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政府还是契约政府？－从捉放三君子谈起

父母政府还是契约政府？－从捉放三君子谈起

2004年12月13日晚中国的三名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余杰和张祖桦，在短暂拘留后获释。对余杰的传唤比法律规定的时间超出了一个多小时。警察没收了一些材料，并搜查了他们的电脑，复制了电脑资料。释放之后，刘晓波的电脑被没收。三君子的住家被特务24小时的监控。余杰只要一出门，就有两三特务亦步亦趋。警察更不允许刘晓波离开家。余杰家中的互联网被掐断。电话受到干扰，每次通话两三分钟后电话便被挂断。当一个知识分子不被允许发表任何文章，失去言论自由，而只有有限的人身自由时，这与事实上的监禁相差又有多远？放与不放有何实质不同？

三君子的捉放，在海外中文网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多人认为，这表明了胡温政权正在对意识形态加强控制，对异见者更少容忍。但也有一些宣称自己是民主思维的人对三君子的被抓不吭一声，却称赞政府放人是理性：“刘晓波、余杰迅速获释，显得政府执政能力提高。”“你把对手看成是理性的，对手也容易理性地行事。”“能这么快放人，难道不显示政府在进步吗？”“对政府不能象对圣人一样地要求。”这些言论实际上反映了一些中国人虽然身在民主社会，但思维上仍残存着“父母政府”下的臣民意识。

当惯了奴隶，即使是到了民主社会，还会把奴性思维认为是民主思维。把自己应得的权利当成政府对我们的恩惠。对我们应得的权利不去争取。当我们做人的权利被侵犯时，认为是政府的常态行为，不足为怪。当政府办了坏事，只是因为没有太坏，反而说政府有理性。对政府抓三君子视而不见，却把放人当作善举来加以彰扬。

英国的洛克和法国的卢梭提出的政府契约论认为，政府的权力来自人的天然利权。政府是为了保护人的天然利权而建立的。人们交出自己的利权，订立契约，才形成政府权力。这种契约关系定义了人民是主人，政府是为人民办事的公仆。林肯把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总结为：政府的权利源自于人民（即民治 by the people）；为人民办事（即民享 for the people）；属于人民（民有 of thepeople）。依照这种关系，就会认为政府为人民办点实事好事是职责所在，是应该的，是责任，是义务。办到了，就像一个工人做工，一个农民种地一样只是完成了本职工作。人民用不着因此对政府感激涕零。如果没办到，就应该批评。反之办了坏事，不思改悔，就应该撤职甚至推翻。人民和舆论对政府的监督是天经地义的。对政府要永远用挑剔的眼光，永远是批评多赞扬少。

与之相反，中国历来的政府和人民的是主从的关系。政府是民之父母。政府不是来自于人民，属于人民。只有当碰到了好皇帝，才能够稍稍想到点儿人民，为人民办点儿好事。可惜的是上下五千年，坏皇帝和贪官污吏太多了。以至于人民想做稳奴隶而不可得的乱世成为了常态社会。如果碰到了一个好皇帝，懂得一点“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道理。为了不被洪水颠覆，对人民施仁政。人民则为赶上了能做稳奴隶的治世而额手相庆，感恩戴德，歌之颂之。以至于歌颂好皇帝和青天大老爷的清宫野史剧风靡当世；以至于六四学生要跪交请愿书恳求政府施仁政。可是皇帝再好，清官再廉，也是居于人民之上的民之父母，是主子。只是好主子能稍稍体恤一下民情。几千年来人民从无选择政府的权力，只有在做稳奴隶的治世和做不稳奴隶的乱世中循环。长期形成的习惯使中国人喜欢正面看政府，对政府总是表扬多，批评少。认为政府是一个被宠坏的老爷，应该时时被赞扬，而不是应该时时被敲打，要经常拿好话哄着，万一伺候不好，就要发脾气。当政府履行固有职责救济灾民时，被救济者总是感激涕零，山呼万岁，以为受了政府的恩惠。
　　
民主社会中老百姓有公民意识，认为政府官员是咱老百姓纳税雇佣的服务员，政府是为咱们提供服务的机构。如果政府官员不好好为老百姓服务，老百姓可以理直气壮地向他们的上级反映意见，甚至可以启动弹劾程序罢免政府官员。所以官怕老百姓。反观中国，在中共执政后，施行了低工资制，没有所得税体制。隐藏了老百姓养活了政府的事实，而造成政府是老百姓的衣食父母的假象。于是老百姓对政府有臣民意识，当警察和官员作威作福，老百姓只好忍气吞声。这种臣民意识表现在中国流行的“老百姓怕官”的游戏上。

胡锦涛上台后以亲民姿态出现。大讲“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但是这十五字还不如毛时代标榜的所谓“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来得干脆。尽管如此煞费苦心地粉饰，但是因为中共政府不是来自于人民（by the people）, 不受人民的监督和不属于人民(of thepeople)，所谓为人民服务(for the people)的高调最终都会变质。这些亲民举措只是意识到人民即可载舟又可覆舟，为了维持其政权而做的补救措施。中共政权和人民的主从关系并没有变，仍然脱不了几千年封建专制的老套子。胡锦涛的真实面孔充分表露是他扬言在控制言论上“决不手软”，“要向古巴、北朝鲜的同志学习”时。当政府操纵了对人民自由的生杀的绝对权力时，能够对异见者捉放由心，予取予给时，即使政府是在给，我们也要对之进行批评。因为最重要的是这“给”的是我们本来就具有的天赋人权。现在被政府拿去了，倒变成了施与百姓的某种恩惠和善举。我们要争回的是本来就属于我们的权力；我们要争的是免于恐惧的自由。保护人民的天赋人权是政府的职责和义务，政府不实现这些基本要求，就是渎职。怎么还能反过来称赞政府理性呢？

腐败暴虐是专制政体的必然属性。期待视政府为理性，政府就会理性，对政府表扬为主，政府就会进步，是十分荒谬的。林语堂说过“一个简单而无情的事实是，如果你把这些官员当作正人君子，正如中国人一直做的那样，结果只有十分之一的人会成为真正的君子，十分之九的人会成为无赖、骗子或窃贼。然而，如果你把他们当做无赖、骗子或窃贼，用监狱相威胁，正如西方人做的那样，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变为无赖、骗子或窃贼，十分之九多的人成功地使老百姓相信他们是仁人君子。结果你至少得到了一个表面上廉洁的政府。”你把政府看成是主人，政府只会看你是奴才。专制者只对反对者心怀恐惧，从来不把自己的奴才当回事。

毛泽东自己也曾说过“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事实证明，没有反对的压力，中共不会主动走向民主。王震李先念就扬言：“共产党夺政权牺牲了三千万。要想夺权拿三千万颗人头来换！”如果没有外部压力，没有强大的反对声音，中共是不会自己改革的。事实上，中共已经多次地错失良机，让政治改革胎死腹中。刘宾雁写过一篇叫《第二个忠诚》的报告文学。进之一步可以说有三种忠诚：第一种忠诚是对统治者奴才般的忠诚；第二种忠诚是对统治者敢于直谏的忠诚；第三种忠诚是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三君子的忠诚正是第三种。为了中国长期的繁荣强盛，中国的民主进步，是哪种人多一些好呢？我相信中国最需要的是第三种忠诚，是像三君子那样的批评声音，而不是那种夸政府理性的第一种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