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死亡的滴答-----大饥荒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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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滴答-----大饥荒编年

历史序幕--------------------------------------------------------------------------------

粮油统购统销的出台和实施
１９５２年下半年至１９５３年秋，国家直接掌握的粮油日趋紧张。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粮食会议，陈云作《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讲话。１６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销售的决议》。
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同意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目前食油的产销情况和处理办法的报告》，作出《关于在全国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
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２３日，政务院正式颁布《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销售的命令》和《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延续千年的粮食市场流通被废止。
１９５５年３月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强调对粮食必须采取“定产、定购、定销”的措施。
１９５５年４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并派出几十万干部到各地城乡整顿统销工作。
１９５５年８月，国务院发布《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正式实行“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发布《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规定对非农业人口一律实行居民口粮分等定量供应，工商业用粮实行按户定量供应，牲畜饲料用粮食实行分类定量供应。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粮食统购统销的规定》
１９５７年８月，国务院发布《关于由国家计划收购（统购）和统一收购得农产品和其他物资不准进入自由市场的规定》。

农村合作化
１９５３年春，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要求各地有领导地大量发展劳动互助组，在有基础的地区，有重点地发展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会作社。
１９５３年１２月，实行粮油统购统销的同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牧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要求有准备分步骤地实现合作化，由临时互助组发展到常年互助组，再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后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庄）。
１９５５年春，全国初级社迅速发展到六十七万个，中央决定对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一次以“停、缩、发”为方针的整顿，全力巩固既有合作社。
１９５５年７月３１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严厉批评邓子依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右倾”．讥之为“小脚女人”．主张加快发展，将农业生产合作社翻一番。
１９５５年１２月，毛泽东主持选好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出版。他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和一百零四条按语，进一步扩大了“反右倾保守”的范围，对合作化和其他许多方面工作中的“右项机会主义”，给予更尖锐的批评。
１９５６年，合作化在几个月内骤然完成。年底，96.3％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87.8％的农户参加了高级社。原来预计十八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七年就完成了。
１９５７年冬，农村在进行了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和加快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大辩论后，在兴修农田水利建设的群众运动中，出现了小社并大社的情况。

１９５８年：疯狂跃进--------------------------------------------------------------------------------
１９５８年３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合并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意见。
１９５８年４月８日，中共中央提出：把小型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合作社是必要的。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曾设想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形，工农商学兵什么都管。在未经过党中央讨论的情况下，陈伯达就在７月１日出版的《红旗》第三期上发表了《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最早宣称中国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当日，陈伯达又在北京大学庆祝中共成立３７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的讲演，透露了毛泽东构想的公社思想。
１９５８年８月上旬，毛泽东到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视察后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７日至３０日，中共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认为“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相互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私有制为全民私有制,分配制度还是按劳分配。”,但其中的左倾错误是“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处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０日至２９日，毛泽东视察湖北、安徽、江苏、上海等地。在安徽视察时，他听说该省舒茶人民公社实行了吃饭不要钱时说，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认为应该提倡。
１９５８年９月２９日，毛泽东对新华社记者发表了谈话，提出工业建设方面要搞群众运动。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人民日报》社会要求：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２５日，《人民日报》发表《办好公共食堂》的社论。公共食堂作为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各地城乡纷纷成立公共食堂。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毛泽东首先发现了一些问题，开始认识到应对原生产指标进行调整。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日至１０日，在郑州召开有中央和地方的部分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郑州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５次讲话，批评了急于向全民私有制过渡合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倾向，第一次使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针对张春桥关于取消资产阶级法权、实行供给制的主张，指出一些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如等级森严、脱离群众、不平等待人、靠权力合资格吃饭等，但有一部分应该保留，如保留适当的工资制合一些必要的差别，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等。明确批判了有些人打着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旗号，公开否定按劳分配原则的思想，但没有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１日至２７日，在武昌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武昌会议，毛泽东认为钢产量指标过高，过渡时间应该放长等，并强调：“要反对浮夸，不要争虚荣，如扫除文盲，半年一年扫光，谁会相信？”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８日至１２月１０日，在武昌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需要经过更长得多的时间，降低了１９５９年的各项生产指标，但１９５９年指标相对当时情况来看，仍然偏高。由于５８年下半年“大跃进”造成的影响，以及没有否定“大跃进”行为，５９年问题不断暴露，城市粮食紧张，农村还发生了浮肿、逃荒、甚至饿死人等严重现象。

１９５９年：欲罢不能--------------------------------------------------------------------------------
１９５８年底至１９５９年１月，各地普遍开展了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急急忙忙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是刹住了。但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仍然存在，加上为了完成由高估产而来的高征购任务，又不适出地进行了反对生产队本位主义和瞒产私分的斗争，因此，党和政府同农民的关系仍然紧张。
１９５９年２～３月间，在郑州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着重指出；人民公社的主要问题是公社所有制问题。取消生产队所有制，实行完全的公社所有制，“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农民的报大恐慌。这是我们当前同农民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所在。他提出十四句话，作为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即：“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经过热烈讨论，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和方针，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１９５９年３、４月间，召开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会上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这个文件和第二次郑州会议文件，都规定生产队（有的地方叫生产大队，大体相当原高级社的范围）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的所有制目前还是公社的主要基础。后一个文件进一步规定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有的地方叫生产队，大体相当原来的初级社），作为包产单位，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管理权限；并且决定将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公社化过程中平调财物的旧帐一般不算的规定，改为旧帐一般要算：凡是县社调用生产队的劳力、资财，或者社队调用社员的私人财物，都要进行清理，如数归还，或者折价补偿。
１９５９年４月初在上海举行八届七中全会，肯定中央政治局关于人民公社的规定，讨论１９５９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全会通过的１９５９年计划，除对基本建设投资又作调整外，其他高指标大都未变。
１９５９年４月１８日至２５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批准了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确定的１９５９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将这些高指标正式公布。
１９５９年进入第二季度，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后果进一步暴露。农业方面，当年夏季作物播种面积比上年减少２０％（这与１９５８年对粮食产量估计过高因而一度提出“少种高产多收”的口号有关）。夏收粮食、油料大幅度减产。蔬菜、肉类等副食品更加短缺。工业方面，钢铁生产上不去。由于“以钢为纲”，其他工业部门特别是轻工业被挤占，人民日用品生产下降，许多商品库存减少，到处供应紧张。
１９５９年５月中旬，陈云向中央政治局建议；１９５９年的钢产量应降为１３００万吨，获得批准。５、６月间中央陆续发出一系列紧急指示，农村恢复自留地．允许祉员们养家盖家禽，鼓励社员充分利用屋旁、路旁的零星闲散土地种庄稼和树木，不征公粮，不归公有。
１９５９年７月２日至８月１日，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此即庐山会议第一阶段。毛泽东给会议定下调子：总的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要求大家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认识，动员全党完成１９５９年的大跃进任务。会议讨论中，有许多人从不同角度强调大跃进以来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前一段纠“左”虽有成绩，还很不够。要求进一步深入进行。而另外不少人则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护短．不愿意多讲缺点、多听批评，甚至认为纠“左”已经过了头，使干部群众泄了气，出现了右的倾向。
１９５９年７月１４日，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他认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这种矛盾就其性质来看，“是具有政治性的”。我们犯错误的原因客观上是由于缺乏建设的经验，主观上是由于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浮夸风和片面性， “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
１９５９年７月１６日，毛泽东指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与会全体同志，在政治局常委几个同志中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小组讨论中，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发言，明确支持彭德林信中的基本观点。张闻天还对大跃进以来发生的严重问题从理论上作了系统的分析，强调应该多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缺点错误产生的原因。他还提到胜利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听不进不同意见。所以，发展党内民主作风很重要，领导上要造成一种环境，使得下面敢于提意见。
１９５９年７月２３日，毛泽东召开大会发表讲话，说：现在是党内外夹攻我们，有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把我们讲得一塌糊涂，他们把自己也他到右派边缘了。他认为彭德怀等人不能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重复了反冒进的错误，是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表现了资产欧级动摇性。此后，会议的主题由纠“左”一变而为反右。矛头集中指向彭、黄、张、周，指控彭“居心不良”，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彭、黄、张、周则是结成了所谓“军事俱乐部”，形成一边倒的围攻局面。
１９５９年８月２日至１６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在庐山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大会小会展开了对彭、黄、张、周的斗争，联系彭、张历史上的是非， “新帐老帐一起算”。彭德怀被指责为“伪君子”、“阴谋家”、“野心家”，以及“资产阶级民主派”，“民主革命的同路人、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派”， “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等等，还指控彭“里通外国”，组织“军事俱乐歌， “要分裂党”，“逼毛主席下台”。最后，会议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认定彭、黄、张、周组成“反党集团”，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役线的错误”．决定把他们调离国防部、外交部和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同时保留他们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原来的职务，“以观后效”。决议正式肯定“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
１９５９年８月中至年底，反右倾决议逐步传达到全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一大批干部、党员遭到批判，纠“左’进程被彻底打断。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已被指出、有待纠正的错误，重新变本加厉地发展起来，三年、五年、八年实现农村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重被提出。为促进这种过渡，用平调生产队的劳力和财物“大办”各种社有经济的提法又在盛行。农村公共食堂，作为有助于 “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大事，要求全国大办，不要例外。城市人民么社也在许多中小城币挂起了牌子。总之，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再度泛滥，并且持续更长的时间。
１９５９年的粮食产量仅为３４００亿斤，比１９５８年实际产量４０００亿斤减少６００亿斤，而当时却被估计为５４００亿斤，认为比庐山会议公布的“经过核实”（其实还有浮夸）的１９５８年产量５０００亿斤增加８％。由于估产偏高，当年征购粮食反比上年增加１７３亿斤，达到１３４８亿斤，超过实际产量的１／３。高估产高征购，许多地方刮走了农民的口粮和种子粮，成为１９６０年农村大面积饿死人的祸因。

１９６０年：恶梦惊醒--------------------------------------------------------------------------------
１月７日至１７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八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
２月２６日至３月６日，中共中央先后两次就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作出批示，要求“全国仿行，不要例外”。３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毛泽东亲笔拟就的《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批示》，要求各地“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
３月３０日至４月１０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京举行，通过并公布了《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决议》。《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继续跃进　一定能继续跃进》。
４、５月间，信阳事件曝光。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员冲破地方政府层层封锁，作了初步调查，仅查有实据的死人数目就达７０多万。中共中央听到情况汇报，极为震惊，周恩来亲自点将组成工作组信阳地区调查。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安排，调拨大批粮食到信阳以解燃眉之急，同时指示从河南省直单位抽掉了一批干部到信阳工作，帮助当地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和整社整风运动。（参见乔培华周恩来与信阳事件以及毛泽东关于信阳事件若干批语）
新年一开始，粮食调运即出现困难。４月１９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紧急调运粮食的几项措施的报告》。５至６月，各省的粮食调出数，只完成计划的一半。粮食销售量有增无减。北京、天津、上海等主要城市相继告急。５月２８日，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６月６日，再次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
６月１８日，毛泽东在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写下《十年总结》，开始反省过去的政策错误。
７月６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
７月５日至８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研究了国内经济调整问题，会议通过《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北京中止敞开售粮，发放粮票，实行限额供应。
７月１６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专家，并撕毁专家合同书，废除科学技术合作项目。
８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
８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确保完成粮食调运计划的指示》。
９月７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的指示》。
１１月３日，党中央发出周恩来主持制定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农业十二条》)。
１１月９日，《中共中央转发齐燕铭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特需供应的报告的指示》，规定了高级领导干部的特供标准。
１１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
１１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估计，全国三分之一的地区形势大不好，“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
１１月１６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财贸书记会议「关于坚决做好秋冬粮食工作的论纪要」》
１１月１７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抓紧粮食调运的通知》。
１９６０年，粮食产量进一步降为２８７０亿斤，滑落到１９５１年的水平。棉花也跌落到１９５１年水平，油料跌落到建国时水平。轻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大量增加，官方统计全国人
口骤减达千万以上。

１９６１年：收拾残局--------------------------------------------------------------------------------
１９６１年１月，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毛泽东在全会以及为准备这次全会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次发表讲话，反省庐山会议以来的问题，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足、调查研究的作风。他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的传统的。最近几年，调查抛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还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可能要搞半个世纪。今后搞几年漫腾腾，指标不要那么高．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 (有关讲话见毛泽东《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割断了反“左”》)
同月，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周，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附有散失多年、不久前重新发现的毛泽东１９３０年写的《关于调查工作》（后来公开发表时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要求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联系实际深入学习。信中指出：最近几年工作中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调查研究工作。“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里要准则。”“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
１９６１年３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经广大干部和群众叵复讨论和试点，做了几次重大修改。先是在６月发出试行的修正草案中取消厂农民普遍反对的部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９月毛泽东又根据几个省的意见，提出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原来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有的地方叫生产小队，以后一律改称生产队，原来的相当于高级社规模的生产队改称生产大队）。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说：在原来的体制下，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这个严重矛盾仍然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红杜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

尾声--------------------------------------------------------------------------------
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１日至２月７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召开。刘少奇在会上代表党中央初步总结了１９５８年以来党在经济建设上的缺点和错误，修正了关于错误和成绩是一个指头同九个指头的关系的提法，认为缺点和错误至少是三个指头，“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他说：“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刘少奇号召全党“实事求是”、“倾箱倒箧”地找出“曾经有过的和还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从中总结深刻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