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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补充一些史料：
作者：引玉人11 时间：2007-02-07 13:10:19

（一）迎合大跃进最起劲的安徽、河南、甘肃和四川，饿死人尤多。

　　据党史专刊《炎黄春秋》发表的安徽无为县解密材料，农民吃花生壳甚至稻草，猪狗不吃的东西都吃下去，有30万人饿死。

　　西北的亳（读音勃）县，1958年水稻亩产只有300多斤，中共阜阳地委和亳县县委却放了亩产40000斤的特大卫星。
　　据《炎黄春秋》的解密档案，亳县至1960年全县饿死150000人，占总人口的二成，近30000农户家破人亡，留下5000孤儿，近六成耕畜死亡，人吃人的现象多处发生。

　　民间流传顺口流：“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政府说假话”，

　　“夺高产、放卫星，饿死社员填满坑”，

　　“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员吃人肉”。

　　（二）1962年初，中共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处理安徽问题。

　　他在安徽大组会上曾这样批评安徽党组织封锁消息的做法：“我问你们死了多少人，你们说向中央报告过了，110几万，谁相信？你们心中有数，可就是不说老实话。……你们究竟死了多少人，要老实说出来。再隐瞒要开除党籍。”

　　（三）据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后来透露：“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有三四百万。”（《百年潮》（北京：中国中共党史学会）1998年第三期第２页）

　　（四）在刘建勋、韦国清主政的广西，北部环江县的县委书记洪华放了全国最大卫星，亩产13万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造假，使50000农民饿死。
　　在劳动教养场，四脚蛇、蜈蚣、蚂蚁、蚂蚱，只要抓到，马上烧吃，甚至连牙膏和甘草片剂也成了美食。

　　（五）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以献媚闻名。在他的专横之下，素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竟成人间地狱。

　　《炎黄春秋》透露，四川省20万人口的长宁县，死了7万多人；

　　荥经县则死了一半居民；有很多人吃白色黏土观音土解饥于一时，稍后因不能消化而胀死，令人毛骨悚然。

　　四川灌县，拜都江堰所赐，两千年来一直旱涝保收，从未被饥馑光顾。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会议、发动大跃进时，曾兴致勃勃地驱车到莲花村和都江堰参观，感叹道：“灌县是个好地方嘛，山青水秀哟！”就在这从不曾被饥馑光顾的好地方，40000多人饿死，超过该县人口的百分之十。（《灌县志》，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３０页 ）。

　　与灌县为邻的崇庆县，也死了约35000人。

　　夹江县，顾名思义，风景如画的青衣江从中穿过，到乐山与鬆江会合，行不多远就是以“鬼城”著称的丰都县。那里87000人非正常死亡，差不多每6个人就死了1个，成了名符其实的鬼城。

　　沿江再往下走，以“巫山神女”闻名的巫山县，因“大炼钢铁”使“成熟粮食多烂在田里”，从1958年就开始饿死人；先后饿死了57000人，每6个半人中死了1个。
　　
　　大邑县死亡率更高，每5个人里就死了1个；

　　井研县每8个人里死了1个。

　　四川的非正常死亡远超过任何一省。如今官方发表了完整、清晰的人口统计数字告知天下：1958至1962年的非正常死亡数高达八百十一万，每9个人就死了1个！（２９）

　　（六）古谚谓“湖广熟，天下足”，在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主政的湖北，1959年，他获悉有出口的粮船沿长江经过汉口，竟下令拦截，把1500万斤的米拿走，供应城市居民缺粮之急。

　　要不是《炎黄春秋》发表国务院粮食部前副部长的回忆录，大家还不知道44年前有过这种事。王任重的胆大包天，惊动周恩来，总书记邓小平声称要撤他的职。

　　（七）前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惠１９７８年５月对华国锋的谈话，说“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引来三年困难，饿死几千万人。”

　　（八）贵州遵义成了人间地狱。

　　今新编官修《遵义县志》载：该县仅在1960年内就饿死71800多人，约占人口的九分之一。

　　1960年春，贵州省检察院将遵义分院报告的饿死人、人吃人的情况写进简报，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反映。省委闻知，下令即刻收回，可是晚了一步，中共中央还是知道了“遵义事件”。

　　4月间，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帅孟奇打电话要贵州省委监委汇报遵义饿死人的情况。

　　年底，国务院公安部要贵州省公安厅报告饿死人数，省公安厅报告说人口比一年前减少了100零几万。

　　（九）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老家在湖南宁乡县炭子冲。

　　1961年5月初，刘回老家搞调查时，一个干部告诉他：“（村）食堂刚办时有120人，现在不到80，死了一二十个，跑了10几个……”

　　刘问：“怎么死的？”答：“无饭吃，吃树皮，吃稻草淀粉。”

　　刘的姐姐刘少白家在赵家冲，刘到了那里才知道，他姐姐的儿子已经饿死。

　　刘问：“你们食堂死了几个人？”答：“这两个月死了11个。”（《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一九八八年第二期第２０至２３页）

　　（十）毛泽东的老家在湖南湘潭县，其母亲的老家在湘乡县。

　　1961年春，毛的秘书胡乔木奉命去调查后发现，“湘乡县也有饿死人的事，而且比原以为情况比较严重的宁乡县更甚。”

　　他给毛去信说：“湘乡其严重不下于湘潭，而在去年年底还大量死人这一点上还有过之。”（《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７）第４６７页）

　　（十一）在1961年6月的中 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说：“天灾不是主要的，人祸是主要的。”“河南农民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不要老说（错误）是一个指 头。”（《触目惊心——邓小平言行录）。

　　（十二）当时，中共党内高层有人建议紧急进口粮食，但被毛泽东否决。

　　据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后来透露：“毛泽东拒绝批准进口粮食，因为那是“修正主义”， 是向资本主义送秋波。”（１９８７年赵紫阳对美国作家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Ｅ．Ｓａｌｉｓｂｕｒｙ的谈话，１９８７.１１.１４《纽约时报》）

　　直到1961年初，中国政府才在国际上承认粮食短缺。这时，国际社会已经准备提供援助，连台湾政府都拿出了10万吨粮食，准备救济大陆。

　　（十三）甘肃省委工业交通部部长张北华是山东人。他的父亲也是饿死的。连这位高级干部的父亲都饿死了，山东死了多少普通农民就可想而知了。

　　（十四）湖北各县死人的情况各不相同，但既然1959年春天就饿死了人，1960年死得就更多了。

　　譬如松滋县1959年饿死了6300人，1960年又饿死16000人。

　　宜都县有14000余人非正常死亡。

　　（十五）江苏省富庶的江南水乡也就逃不脱。

　　溧水县，近14000非正常死亡。

　　常熟县本应“常熟”，却也死了11000多。

　　武进县东安乡，仅20000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就有400多。

　　从省会南京往南不到一百公里，石臼湖与固城湖之间，有个原本很富庶的高淳县（淳溪），早在1959年上半年，高淳就已发生严重的的饿死人事件。省委调查后，写了报告正要送中央时，在庐山开会的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打电话回去说：“现在气候不对了，要反右倾了，你们不要再反映死人的情况。”
　　于是省委将报告压下，仅将高淳县委书记刘元撤职了事。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是首务，无人敢为民请命，粮荒不得舒解，形势日益严重。
　　省公安厅厅长洪沛霖亲赴高淳调查后，谈起高淳的情况，说：“农民一家家死亡，有的村庄死得差不多了，还剩几个人。何等惨啊！”

　　长江北边的高邮县是又一个典型。该县在1959年已死了16000多人。
　　1960年2月，县委第一书记夏雨和第二书记洪坚一并成为反右倾的靶子，被定为“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错误”而撤职。
　　新上任的县委忙着召开万人大会批判“右倾机会主义”，顾不得救人命。结果1960又死了17000多。
　　饥荒持续到1961年，又有4000多人死去。
　　值得一提的是，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

　　高邮北边的兴化县，死的人数差不多，县委书记郭玉汉被撤了职。

　　兴化北边的宝应县，情况更严重。因为忙于各种“大干”，顾不上农活，1959年一半以上的稻田是白水插秧（未施肥），还有的稻田干脆抛荒，结果大减产。
　　“当年粮食实产17万吨，而县委主要负责人却坚持核定产量27.5万吨，以至征购过头，社员口粮全年人均只有76.5公斤，造成农民非正常死亡的严重问题。”
　　40000人饿死，事情闹大。
　　江渭清亲自出马，逮捕了县委书记徐向东。

　　（十六）辽宁台安县，1959年就开始饿死人，到了1960年，每人每天的口粮仅4两至7两毛粮。吃7两的可勉强活下来，吃4两的便难逃一劫。那两年间，人口减少了60000万，除去“外流20000多人”，非正常死亡当在20000以上。

　　（十七）云南镇雄县，1959、1960年两年内有10000人“非正常死亡”。

　　（十八）陕西安康县，1960年非正常死亡7000多人。”

　　（十九）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右派作家张贤亮，也是个劳改犯。他后来这样回忆那段日子：“1959年到1961年，每月每人的口粮标准从20斤降到15斤，再降到9斤！”“劳改队开始大批死人……接二连三地死人。
　　假如你早上爬起来，发现身旁的人死了，应该向组长报告：‘组长，某某人死了。’千万不能说：‘啊，组长，又死了一个！’”
　　“劳改队的领导经常‘报告’社会上人民群众的生活比劳改犯人还困难，吃的比犯人还糟糕（这样劝导犯人不要逃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