐步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进步。人类不能穷尽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但是，人类必须逐步深化和扩大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范围。可是，中医中药理论则不然，它一直没有寻求到自我进步的路径。就像“脏腑”那样最基本的中医概念，在已经有了较为完整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的今天，依然没有弄清楚。甚至，脏腑究竟是“从形”，还是“从理”，脏腑的“理”是否存在一个“形”的基础，就连中医泰斗也答不上来。
由于中医轻视实践，逻辑上不能自圆其说，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在理论竞争中遭受被废除的厄运。用当今比较时髦的话语说就是，中医不可能不丧失其“话语霸权”。
可是，儒医是读书人创立的，不应该被那些识字不多的草医们耻笑。为了维护儒医们的面子，保持其对于草医的“话语霸权”，儒医便玩弄了另外一种手法，把自己的歪理邪说与祖宗名份捆绑在一起。查中国学术史上，几乎所有歪理邪说，除古代医家外，还有阴阳家和神仙道术，都热衷于捆绑祖宗，即把自己完全不能成立，或不能形成竞争力的自我标榜，都伪托“黄帝”或“神仙”的名份来欺骗世人，强制推行。他们捆绑祖宗的所作所为，丝毫没有荣耀祖宗，相反却严重亵渎和沾污了祖宗。他们既不通过实践来深化和发展自己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更不在理论的逻辑严密性上做精细的努力，却试图通过捆绑祖宗把经典伪造和学术欺骗的错误贯彻到底。一切有觉悟的知识分子都应该起来扼制这种坏风气！
因此，为了弘扬科学精神，扫除我国学术进步道路上的恶劣学风，把人命关天的医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我们有理由告别中医中药。
以紧跟医学科学进步的名义
就现有的医学进步水平而言，人类已经进入了分子时代。它使人们对疾病的认识与控制方法，由细胞层次进入到了分子层次。这个分子层次的医学，致力于发现控制细胞行为的分子，弄清基因异常与疾病之间的关系，通过检查和纠正这些异常基因对疾病进行诊断、治疗和预防。20世纪90年代以来，分子医学的成功为我们展示了五个方面的发展前景：
一是早期诊断。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前总统汉弗莱1967年发现膀胱上长有一个不起眼的肿物。但病理切片并未发现癌细胞。9年后，这位总统才被诊断出癌症，两年以后去世。1994年，美国医学家利用分子医学技术对汉弗莱1967年的病理切片进行了P53抑癌基因检查，发现那时的组织细胞虽然在形态上还没有表现出恶性变化，但其P53基因的第227个密码子已经发生了一个核苷酸的突变。正是这个突变，导致了汉弗莱总统9年后的癌症。这个成功为疾病的早期诊断点燃了一盏明灯。
二是基因鉴定。这项技术已经在我国司法界普遍被使用。目前，这项技术的可靠性达到了偶然吻合率小于十亿分之一的水平。
三是基因治疗。它是一种在基因诊断的基础上，通过基因水平的操作来治疗疾病的方法。1990年9月14日，美国医生安德森接治过一例患 ADA缺乏症的4岁女孩谢德尔。这个4岁女孩由于遗传基因有缺陷，自身不能生产ADA，临床表现为先天性免疫功能不全，只能生活在无菌的隔离帐里。经安德森为她施行分子医学治疗10个月以后，患者恢复了免疫功能，终于走出了隔离帐，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四是基因免疫。1990年沃尔夫（Woff）等发现，将带有甲型流感病毒核蛋白编码基因的质粒注射到小鼠肌肉内，可使小鼠能经受致死剂量的甲型流感病毒的攻击。这种裸露的DNA通过滴鼻和肠道也可以进人细胞，并获得成功的保护性免疫。这种具有疫苗作用的裸露DNA称之为“基因疫苗” （gene vaccine）。 基因疫苗不仅可用于病毒感染，还可用于防治肿瘤，而且安全性极高。
五是延缓衰老。分子生物学揭示，生命物体的生命是由“时钟基因”决定的。实验证明，破坏“时钟1基因”（clock 1 gene）可使线虫的寿命延长1.5倍；“我还活着”基因一旦发生改变，会使果蝇寿命延长一倍。现已查明，人体内也存在这些基因。因此，通过破坏或改变这些基因来延长人的寿命是完全可能的。
诸如此类的早期诊断是不可能通过望、闻、问、切来实现的，其早期治疗也是中医的“辨症施治”所望尘莫及的。笔者从一些“中西医结合”的杂志上注意到，有人试图倡导“分子中医学”，这种思维方式至今未能摆脱“自我标榜”的恶习，是不可能成功的。纵观中医的苟延，它一直蔑视“从实践中来”的实践，却一味热衷于“到实践中去”的实践。换句话说，中医师习惯于用他所理解的“五运六气”“奇经八脉”来附会实践，对实践做标榜，却不愿意从发展的实践中，总结实践经验来改变活发展现有的理论。至于以循证医学那种实验为基本内容的现代医学实践，中医界至今还断然拒绝。中医这种拒绝通过实践来实现进步的本性，终于把自己送到了墓穴的边缘。难怪20世纪20年代的陆渊雷说，中医被废除的危机来自中医本身，而非来自废除中医的口号。
中医本不需要医院。可是，这种“本不需要医院”的中医不但办起了医院，而且还得到了雨后春笋般的发展。1950年，我国全国只有4所中医医院。1954年，毛泽东号召“西医学习中医”之后，增加到67所。1960年再猛增到330所。文化大革命就发展中医的政治氛围来说是最好的。可是由于国民经济遭到破坏，想发展也没有资金。于是，中医医院反而锐减了一半多，到1975年只剩下160所。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重新扶持中医事业的发展，到 1978年迅速恢复中医医院达447所。1984年，中央取消“中医师”和“医师”的界限，推行所谓的“一视同仁”政策，它使中医医院猛增到1218所。尽管中医在保健、地方病、常见病、传染病和高死亡率疾病的防治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小，这个“一视同仁”的政策却一直延续下来了。到2005年，我国合计中医医院机构发展到了2620所。但是，其中绝大部分是政府兴办的，达2258所，企业兴办的只有16所，属于其它体制的346所。三者的比率为 141.1∶1∶21.63。与之相比，全国2005年拥有西医医院18703所。其中，政府兴办9880所，企业兴办4450所，其它医院体制4373 所，三者比率为2.22∶1∶0.98。就是说，国家办了多少西医医院，社会力量就差不多对等办了多少西医医院。反之，国家花钱办6所中医医院，社会力量还没有办一所中医医院。直言之，中医医院的86.18%是国家花钱建的。可是，国家投巨资建立的这些中医医院，2005年实际接受营利性诊疗人数只有 300万人次。同期统计的西医医院接受营利性诊疗人数却高达5600万人次。众所周知，现在我国的中医医院已经名不副实。据推测，中医医院的西医因素所占的平均比率大概是70%。如果刨除中医医院中的西医因素，全国真正接受完全中医诊疗的人数大概只有90万人次左右。
客观的说，我国为了发展中医，可以说是竭尽了全力的。一切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文化的、社会的手段，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却依然没有止住中医的衰落。因此，中医的衰落已经不能从外部去找原因，而应该从中医的内部去找原因了。中医的思想体系本来就缺乏实践基础，逻辑上也十分混乱，把自己的“话语霸权”寄托于对“传统文化”的捆绑。这样一种一再拒绝进步，甚至对任何进步都深怀反感的医学体系，怎么可能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激烈竞争面前不被抛弃呢？
医学科学的进步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已经不需要用望、闻、问、切来诊断疾病，不需要用阴阳调和的空洞格言来指导辨症施治，不需要通过吃“补药”来延长寿命和提高免疫力，更不要用“雷公炮制”方法来指导药品生产了。沉舟侧傍千凡竞，一个人口众多的中国，必须紧跟世界医学科学潮流，才能保证人民的生命安全。因此，以紧跟世界医学科学进步的名义，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告别中医中药。
中医：有意无意的骗子
liyanfeng | 2006年8月
原来不知道鲁迅这句话的意义，在中国当了这么多年的医生，终于还是理解了。凭心而论，我还是一个有良知的医生，因为我从来不给真正有病的人开中药，我始终认为，中药只适合于给那些经过检查没有任何器质性疾病的患者服用，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说，中药的形状、气味和其背后的玄而又悬阴阳八卦理论，足以产生强烈的心理暗示效应。假如医生以这个角度给予患者处方中药，我觉得他的道德水平是无可厚非的。虽然他是有意的来使用中药，毕竟还是以治病为目的，谈不上骗人。
有人要问了，什么是器质性疾病？器质性疾病是相对于功能性疾病而言的，一般来说，通过各种检查能发现身体器官病变，并且这些病变与患者的症状相关时，才能称之为器质性疾病。而那些有各种不适，也可能是非常的不适，但是各种检查又不能发现其潜在的病变，或者不能发现对这些不适有责任的病灶，医生常常把这些症状称之为功能性症状。患者多数是因为心理上的障碍才产生功能性症状，因而暗示治疗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合适的。
学西医其实学的是关于生物的科学，科学是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之上。临床医生从医学院校毕业，学了一大堆课程，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等数十门学课，无非是要让医学生对于疾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也要让这些医学生学会认识疾病的科学方法。
与学西医不同，学中医学的是哲学，按照过中学政治课本，中医的基础是朴素唯物主义，境界还没有辨证唯物主义高。境界低是因为古人认识事物有局限，所以也就有了用阴阳五行来理解世界万事万物了。记得当年有个卖老鼠药的骗子，自嘘为老鼠专家，他对老鼠的认识就只有两种，公的和母的。因为认识有局限思维当然就简单了。天地万物以阴阳五行来概括是很简单了，简单是简单了，可是思维从此就受局限了，中国人的思维在几千年的历史里总是在周易八卦，阴阳五行里的打转，养成了这个民族最不思进取的思维惰性。
当然这个话题扯远了，还是以中医来说事，几千前的东西作为中医的基础，看病不是在看病，更像是在算命。病人得什么病全凭医生的感觉，阴阳虚实全凭医生的一张嘴，一百个医生能说出一百种诊断来，一百个医生能开出一百种处方来，大多数病人是无知的，医生的水平有多高，只从医生头发掉的程度和胡子白的程度来比较。
我有个学生，原来是学中医的，自从他到中药房去见习了以后，再也不愿当中医大夫了，他说许多老中医专家在看病时辨证了半天，这个药要多几钱，那个药要少几钱，可是一到药房就全变了样，一副药有那么多包，抓多抓少没多少准头，谁也不知道这包药里这些中药材到底有多少钱多少两。非典那一年，全国流行吃中药来预防非典，安国是全国的中药集散地，据说那里的农民做饭全改烧煤气了，为什么呢，中药材畅销，家家户户的农民把烧火做饭的柴禾都剁成药材卖了，结果还是供不应求。
说了这么多，无非是说，中医看病是毫无科学可言。拿着没有科学性东西来看病，正应了鲁迅说的话：中医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看病开药全无标准，治好治坏全凭运气，这也就是为什么骗子骗钱喜欢挂着中医幌子，当政者对于中医的纵容，国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不思进取，给了骗子们放马驰骋的广阔市场。一天到晚看着电视台播放着一个个医学难题被中医攻破，不知道是要为那些得了各种治不好病的患者感到高兴还是悲哀？对于这些明目张胆的猖狂骗子，吾辈也只能唯叹息而长嗟了。
还有一类有意的骗子，只不过骗局作得更有科学的味道。明明是中药方剂，连其中有效成份，作用机理还不清楚，也跟西医一样，用动物作实验，居然还能作出有效的验证，难道老鼠也能伸出舌头让你看看舌苔，伸出爪子让你把把脉，辨出个阴阳虚实？所以那些个以中医组方作动物实验（单一成份的植物药不算中药组方），统统可以划归到学术造假学术欺诈一类。这类骗子多得很，各个层次都有，有国家中医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也有江湖郎中，这些个郎中靠着中医坑蒙拐骗发了财，其中有些眼光的人为了把生意做大，就把骗局设计到学术的高度，也算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吧。
当然中医成为无意的骗子，也是中国医疗环境的一大特色。我原以为科学发展到如此地步，学过西医的人会耻于与中医为伍，但是中国的医疗环境却让医学教育不伦不类，许多西医医生一旦遇到不治之症时，最后都会用一句最不负责任的话来打发患者：你去试试中医吧。说这句话的医生估计无一人相信中医会出奇迹，不然不会等到最后再说这句话，但凡还有一点治疗希望，也不至于送患者去看中医。但99%的中国医生绝不会为患者或为社会承担这样的责任，即明确告诉患者没有任何治疗希望。这种有意无意的为中医做托，完全是中国医疗环境的错。
中国人看中医看了数千年，跟非洲土著看巫医的历史一样长，可能稍长于西藏人让活佛摸顶治病的历史，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这个道理在我跟一个中医院的大夫聊天时说得最明白。这位大夫跟我讲了非典中的一件事情，非典流行时他受政府有关部门委托，搞一个方子来预防非典，也就有了登在报纸上的非典验方I号，II号出笼。这个方子的依据完全随意的，但是可以用来稳定人心，组方成份最需考虑的是药材要便宜，来源要充足。但还是驾不住中国人多，最后连柴禾都当成药材买了。这种善意的欺骗可以用来作为政府安定人心的道具，我想其中的道理当然不需要更多的解释。但是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应当对于中医和西医应当有所区别，虽然同是医生，但治病的方法和原理完全不一样，一个很简单的区分就是把名称改一下：用西医看病的人还叫医生，而用中医看病的人还叫郎中。
近现代应当有但还没有能与《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相提并论的医学贡献。为什么这么困难呢？
首先，中医研究人与环境的能量关系。古人与自然的接触太密切了，几乎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都研究透了。而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大部分时间在空调房间里，吃的是没有时令变化的蔬菜水果，每天摄入的人造化学品日益增加，每天接受的人造辐射更呈爆炸性地增长。现代人要想发展对人与自然的研究怎么也赶不上古人。但研究人与非自然（人造环境）的关系倒是急需的新课题。但人造环境日新月异，你拿它当研究对象，光跟踪就够你累的了。
其次，中药材的种类是基本固定和有限的，而古人大都研究得比较透了，继续研究的空间不大。再加上现代工业化造成的大面积污染，很多药材的药性也发生了变化。所以以后中医的治疗手段可能会更多地向非药物手段发展。这确实是一个悲哀，但也许会逼迫人们跨越一个门坎进入一个更广阔的领域。我认识的一些人正在做这方面的尝试。
最现实的成就应该是治疗西医束手无策的一些现代病。听到过很多中医治大病的传闻，但唯一能让我信服的是治愈我朝夕相处的人。我之所以相信中医，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看到有一批人在为中医发展而努力，而是看到身边的人被中医治好。前面贴子我已经提到，我岳父母的长年糖尿病在三年前被彻底治愈。说彻底治愈是因为他们现在的身体和精力和以前大为不同，三年中丝毫没有反复的迹象，还经常吃糖吃巧可力做耐糖试验。如果中医再象这样多治好几个现代病，是对中医的最大贡献。
江汉声 辅仁大学医学院院长 | 2006年1月30日
中国古代医学的形成
虽然一般人认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可达五千年，事实上根据目前史学家的认定，大概祇能从公元前一千六百年的商代算起，在之前的夏代是否存在还在争辩中，由于商代甲骨文的出土，对于其文化才有一定的了解，在16万多片的甲骨文上涉及病名有323片，所载疾病从头到脚共20多种，其中「龋」齿已知是虫蛀引起，大概是世界上最早记载。由于商代是贵族和奴隶的社会，医学还是以巫术为主，甲骨文中有卜辞治病，商王武丁的牙齿生病了，「祭于父乙，以求赐愈」。当然，在药物上有不少的发现，包括制酒，酒是人类最早的食物，也成为最早「医食同源」的医药。通过考古发掘，发现中国新石器时代（公元前四千年以前）就有酿酒的证据，而在甲骨文中更有制药酒的叙述；事实上中国人以五谷为「汤液」非常普遍，也常拿来做医药，《说文》中「医」的上半部「殹」是病人呻吟的声音，下半部「酉」就是酒。
从商周到春秋战国，中国的古医学也有相当的文明，不仅在药物方面，连在疾病病因推理、卫生保健之道古籍都有明载，和世界其它文明相较最特别的是针灸的医疗，甲骨文中就有反映用「砭法」除病、按摩疗腹疾、艾灸治病，止痛和接骨复原之辞；近世在郑韩故城遗址发掘出一枚长6公分用以治病的砭石。商朝的巫师治病到了周朝乃至春秋，就慢慢衰微了，医疗不仅成为专业，周礼中甚至把医生列入「天官冢宰」所管辖的职官，在秦国更出现了医和、医缓等著名的实证医疗医生，而最具代表性的「医疗始祖」是扁鹊。他不仅精于望闻问切四诊，也精通内外妇儿针灸各科，更有意义的是他和巫术的抗争，《史记·扁鹊传》说他有六种病人不看，一种是「信巫不信医」的病人。此外，齐国的「太仓长」淳于意，人们称之为「仓公」，也是相当有才华的名医，他是第一个记载病历，称之为「医案」，并传授医术给他的学生。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医学哲理逐渐在成形。自古以来，中国人以为世界上一切有形的东西，包括人的身体和天地自然，都是发源于无形的「气」，而且受「阴阳」、「五行」的支配。「阴阳」起于《周易》，比甲骨文的占卜晚，是商以后的发明，是解释自然间相对变化；而「五行」创于《尚书》，顺序是水火木金土，用来说明自然界的顺序，如果乱了，就是天灾人祸。像《尚书》中武王问箕子如何使人民安居乐业，箕子举鲧治水用围堵法就是乱了「五行」，所以洪水为患。阴阳五行又是在何时进入医学呢？在中国医学和文化典籍接轨甲骨文的一个重要发现是1972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其中有11种医书，马王堆中的医书成书在春秋战国时，要比《内经》年代更早。这些医书中大量提到「阴阳」，像《阴阳十一脉灸经》、《合阴阳》等等，表示春秋战国时「阴阳」已是医学哲理的基础，最早还可以追溯到《左传》（公元前541年）。然而马王堆的医书中并没有「五行」的概念，一直要到东汉以后，也就是《内经》中，才真正有系统引入阴阳五行。
阴阳五行成为中国古医学的中心思想
从战国到东汉末年的三国时代（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后265年）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医学理论体系建构完成的一个阶段，其中最重要的一本书就是《黄帝内经》。「黄帝内经」之名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现存《素问》和《灵枢》两书各九卷，书中名黄帝与太医岐伯、曾公等人对谈来讨论医学问题。事实上是战国至秦汉时期，许多医学专家收集他们当时医疗经验和理论，不时整理，补充和修订而成，可说是一个时代集思广益的医学教科书。《内经》非常重视阴阳五行，它认为人体结构的各部分不是独立的，互相相属、互相连系就形成了人体的生理和病理，人体五脏的生理病理，又和世间各种事物，包括四季气候变化、个人精神状态等息息相关，而根据五行生克的关系，人体内脏感官也会互相制约，如金克木、水克火，故肝病死于庚辛日，心病发壬癸日等等，就有些回到占卜巫术的感觉了。
除了《内经》之外，这时期另一本伟大的医书是《难经》，《难经》最早出现在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自序〉，所以近人考证这本书成书应该在西汉末年之后。全书也是以问答式的体裁写成，以阐明《内经》为要旨；「八十一难」中概括了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各方面，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经脉学中改变了《内经》的全身诊脉法推出「寸口诊脉」为后世所遵循。魏晋时代王叔和的《脉经》，就是承继《难经》的脉法。本来《内经》认为人体有12条脉，所以医生要检查手脚、躯干、头颈的12个脉位，难经将所有脉连结成一大循环，详载脉随人一呼气移动3吋，吸气又移动3吋，一次呼吸就移动6吋，人一天呼吸1万 3500次，所以脉绕行身体50次，手腕「寸口」是脉的大会，是循环的起点与终点，所以切脉在「寸口」即行。它又说，寸口细分为寸、尺、关，分别代表阳、阴与阴阳之分界，并且对应天、地、人；好像人体是个小宇宙，与大宇宙的阴阳互动，而人体阴阳互动又浓缩至手腕的寸口，在这小区域把脉不仅可以知道人体各器官的毛病，也对应自然和其它事物，知道这毛病从何而来，或许连带那些精神状态等等。
而最实证的经验医学医书应该是《神农本草经》，这是熔铸到东汉为止各朝各代所累积关于中国草药的知识。虽然这是多人智慧的集体创作，但托名神农氏，除了因为神农有现尝百草的传说之外，也表示古人尊崇神农为中国的医药始祖。全书共载药物365种，包括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和矿物药 46种，并且将药物分为三品，上品药无毒或毒性很小，主要是补养身体，中品药有的有毒有的无毒，除了补养身体也治疗疾病，下品药大部分是除寒、热或治疼痛，也多有毒，需限量限时服用。《神农本草经》除了详细记载中国传说药物的功效和主治疼痛外，也以阴阳五行的理论来阐述中药学的基本理论：像药有君臣佐使，故有主方和辅药，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根茎花实，草石骨肉，有单行者，相须者，相使者，相畏者，相恶者，相反者，相杀者，称之「七情和合」来配药，也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寒、热、温、凉四气，如何炮制，要随药性；至于服用的方法更有一定的准则，也是以阴阳五行的基本理论架构，加上各家实际临床的经验编写而成，对中国后世医药学者有相当参考价值。
中国阴阳五行对应西洋体液说对后世哲学的影响
中国医学理论建构出阴阳五行的同时，正是西洋医学希伯克拉底形成体液说的前后。其实这也是来自于古老希腊自然哲学家的说法，所有物质由四种元素组成：火、风、土和水，它们是万物之源，这四种物质以「爱」「恨」两种相反的力量相吸或相斥（就如同中国的「阴」「阳」），它们之间各式各样的组合与分离形成各种物质，这四种元素也和热、燥、寒、湿四种自然特性对应（就如同中国的五行）。开始，血液来自心脏，既潮且湿；黄胆源自肝脏，既燥且热；黑胆来自脾脏和胃，既燥且寒；黏液来自大脑，既潮且寒。不只如此，对照人类行为和健康，血液提振精神、黄胆给人胆量、黑胆让人消沉忧郁、黏液则造成迟钝或冷静。到了希伯克拉底，他的文集中更把这四种体液对应春夏秋冬四节气，呼应人生四阶段童年、青年、壮年、老年来说明人内在平衡须和环境外在平衡做一定的对照，它主宰了人类的健康或疾病。他甚至把人体各种体液量化，如果组成比例不同就造成人不同的性格；疾病来自于体液组成发生不平衡，像丧失了黏液不能保持体温，形成神经系统疾病如癫痫、中风等等；而又随季节不同有所变化，如冬天黏液多，则感冒流鼻涕增加；而黄胆和黏液是相抗衡的，在夏季最敏感，所以黏液少黄胆多所引起下痢在夏天最多。希伯克拉底学派的体液说，在罗马时代被皇帝认为「最好的医师与独特的哲学家」的盖伦（Galen，公元129年至210年）将之发扬光大，成为西方医学千年来的理论基础；盖伦结合解剖和临床的经验，又以哲学思辨、典籍诠释写出大量著作，对于体液说，他又加入饮食、睡眠、空气、排泄、补充和运动、静止与激情六种非自然调和，以养生之道来维护人类健康的体质。
这「体液说」的基本精神，不仅影响到西方中古医学的疾病诊断认知，也同时是治病上的根本依据，像体液说是许多疾病的共同因素，所以西方古医学盛行「放血疗法」。最开始是古希腊人，希伯克拉底的文集常提到特定部分的放血来治疗特定的疾病，像右手肘放血治疗肝病，左手肘放血治疗脾脏疾病，脚踝外侧放血治疗肾病，脚踝内侧放血治疗睪丸痛。对于放血治疗疼痛，在中国也有，《素问》指出：「邪气侵入足少阴之络，引起心痛、激烈肿胀、胸部两侧与四肢均塞满。」故须从该经络源头，也就是脚踝前端内侧加以放血。这两个古医学在一开始都用放血治病疗痛，以血管走向或经络学来确定放血位置，后续发展却大不相同：古中国的放血疗法后来可能演变成针灸，古希腊的放血疗法却持续下去，经罗马医学大师盖伦发扬光大。盖伦认为人体内在疾病的成因只有血液过剩或消化不良，疼痛固然是血液淤集，发炎更因体液的比例决定发炎性质，血液中较多的黄胆称之Herpex，较多黏液称之Edema，黑胆汁混和则为 Scirrhus，黑胆汁瘀麻则为恶性肿瘤 (Karkina)，所以更需放血治疗。不过是否局部放血治疗特定疾病，就慢慢改变了，一方面也是解剖知识较为发达；不管如何，由于盖伦在西方医学史的地位，西方医学史上放血治疗存在近两千年。
中国医学在阴阳五行架构完成的时候也出现过几位伟大的医学家，值得一提的是东汉的张仲景和三国的华佗。张仲景（公元150至219年）是南阳人，在族人泰半死于疫病时发愤学习、勤读古训、博采众方，所以是中国医学的集大成者。他将阴阳五行引用到他对临床诊断，详细的观察，写出著名的《伤寒杂病论》；与其说成就在阴阳五行用于伤寒的辨证，还不如说张仲景是医学史上第一位对「发烧」做最详细描述和分类的内科医师，「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的发烧和附带症状都不一样，也引用阴阳五行的道理来开药方；而在他其它许多著作中的《金匮要略》更载明许多方子，像麻黄、柴胡，到今天都还是非常有名的药方。华佗则是中国外科医师的鼻祖，他也是第一个使用有效口服麻醉药的医生，他的麻沸散(包括曼陀罗花、羊踯躅、乌头等)使他在那个年代能做35次的手术，包括为关公刮臂疗伤；华佗也是针灸专家，马王堆出土的帛画中也找到了他的《五禽戏》的图画，仿效五种动物的动作来强身；妇儿科也在行的他，实际上是中国医生演变成全科皆通的例子，受人崇拜的神奇人物代表，可惜的是他未曾「著作等身」，高超医技大半失传。
阴阳五行在现今医学中何去何从
张仲景和华佗再神通，都还是以阴阳五行为根据来阐明他们的医理，不仅如此，过了这时期之后，晋朝的旷世神医如葛洪、唐代的孙思邈也不能不从来自阴阳五行的「炼丹术」树立自己的权威，为什么呢？那就是阴阳五行已非常牢固成为古中国医学的理论基础。我们再回溯去想周礼之后中国出现了哲学思想的大师孔子，一脉相传的孟子和老庄，他们已经清楚地在谈「气」、「血」、「色」、「风」等的外在表征，像孔子说「年少之时，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孟子更说「吾善养浩然之正气」，这些都在《吕氏春秋》谈「五色」、「五气」以前，然而也成了中国古代学者的宗师。他们这些观察在精神病患的诊疗上很有见地，然而对人体器官的疾病探讨却显得退缩，这也是因为他们本身是哲学家，不愿去碰触不懂的医学。在西洋医学史来说，希伯克拉底是难得一见通晓医学的哲学家，虽然他的「体液说」差不多对等「阴阳五行」，对医学停留在某一程度的了解，然而在接续这时期之后，医学对哲理的挑战，中西却大大的不同。中国所有专业学问，基本上建构在哲学家的中心思想，像张仲景的《伤寒论》，而早期西洋医学大师本身有自己的哲学观，甚至是自然哲学家，像亚里士多德、盖伦，他们有革命性的思维，虽然盖伦阐扬的体液说在之后主导西方医学近一千年，但毕竟不是来自哲学的中心思想，在医学飞跃前进之时，可以完全被推翻。
日本医学史家栗山茂久最近在他的《身体语言》书中提到中西古医学的发展，使中西对人体形象素描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古医学甚至是古文化中的人体是以外观来看，圆胖丰满；从古希腊文化，乃至达文西、米开兰基罗到维萨留斯的人体素描，都是肌肉结实、栩栩如生。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原因在解剖概念的有无。阴阳五行发展出来的哲学家们，没有一个想过要打开人体来看看，印证他们的哲理，所以阴阳五行的「五脏」并非人体结构的心肝脾肺肾，这一点，西方学者在上一世纪才知道，中国古医学哲理和现实人体医学是脱节的。这段时期内，文献上记载中国有两次解剖，竟然都是暴君凌虐犯人的尸体：一次是纣王杀了比干，为了想知道「圣人心有七窍」到底是不是真的，竟把比干的心脏挖出来看；更有名是王莽打败他的叛党后，抓到其中之一的王孙庆，将他「支解」后交由太医做成各式各样的标本，来了解人体的经脉。其实《黄帝内经》的《灵枢·经水篇》已道出「解剖」的必要性，岐伯说：天高地广，不是人所能测量的，而人体就可以测量，死后解剖可知「脏之坚脆、腑之大小，其所能容纳谷量、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一般学者也许慑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中心思想，没有动手去做。西方就不同了，古希腊人有用内脏占卜的习俗，柏拉图认为肝能反映一个人的思想，所以他们经常在看动物内脏；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更是经常解剖各种动物，他在《动物结构》这本书中说到，看到血肉、骨头、血管和构成人体器官组织不可能不觉得恶心，但研究了解自然，这些材料就在我们身边。所以，这个传统延续下去，到了盖伦，他的《身体部位的用处》是古代讲解剖最完美的作品，不仅叙述人体每种功能，也对人体结构做深度哲学的思考。盖伦说有三种人需要做解剖，一是追求知识为乐的自然学家，二是证明自然现象有其道理的人，三是研究生理和心理功能的医生。所以启发后世的学者，即使古希腊已细致观察到人性肌肉的美，达文西、米开兰基罗还是做解剖，更详细去描绘实在的结构来呈现不同线条的美。
盖伦的解剖和医学理论到了十五世纪才被维萨留斯挑战，并彻底改写，希伯克拉底的「体液说」也在两世纪前也就是现代医学运动发展后，逐一被摒弃在这医学大门之外，即使如此，其中许多哲学观可以运用在临床医疗、精神医疗、公卫健康的道理。然而在中国，到了明代李时珍才解剖动物来懂药理，清代王清任偷偷解剖写成《医林改错》来挑战没有解剖基础的中国医学，时至今日，阴阳五行还被研究中医的人视为圭臬，以此推敲古人医学的智慧。现代科学史大师英国的李约瑟就认为「阴阳五行」这「中国医学的怪兽」，就是中国医学前进的障碍。我们如何定位「中医」，如何把中国医学中值得开发的针灸、中草药、临床诊疗的技巧等等继续发扬光大，而把「阴阳五行」当成哲理去省思，甚至做到「医学的归医学、哲学的归哲学」，是现代人做学问应该有的态度！
“东汉的华佗是我国医学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外科医生之一，他善用麻醉、针、灸等方法，并擅长开胸破腹的外科手术。”
“华佗高明之处，就是能批判地继承前人的学术成果，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立新的学说。”
“利用某些具有麻醉性能的药品作为麻醉剂，在华佗之前就有人使用。不过，他们或者用于战争，或者用于暗杀，或者用于执弄，真正用于动手术治病的却没有。华佗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又观察了人醉酒时的沉睡状态，发明了酒服麻沸散的麻醉术，正式用于医学，从而大大提高了外科手术的技术和疗效，并扩大了手术治疗的范围。据日本外科学家华冈青州的考证，麻沸散的组成是曼陀罗花一升，生草乌、全当归、香白芷、川芎各四钱，炒南星一钱。自从有了麻醉法，华佗的外科手术更加高明，治好的病人也更多。他治病碰到那些用针灸、汤药不能治愈的腹疾病，就叫病人先用酒冲服麻沸散，等到病人麻醉后没有什么知觉了，就施以外科手，剖破腹背，割掉发病的部位。如果病在肠胃，就割开洗涤，然后加以缝合，敷上药膏。四五天伤口愈合，一个月左右，病就全好。华佗在当时已能做肿瘤摘除和胃肠缝合一类的外科手术。一次，有个推车的病人，曲着脚，大喊肚子痛。不久，气息微弱，喊痛的声音也渐渐小了。华佗切他的脉，按他的肚子，断定病人患的是肠痈。因病势凶险，华佗立即给病人用酒冲服“麻沸散”，待麻醉后，又给他开了刀。这个病人经过治疗，一个月左右病就好了。他的外科手术，得到历代的推崇。明代陈嘉谟的《本草蒙筌》引用《历代名医图赞》中的一诗作了概括：“魏有华佗，设立疮科，剔骨疗疾，神效良多”。可见，后世尊华佗为“外科鼻祖，”是名副其实的。 ”
但是，现代中医里，却了无开胸破腹的外科手术，完全属于西医体系，为什么？中医停滞不前，甚至到了有可能被取缔的地步，原因是什么？（个人疑问）
下面是google上摘录的理由：（懒人自有懒人的道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则反映了中医不进步反而倒退的历史潮流）
“中医外科并不是不存在，而且远在汉代，就曾经达到过相当高的水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医学在理论和实践方法上的不断进步，大部分的疾病都可以通过针灸、药物等治疗方法达到治愈的效果，而这些痛苦大、损伤重、伤经断络的外科方法就渐渐被更加“文明”和“简便”的内治法取代了，这并不是一些人认为的中医的缺陷。相反，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造就的文明，中国特殊的文化氛围造就了中医学的特殊研究方法，在这种条件下，中医学同样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许多其它医学只能使用外科方法解决的问题在这里却可以使用内治的方法达到同样的效果，不得不承认它超越的科学性和其理论的精妙深远。同时，这也是中医学一直以其理论凌驾于其他医学，经久不衰的根源所在。”
近现代有无和《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相提并论的医学贡献呢？
坐吃当然山空。
这里有挺中医的人上情绪可能会有两种原因，一是信念，一是饭碗。如果你不做区分，一概归到饭碗一边，也确实有失公允。
傅斯年 | 1934年8月26日
8月5日我在《大公报·星期论文》一栏中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所谓国医”，引起了一群“所谓国医”的攻击，并有几个南京的记者，在那里胡言乱道一阵，肆力作个人攻击。和国医谈科学，和如此一流的记者谈伦理，皆所谓对驴弹琴，白费精神，我所不取。然《大公报》上的两篇宣扬国医的文字由我引起，理宜再申说我的意思一下。且前一文中，我犹未尽之意，亦应再补充说几句。
前文中最使所谓“国医”们反感者，在乎我说“国医”中无病理、缺诊断，而与近代科学根本不相容。其实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人人共见的，不待辨论，也不容辩论。其要强作辩论者，只得将病理诊断作一曲的界说，或根本不了解这些名词的含义。所谓诊断者，除脉搏、呼吸、温度、血压、大小便、血液、内脏声音，各种普通考察外，每一症各有其详细诊断方法，而微菌之检查，尤为全部传染性病之最要紧的诊断。诊断的器具本为国医大系中所无，而这些诊断的经程，除脉搏外，又皆国医所不知，或不确切。即脉搏一事，固是中医诊断之第一要义了，然其用此现象之意义，乃全然荒谬。试问手腕上的一条动脉，在不满二寸的距离中分做“寸，关，尺”，靠区区三个指头，看定心、肝、脾、肺、肾，这真是违背小学常识的说话。若有一位自居改良派的国医先生，如投函《大公报》的赵寒松先生，硬说这不是国医诊断的重要方法，则试问国医舍此诊断柱石以外，还有什么更普通用的，更不含糊用的诊断方法？更试统计一下子，现在开业的国医是不是还是人人用此为第一法？事实具在，不容讳饰。且人群中最多的病是有传染性的病，不能验微菌，且不知何所谓微菌的人，如何去诊断？呜呼，国医的诊断！近代医药之四大柱石，一解剖，二生理，三病菌学，四实验药物学（依发达之次序），而手术之能，用具之精，尤为旁面的要件。病理学非他，即此等基础学问之总汇，尤以生理知识最为基本。近代病理学之中央思想，乃谓人体既由细胞组成，而各部细胞相维，成就生命的作用，若其中一部分细胞起变化，无论由于生理的或病菌的，以致与其他部分不能相维时，则成疾病。此即所谓细胞论的病理学，此本是生理学进步之结果。若其中各部的病理，凡成一说总是由试验而成，历多年的求证反证，而得最后之结果。到了现代，病理学已是一个实验的科学，并不是一些遗传的传说；已是全世界有训练的医生所共同贡献者（凭各种医学杂志以传达，以改进），并不是一类一方的卖药之人所凭以混生活之利器。至于昝们贵国的传统医学还不曾进化到哈微氏（William Harvey 1578-1658）发现血液循环的地步，遑论近代的生理学、微菌学、药物化学等所开的境界。若说所谓国医有病理学，则试问他们的病理学在那里？如《巢氏病源》等书之支节破碎，算得上科学知识吗？若说那些五行、六气便算病理学，则凡有近代科学常识者，必当信政府不该容许社会上把人命托在这一辈人手中。故我之谓汉医之无病理，无诊断，非一疑难之问题，而为明显的黑白事实。此中辩论，白费精神！国医先生若要护法，请他拿出来给人看看。
所谓国医与近代科学不相容，也是件明显的事实。近代科学分门别类，范围极大，但根本上是一件东西，其不相同处只在所治之材料有类别不同，故科学因材料而分工。其所以根本上是一件东西者，因为各种科学都站在一个立场，保持同样的纪律。几件显明的情形说，第一，所用名词不容有含混，一个名词只许代表一个质体，具有一种界说，而不许在用它时随时抑扬，凭心改动，尤不许它代表者本是一种不能捉摸的物件，如赵寒松君之论五行六气。第二，每立一语，必成一种“命题的含义”，即一种逻辑上可通，实质上有所托，其是非可得而试验或统计的语句，不容幻想、比喻在其中。因为幻想、比喻的是非是不能辨证的。第三，每一理论，在能实验的科学必须可以将其信否诉之于实验，听凭怀疑者用同样的科学训练证明之或反证之，在不能实验的科学，必须聚集逻辑的证据，顾到表面上相反的事实。故科学的事实皆为集众工作之结果，诉诸严整的实验之结论，而每一科学事实，又必与其他一切科学事实相因缘，世上无任何一种的独立的科学事实。第四，因为近代科学不能容纳幻论与空语（Verbalism）的，而是遵逻辑的程序，依实质作步程的，故在非纯粹叙述的科学中，能预定（Prediction），能管理（Control），是其明显的本领。近代的医学是个集合多门的严整训练，为医学之基础者，是物理、化学、动植物、人体生理、人体解剖等等基础科学。习医者即以此等学问为医预科，到医本科时，所受训练，即是此等基础科学使用在医学各门之上者。本科完后，继以病床实习，又是医学各门之实地经验。故近代医学为汇集众科学之科学，近代医学训练为汇集众科学训练之训练。若将近代医学与所谓国医平等比衡，无异将近代物理与太极两仪的物理学平等比衡，亦无异将近代化学与方士之点金术平等比衡。持国医论者，自觉说否认者为“西医”，殊不知所否认者，并物理、化学、生物、解剖、生理皆在其内。若知近代科学本是一体，其门类之差只是分工，则当知所谓国医实无所容身于科学的天日之下。近代医学的系统是明摆着的，其中所含科目皆是些自然科学。若 “国医”则试问它的系统是些什么？它的解剖是什么？犹不知神经系。它的生理是什么？犹不知血液循环。它的病理是什么？犹不知微菌。它的物理是什么？阴阳、五行、六气！如此的一个系统——放宽来说，假如此地可用系统两个子——连玄学的系统也谈不到，因为玄学的系统，也有严整的训练的。只是一束不相干，一束矛盾。若承认如此的一个系统之有存在于科学的世间之价值，无异对物理、化学、动植物等等发生怀疑，而此等科学之立场之不容怀疑，乃是文明人类数千年慢慢进化。三百余年急剧进化之结果，不容今天昏聩自大的中国人抹杀职也。
所谓国医与近代教育之不相容，同样是一件明显的事实。学校中的物理，是近代的物理，并不是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校中的生物是进化论立点上之动物学、物理学，并不是《本草》。学校中的知识训练，是应依逻辑的要求，在科学的系统中者，不应是些似解非解、支节缺陷的杂乱之实。果然在学校中把物理、化学教得好，这类知识能入在受教者心中，使其能依此知识了解环境，自然不会再承认所谓六气有物理学的逻辑含义，即不会再信凭籍此类玄谈的汉医。果然在学校中把生理卫生的大意彻底了解，自然要觉得中国传统医学论本体上是些无知妄作，闭眼胡说。松懈敷衍不着实际生活之教育，制造出些思想不清澈、不能用所受知识于日常生活上的学生！故今日“国医”犹如许大之势力！“国医”之有势力，实在是三十年新教育失败之象征也。
《大公报》所载的两篇文字，一篇是8月13日赵寒松君的《评傅孟真所谓国医》，这是一篇主张国医改良论者。又有8月18日陈泽东君代表中医公会之投书，这真是“儒医”的正统了。现在把陈君之文全抄在下边，请读者开开眼界。
论傅孟真侮辱国医文
中医公会之投书
凡吾人有不知之事，不可谬指为非是。居不公之理，不可硬迫以强权，此天下古今之定理也。异哉！傅孟真之痛骂国医也。
当傅君投稿《大公报》，于8月5日披露之时，敝会全体激愤，即会拟一稿，亦以痛骂之辞驳字，除在敝会刊行《国医正言医报》第四期登载外，仍投函《大公报》，请予秉公登载。而《大公报》因敝稿以痛骂驳痛骂，辞涉激愤，未予登载。而敝会之公愤，又不能箝口使平，敝会不得不另投一稿，以学理辩论，以作缓冲之意，庶可达两全之谊焉。
溯吾国医药之学，创始于神农，大成于岐黄，又有秦张诸圣继起，调摄护卫民生，以至于今，已将及六千年之久。吾国人数蕃庶，甲于环球者，皆吾国医药维护之力也。神农以天地气化所生之药物，以补救人身感受天地气化之偏弊，乃尝药辨性，竟尝至鸩毒而殁，其救世之热诚，亦良苦矣。神农殁，其子孙继位，传八世至榆罔，其臣蚩尤，精魔术，叛榆罔，榆罔不能制，国人大受蚩尤之屠戮。黄帝为西域诸候，起兵救民，灭蚩尤，臣民拥戴为帝，榆罔遂逊位焉。岐伯乃黄帝之师而臣者也，精于燮理阴阳之术，是哲学之极顶也；五运六气之法，即其所创著，系分配天地阴阳气化之发也。五运主天气而下降，六气主地气而上升，阴阳气化相合，得其平，则生万物而无病；阴阳气化不相合，即不得其平，则害万物而有病。天气属阳，故籍木火土金水五行气之奇数分配；地气属阴，故籍风热暑湿爆寒六气之偶数分配。然有主客之别，主运主气，只管本年分配定位；而客运客气，随岁建干支为转移。所以预测气候，与时令疾病者也。
敝会同人，向本此法为治疗之秘诀，凡遇疫病流行之年，所治多愈。不知此秘诀者，所治多死，西医不知，故治瘟疫、伤寒、喉痧、母子血病、小儿惊风、大人半身不遂等病，举手便错，此皆不知气化之故也。况医家治病以治疗痊愈为真能，乃不知其原理，竟强诬为非是，不得实效之信仰，而运动伟人，反压迫以强权，西医之能力，亦不过如是。气化之秘诀，概不知也，如无气化，则万物皆不生，何况人乎？以上所言五行、六气之说，姑举其大略之纲领而言耳，其详细之法，尚非简文所能罄，至六气之作用，经赵寒松先生，于8月13日登载《大公报》，兹不多赘。至本文所言吾国医药历史之说，皆典籍所较，凿凿有据。较之傅君所云，在唐时受印度中亚（中亚究是何处）的影响，在宋时又受阿拉伯的影响等等神经错乱无据之言，不可同年语矣。且医圣之道，是济世之真法，凡吾国人，无论为医与否，皆当努力保护纸，以期吾族人共享寿康之乐，乃为仁者之行也。彼忍心摧残铲除者，是废毁圣道，与吾族人为敌也。吁！其亦自知也哉。
天津市东门内中医公会陈泽东稿，8月17日
读妙文至此，真叹观止矣。我觉此文之立场远比赵君文为妥当，因为赵君作中医、西医之截搭八股，强合不可合者，实不能自完其说。此文赤裸裸的表演“国粹”，毫不剽窃他所不懂得的近代医学名词，还不失自成一派。大凡以魔术为魔术之护法，以神秘论为神秘论之护法，以巫卫巫，可成一种“周始圈”，自己快乐于其中，若以逻辑卫护神秘则授人以柄多矣，此我之佩服陈公也。我于此仅有两句话，其一，请政府与社会上人士想想，是否可以把人民的生命交付在此等人手中，此等理论表演是否即是我主张废中医的强固证明？其二，陈先生问中亚究是何处，敢敬告之约，中亚者，东亚之西，西亚之东，南亚之北，北亚之南也。若问其地当国粹地理上东胜神州、西牛贺洲之何地，只好请善于沟通西学国粹之赵寒松先生作一截搭文字，鄙人愧不能也。
赵君的改良派文章分作三段，第三段是对我作个人攻击的，此等语调，值不得讨论。第一点是支持五行、六气论，第二点是说“国医”也有病理学。请先谈第一点，赵君说，“金、木、水、火、土不过是代表心、肝、脾、肾五脏的一种符号而已”。这真是掩耳盗铃之欺人语！试看中国流传下来的医书，每谈到五行，还不是在那里高论水性就下，火性炎上，相生相克，等等。何曾不是就金、木、水、火、土五字做文章？虽以五行配五脏，何曾但拿五行作代名词来用？至于赵君论六气，更是移花接木的把戏，先把六气的名称写在上边，再混合些似了解似不了解的近代医学名词注在下边，更把桂枝汤、茯苓汤等等《汤头歌诀》加在底下。这个三段组织，全是不相衔接的。敢告赵君，近代解剖学是一个系统的学问，近代生理学也是一个系统的学问，其中的单个名词，若赵君所用之“神经”、“汗腺”、“动脉”、“贫血”等，若一旦为国医剽窃，离开他们的科学系统实无何等意义。敢问赵君，改良的中医是否预备全部的接受近代解剖学，生理学，微菌学？若然，中医之为中医还有几何？若不预备全部接受，而只在那里剽窃几个名词，这些系统科学中的名词如何在国医系统中与其他名词与“哲理”合作？或者中医本不嫌“一束矛盾”，如道士之仿造一切教的经典一般。若果然，中医之为物更不必谈了。赵君又为六气作一洋八股的解释，杂汇新旧名词。然试以物理学的极浅常识论此6字，则知其并不成六个独立的物理质体，寒暑是温度，湿燥是湿度（Humidity），火在此地只能是比喻，风是因气压差异所生之空气流动。人的身体当然受温度湿度变化的影响，然此等及于身体之影响不是可以囫囵吞枣，东拉西扯讲的。中医用此6字，并不是专来考察温度湿度对人身体之变化，而是将此六字偶定位六体，与身体上机关相配，布成《河图》、《洛书》一般的阵势。至于内因的六气，尤为不通生理荒谬绝伦之谈，结果说上些“内因的风，为神经发病的变态”、 “寒为贫血的现症”……等等怪话，不知习过生理学的人看过这样的用生理名词，如果发噱。现在把他最短的两段抄在下面：
火为极热，几至于燃烧之谓。例如汤火灼伤（按此是用火的本义）或气候奇热，温度特高，触动人体内部的热，致生燥扰狂越的症候（按此处又用火字作比喻了）。
寒为贫血的现症，以神经沉滞，动脉血行迟缓，全体微血管发生贫血，必至恶寒，全部贫血则通体恶寒，局部贫血则一部恶寒，是为虚寒。
其余内外10段都是同类的话。这样的把比喻与本体合为一谈，而胡乱用近代科学上的名词，恐怕只是脑筋中的一阵大混乱而已。这样的立场，还不如那位中医学会的论文，那些虽是神化，却是一派，这里的赵君是胡扯着说梦话。至于赵君的病理论尤其高妙了！他说：
西医认病菌为致病之惟一原因，中医则除花六、瘟疫、喉痧、白喉、霍乱、痢疾、鼠疫等病确有病菌的存在与传染而外，其余的外感时病与内伤杂病，则认定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为其致病的原因。
此处赵君所谓“西医认病菌为致病之惟一原因”一语中，致字下，病之上，应加传染性三字，否则根本无此“西医”。赵君所举花柳等病之“确有病菌”，不知中医向谁得此知识？此本小事，可以不论，论其大义。此处所举各种病症之外之病之有无病菌，不是辩论的题目，也不是想像的语言，而是显微镜下，肉眼亲切看见的东西。到了今天，眼见的东西还成辩论，不正合我前一篇文为中华民族羞愧的感慨么？记得巴斯得的一个传记上说，这些科学家在那里论发酵作用，一个说由于甲，一个说由于乙。巴斯得说，都不是，而是由于微菌。大家不以为然。他引这些人到他的实验室显微镜下一看，辩论就此结束了。不过巴氏持论于微菌学未成立之先，中国人怀疑于微菌学在开化的世界上已成大学问之后！此外赵君之说中医病理，只是引些书名，乞灵于中世纪的权威，而曰“考国医历代研究病理诊断药物的书，真是汗牛充栋”。其实西洋的医书若自埃及、希腊算起，更是汗牛充栋。不过这些都在近代医学的光天化日之下，退位让贤，只保持“历史的兴趣”耳。近代的病理学是以生理学的中央思想为骨干，组合而成的一切系统知识，并不是支离破碎的一束，赵君既以为中医有病理学，复不能举其要义，只乞灵于书名，则亦不须辩解了。最后赵君出一下策，引了一个日本人汤本求真的两篇叙以自重，而曰“以上两段议论，是出于曾经毕业于西医专门学校，并且曾经供职于医院自设门诊的西医。”须知天下妄人，何国蔑有。若此言出于一个在医学界大有威权的人，犹可重视，今乃出于一个失职的普通医生。其自叙曰“长女以疫痢殇，恨医之无术，中怀沮丧，涉月经时，精神几至溃乱（按，颇有自知之明），偶读先师和田启十郎所著之《医界铁椎》（按，可见此君之汉医迷仍得之于汉医，非得之于近代医学），始发愤学汉医。经十有八年，其间虽流转四方，穷困备至，未尝稍易其志。”国医学着乞灵于此，适见其学问上穷途之感耳。譬如那位照空法师，固是说 abcd白脸浅发的人，难道我们可以因为他薙发为秃便说佛教之高妙已盛行于世界？自己说不出道理来，而壮胆乞灵于古书之名，洋人之序。四百年前已有近代科学之前驱，斥之为“剧场偶像”！
其实与“国医”辩论“国医”，既动了他们的“职业心座”（Professional Complex），又无法折衷于逻辑，诉之于近代科学，本是极无聊的事，我也就此为止，且待申说较重要的几个意思。
所谓“国医”者，每每自诩治愈某某要人、某某名士，然后“交游攘臂而议于世”。其尤荒谬者，乃谓西医熟手，彼能治愈。问其治愈之法，则旧草帽一百顶也，女人的月经布也，大路上车辙下之土也……真能想入非非，无奇不有。我以为“治愈”一事，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实，如引“治愈”为自己作支持，必须先分析所谓“治愈”究是如何情态。人体是一个极复杂的机器，而且他的机能又时时刻刻在变化中，故虽一件万分可靠的对症药，其能治愈某一人的对症否，也并无百分之百的把握。近代医学“治愈”一概念是个统计学的名词。所谓治愈者，第一要问受治者在受此药治疗时已入于此病之第几阶段。第二要问自受此药治疗后治疗的过程如何，用药之继续如何增减，效果之表现如何心态。第三要问全愈在何时，愈后是否过些时日又出现。如是治不愈的例子，更要分析此等不愈人之身体情形。至于在易生枝节的大病，应统计的事实更复杂。以上还单就病治疗之本身论，其实一个受治疗人之一般的身体情形，及其家庭的社会的经济的关系，尤与一病之治愈与否有关系。有如此复杂情形，“治愈”两个字不是简单容易说的，而医院对于治疗的效验不是可以不分析作报告的。所以现在大规模的医院在组织医学组织，每每有统计专家在内，至于中央及地方的卫生衙署之必作精密统计，更是一个不待说的事实。“治愈”两个字，在科学的分解之下，说来甚难；在妄人，说来却极容易。
退一步论，纵使所谓国医曾经治愈这病、那病，我们也还要问那些没有治愈的在那里呢？记得阇仿斯的科学原理上引一段笑话，大致如下：一个教士引一个怀疑论者到教堂中看题名录，指着一部的题名录说，“这都是在大海中遇到大风因祈祷而得救的”。怀疑论者反问道，“那些固曾祈祷而不曾得救的又在那里呢？”国医若再自诩他曾治愈这个那个，则当问之曰，不曾治愈的又有多少？而中国死亡率之大在一切开化的人类之上，又是谁之责任呢？
更有一种妄人，以为中国人口之号称四万万，占地上人口四分之一，是“国医”的成绩！这尤其是“目不识丁”的胡说了。人口繁殖律，在现在已经大致清楚，自马尔查斯时已经提明他是以几何级数排进的。假如“国医”能减少中国人的死亡率，在汉朝中国人已经可以繁殖满亚、欧、非洲了。诚然，中国人之不能无限繁衍，更有其他原因，内乱、外患、经济的制限，等等，然而国医何曾减少了中国人的死亡率？试一比较日本人在用汉医时代之死亡率和现在之死亡率，此种消息可自己明现了。
谈到“治愈”问题，又有一个自然事实，易为庸医所窃用——此却不分中医、西医——就是自身治愈之能力。人的身体自己治病的能力是很大的，越年少，这力量越大，所以许多疾病关于自身之机体者一旦有了毛病，每每不是靠手术医药治愈，而是靠营养调护得宜，自己的身体把他治愈。不特机体病每每自愈，即传染病（即有病菌者）也每每靠护持不靠医药。例如肠窒扶斯、肺炎，等等，至今未曾有简单有效的治疗药，得此病者总是靠护持得宜，待其自愈。近代医术之显真本事者，第一是手术，第二是杀菌，第三是对付传染病。一般内科症候之关于机体失常者，现在虽然机体有明了的诊断，却并不曾全有有效的治疗。近代医学是不欺人的，他不自诩天下的病他都能治。不若《伤寒论证》、《外台秘要》等等诞妄书，说得像是无病无药者然。此虽可适应愚夫、愚妇之心理，却不成其为实在的知识。
以上论中医之所谓把病治好，以下论中医之所谓改良。
凡是改良，必须可将良者改得上。蒿子可以接菊花，粗桃可以接美桃，因为在植物种别上他本是同科同目的。我们并不能砍一个人头来接在木头的头上啊！西医之进步，到了现在，是系统的知识，不是零碎不相干的东西。他的病理论断与治疗是一贯的。若接受，只得全接受。若随便剽窃几件事，事情更糟。记得蒋梦麟先生告我一段他在中学时的故事。清末，他在南洋公学当学生时，有位中医的校医用改良新法，即用寒暑表试验温度。但是此公不知杀菌——本来中医字典中没有病菌这个反国粹的名词——故由这个人口中取出，便直送在那个人口中。适逢白喉盛行时，他这学堂死的完全在一般市民死亡之上，于是一阵大絮乱，校医开除，学校放假！这固然是极端的例，然一个人剽窃自己所不了解的东西，正如请不知电流为何事的人来家安置墙上电网一般，其危险是不可形容的。即如赵寒松先生的洋化五行六气轮，略解物理、化学、生理者，不知笑他要到如何田地。作洋化八股尚可，真正拿来病床饲养，可就万分危险了。
敢问主张中医改良论者，对于中医的传统观念，如支离怪诞的脉气论，及阴阳六气论，是不是准备放弃？对于近代医学之生理、病理、微菌，各学问，是不是准备接受？这两个系统本是不相容的，既接受一面，自必放弃一面。若不接受近代的生理学、病理学、微菌学，只是口袋中怀着几个金鸡纳霜、阿司匹灵药饼，算什么改良的中医？若接受了这些科学，则国粹的脉气论、六气论又将如何安插？中医之为中医又在那里？
其实改良中医的口号还不是那些替中医担忧的人所发？行医的中医在那里改良过？近代医学的训练每每要八九年的功夫（医预科四年，医本科四年，或五年），读上几部《内经》、《本草》陈修图书便开方子的中医，那有闲功夫受近代医学的训练？近代医学并不曾学到一些，他更拿能取以改良中医？“改良中医”四个字简直没有逻辑的意义。
还有待申明的一义。有人常说，汉医的经验方剂中，也许不少可取以增加近代医学知识者。这是当然，不过这又不是中医所能办。即如提净的蚂蝗，这在“西医”中算是时髦的药了。但麻黄之提净不是中医能办的，是陈克恢先生做到的；其病床应用，是各医院试验经验得来的，远不如中国医书上所说之普遍而含糊。又如以海藻治瘰疬，在中国医书上发见甚早，在西洋甚后（汪敬熙先生告我），但治瘰疬者是海藻中之碘，今用纯碘，海藻无须用了。这样进步又不是不解化学的中医所能办的。研究中药，第一、要由胡先骕先生一流的分类学家鉴定准了某个药草的种类；第二、要由赵石铭先生一流生物化学家分解清楚了某个药草的成分；第三、再由实验药物学家取出一种药草之特有成分——即提净之精——试之于动物，试之于病床。传统中医之经验方剂中，若可增益近代医学知识者，所需手续当时如此的，这是全不与活着赚钱的“国医家”相干的。
以上但说中医消极的无用，还未曾说道他的积极的害事。其实责备中医——或西医——把人治死，都是过分看重医生的话。一个人是不容易治死的，无论根据西洋医方或遵古炮制。若说中医把人治死，除非此公是个好用砒霜、巴豆或大分量的方子的人。不过聪明的中医决不走此太负责任的下策！请看历代医书中一味药的成分，真是每况愈小，由两而钱，由钱而分，医生的世故一天比一天深了，说不会动刀，不会注射的中医常治死人，真正太恭维他们了，他的大罪过只是白白耽误人的病，使可治之症成不可治，如最近刘半农先生的例。因此我在前登《大公报》的一文中，才提出政府的责任，即是逐步废止中医论。我所要谈的是政府的责任问题。现在全世界上已开化的国家中，没有一个用钱在国民医药卫生上比中国在人口比例上更少的。这样不推广近代医药学及公共卫生的中国政府，真不成其为文明国的政府。然而此一要点不曾引人注意，反引起些中医、西医优劣论？这本是同治、光绪间便应解决的问题，到现在还成问题，中国人太不长进了！
（原载1934年8月26日、9月16日《独立评论》第一一五、一一八号）
所以看一篇文章时不能带着情绪，不管是赞同也好，反对也好，情绪一上来就看不深了。
金立鑫 | 2006年10月21日
十五年前我曾经在某中医学院（后改名为某中医药大学）给外国留学生上汉语语言课。班上的学生有许多都是华裔，汉语水平还都可以。学生反映上学校指定的语言教材，太没意思。建议我给他们用《中医概论》作为语言教材，他们自己给我推荐了一本教材（名字就叫《中医概论》）。我对学生说，隔行如隔山，我是语言专业的，不可能上其他学科的专业课。他们说没关系，就是解决语言问题。那我说就试试看吧。
这一试，我就发现不对头。等我一个学期上下来，整本书的语言问题讲得差不多了，发现（在此得罪各位中医界的人士了，抱歉！）整本《中医概论》实在没有什么“专业含量”，我可以相信，任何一位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只要古文功底稍好一些，没有不能上《中医概论》的。中文系专业人士来上《中医概论》，如果有问题，有困难，我相信这些问题和困难也是所有中医专业人士的问题和困难。例如碰到下面的专业术语：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克、五行相生，阴、阳、气虚、气血……等等，我可以断定，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谁（即使是中医大师、中医泰斗），都不可能科学地阐释和说明，不可能给出一个具有试验性质的具有操作性的科学定义。这种概念肯定越讲越糊涂。而这些概念又恰恰是整个中医的基础概念，所有的中医学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的。
我实在很吃惊，科学发展到今天，可以说，任何一门专业，即使是概论性质的课程，也不可能出现非专业人士能够胜任其中任何一门课程的现象。如果出现这种现象，那就可以判定这个所谓的“专业”根本就不是个专业。
jhz120 |
我我强烈要求取消中医院校，看看我的经历吧。希望各位在这儿大讨论一下。
我1998 年广州中医药学大学毕业后从事外科，当时考入时分数也很高的，不比一般的西医大学分底，毕业后考执照卫生局不准我考西医的执照，我当时一直想考西医执照，一直在看西医的书，结果报名不准考西医，我马马乎乎考一下中医，结果第一年没有过，更惨的是我第二年也没有过，还好第三年过了，过了实际就忘了所考的了，我2002年考上了一所西医科大学，考的是中西医结合，遇到一个在广州中医药大学毕业的后来也考入这学校的研究生给我说，叫我不要来读，读了工作也不好找。她说中西结合实际就是中医，我放弃了，2003年就又考入了一所西医大学外科，不过是交钱读书，一年一万的学费，现在毕业了，找工作了，可稍微好的医院还要说，你的本科学的是中医。我现在还在担忧我工作后，是不是还要考西医执照。痛苦啊，多走了好多的弯路。
我现在在一家大的三甲综合性医院上班。
我现在面临的是没有处方权。我去卫生局变更注册时，说我在临床科室是非法行医。听这词时，我当时就没有注册了。我觉得受到莫大的侮辱。明年还得去考西医的执照。学中医的悲哀啊。
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物质中的能量是物质的灵魂，决定了物质的命运。那么从能量角度研究人体自然是切中了要害。古人类就是奔着这个目标去的，只是因为能量是动态的，又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彻底研究透彻非常不易。相反，研究人体物质性的领域异军突起，实现了人类部分梦想。但人类始终没有忘记解决最根本的人体能量问题。中医作为研究能量的学科，不管它有多么粗糙（这在目前技术条件下是必然的），但毕竟方向是人类未竟的方向。可有的人竟然倒过来以否定这个方向来否定中医，真是吵昏了头了。将来我们做飞机可没你什么份儿啊。
bareu | 2006年4月26日
鄙人不才，当年因为老爸一句话：中医治大病，到老还能有口饭。稀里糊涂的报了中医学院，自此，本人一生的恶梦就开始了，苦苦的学了四年，风雨不误的天天去自习，玩命似的攻读古医书，结果怎样？
当我大三一上临床，才发现，在医院里，无论是中医院还是西医院，根本没有中医的影子，一个中医院里同样是中医学院毕业的“老师”用鄙夷的眼光看着我，说：我们根本不用中医！
在实习的日子里，也曾有过美好的纯中医的梦，跟着老中医，还是省级名老中医，抄方。结果，三天没过，才发现，他就是把一首柴胡疏肝散，反复的变来变去的狂用，一个破伤风的病人，嘴都张不开了，本来是外科的疾病，非要收在内科治，倚老卖老的把一把蜈蚣，蝎子的狂上，病人喝不下去，下胃管给人家灌，结果病人是好玄没死在他手里，最后，外科主任，一个军医大学的教授，实在看不过去了，硬是不卖他的面子，强抢了过来，病人经过努力的抢救，居然捡了一条命。
老中医治疗糖尿病很历害，每次看他只是用什么代号：消渴一号。消渴一号，到底是什么呢？因为和中药房的老药师很熟，我有机会去中药房去了解他的处方的秘密，大家猜我看到了什么？所谓的消渴一号方，用老药师的话说：瞎骗人的，不过是西药面子。是什么？不过是最普通的西医用的二甲双胍罢了。结果，病人是蜂拥而来。骗得了一个好名声。
后来，到外科去实习，外科治疗疾病人疗效，让我大开眼界，说到我在中医学院学过的外科，惭愧，不知是我学得不好呢？还是老师有问题，许多的外科病，根本在中医学院编的外科书上就没有。许多的外科疾病的治疗，根本就不是用中医教科书上所说的去治。而西医疗法的有效，则从根本上让我怀疑中医的疗效了，再后来，也曾试着用中医教科书上讲的去给病人处方，根本没有疗效。。。。。。多么可怕。而且，还被临床带教的老师严厉的批评。
中医吹得神上加神的清开灵，在神经外科，神经内科，根本就没有医生用，因为，一支异丙嗪加上一支氯丙嗪，就立杆见影的见到了疗效了。在神经外科和神经内科，这种所谓的灵丹妙药，根本连常规的备药都不是。临床回来，我们一个寝室的同学，深深的研讨了一夜，大家最后一致得出一个结论：垃圾，中医就是垃圾！
所有的人，心情都是沉重的，大三以后，大家就无心思好好的学中医了，有志气的，去学了西医，有的，索性天天的抱着《谁动了你的奶酪》狂看，大家其实都看清了中医的无能本质。
记得一次，和几个中医学院的外系的同窗讨论中医中药，我说：谁？可以告诉我中医到底治好过什么病？？？给我一个具体的病名！！！！！整个宿舍里一版沉默，是呀，中医到底能治什么病？样样能的样子，其实是样样不能呀！当时舍里有八个人，两个针灸推拿系的，一个中药学专业的，一个是中西医结合专业的，两个是中医专业的，另外两个是中医骨伤专业的。其实，对于中医是不是有疗效，最有发言权的人，就是中医学院花费了五年青春的中医学子，他们的内心的苦苦挣扎，他们临床上发现自己所热爱的中医是如此的无能，他们才是最有发言权的。
可以说，我过去是一个铁杆中医，我热爱内经，伤寒，我狂背汤头，我狂背针灸歌诀。。。。我醉心于中医的古籍之中。对于西医，我应当算是自大三起才接触到的，其条理的清晰性，其疗效的可重复性，其对病认识的完整理论体系，让我发现——————我的青春，被中医学院耽误了！！！！！！
苦学西医，眼界开阔了不少！！！毕业时，考上了一所很有名的医学院的研究生，而同班四十多人，除了五个考上研的，其中，四个考本校中医专业，余下的，没有一个进入医院从事临床，其实，大家何尝不想从事临床，可是，扪心自问：谁又有临床的本事呢？临床的东西，中医学院根本没有教呀！一个一穷二白在临床上无所知的或者是极少知的中医学生，其实，本质上，连一个西医中专生都不如呀！毕业了，大家都喝了许多，许多的人，打回原藉去农村了，许多的人，出去跑药了，剩下的，不想走的，说还要考研，还要考中医学院的研究生。。。。
有人问我是什么专业。我说是**外科。对方很迷茫，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专业。这个只有在医学院里才有的专业。有人问我，是不是和针灸有关？你是不是去搞针灸呀？？？我苦笑着！！！有什么可谈的呢？我们的差距太大了。志不同，半句也多！！！！
后来，终于转了西医，每天都疲惫而开心的活着。偶而，会在手术室里对他们说：我是中医学院毕业的。个个脸上都露着惊讶的表情，我知道他们惊讶什么，于是，我接着说：呵呵，我现在改行，我现在是西医了。语气淡淡的，其实，内心是沉重的，毕竟，我曾经年青，我曾经把我的青春耗在了这个专业上，说不爱，是不对的，但是正如我爱那路边的野百合，他虽然好看，却不能熬成一锅汤，让我果腹。虽然一棵红番茄也和野百合一样是好看的，但是，他能用，他能看又能实实在在的为我熬一锅汤。。。。。
在我的内心中，有两朵花，一朵，是野百合，一朵是番茄花，同样的美丽，曾经，我想把那朵野百合摘走，但是，我伸出去的手，半路上，因为番茄同样的美和更好的果腹作用，而转了过来，现在，采着番茄花，我的内心是高兴的，尽管，我偶而会想起那朵野百合，还是让他却自生自灭吧，关我何事？毕竟，它不能果腹。虽然，看起来是那样的美，但是，那种美，实际上是虚幻的。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我的脚现在很好，又开始跑步锻炼了，再也没有疼痛。我从小就因病扎过针灸，长达三个月，没有效果。
你评论中医的标准太过单一， 谁说西医的理论和方法就是唯一的standard ？？
重申一下， “逻辑学上有分‘有一因一果’，‘一因多果’，和‘一果多因’。就你文中所批判的中医按照病症分类的方法， 可以将之归为是“由果推因”，这样的分类方法本来就是“科学”的。
关于这点，请给予正面答复。
偏直人只会断掉自己的路。
有趣的是，真正在西医药行业里的顶尖人物中也有另类（或者说同类）的偏直狂：中国研究西药的最高机构，中国医科院药物研究所的一位老所长在病危迷留之前一再嘱咐，可别趁他昏迷的时候破了他的戒而给他吃化学合成药。他可是最理解化学合成药是怎么造出来的，又会有什么效果的人。
我有很多朋友是在世界一流实验室研究西药的。就我略知的一二表明，西医和西药象一切应用性学科一样，很不严谨。正因为制药厂讲不出严谨的科学道理，FDA的要求才那么严格，一个新药才要经历十年以上的历程。在这历程中，并不是在提高新药的科学性，而是检验它的实用性。很多道理上很有说服力的新药，在临床试验中被“毫无道理”地刷下来。而有些药道理上讲不清，但临床上就是好，你能说它是巫药吗？如果按张的标准介定科学性，只有数学是科学的，其它都是伪科学的。
对待中医中药和西医西药，在衡量标准上应一视同仁。
再举个亲身实例。我岳父岳母都有长年的糖尿病，他们都是学西方医学的，自然一直看西医，可病情却一年一年加重，西药是成把成把地吃，西药副作用产生的并发症也越发严重。最后，我大舅子（化学硕士）在高人指导下楞是配出了中药，让父母一年之内全都痊愈了，什么药都不吃了，饮食完全正常了。我岳父最爱吃糖，现在他找到一个很好的理由：试试这中药的长期效果。于是他又吃糖又吃巧克力，结果每测血糖居然没事。但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我们谁也没有达到象张的要求那样，对每一种成份的定量效果有明确答案。其实，即使是FDA也不要求这个。
张功耀 | 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长沙，410083
内 容 提 要
以文化进步的名义，以科学的名义，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名义，以人道的名义，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告别中医中药。
关键词：废除 中医 中药
1879年，浙江儒学保守派人士俞樾先生发表《废医论》，最早，也最明确地提出了废除中医的主张〔1〕。俞先生的这个“废医”（“废除中医”的简称，下同）主张，明显影响了曾经赴日留学的两位浙江后生，一位是余云岫，另一位就是鲁迅。前者赴日先攻物理，后转大阪大学主攻医学，回国后却以斥责中医为 “伪学”而名闻海内外，有自撰的3集本《医学革命论》流传后世。后者赴日学习西医，回国后却以改造中国人的思想为己任，其中包括“废除中医”，代表作就是短篇小说《药》。在这些“海归派”的倡导下，在20世纪的20年代形成了一股废医热潮。除余云岫和鲁迅之外，还有政治人物孙中山，学者胡适、梁启超、严复、丁文江，都是“废医”主张的强力倡导者。有学者已经指出过，这些“海归”的废医派人士均把废医主张与国民性的改造联系在一起。〔2〕然而，中国的文化是很难改造的。几乎所有新起的思想，不管是内生的还是外部引入的，都要被淹没在庸众思维的汪洋大海之中。即使在科学思想有了一定普及的今天，要继续说服人们接受这个120多年以前就提出的废医主张，也还有许多艰苦的理论工作要做。
以文化进步的名义
在我国，主张通过“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来与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竞争的“爱国者”不少，但却没有任何一个“爱国者”具备了理解和保守中国旧文化的能力。同样，尽管中国至今仍不乏批评主张“废除中医”的人，却没有任何“护医使者”指明了中医的前途。有不少人曾经试图通过“中医现代化”来振兴中医，实际结果却总是事与愿违。中医越是“现代化”，中医所暴露出来的缺点也就越多。典型的例子是，曾经被中医称为“大补之王”的人参（Panax ginseng, L.），经现代化研究以后，既没有发现其确切的营养价值，也没有发现其确切的药用价值，相反却发现了它对于某些疾病（如高血压、便秘、咯血、重感冒、失眠、过敏）的有害作用。为回避这个严酷的现实，另有一些人提出了一种底气不足的新主张。他们认为，中医是越古老越可靠，中医的前途不在于现代化，而在于复古。可是，这个复古倾向一冒头就被人们嗤之以鼻了。明眼人心里很清楚，复古只会掩盖中医的缺点，不会给中医带来任何积极的后果。由之，中医走入了一种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笔者首先想要论述的是，中医走入今天这种境地，是它从来不曾主动地寻求进步造成的。
中医祖于不立方剂的《内经》和《难经》。在马王堆汉墓中发现西汉古方以前，我国中医史家常以东汉张仲景著《伤寒论》始立冬寒之方为中医方剂的开始。嗣后，复有河间医生刘完素著《素问玄机原病式》始明温暑，易州张元素传《医学启源》理脾胃，其徒弟东垣老人李杲写《兰室秘藏》讲内伤，张子和以《儒门事亲》攻痰饮，丹溪先生朱震亨以《丹溪心法》究阴虚，至此形成了“中医六宗”。中医史上也还出版过《医林改错》那样的书。这看上去，中医也是不断进步的和求实的。其实不然。中医六宗带有标榜性质，并无实质性的进步。其创新程度，还不如轻便自行车与山地自行车之间的差异。那些自认为可以进行医学纠错的人，自己所犯的医学错误甚至更为严重。
就世界范围看，最古老的医学都是草本医学。笔者曾经考查过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埃及、古希腊、古代中美洲地区的医学。〔3〕将其与中国古代医学相比较，不难发现，所有古代医学都有十分相似的起源。比如，西医里边的“发炎”（inflame，inflammation）就与中医里边的“上火”是一致的。在化学药物兴起之前，全世界所有古文明发源地的人民都是用草医草药治病的。从科学史的角度看，古中国大概还是兴起草医草药较晚的文明地区之一。为使“护医使者”们对它有个清醒的认识，我们不妨做稍微详细一点的论证。
高春媛女士曾经出版过《文物考古与中医学》一书，其中对甲骨文医学资料总结得比较详尽。笔者阅读后发现，甲骨文中只有一个勉强可以解释得过去的“病”字，却没有一个“医”字，哪怕是不可靠的“医”字也没有。〔4〕这表明，在甲骨文流行的时代，中国还没有医学。至于立有方剂最早的中医著作，则是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14种医书，其存续年代在公元前193年左右。如果拿它与其它文明地区的医学做比较，中国古代医学的肇始年代，不仅与古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医学形成的反差较大，与古希腊医学所形成的反差也是相当大的。对此，笔者已经指出过，19世纪50年代，法国考古学家在伊拉克发现的由 20000多个瓦版残片组成的《尼尼微医书》，其明确可追溯年代达到了公元前2100年，比夏启王朝立国还要早大约100年左右，比甲骨文的存续年代早大约700年，比马王堆医书早1900年。古希腊的医学原来以为是公元前8世纪才开始的。最近，从公元前16世纪的草纸书中发现了古埃及人使用过来自克利特人的药方。这一证据把希腊医学的历史往前推进了800多年。遗憾的是，如此久远的医学历史文物和文献证据，在中华文明的考古中还没有发现。〔5〕
直到公元前6世纪，中国可能还没有“医”，只有“巫”。众所周知，中国的“巫”是纯粹的“医骗子”。后来才逐步从“巫”当中分离出了 “医”。由于中国古代的“医”起源于“巫”，使得中国的“医”一开始就与“巫”搅在了一起。事实上，我国今天流行的“中医”（尤其是民间中医）依然保留着 “巫”的痕迹。
中国古代何时才把“医”和“巫”分开，至今没有定论。有人以秦越人（扁鹊）为中国最早的“医”。其依据是《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扁鹊的一个誓言：“信巫不信医，不治也。”于是，扁鹊成了中医的鼻祖。有考据认为，扁鹊生于周威烈王19年（公元前407年），卒于周赧王五年（公元前 310年）。如果这个说法确实，那么，中医鼻祖扁鹊比西医鼻祖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377年）小53岁。更有甚者，我们至今没有发现扁鹊有任何医学著作流传后世。《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扁鹊内经》极有可能是伪托扁鹊之名刊刻的，而且已经失传。希波克拉底则无可置疑地留下了10大册之巨的《希波克拉底文集》。据西方科学史家介绍，这部比扁鹊的出生还要久远的古代医书所包含的医学主题有53个，迄今保存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公元11世纪出版的《希波克拉底文集》，最大页码编号是5526。对此，我们只要指出，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刘衡如、刘山永父子的校注本《本草纲目》，连同“目录”和“索引”在内才 2000页，足见《希波克拉底文集》著述的宏大了。
要论历史悠久，希腊医学比中华医学的历史更悠久。要论内容丰富，希腊医学比中华医学的内容更丰富。更何况希腊医学在希波克拉底之后，有盖仑（公元二世纪）和阿维森纳（公元九世纪）两次里程碑式的发展。可是，当16世纪化学医学兴起的时候，欧洲人还是告别了他们的祖先遗留下来的草医草药，走上了化学医学的道路。
继化学医学革命成功之后，医学在19世纪末又发生了生理医学革命。DNA双螺旋结构发现以后，20世纪的人类正在酝酿一场基因医学革命。在中国，既没有跟上化学医学革命的步伐，也失去了生理医学革命的机遇。人类文化多次长足的进步，居然没有触动中国传统医学的任何方面。这种不思进取的文化，难道是先进的文化吗？因此，以文化进步的名义，我们有理由告别既不可能复古，也不可能走向现代化的中医中药。
以科学的名义
许多为“中国古代无科学”做驳斥的学者，总是试图指出中国和西方存在“不同的科学”。这样的假定是虚幻的。衡量一种理论是否属于科学，最简单的判定方式就是看它是否建立了明晰而可靠的原理关系或因果关系。中医之所以不属于科学医学，就在于它的经验判断和理论陈述都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
有人以为，中医虽然不属于科学医学，但应该有资格被称为经验医学。其实不然！中医的绝大部分概念和陈述没有经验基础。诸如太阳、太阴、阳明、厥阴、少阳、少阴之类的概念在经验世界是不存在的。也有一些概念，表面上看似乎存在某些经验基础，但仔细分析后不难发现，它们脱离经验世界很远。药性的“五味”（辛、甘、苦、咸、酸）和“四气”（寒、热、温、凉）表面上看很有些经验的味道，其实它们不能在经验世界中得到任何解析。类似的还有“五脏” （心、肝、脾、肺、肾）和“六腑”（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都是不能被赋以任何经验意义的概念。另有一些表面上看属于经验世界的存在，但它的描述方式却不具有任何经验性，而且描述也不精确。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医的“脉诊”方法。这种描述不精确，没有实际诊断价值的经验方法，使慈禧太后至今还背负着洗不清的“喜脉案”。其实，迄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人体的生理和病理变化可以通过脉相来表达。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中医断言为一种经验医学。
此外，中医也完全不是理性医学。理性科学以完全形式化的推理为特征。表面上看，所有被完全形式化的概念只存在于理性思维领域，远离经验世界。可是，几乎所有的理性概念都具有经验的可还原性。比如，“点”、“线”、“面”在经验世界是不存在的，但它们却都可以用来解析经验世界的存在。你可以将桌子上的某个位置叫做“点”，你也可以将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叫做“点”，如此等等。遗憾的是，没有任何中医概念达到了这样既高度抽象，又可做经验还原的理性思维境界。
为了进一步说明中医的非科学特征，我们不妨以《黄帝内经》中关于水肿病的论述做一次具体的解剖：
“帝曰：‘其有不从毫毛而生，五脏阳以竭也，津液充郭，其魄独居，孤精于内，气耗于外，形不可与衣相保，此四极急而动中，是气拒于内，而形施于外，治之奈何？’歧伯曰：‘平治于权衡，去菀陈莝，微动四极，温衣，缪刺其处，以复其形。开鬼门，洁净府，精以时服，五阳已布，疏涤五脏，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气乃平。’帝曰：‘善’。”〔6〕
这段文字以黄帝的口吻提出了这么一个病理学疑问：通常认为，疾病是从外到里演化的，可是偏偏有些疾病“不从毫毛而生”，五脏自己就变得不起作用了，“水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是为什么呢？然后，作者以“歧伯”的口吻教导黄帝如何对水肿病人进行保养和治疗。其中，“平治于权衡，去菀陈莝”所表达的是对水肿病人的治疗原则。它把治疗水肿比喻成称东西，把蕴积的部分去掉，保持一种平衡，水肿就可以好了。这个教导明显是一种表面判断，没有任何深入的趣味。肿了的病人要消肿，这是众人皆知的常识，实在不是一种了不起的“学问”。然而，歧伯却以煞有介事的姿态讲出了一些连他自己都如坐云雾的“医理”，其中引起中医学者最大兴趣的莫过于“缪刺疗法”。
按照《素问·水热穴论》的说法，人体中有水俞57处，亦称“肾俞57”。人若有水肿病，可判断为“肾俞积阴”。按照“以左取右以右取左” 的缪刺原则，左边水肿刺右边，右边水肿刺左边，一直刺到“见血立已”。可是，水肿病人基本上是左右俱肿或全身浮肿的。如此，如何才能“以左取右以右取左” 呢？估计写这段文字的作者也未必清楚。至于用这种方法处置水肿病人，会不会出现“以复其形”（消肿）的医疗效果，也只好由患者的生命去作赌注了。至于“开鬼门，洁净府，精以时服，五阳已布，疏涤五脏”之类的医疗措施，则没有任何明确的操作含义。它是不是巫术，我们姑且不去妄加断言，但至少它为江湖医生施行巫术留下了一个广泛的空间。
无可讳言，水肿病曾经是一种难以理解和治疗的疾病。在科学还不发达的古代尤其如此。虽然水肿病被发现得很早，但直到19世纪，英国医生 John Blackall 和Richard Bright才将肾源水肿、肝源水肿和心源水肿区别开来。1898年，英国生理学家斯大林（Ernest H. Starling）描述了作用于毛细血管膜的水压力和胶体渗透压力（oncotic forces）之后，人们才逐步认识到，水肿是因为这两种力的平衡遭到破坏引起的。细胞内外钠离子含量的变化最有可能破坏这种平衡。这也是西药医生劝告水肿病人少吃盐的科学依据所在。至此，关于水肿的认识才走上了科学的道路。
由上可知，尽管不同的古文明地区在战胜疾病方面有大致相同的起源，但以后的发展道路迥异。值得我们效法的是，西医在取得进步之后，便很快告别了前人所取得的那些不可靠的认识，主动用新的科学理论来指导医学实践。中医则不然。它具有强烈的“恋旧癖”。居然没有任何医学科学的进步使中医发生过丝毫改变。
现代人当然没有理由去苛求古人的不开化。但是，如果现代人继续维护古人的错误，就是对科学的亵渎和对人类生命的摧残了。因此，以尊重科学的名义，我们有理由告别因果关系和原理关系都不明确的中医中药。
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名义
最近20多年来，由于化学药品自身的局限性和广泛被滥用的现实，欧美医药学界出现了一种自然疗法（Natural Therapeutics）的研究取向。古代文明中曾经流行过的草医（Herbal Medicine）和中国古代所特有的针灸（Acupuncture），受到了这一研究取向的重视，甚至出现了以草药和针灸作为辅助疗法的小诊所。国内一些不负责任的大众媒体，以此发表带渲染性的报道说，中医已经风靡世界了。其实，正如前述，草本医学并不为中国所独有，而是在16世纪以前的一切古文明世界中都存在的医学方法。因此，欧美医药学界推行的自然疗法也不是只参考中国古代的医学记载。此外，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自然疗法研究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与中国古代滥用自然界的恩赐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我们以对姜的药用价值研究为例，来比较二者的不同：
相传，孔子是喜欢吃姜的。《论语》中有孔子“每食不撤姜”一说。王安石说，姜能“疆御百邪”，把姜的药用价值夸大到了可以抵御所有外感疾病地步。其它古文明地区（如古埃及人和古印度人）也有以姜入药止呕的记载。李时珍写作《本草纲目》的时候，辑录了姜的药用价值达44种。但是，经自然疗法医药学家核实。姜的确切药用价值只有两种，那就是“止呕”和“通关节”，即对反胃（nausea）和骨软骨炎（osteoathritis）有效。〔7〕
这个确证过程是严格的。以姜的止呕作用为例：
早在上世纪的80年代，华盛顿中心医院的D. Mowrey医生把姜做成姜粉胶囊用来缓解因流行性感冒而引起的呕吐。后来，又有一位德国医生发现了姜对于消化不良和晕动呕吐也有疗效。1984年，美国宇航局（NASA）拨款支持姜粉胶囊抗晕动的研究。研究小组把它与晕海宁（dimenhydrinate）、安慰剂（placebo），多潘立酮（domperidone）、敏克静（meclozine）、桂利嗪（cinnarizine）等进行了药用价值的对比研究，他们在1489例对比实验中，发现给每4小时500毫克姜粉胶囊与给每4小时100毫克的晕海宁，具有相同的抗晕动的效果。〔8〕而且，姜粉胶囊没有明显的副作用。大约在相同时间里，自然疗法医药学家，以每4小时给姜粉胶囊250毫克的剂量，在70例抗妊娠反应中也取得了显著疗效。这样，姜粉胶囊在感冒、舟车运动和妊娠中出现的呕吐，都取得了可靠的疗效证明。
这样的研究与王安石和李时珍随意夸大姜的药理作用，以及中医方剂中滥用姜入药，属于完全不同的规范。
滥立方剂在汉以后的中医文献中是一种普遍现象。随便翻开一本医书，往往是一种疾病立有若干个方剂，一个方剂又同时使用了若干种“药物”。尽管保留在各种中医文献之中的“良方”、“验方”、“奇方”、“神效方”汗牛充栋，却都没有切实可靠的临床实验依据和医理。正由于此，中医方剂的“有效”没有普遍意义。有的“疗效”甚至是非常有害的。其中，将鸦片用于止痛和止泻就是有害“疗效”的例子。目前，西医为了缓解病人痛苦，从鸦片中提取单体吗啡用于止痛，但在使用上有严格的规定。其所以做出这样严格的规定，就是因为西医既认识到了吗啡的药用价值，也认识到了吗啡的毒性作用。这与中医滥用“佛粥”（鸦片的中医别名）止痛和止泻是完全不同的。
中医立方混乱与它滥用“药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医的“药”是否真有药用价值，从来就没有得到过确证。事实上，中医方剂中的“药”不乏“食品”、“污物”、“毒品”和“穿肠而过的异物”。比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把自缢的绳子烧成灰兑水服，可以治疗突发性癫狂。如果把这种绳子收藏二年以上，效果会更佳。又记载，将丢弃路边的烂草鞋烧成灰兑酒喝，可以治疗霍乱。诸如此类的配方是不可能具有确切的药用价值的。
熟悉中医方剂学的读者也许知道，中药医生遵循君臣佐使、六气岁物、七方十剂、气味阴阳、五味宜剂、升降沉浮、五运六淫、十九畏、十八反的配伍方法进行多味立方。某些“神效”方，可能真正起作用的只是其中的一味或者两味，在立方的时候，却偏偏要开十几二十味。笔者在农村习医（中医）时见过的方剂曾多达49味。中医如此立方，模糊了中医药物对于疾病之间的医理关系，同时浪费了许多“药材”资源，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更有甚者，中医通常以“奇特”来追求“奇效”。于是，成对的人形首乌、高山顶上的雪莲、悬崖上的灵芝、房顶上的茅草、灵猫的阴户、老虎的阴茎、猴子的脑髓，沙漠腹地的发菜，如此等等，因为其“奇特”而被视为“药中珍品”。于是乎，越是稀有的动植物资源，遭到的破坏也越严重。
因此，为避免不科学的医药措施继续危害生物的多样性，一切有良知的学者都应该承担起一种文化责任，呼吁国人自觉告别中医中药。
以人道的名义
中医一直自我标榜为“仁术”。可是，这种“仁术”并没有表现出多少仁爱特征。举其要者，有如下一些：
一、装腔作势，欺骗患者。
医学同其它科学一样，本是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知识体系。事实上，人类的疾病本身也是变化多端的。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除了医学尚未认识到和解决的疾病外，还会出现一些新型的疾病，2002年底到2003年上半年在世界许多地方流行的SARS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无论医学怎么发达，人类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不可能战胜所有的疾病，尤其不能很快战胜哪些新型的疾病。
中医则一直漠视这个事实。对于中药医生所接触的疾病，不管是已经认识的，还是尚未认识的，他总可以用一些莫名其妙的概念术语来装腔作势地作些“辩证”，就连SARS和AIDS那样的新型疾病，中药医生都要煞有介事是“辩证”一番。不仅如此，它甚至能够针对所有的疾病开出药方。“包医百病” 这个成语出自中国，恐怕不是偶然的。
中国医学界这种不求甚解而又装腔作势的风气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一种遗患。为使中国的“护医使者”对中医的弊病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不妨举这样一个例子：
估计现代人不大会相信立春时节的雨水可以治疗不孕不育症。大概是唐朝的掌禹锡首先在《本草拾遗》中记载了这个方剂。李时珍编修《本草纲目》时，在“水部第五卷”进一步地引述了它：“立春雨水夫妻各饮一杯，还房，当获时有子，神效。”〔9〕现代人固然会对这个“神效”嗤之以鼻，但李时珍则十分固执地相信它是真的，并为这个方剂做了阐发：“立春节雨水，其性始是春升生发之气，故可以煮中气不足，清气不升之药。古方妇人无子，是日夫妇各饮一杯，还房有孕，亦取其资始发育万物之义也。”类似装腔作势的医理解释，不知骗了多少病人，害了多少学士。鲁迅先生说：“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 〔10〕，并不是恶意而刻薄的谩骂，而是确切的事实！
二、推行异物、污物、毒物入“药”，坑害患者。
由于中医在生理和病理上的盲目性，使得中医关于“药”的概念相当混乱，其中最令人发指的是推行异物、污物、毒物入“药”。
1、污物入药。尽管没有人确证过将狗屎绞汁口服可以“解一切毒”、治疗小儿霍乱、心绞痛、月经不调、发背痈肿等疾病，但《本草纲目》却在兽部第50卷推荐了这样的方剂。〔11〕这样的污物入药在《本草纲目》的“水部”（如磨刀水、三家洗碗水、古冢中水、洗脚水、溺坑水等）、“土部”（如蜣螂转泥、鞋底泥、猪槽垢、香炉灰、粪坑泥、尿坑泥等）、“服器部”（如裹脚布、月经布、内裤、篦梳、炊帚等）各卷中最为多见。
2、毒物入药。中医以毒物入药已经在“中医现代化”研究中得到了不少揭示。其中以滥用矿物，让患者吞服大量的重金属或其它有害成分最为普遍。除中医推荐用来治疗精神性疾病的朱砂、辰砂含汞，密陀僧、禹余粮含铅以外，国内已有临床报道证明，中医成药的天王补心丹、牛黄解毒片、大活络丹、至宝锭、紫雪散容易导致肾中毒，甚至双肾萎缩；六神丸、六应丸、喉症丸等，可引起洋地黄样心律失常；云南白药、小活络丸、附子理中丸等中毒可出现口唇麻木、头晕恶心、最终可致心律紊乱以致死亡。如此等等。目前的临床统计表明，在所有中药的毒性作用中，以肝中毒最为多见。值得特别提醒读者注意的是，由于中医入药的原理不清，方法上相当混乱，不可能指望在较短的时间内对所有中医药物进行药理分析，和对其毒性进行一一甄别。因此，中医究竟选择了多少毒物入药，至今还是一个未知数。这一点与西医在药品投入临床之前，事先阐明其毒副作用及其用药限量是完全不同的。所谓“纯中药制剂，无毒副作用”的正确解读是：“纯中药制剂，尚未阐明其毒副作用”。
3、异物入药。几乎所有的中药方剂，真正起作用的可能只有一味，甚至所有的药都没有用，真正起作用就是所喝的水。于是，在多味入药的方剂中，“多余”的药物就成了穿肠而过的异物。患者花费大量的钱财购买一些穿肠而过的异物，对患者所造成的坑害是可想而知的。“中医现代化”研究已经证明，即使是“上好的”人参，对于所有的疾病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可见，中医的异物入药是何等的触目惊心！
患者花钱买回的“药物”中，竟然不乏污物、毒物和异物。它们不但不能解除患者的痛苦，反而还要使患者不明不白地忍受各种危害。这样的“仁术”是道德的吗？
古人入药混乱限于古人的认识水平。现代人明知其有害，却要竭力去维护它，这种不道德的文化欺骗行为，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
三、以严格的“奇方”追求“奇效”为难患者，并为医生的无效施治开脱责任。
古代立方大多凭经验，没有什么理论。16世纪中叶，瑞士医生巴拉塞尔苏士（比李时珍大35岁）根据当时的化学思想，首次指明了草本医学中所使用的药物，真正起作用的是药物中的“精素”。为此，他通过结晶升华获得了人类第一个化学药物：愈创木酚。与这种寻求药物内在起作用的“精素”不同，中医立方则通过从药材的选择、药物的炮制、药物的收藏，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严格规定来追求“奇效”。细辛要水渍令直，蜈蚣要足朱为上，黄精要七蒸七晒，螵蛸要胶于桑树者，上党的人参，川西的当归，齐州的半夏，毒蛇含过的石头，总之，所有中药必须“产之有地，采之有时，制之有法”，才能奏效。此外，还有将药物分成上、中、下“性三品”以应天适时，把握君、臣、佐、使和“五味”“四气”的宜忌、标本、升降、沉浮的配伍法式以相宣摄。到了唐朝，气象变化也被引入了用药法式，于是又有了“四时宜忌”和“五运六气用药式”。此外，还有“不得违越”的剂型规定。甚至熬药用的水，烧火用的柴都是使中医方剂创造“奇效”的严格规定。
这样严格而奇异的立方不为别的，只为追求“奇效”。显然，这样严格的规定是很难做到的。于是就有“良方易得，好药难求”一说。立方如此严格，见效了自然是“奇方”的“奇效”；如果不见效，当然就是没有“好药”或“真药”了。由之，医生无效施治的责任被开脱得干干净净。而患者为了疾病的好转，不得不按照这些严格要求，爬山涉水、劳民伤财去寻求“真”“奇”的药物。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真”“奇”的追求没有任何医学意义。
总览以上，这样的“仁术”何曾有丝毫的仁爱之心？今天，应该是我们彻底揭露“仁术”真相的时候了。
①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消耗人参最多的国家，其基本消耗目的是用它来改善人的活力，消除疲劳。19世纪，欧洲人依据中国人的这个习惯开始研究人参真实的药用价值。其结果，居然是否定性的。20世纪，美国人也开始了对人参的研究。但是，所有的研究都没有发现人参有任何确切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于是，经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 ）严格审查确认，人参属于“一般认为安全”（Generally Recognized As Safe，GRAS）的食品，而不是药品。1970年代以来，医学界陆续发现了人参的许多副作用。由之，这个被列入“一般认为安全”的食品陆续有了一些安全防线，它告诫人们，重感冒，咯血，过敏，失眠，便秘，高血压患者不宜进食人参。
参 考 文 献
〔1〕 俞樾，废医论，原载《春在堂全书·俞楼杂纂》（卷45）（M），清光绪十一年刊本，第1－13页。
〔2〕 陈小野，余云岫医学革命论中的民性观点(J)，第八届全国医史学术会议（南宁，1988年）交流论文。
〔3〕 张功耀，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革命(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7～110页。
〔4〕 高春媛，文物考古与中医学(M)，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39～62页。
〔5〕 同〔3〕。
〔6〕 佚名，黄帝内经·素问·汤液醪醴论篇第十四(M)，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7〕 Altman RD, Marcussen KC. Effects of a ginger extract on knee pain in patients with osteoarthritis. Arthritis Rheum.(J) 2001;44:2531–2538.
〔8〕 Wood CD, Manno JE, Wood MJ, et al. Comparison of efficacy of ginger with various antimotion sickness drugs. Clin Res Pract Drug Reg Aff.(J) 1988;6:129–136.
〔9〕 李时珍，本草纲目（刘衡如、刘山永校注本），(M)，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279页。
〔10〕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页。
〔11〕 李时珍，本草纲目（刘衡如、刘山永校注本），(M)，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790页。
张功耀 | 2006年5月22日
笔者《告别中医中药》一文在《医学与哲学》杂志发表[1]以后，便有学界朋友对其中所倡导的观点表示了质疑：“纵然中医中药的缺点颇多，其优势也是不可否认的”。为使我们对中医的“优势”（为了叙述方便，以下使用这个概念时不再加引号）有个清醒的认识，笔者选择其中一些流行的“优势”说法，做些“篇幅有限”的辨析。
关于“中医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这个优势曾经是很坚挺的。它的坚挺是如此地有效，以至于1929年在我国首次讨论建立我国的“医学标准”时，因为会议通过了废除缺乏标准化诊断和治疗依据的中医（允许使用中药）的议案，一些中医界人士只扯出一面“爱国”的横幅，便轻而易举地将这个决议案弹压下去了。提出这个议案的余云岫先生，仅仅因为在日本留过学，便被一些不负责任的历史学者扣上了“汉*”的帽子[2]。
今天的中国，民族心理已经成熟，国家也已经强大到了可以理直气壮地面对过去和未来的时候。正是这些进步，使得我们今天能够理直气壮地反思中医中药。
医学属于科学，它与音乐和艺术之类的文化不同。凡是科学的东西都应该谋求自身的进步。二胡可以不进步，进步了就可能不是二胡。但是，科学如果不进步就没有资格被称为科学。这样的常识本不需要多费口舌。但在我国，恰恰许多不是问题的问题，却要不厌其烦地加以重述。笔者已经指出过，全世界最古老的医学都是草本医学。从这个角度看，中医与其它古文明地区的医学本无特别的不同。读过卡斯蒂廖尼的《医学史》的读者也许还记得，远古时代的欧洲，曾经形成过“灵草崇拜”[3]。足见那里的草医草药在征服疾病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何等的神圣！但当医学在欧洲取得重大进步的时候，欧洲人最终还是能够接受进步，告别落后。令人遗憾的是，中医不但自己没有寻求到自身的进步，甚至也不愿意接受任何医学进步的事实。二胡不进步，不会给社会带来危害，医学如果不进步，其后果就相当严重了。详见下表：
几个主要历史时期中国与欧洲零岁平均期望寿命比较表
（单位：岁）
项 目 1800年 1929年 1947年 1951年 1981年 2000年 2004年
欧 洲 ~25－30 59.12 62.70 69.0 74.0 75.1 76.0
中 国 ~25－30 ~30 36.4 42.0 67.8 71.3 71.8
本表资料来源：
1、Lee and Feng (1999); Peterson (1995); Wrigley and Schofield (1981);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1998); UNDP（2002）;
2、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National Vital Statistics Reports, vol 53., no. 6, Nov. 10, 2004；Life Expectancy by Age, 1850–2003；
3、上海人口统计资料和新华社消息。
（附记：表内，中国1947年和1951年的人均零岁期望寿命采自上海的资料。其它可查的资料只笼统地表述为“大约35岁”。）
本表显示，在医学和生理学不发达的古代，中国人和欧洲人的人均零岁期望寿命大致相同，即古代中医与古代西医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相近。虽然欧洲的医学革命最初爆发在16世纪中叶，但欧洲人全面接受这次医学革命则是在19世纪上半叶。自从欧洲民众全面接受医学革命的成果之后，欧洲人的人均零岁期望寿命便有了奇迹般的增加。众所周知，1929年是世界爆发经济危机的重要年份。在那样沉重的经济压力下，欧洲人的平均零岁期望寿命居然增加到了 59.12岁。而游离于世界经济危机之外的中国，此时的人均寿命反倒停留在19世纪以前的水平上。此后，伴随着西医知识的普及，我国的人均期望寿命才开始增加。作为当时发达地区的上海，1947年的人均零岁期望寿命首次突破30岁，达到了36.0岁。改革开放以来，西医在我国被接受的程度首次超过了中医。相应地，人均期望寿命也逐步向欧洲人追齐。局部地区则超过了欧洲。以新华社发表的2004年人均零岁期望寿命的数据为例，北京达到了79.87岁，广州达到了77岁，上海达到了80.29岁。
我国人口平均零岁期望寿命的增加，大概不能用自然环境条件的改善来解释，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我国现在的自然环境优于古代。此外，它也不能用世界营养学界普遍推荐的“素食模式”来解释，因为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现代中国人比古代中国人更自觉地遵守素食。因此，这个增加只能由医学和生理学的进步和普及来解释。毫无疑义，在20世纪医学和生理学的进步中，中医的贡献甚微。认识到这一点，对于那些躺在“优秀传统文化”上睡大觉而不思新进的人来说，不失为一付清醒剂。
关于“中医博大精深，属于超科学”
这个优势说法在吹捧中医的同时，低估了现代人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大概也是由于对中医“博大精深”的吹捧，使得我国所有的中药医生都不得不接受自己是个“半吊子医生”的事实。特别现实的例子是，一位中医肝病专家，一辈子与肝病打交道，却无法解释“肝”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在这“博大精深”的吹捧后面最值得同情的，是哪些中医学院的学生和那些为了考取《中医职称证书》的人们。他们鸡鸣即起背诵“医古文”。那些晦涩难懂诘嘴拗牙的文字和逻辑，经常性地使他们如坠云雾，似穿迷宫，整天价地“在无穷概念之中玩弄无穷循环”（黑格尔语）。从五脏六腑到三阴三阳，从奇经八脉到五味四气，从六气岁物到七方十剂，从四时宜忌到八正风门，从药性赋到汤头歌，凡此种种，让那些可怜的学生们还没有背完就早已两眼火冒金星了。“博大精深”和“超科学”的假定，对于这些企图求取功名的人来说，完全不是什么学术优势，而是既躲不起也惹不起的思想负担！
事实上，我国古代一直存在着一种人为造就“博大精深”的文化倾向。比如说，当你把一个日期表述成“2006年5月11日”时，你可能会被一些热衷于博大精深的人讥讽为“过于浅薄”。而如果你把它表述成“太岁星君向般丙戌年癸巳月庚子日”时，你就可能赢得“满腹经纶的学士”的头衔。前者的 “浅薄”，适合于与所有人交流。后者虽然也只是表达了一个日期，经过“博大精深”的造作之后，便不能与绝大部分人交流了。缺乏科学头脑又不打算去识别这种矫揉造作的真实意图的人，可能会去努力弄懂蕴含在“太岁星君”，“向般”、“丙戌年”、“癸巳月”、“庚子日”之中那些所谓“博大精深”的内涵。其实，这些矫揉造作是作者刻意为了自我标榜而做成的，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类似的矫揉造作在中医的理论建构中更为严重。被中医断定为最重要的病因的是“风”。《黄帝内经·生气通天论》有：“风者，百病之始也” [4]一说。于是，几乎所有的中医经典都从“风门”论起。可是，稍微有点现代医学常识和自然常识的人都知道，“风”无非就是空气流动。把它作为病因之首，实在没有多少根据。中医病因理论把“风”断定为“百病之始”，明显是按照对应原则，而不是按照确定性原则，建立起来的因果关系。而单凭对应原则是不能建立任何可靠的因果关系的。身边的例子有，白天与黑夜是对应的，但白天和黑夜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我们无时无刻不在风中生活，按照中医理论，一个人只要患病，风就有推不掉的责任。这样一来，中医病因理论家就从风那里找到了“永恒真理”。明眼人十分清楚，这个“永恒真理”的荒谬程度是相当惊人的！尽管如此，我国古代医学理论建设却一直被限定在了这个思维框架内。为了把人的疾病与风对应起来，中医病因理论的构造者们，人为地制造了许许多多的风。《黄帝内经》首先将风与三阴三阳相联系，然后在《移精变气论》中扩大到“八风五痹”，在《玉版论要篇》和《八正神明论》中又再扩大到“八风四时”。这还不够，“八风四时”又进一步地与虚、实、寒、热、五脏六腑之类的概念进行了两两组合。于是，一个简简单单明明白白的风，经中医理论家一扩充，变成了任何神仙都会感到莫名其妙的风。其结果，就连制造这些风概念的人，自己也弄不清“究竟什么是风”了。
与中医将多种病因简单化地归结为“六淫”不同，西医更注重不同疾病病因的具体性和客观性。被歧伯列为四种“中风大法”的偏枯、风痱、风懿、风痹，最可能确切的西医病因描述是心脑血管病变、血液粘稠度偏高、血脂偏高、关节炎、肌肉萎缩、脑血栓等，与“风”没有关系。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我国一些食古不化的现代人，居然反其道而行之，他们不是把过去模糊的认识精确化，而是把已经取得的精确性认识模糊化。在一些所谓“中西医结合”的实践中，居然在测量了血压之后将高血压辨证为“心气虚”，在做了胃镜检查之后把慢性浅表性胃炎辨证为“脾胃不和”。这种食古不化的“创新”实在令人喷饭！
中医理论建构中远离实际的情形，大概是一些有点文墨而又没有找到判断真理的方法的文人造成的。那些文盲或半文盲的郎中，对这些莫名其妙的医理和病理从来都是不屑一顾的。一些头脑清醒的读书人也与那些乡村郎中相通。他们编修的验方集成著作，就多少对那些莫名其妙的“医理”和“病理”取蔑视态度。就笔者陋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可以列出《外台秘要》、《苏沈良方》、《备急千金方》、《小儿药证直诀》、《妇人大全良方》和《验方新编》。从这些蔑视“医理”和“病理”的验方著作的出版可以看出，即使在中国古代，那些装腔作势的“医理”和“病理”也是完全可以被抛弃的东西。
科学认识应该逐步走向确定性。像中医病因理论这样把一个概念越搞越复杂，越搞越不确定，不符合人类认识的基本要求。读过卡斯蒂廖尼的《医学史》最初几章的读者也许能够概括得出，古代欧洲、古代埃及和古代巴比仑地区的医生，对于疾病的病因和疾病的描述是由模糊到精确、由不确定到确定、由复杂到简单，逐步发展起来的。现代的年轻人应该取这种态度，而不要被那些莫名其妙的“博大精深”牵着鼻子走。
至于“超科学”的说法，迄今没有人给它下过定义，也没有人指出过它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科学”是什么关系。既然制造这个术语的人还没有明确这个术语的意义，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在“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学术背景下去纠缠它了。
关于“中医是系统医学”
这个优势是那些接触过系统科学而实际并不真懂系统科学要义的伪学者们制造出来的现代神话，没有丝毫的科学内涵。
哲学史告诉我们，远在古代希腊，哲学家们为了摆脱神秘主义的思想束缚，创造了把“多”的世界化为“一”的世界来认识的方法。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简单性方法。这个简单性方法的思想起源于巴门尼德的本体实在主义。正是这种本体实在主义的哲学，把万事万物变化的内在因素归结为少数“不变的实体”。德谟克里特解释物质构成所找到的“不变的实体”是“原子”；亚里士多德解释生命现象所找到的“不变的实体”是“基质”和“隐德来希”；如此等等。发动医学革命的巴拉塞尔苏斯，最早把药物真正起治疗作用的“不变的实体”归结为药物的“精素”，也是在这种哲学的启发下做出来的成就。
“不变的实体”这个概念是非常有效的。从古希腊以来全部科学思想的发展，都是寻找这个“不变的实体”。伽利略的运动学和牛顿的力学，把运动的奥秘归结为“力”，波伊尔、道尔顿、拉瓦锡为代表的近代化学，把决定化学变化的“不变的实体”归结为“元素”。此外，电磁学的“电子”和“磁子”，生物学的“细胞”和“原生质”，光学的“光子”或“光波”，都是这样的“不变的实体”。2000多年来科学的发展一直在证明，任何“多”的实在都可以通过 “一”来认识的。
受本体实在主义哲学的影响，西方医学也试图走出一条简单性方法的成功道路。于是，细菌和病毒之对于感染性疾病，尼古丁之对于肺癌，二氧化硅尘埃之对于矽肺病，激素之对于生长发育，如此等等，使得疾病的病因都得到了简单性的解释。这些简单性的解释为进行简单性的治疗和预防奠定了可靠的基础。以预防为例，对于感染性疾病，西医主张消灭细菌和病毒或将通过免疫减少细菌和病毒对健康人体的为害；对于肺癌，西医劝告大家不要吸烟；对于矽肺病，西医劝告大家尽可能避免将二氧化硅之类的尘埃吸入肺部。有了这样一些可靠的简单性认识，“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才有了可靠的依据。
可是，正当简单性思维高唱凯歌的时候，人们陆续发现了一些简单性思维框架下不能得到解释的自然现象。就医学生理学而言，最为典型的现象就是体温的变化。众所周知，一些外部物理因素或化学因素的引入（如烤火和呼吸氧气），并不能改变生命物体的体温。感冒或一些局部炎症反倒能够使体温发生骤然变化。体温明显是关于生命物体的宏观测量值。但是，这种宏观状态的物理测量值，究竟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为什么一个局部的炎症会骤然影响到整体？诸如此类的问题，已经不能单纯用“不变的实体”来解释了。这就暴露出了简单性思维的局限性。系统性思维就是从寻求对这一类问题的可靠性理解而提出来的。最初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作为“实验生理学之父”的贝纳德（Claude Bernard）。他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向还原论的生物学哲学挑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把人们的思想角度引向了生物有机体的“内部环境” （internal milieu）[5]。可是，这个内部环境的要素究竟是如何影响到整体的，却至今没有明确的答案。不过，有迹象表明，简单性思维虽然不能回答体温变化的机理问题，但似乎对解决体温问题有效。众所周知，尽管我们不知道体温是如何升高的，但当我们使用一些退热措施和消炎措施之后，是的确可以降低体温的。
值得我们进行理性思考的是，西医没有完成的任务，中医是否能够完成，或早已完成了？换句话说，中医是否真的达到了“系统医学”的水平？
把“风”理解为“百病之始”是系统性思维或复杂性思维的结果吗？不是！它的思想特征实在过于简单，甚至比西医用细菌和病毒来解释感染，用吸食尼古丁来解释肺癌，用吸食二氧化硅尘埃来解释矽肺病，用激素来解释生长发育，还要简单。值得顺便指出的是，这里所讲的简单远不能与巴门尼德的本体实在主义哲学所倡导的简单性相比（以下谈到的中医简单性都只能做这样的理解）。从确定性上看，中医对所有病因的解释都是一笔“糊涂帐”。有作者认为中医对病因的认识是一种“客观认识”[6]，实在没有依据。没有认识上的确定性又何以可言认识上的客观性？系统理论从来就是追求事物演化的确定性的。只不过它所追求的是系统演化的确定性，尤其是系统演化中产生概然事件（通常的术语叫做“凸现”）的确定性，而不是以往那种一一对应事件演化的确定性。蔑视确定性的理论不是科学理论！蔑视确定性的理论也与系统科学毫不相干！
至于施治方法，中医的简单性思维特征就更加明显了。众所周知，中医看病的基本原则是“辨证施治”。于是，中医没有医院、没有医学检验、没有病理分析，甚至连基本的临床统计也没有，更不用说双盲对比实验检验了。一个中药医生根据“辨症施治”就可以包医百病，其系统性从何说起？19世纪以来的西医则不同，它的基本格局是许多医生看一种病。就其对疾病的诊断而言，它需要多个程序的系统检查和多人的会诊（病理分析）。稍微有点系统论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允许一个人“包医百病”的中医体制属于系统医学观，而许多人看一种病的西医体制反倒不属于系统医学观。
再看治疗方法。中医的辨证施治只针对不同的“证”（通“症”）使用不同的药。在这个过程中，仿佛所有的“证”都是各自独立的，而不是相互联系的。至于决定这些“证”的“因”，则不外“风”、“寒”、“暑”、“湿”、“燥”、“火”六淫。前已述及，从古到今，没有任何一个成熟的中药医生可以确定性地解释这些“病因”的真实含义。于是，不仅“病因”是模糊的，病因的医学意义也是模糊的。这也是造成许多中药医生可以抛开那些意义不明的病因理论，直接对病人施治的原因所在。由于“施治”是基于“辨证”的，于是，泻下用大黄芒硝，发汗用麻黄姜桂，风湿用防风独活，利尿用猪苓泽泻，如此等等。这些施治方法，实在没有任何系统医学观的趣味。与之相比，西医的施治方法似乎更有资格被称为系统医学。因为西医是一个集治疗、防疫、免疫和公共卫生于一体的医学体系，因而，西医对待任何一种疾病都倡导使用系统化的措施。比如，西医为了征服肺结核，用接种卡介苗提高人体对结核杆菌的免疫力；在使用利福平杀灭结核杆菌的同时采取保护肝脏的措施；在日常生活方面，西药医生还劝告结核病人注意补充蛋白质、戒除烟酒、注意保暖，等等。西医这种基于可靠性认识而采取的系统性方法，中医至今也不能望其项背。究竟谁更接近于系统医学，名眼人一看就能得出结论。
在求实的科学面前，任何自我标榜只会贻误发展的时机，不会有任何益处。但愿读者能够重新认识到这一点！
参 考 文 献
[1] 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医学与哲学，2006年第4期。
[2] 中国中医研究院理论学习小组编，历史上的儒法斗争对于我国医药发展的影响，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年1月版。
[3] （意）卡斯蒂廖尼著，程之范主译，医学史（上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4] 佚名，黄帝内经·生气通天论第三，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7页。
[5] 张功耀，科学技术学导论（自然辩证法概论），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2页。
[6] 荆志伟，科学是中医的“紧箍咒”吗？医学与哲学，2006年第4期
请看清了再说话，不要无的放矢。我可是肯定了中医的精华的。我脚痛的例子只是文章的引子，不是来做证明。说代表西医整体的科学案例是无稽之言。一个案例不能说明中西医的有效无效。你的思维很有趣，你的逻辑太独特。
告诉你我今天发生的事，我孩子这一年多有很严重的皮肤病，今天拿到了一个最为详尽的检测报告，结果是各项指标正常得再不能正常了。一年多来，看了多少医生，都说没法治，无从下手嘛。我想，按物质指标来诊断是不可能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西医和中医，一个长于物质定量，一个长于能量感应，就是中医内部也分经方和实方，经方立竿见影，实方疗效长久。对我们病人来说当然是适合病状去求医。如果是你没有常识乱投医，被耽误的是你自己，这犯不上以一疫废一医。
你说大多数人看病找西医，这话针对中医说还真说对了。中医的一个常被人忽视的长处是治未病，大家不注意未病就变成了已病，而已病留给我们的时间就不多了，选择也就少了。出路只有找立竿见影的医术，要么西医，要么经方中医，只是经方中医实在太少，很多人也没听说过，就为有西医了。
我和我太太都在西方医疗领域工作，我天天打交道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西医诊断设备，我太太在西药发明上也有几项专利了。但我们对西医的理解正像我们一位西医朋友私下说的：现代医学最没用了，几乎什么病都治不好，连感冒都治不好。你把癌块切除了，能说攻克癌症了吗？所以这两年西方医疗界正从Medi-care向Health-care大转型，理由是，我们治不好病，还不能预防吗。于是从亚健康入手，向未病宣战。这时候他们突然发现，中医对未病已经有几千年的建树了。再过一两年你可能就会发现，西方怎么突然对中医大面积地感兴趣了。
我对中医并无特别反感，总得给那帮人一口饭吃吧。若不是他们自己标榜所谓比西医还高明的整体观点，能量角度，博大精深，也不屑和他们理论。
实践是检验的标准，既然中医那么高明，为什么大多数人看病，特别是看大病，还是找西医？
中医并非不可测量，而是不能安西医方法测量，更不是不可忍知，而是以不同的方法认知。中医把人体比作一个微观宇宙，分成太阳，太阴 等分支，从而分理出相关的各藏器功能的关连关系，如五行相生相克之说。这种表达方式听似荒诞，但关键是要真正悟解其科学含义，在此基础上更新换代，而不是把婴儿连同澡水一并倒掉，更不是中医西化，如有火等于发炎之类，害人匪浅。更何况新近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最近逐步认识到 Metaphor is fundamental to thought; it is the key to the truth. 这更印证了中医基本认知体系的科学性。提起中医的表达方式，我不禁想起一个美国人对中国语言的评论，说中文没有时态，语气，数，动词等变化，就像美国小孩子学说英语一样，这种语怎厶能表达复杂多变的思想感情呢。各位说能不能？当然是能，但有一个条件∶他/她得愿意学习并且掌握中国语言。
I always feel so shocked to see that so many Chinese are trashing the treasures of our good traditions (only bad traditions should be trashed).
Right on! wenjuyuan, you said: 中国古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对更深层原理的悟性，这条路追下去，才能最终了解生命的本质，而得以对癌症等病的有效处治。
中医博大精深!中医博大精深!! 人体与宇宙自然，天地万物，四季节气都息息相关。
逻辑上有一因一过，一因多果，一果多因。所以中医按照病症分类是不是由果推因呢？？这样的分类方法或许本来就是“科学”的呢。
所以， 失明只要不是器管坏死， 用中医调理回来也说不定呢？？
但是如果是失明的人， 自然看不到阳光， 那还得请教西医师做眼角摸移植或者什么其他的移植手术。 西医在这方面的确很厉害~~~
西医的确是科学的。因为它经得起一再地和量化地实验。在这一点上， 中医的确不能相比。 但世间的标准本就不止”科学“这一个， “科学”也根本不是人类最终的解脱。 鄙人觉得， 只要中医可以治愈一些病症， 并调理好人们的身体， 为什么不可以作为一个可供选择的疗法呢？发挥西医和中医各自的优势为患者造福，才真正是根本大计。 不之阁下是否同意呢？？
许多人推崇中医，但还是生了大病还是要看西医。中医如果不是现在借鉴许多西医的诊断技术和方法，还守着号脉的老法子，早就式微了（顺便纠正你一个错字）。哈哈。
中医由古而今，语言表达看似荒诞不经，但今人应透过其表象透窥其内涵而加以新表达才是。以为显微镜能看就是科学，这恰是近人对中医不屑的根由，也恰是上述病例的原委。试问，显微镜能看经络厶？不能。你认为经络说也是无稽之谈？那厶硬气功又如何解释？中国古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对更深层原理的悟性，这条路追下去，才能最终了解生命的本质，而得以对癌症等病的有效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