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雨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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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之六）
历史我记录，让历史不再只是王侯将相
艰难岁月的再回首 －－读《吴法宪回忆录》（之六）
丁凯文
[编辑]六、林彪与军队文革之关系
长期以来林彪的形象一直被官方所丑化，似乎林彪利用了毛泽东的错误蓄意搞乱全国全军，以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目的。这种观点也是国内史学界最为流行的说辞。然而历史真是这样吗？吴法宪在其回忆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可信的资料，有助人们进一步厘清这段历史，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吴法宪回忆说“在军队怎样搞‘文化革命’的这个问题上，林彪与中央文革以至毛泽东之间，曾经有过不少矛盾和冲突。”“作为主管军队工作的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至少在两个问题上，林彪的态度是比较明朗的：一个是希望军队能相对地稳定下来，至少不要像地方那样搞得一团糟，否则如果敌人乘机入侵，就无法履行保卫祖国的职责，也无法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代；另一个就是不希望军队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认为地方的事，应该让地方自己去搞。”面对风起云涌的文革风潮，林彪作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第一副主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１） 林彪对军队院校师生进京接受毛泽东接见作了三条规定：第一、军队院校师生可以分期分批来京接受毛泽东检阅，但检阅后不许立即返回原单位；第二、来京后要一切行动听指挥，要有组织地来并由领导带队；第三，来京后由军队负责接待，不准到外面去串联。林彪还与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上旬授意全军文革起草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紧急指示实际上也是被毛泽东和整个形势逼出来的，该指示虽然也说军队院校的文革运动要与地方一样，按照十六条规定办，但该指示还说“为了搞好军队院校的斗批改，应当允许进行革命串联和调查，但军队院校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尽量对军队院校师生的文革活动予以限制。
（２） 林彪对文革的学生运动群众运动采取了最大程度的克制态度。由于军队院校的不少学员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下冲击国防部，总参、总政、国防科委等机构，号称要揪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副总参谋长李天佑。总政主任萧华等请示叶剑英后，打算严肃处理，对于闹事的头头还要抓捕。但是林彪没有接受这些建议，而是提出“四不政策”，即对这些学员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抓人，不开枪”，做好这些人的思想工作。因为稍有不慎，就会酿成事故甚至悲剧，林彪宁可采取克制政策。
（３） 利用开军委扩大会议之机保护军队的干部。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旬，中央军委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林彪的本意是借开会的名义把军队的主要领导人接来北京予以保护。林彪还规定，不经过林彪、叶剑英和徐向前三人的批准，任何人不得返回原单位，另外林彪也想让与会者集思广益商讨对策，以稳定军队，尽量减少运动给军队带来的损失。林彪委托叶剑英主持会议，叶剑英每天都向林彪作汇报，周恩来也常来与会。会议首先制定的就是《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说“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第二个文件就是著名的“军委八条命令”，这是林彪口授，并争得其他几位老帅得同意后，报毛泽东批准执行。对稳定军队起了重要作用。第三个文件就是《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得几项规定》，军以上机关的运动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一律不许自下而上夺权。军以下机关则坚持正面教育，一律不得进行“四大”。此外，会议还制定了其他文件，如《关于军以上机关进行文化革命的补充规定》、《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关于外出人员串联限期返回本单位的通知》、《关于重申切实执行军委二月八日决定的通知》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文件都是叶剑英向林彪汇报，并由林彪与周恩来共同领导制定，很好地体现了林彪力求稳定军队、尽量减少“文革”对军队的冲击的指导思想。
正是由于林彪和军委其他老帅们的共同努力，军队的局势得到控制，稳定的军队后来通过“三支两军”稳定了全国的局势。总的说来，军队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下做了大量的工作，既保护了一批老干部。也使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同时也减少了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损失。稳定的局面使原本中断的工农业生产得以逐步恢复，使全国的交通、金融、建设等各项工作得以正常运行。事实上军队系统正是日后粉碎“四人帮”的坚强柱石。
吴法宪总结说：“林彪倒台后，有些文章说：林彪是个反军、乱军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煽动在军队搞全面‘四大’，拼命想把军队搞乱，等等。这个说法显然极不客观，也是极不负责任的。林彪是军委的主要领导人，他为什么要一心把自己搞乱？这个说法于理不通，也绝不符合事实。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自始至终都在注意保持军队的稳定，甚至不惜与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发生激烈的冲突。”
仅就稳定军队这一点而言，林彪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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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的再回首 －－读《吴法宪回忆录》（之七）
丁凯文
[编辑]七、林彪与江青的矛盾
林彪与江青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长期以来都是大陆官方的一家之言，也就是说，林江是一伙的，乃狼狈为奸，他们共同利用了毛泽东的错误，大搞“反革命”活动，妄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林江二人都属反革命集团。１９８０年的“两案”审判更是将林彪与江青画上了等号。但是，林彪与江青是一回事吗？只有认真分析文革当中林彪与江青的实际关系，才能真正解释为何林彪会在１９７０年８月的庐山会议上出面打击以江青为首的“上海帮”。对于揭示林江之关系问题，吴法宪的回忆无疑给人们提供了新的资料和视野。
吴法宪回忆说：“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管林彪是否衷心拥护，但同周恩来一样，他都全力去执行毛泽东的部署和计划，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对江青，最初因爱屋及乌，林彪对江青也是很尊敬，对江青提出的问题，也很重视。”然而，随着全面夺权运动的展开，不仅各省市地方领导受冲击，军队系统也大受影响。总参、总政、总后以及各军兵种等都受到造反派的冲击，工作停顿，不少军队领导人被揪斗被迫害。以吴法宪本人为例，吴被造反派搞得焦头烂额，为了躲避军内造反派，吴先是住到总参管理局的第五招待所，后又住进叶剑英的家，没多久又搬出来，时而住在空军指挥所，时而住西郊机场，时而住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最后奉叶剑英之令住进中央军委直接管辖的京西宾馆，该宾馆由北京卫戍区警卫，造反派冲不进去，吴法宪的处境才略有好转。军内其他一些人则没有吴法宪这么幸运，不少人被残酷批斗，甚至死于非命，军内的东海舰队司令陶勇，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等人就是如此。林彪对江青一伙的行为极为不满，由此林彪与江青发生激烈冲突。
１９６７年２月，由于中央文革小组鼓动造反派揪斗总政主任萧华，引发了林彪与江青的首次冲突。吴法宪在回忆录中有专门一节谈及此事。林彪把江青找到自己的住处毛家湾，痛斥江青等人的行为。原林办秘书张云生在他的回忆《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一书里也印证了这场林彪与江青的冲突。吴法宪回忆说“这次林彪与江青大闹，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说是种下了分裂的种子。林彪对江青是不满的，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不敢过分谴责。就这样，双方的矛盾和斗争一直延续到‘九大’，延续到庐山会议，延续到‘九一三’林彪的终结。”吴法宪还说：“据我所知，在当时的中央常委以至整个的中央领导层里，敢于这样当面斥责江青的，除了毛泽东之外，就只有林彪了。”林彪与江青大吵之后的第二天，林彪通知叶剑英和徐向前主持召集军委会议，传达毛泽东对萧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并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只有关锋一人与会。会上不少军队干部争着发言，以发泄心中的愤懑。黄永胜就直言文革小组不听毛泽东的话，不执行毛泽东的指示，胡乱批评解放军，乱斗解放军干部，要夺解放军的权，希望中央文革作出认真、深刻的检讨。关锋回去后向江青汇报了会上的情况，江青大怒说这个会议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的会议，并将矛头对准主持会议的徐向前，徐向前只好推到会上发言的黄永胜身上，让黄永胜作检讨。为此，黄永胜去问林彪要不要写这个检讨。林彪则说“绝对不能写这个检讨，要坚决顶住。我去直接报告毛主席。”江青对林彪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把这笔账算到徐向前的身上，并建议林彪撤换徐向前的军委文革小组组长之职。吴法宪回忆说：“林彪事后对我说：‘谁当全军文革的小组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换徐帅，全军文革那就让他名存实亡吧。’”吴法宪最后说，“后来果然如此，徐向前下来以后，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由杨成武代理了一个短时间，不久，杨成武随毛主席东巡以后，全军文革也就销声匿迹了。”
从林彪对江青和全军文革小组的态度，即可看出，林彪是多么反感全军文革小组这一机构，这个机构的存在名义上是领导全军的文革运动，实际上则是成了江青在军内的代言人，成了搞乱军队的罪魁祸首之一，林彪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机构的存在，虽然林彪在表面上不得不应付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但骨子里却十分警惕他们，多方予以防范和抵制，乃至最后让其“寿终正寝”。如果林彪与江青的关系是密切合作，那么林彪就应该大力支持江青和全军文革小组的工作，支持他们打倒军内的老干部的种种倒行逆施。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看看吴法宪的回忆，人们还能相信大陆官方的那一面之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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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之八）
丁凯文
[编辑]八、谁应该对刘少奇等人的被打倒负责？
翻开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起诉书》，我们看到了如下的指控内容：“以林彪、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主犯林彪、江青、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凭借其地位和权力，施展阴谋诡计，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该起诉书列举了受诬陷的党和国家名单：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贺龙等三十余人的名单。似乎这些人的被打倒和被诬陷都仅仅是林彪、江青等人所为。然而历史真的是如此之简单吗？
夺权斗争首先是从上海开始的。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赫市长曹荻秋被造反派打倒。吴回忆说“上海的夺权，实际上是毛泽东亲自支持和决策的。一月八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对上海的全面夺权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毛的号召下全国范围内开始了风起云涌的夺权活动。吴说“这些情况都是在我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以后，江青透露给我的。”
与军队干部相比较，从中央到地方的干部几乎无一幸免地受到冲击，而这千千万万被打倒的干部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刘少奇等人。吴法宪回忆说“从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开始，刘少奇便处于了一种”等待被彻底打倒“的状态。但是在一段时间里，他还是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一些公开的活动。这种不尴不尬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从十二月十八日开始，江青、康生、张春桥、谢富治等人，开始相继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而且口径完全一致，可以断言，这绝不是他们个人的意见。”
关于陶铸的被打倒，吴法宪回忆说“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就在接见湖北省‘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宣布，‘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宾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还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几天之后的一月八日，毛泽东就在中央会议上认可了江青他们关于陶铸的讲话，并说‘陶铸的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不老实。’……毛泽东的这番话实际上是啊批准了打倒陶铸。”
关于彭德怀文革中的被迫害一事，吴法宪回忆说“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召开的中央汇报会上，对彭德怀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讲话：‘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是勾结在一起的。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是搞了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和我打招呼。’有了毛泽东的指示，戚本禹就亲自布置，要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去四川把彭德怀就会北京。周恩来闻讯后，派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赶去，将彭德怀接到卫戍区监护起来。”彭德怀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期间还给毛泽东写信。吴认为“从这封信的内容看来，彭德怀当时对毛泽东害寄托一线希望，但毛泽东根本没有去解救他的意思。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彭德怀在北京狱中含冤逝世。”
贺龙元帅是文革中军内被迫害致死最高级领导人之一。吴法宪回忆说“关于贺龙的问题是毛泽东亲自决定的。据我所知，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在中南海专门研究贺龙的问题。后来周恩来告诉我，那天，毛主席决定对贺龙采取隔离措施，并要他亲自去落实。他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区找了一所房子，要北京卫戍区预先作了安排。然后，他把贺龙找到中南海，先是问贺龙：‘听说你身上带了手枪？’贺龙说：‘有一支。’于是，他要贺龙立即交出身上携带的手枪。待贺龙交出手枪后，他便要警卫部队把贺龙夫妇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区。从此，贺龙夫妇便失去了自由。一九六九年八月九日，饱受折磨的贺龙在北京三Ｏ一医院逝世。”
关于贺龙之死，过去官方的喉舌无不归结为林彪的迫害，可是为什么林彪要迫害贺龙官方却一直说不出个所以然，最后只好说贺龙是林彪篡党夺权的障碍。但是林彪在文革初期就是中共唯一的副主席兼军委第一副主席，贺龙无论如何也构不成对林彪的威胁，林彪有什么理由与贺龙过不去呢？再说，涉及贺龙这一级别的干部只有毛泽东才能决定他们的命运。显然，贺龙的倒台与林彪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吴法宪回忆说“至于毛泽东等人为什么要打倒贺龙，我不得而知，但当时我曾听说国几件与贺龙有关的事情。第一件事是总参王尚荣、雷英夫反对杨成武代总长的事情；第二件事是解放军政治学院蔡顺礼反对莫文骅的事情；第三件事是海军苏振华反对李作鹏的事情。再有，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事情。这几件事情上，前三件我不敢妄加评论，但关于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事情，那完全都是属实的。”显然，那些所谓的揭发材料也并非全是空穴来风。只是这些“揭发”被专案组上纲上线，扩大成了贺龙反毛的罪证。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３１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发表了一番讲话，也提及了贺龙的问题，毛泽东说：“过去说对贺龙是一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因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从成钧、许光达、廖汉生等的揭发材料看来，他是破坏我们这个军队的。他背地搞篡军反党企图是有的，但是没有来得及。”毛泽东特别提及的揭发人不是林彪嫡系四野的人，成钧、许光达、廖汉生都是贺龙自己亲信。毛泽东的态度最终决定了贺龙的命运，这些又岂是林彪能作的了主的？
中共后来将刘少奇等领导人被打倒被迫害的责任归罪到林彪头上，实乃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为毛泽东作开脱。林彪文革中并非没有错误和责任，但是将原本不该林彪负的责任加诸在林彪身上当然是极不公正的，这是我们必须予以指出的，而吴法宪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可靠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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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之九）
丁凯文
[编辑]九、军内造反派势力是如何被遏制的？
１９６６年８月起由于毛泽东的检阅支持，红卫兵运动开始席卷全国。吴法宪回忆说“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中央文革和江青就把军队院校师生的意见，端到了军委，端到了林彪那里，说：‘地方的学生能串联，军队的学生为什么不能串联？应当让他们进北京来接受毛主席的检阅。’鉴于江青与中央文革的特殊身份，林彪不能不对此加以认真对待。”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央军委和总政下发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指示发出后，大批军队院校学员涌入北京，很多人来了就不肯回去。吴法宪回忆说“这些滞留在北京的军队院校学员，很快就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与地方院校的学生串联在一起，开始在北京 ‘闹革命’。”
这些军队院校的学员事如何“闹革命”的呢？吴回忆说“从１９６６年冬开始，军队院校的师生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在北京横冲直撞，到处串联，无法无天，不但冲击国防部，冲击总参、总政、总后，还冲击空军、海军、工程兵、铁道兵、炮兵、装甲兵、通讯兵和北京军区，几乎所有的军事机关都被他们冲遍了。他们每冲一个军事领导机关，都是先进驻领导机关的办公大楼，然后再白天黑夜地揪斗这个部门的领导干部。另外，在这些军事机关里贴大字报、炮轰、火烧、并且抢劫档案，肆无忌惮随意折腾，几乎把所有的军事指挥机关都搞瘫痪了。当时。全军文革组长刘志坚以及全军文革的全体成员，全都忙于处理各种问题，日夜应接不暇，忙得不可开交。现在想起来，对我们这些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来说，一九六六年冬到一九六七年处这一段时间是我们最难过的日子。”事实上，被中央文革操纵的军队院校造反派已经成了搞乱军队的主要力量，是林彪和军委领导人的心头大患。如何有效地制止这股来自军队内部的造反势力则成了林彪等人必须考虑并应对好的一件棘手之事。而实现这个目标竟然是一个不起眼的“演出事件”。笔者认为研究者有必要对此予以充分的肯定。
１９６７年５月，解放军在京的几个文工团体－－北京军区文工团、海政文工团、空政文工团和二炮文工团共同发起一次文艺会演，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当时的文艺团体内部已分为两派，一派被称为“老三军”，他们是支持军队的现任领导的，另一派则是“新三军”，实际上是由北京的“三司”造反派所支持的军队造反派。这次演出则是“老三军”联合起来支持所属文工团举办的活动，因此他们又被成为“演出派”，而“新三军” 则要冲击这次演出，故称为“冲派”。吴法宪回忆说“当时，‘新三军’把这次演出看成是与军队‘老保’之间的大决战。为了这场大决战，他们早与中央文革所支持的北京‘三司’等造反派密谋策划，调集大批力量准备武斗。他们认为，只要制造出事端，中央文革就会站出来支持他们，这样军队里的‘老保’就完了。”果然在５月１３日“演出派”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演出遭到“冲派”的强烈冲击，两派发生严重的武斗，各种乐器被毁坏，设施被砸烂，演员被打伤，以致海军司令肖劲光和政委李作鹏赶去支援，吴法宪在空军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前往支援。武斗持续好几个小时，直到陈伯达和萧华感到现场，才制止了武斗的进行。在此情况下，连周恩来出面说话都不起作用了。
林彪此时则毅然出面。吴法宪说“从不轻易出面干涉具体事务情的林彪亲自出面了。他冒着对抗中央文革的危险，公开支持‘老三军’对抗‘新三军 ’、‘三司’等造反派。五月十五日上午，林彪要叶群带领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领导人，到医院去慰问‘老三军’被打伤得人员，并发给他们《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对另一派的人员则置之不理。林彪以这样的方式，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林彪明确表态后，中央文革也不得不跟着转了过来。”５月２３日 “演出派”再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演出，林彪不仅派叶群前来观看，还派了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进行保护。造反派未敢再来滋事。６月９日“演出派”再次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演出，林彪亲自出席，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一大群中央领导干部前来观看，林彪以实际行动给“演出派”撑了腰。吴法宪回忆说“这一下子，军内的造反派垮了，‘老三军’一下子翻过身来，成为林彪和军委直接控制的一支政治力量。凭借着这支力量，林彪和军委可以直接与北京‘三司’等学生造反派对抗，从而开始稳定北京的局势。中央文革依靠北京‘五大领袖’一手遮天的时代成为了过去，我们的日子也好多了。”
事实证明，林彪成功地利用了一场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演出击垮了军内的造反势力，稳定了军队和北京的局面，而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却束手无策，他们支持的学生造反派虽然没有土崩瓦解，但是却已是强弩之末，很难在军队内部再制造什么事端了。林彪此举值得称道。
这里顺便一提的是总政主任萧华的倒台。以往官方的喉舌都将萧华的被打倒归罪于林彪，事实上，林彪一直是保护萧华的，为此还与江青翻脸，怒斥过江青。萧华本人在“５１３演出事件”上摇摆不定，先是反对“演出派”演出，出现事端后又单方面指责“演出派”。本来“演出派”是保护萧华的，如此一来引起 “演出派”对萧华的强烈不满，结果无论是“老三军”还是“新三军”都反对萧华。吴法宪回忆说“‘五一三事件’后，林彪仍然准备保萧华。他告诉萧华，暂时住在西山不要出来，等过一段时间，‘演出派’的气消了，再出来工作。谁知道，萧华自己在西山犯了错误，被海军的造反派组织‘红联总’直接向毛泽东递了一份材料。毛泽东一看就说：‘萧华是个扶不起的天子，我不保了。’这句话一传出来，萧华立刻就被打倒了。”吴总结说“这些年里，我看到有不少文章说萧华是被林彪有意打倒的，我认为这不符合事实。萧华长期以来在林彪领导下工作，林彪对萧华是很信任的，而且在‘文革’开始后屡屡保他。要说林彪有意搞掉萧华，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 事实证明，萧华的倒台其实就是毛泽东的一句话而已。至于萧华在军委所在地西山犯了什么错误，吴法宪含混未提。据笔者所了解，萧华虽然躲在西山，但个人生活却极不检点，以中共常用的一句话说，就是犯了生活作风问题上的错误。对于萧华的倒台，要怪也只好怪萧华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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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之十）
丁凯文
[编辑]十、中央专案组内幕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共中央成立了两个专门的组织，一个就是尽人皆知的中央文革小组，另一个则是中央专案组。前者已有大量的资料和文章问世，人们对其知之较详，但是后者则资料却非常少，世人对此机构虽有印象，但是往往一知半解，只有后来在邓小平时代一批被打成冤假错案的老干部们平反时，才稍有披露，但是当局对其中之详情仍然讳莫如深。个中之缘由不难猜测，其内情实在见不得阳光，如照实情披露出来太过有损毛泽东、周恩来和共产党自己的“光辉形象”。然而历史毕竟就是历史，各种史实还是会不断透露出来。吴法宪将军由于参与了中央文革碰头会，对此有相当的了解，亦颇有披露。笔者择其要点叙述如下：
（１）文革期间专案组多如牛毛。吴法宪回忆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包括刘少奇在内地许多中央领导人被打倒了，为处理他们的问题，中央陆续成立了一些专案组。除了这些中央专案组以外，下面各省、市、自治区，国务院、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以及各地、县直至基层单位，都分别设立了自己的专案组。有的虽然没有专案组之名，却有专案组之实。总之，‘文革’期间的专案组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
（２）吴法宪被打倒前，中央共有十四各专案组，由周恩来总负责。吴法宪回忆说“当时，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来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等，这些问题都是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同意，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
（３）中央专案组的组成：中央专案组共有三个办公室。第一办公室主任汪东兴，下属七个专案组：刘少奇专案组、王光美专案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专案组、陶铸专案组、陆定一专案组、张闻天专案组、彭真专案组。第二办公室，主任先是杨成武，后是黄永胜，下设彭德怀专案组、贺龙专案组、罗瑞卿专案组。第三办公室，主任谢富治，下属四个专案组：“五一六专案组”、抓叛徒专案组、叶向真专案组、其他一些人的专案组。
（４）中央专案组的组织形式：掌握中央专案组工作的是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比如：“一办”里主管刘少奇专案的是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主管王光美案的是陈伯达，主管陆定一案的是陈伯达，主管薄一波案的是康生，主管彭真案的是康生，主管陶铸案的是江青。中央“二办”主管彭德怀案的先是杨成武，后是黄永胜，主管贺龙案的是康生，主管罗瑞卿案的是江青。而中央“三办”的各个专案皆由谢富治主管。
（５）中央专案组的办案形式：专案组具体工作人员和负责人，由军委办事组根据中央碰头会的决定从军队选派，前后大约三次，一共约五百多人，由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召集他们开会，讲话，说明任务的重要性，布置工作。周恩来每半个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主持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由每个专案组汇报工作，会议常常是从晚上八、九点钟一直到第二天拂晓，每次会议都是如此。
（６）专案组办案的最关键的要害在于，受专案审查者的“罪名”基本上都是根据当权者的政治需要来制造的，而不是根据事实来判定的。吴法宪回忆说“由于弄来的材料究竟那些是真，那些是假，无法判定，时间一长，办专案的人就越来越不积极。而这时上面就来压，就批评工作人员‘右倾’，要求他们严格审查呀！认真调查呀！赶快作结论哪！然而不管上面如何压、如何批，进展还是不大。本来嘛，都是些冤、假、错案，又从哪里搞得到过硬的材料呢？！”
中共粉碎“四人帮”后给几乎所有文革期间被打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平反昭雪，并指出他们的受迫害都是林彪和“四人帮”所为，但却绝口不提毛泽东和周恩来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吴法宪在回忆录中举出了彭德怀遭受迫害一事。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３日最高法院特别审判庭在求判决书中说“一九七Ｏ年十一月三日，黄永胜同意彭德怀专案组提出要对彭德怀‘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意见，对彭德怀进行迫害。”然而原报告是这样写的“永胜同志，遵照您对彭德怀结案材料可以上报的批示，现整理好，呈上，请审视。”时间是１９７０年９月１７日。黄永胜则在１１月３日批示“同意”。黄这个“同意”是指“同意上报”，而非同意该审查的结论。吴法宪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彭德怀的问题不是黄永胜能说了算的。彭德怀的问题，中央早已经定了调子，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任何人对此都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黄永胜个人同彭德怀没有什么恩怨，他在这个位置上只能是替中央或毛泽东办事而已。其实，当时的各个专案组的工作，事无巨细都由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周恩来负责。大一点的事情，要由毛泽东来决定。这是当时党内一般的组织原则，也是一个常识。对彭德怀这一类人物的处理，别说黄永胜对此事没有任何决定权力，就是林彪、周恩来，也是作不了半点主的。”吴法宪直言“彭德怀的问题应该由毛泽东来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算到黄永胜的头上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黄永胜对彭德怀的问题是没有决定权的。当时中央专案组上报的文件太多了，其中绝大多数都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签字。我想这些文件应该都还在。为什么只算没有决定权的黄永胜的帐，而不算有决定权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帐呢？”
吴将军最后这句话质问得好！为什么邓小平不敢追究毛泽东和周恩来大搞政治迫害的责任？为什么要嫁祸黄永胜等人？彭德怀是在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２９日含冤去世的，那时林彪早已横死蒙古沙漠多年，黄永胜也被毛泽东关押审查，如果彭德怀真是林黄等人搞的冤案，为何毛泽东周恩来不给彭德怀平反昭雪？我们再进一步追问，彭德怀去世时，正是邓小平的第二次复出之际，邓不仅担任政治局委员，还是解放军的总参谋长和国务院副总理，按照这一逻辑，邓小平也是党政军内的当权派，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邓小平也参与了迫害彭德怀的活动，邓小平难道就不须为彭德怀之死一事负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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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我记录，让历史不再只是王侯将相
艰难岁月的再回首 －－读《吴法宪回忆录》（之六）
丁凯文
[编辑]六、林彪与军队文革之关系
长期以来林彪的形象一直被官方所丑化，似乎林彪利用了毛泽东的错误蓄意搞乱全国全军，以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目的。这种观点也是国内史学界最为流行的说辞。然而历史真是这样吗？吴法宪在其回忆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可信的资料，有助人们进一步厘清这段历史，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吴法宪回忆说“在军队怎样搞‘文化革命’的这个问题上，林彪与中央文革以至毛泽东之间，曾经有过不少矛盾和冲突。”“作为主管军队工作的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至少在两个问题上，林彪的态度是比较明朗的：一个是希望军队能相对地稳定下来，至少不要像地方那样搞得一团糟，否则如果敌人乘机入侵，就无法履行保卫祖国的职责，也无法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代；另一个就是不希望军队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认为地方的事，应该让地方自己去搞。”面对风起云涌的文革风潮，林彪作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第一副主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１） 林彪对军队院校师生进京接受毛泽东接见作了三条规定：第一、军队院校师生可以分期分批来京接受毛泽东检阅，但检阅后不许立即返回原单位；第二、来京后要一切行动听指挥，要有组织地来并由领导带队；第三，来京后由军队负责接待，不准到外面去串联。林彪还与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上旬授意全军文革起草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紧急指示实际上也是被毛泽东和整个形势逼出来的，该指示虽然也说军队院校的文革运动要与地方一样，按照十六条规定办，但该指示还说“为了搞好军队院校的斗批改，应当允许进行革命串联和调查，但军队院校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尽量对军队院校师生的文革活动予以限制。
（２） 林彪对文革的学生运动群众运动采取了最大程度的克制态度。由于军队院校的不少学员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下冲击国防部，总参、总政、国防科委等机构，号称要揪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副总参谋长李天佑。总政主任萧华等请示叶剑英后，打算严肃处理，对于闹事的头头还要抓捕。但是林彪没有接受这些建议，而是提出“四不政策”，即对这些学员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抓人，不开枪”，做好这些人的思想工作。因为稍有不慎，就会酿成事故甚至悲剧，林彪宁可采取克制政策。
（３） 利用开军委扩大会议之机保护军队的干部。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旬，中央军委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林彪的本意是借开会的名义把军队的主要领导人接来北京予以保护。林彪还规定，不经过林彪、叶剑英和徐向前三人的批准，任何人不得返回原单位，另外林彪也想让与会者集思广益商讨对策，以稳定军队，尽量减少运动给军队带来的损失。林彪委托叶剑英主持会议，叶剑英每天都向林彪作汇报，周恩来也常来与会。会议首先制定的就是《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说“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第二个文件就是著名的“军委八条命令”，这是林彪口授，并争得其他几位老帅得同意后，报毛泽东批准执行。对稳定军队起了重要作用。第三个文件就是《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得几项规定》，军以上机关的运动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一律不许自下而上夺权。军以下机关则坚持正面教育，一律不得进行“四大”。此外，会议还制定了其他文件，如《关于军以上机关进行文化革命的补充规定》、《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关于外出人员串联限期返回本单位的通知》、《关于重申切实执行军委二月八日决定的通知》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文件都是叶剑英向林彪汇报，并由林彪与周恩来共同领导制定，很好地体现了林彪力求稳定军队、尽量减少“文革”对军队的冲击的指导思想。
正是由于林彪和军委其他老帅们的共同努力，军队的局势得到控制，稳定的军队后来通过“三支两军”稳定了全国的局势。总的说来，军队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下做了大量的工作，既保护了一批老干部。也使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同时也减少了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损失。稳定的局面使原本中断的工农业生产得以逐步恢复，使全国的交通、金融、建设等各项工作得以正常运行。事实上军队系统正是日后粉碎“四人帮”的坚强柱石。
吴法宪总结说：“林彪倒台后，有些文章说：林彪是个反军、乱军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煽动在军队搞全面‘四大’，拼命想把军队搞乱，等等。这个说法显然极不客观，也是极不负责任的。林彪是军委的主要领导人，他为什么要一心把自己搞乱？这个说法于理不通，也绝不符合事实。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自始至终都在注意保持军队的稳定，甚至不惜与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发生激烈的冲突。”
仅就稳定军队这一点而言，林彪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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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的再回首 －－读《吴法宪回忆录》（之七）
丁凯文
[编辑]七、林彪与江青的矛盾
林彪与江青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长期以来都是大陆官方的一家之言，也就是说，林江是一伙的，乃狼狈为奸，他们共同利用了毛泽东的错误，大搞“反革命”活动，妄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林江二人都属反革命集团。１９８０年的“两案”审判更是将林彪与江青画上了等号。但是，林彪与江青是一回事吗？只有认真分析文革当中林彪与江青的实际关系，才能真正解释为何林彪会在１９７０年８月的庐山会议上出面打击以江青为首的“上海帮”。对于揭示林江之关系问题，吴法宪的回忆无疑给人们提供了新的资料和视野。
吴法宪回忆说：“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管林彪是否衷心拥护，但同周恩来一样，他都全力去执行毛泽东的部署和计划，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对江青，最初因爱屋及乌，林彪对江青也是很尊敬，对江青提出的问题，也很重视。”然而，随着全面夺权运动的展开，不仅各省市地方领导受冲击，军队系统也大受影响。总参、总政、总后以及各军兵种等都受到造反派的冲击，工作停顿，不少军队领导人被揪斗被迫害。以吴法宪本人为例，吴被造反派搞得焦头烂额，为了躲避军内造反派，吴先是住到总参管理局的第五招待所，后又住进叶剑英的家，没多久又搬出来，时而住在空军指挥所，时而住西郊机场，时而住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最后奉叶剑英之令住进中央军委直接管辖的京西宾馆，该宾馆由北京卫戍区警卫，造反派冲不进去，吴法宪的处境才略有好转。军内其他一些人则没有吴法宪这么幸运，不少人被残酷批斗，甚至死于非命，军内的东海舰队司令陶勇，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等人就是如此。林彪对江青一伙的行为极为不满，由此林彪与江青发生激烈冲突。
１９６７年２月，由于中央文革小组鼓动造反派揪斗总政主任萧华，引发了林彪与江青的首次冲突。吴法宪在回忆录中有专门一节谈及此事。林彪把江青找到自己的住处毛家湾，痛斥江青等人的行为。原林办秘书张云生在他的回忆《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一书里也印证了这场林彪与江青的冲突。吴法宪回忆说“这次林彪与江青大闹，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说是种下了分裂的种子。林彪对江青是不满的，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不敢过分谴责。就这样，双方的矛盾和斗争一直延续到‘九大’，延续到庐山会议，延续到‘九一三’林彪的终结。”吴法宪还说：“据我所知，在当时的中央常委以至整个的中央领导层里，敢于这样当面斥责江青的，除了毛泽东之外，就只有林彪了。”林彪与江青大吵之后的第二天，林彪通知叶剑英和徐向前主持召集军委会议，传达毛泽东对萧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并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只有关锋一人与会。会上不少军队干部争着发言，以发泄心中的愤懑。黄永胜就直言文革小组不听毛泽东的话，不执行毛泽东的指示，胡乱批评解放军，乱斗解放军干部，要夺解放军的权，希望中央文革作出认真、深刻的检讨。关锋回去后向江青汇报了会上的情况，江青大怒说这个会议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的会议，并将矛头对准主持会议的徐向前，徐向前只好推到会上发言的黄永胜身上，让黄永胜作检讨。为此，黄永胜去问林彪要不要写这个检讨。林彪则说“绝对不能写这个检讨，要坚决顶住。我去直接报告毛主席。”江青对林彪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把这笔账算到徐向前的身上，并建议林彪撤换徐向前的军委文革小组组长之职。吴法宪回忆说：“林彪事后对我说：‘谁当全军文革的小组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换徐帅，全军文革那就让他名存实亡吧。’”吴法宪最后说，“后来果然如此，徐向前下来以后，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由杨成武代理了一个短时间，不久，杨成武随毛主席东巡以后，全军文革也就销声匿迹了。”
从林彪对江青和全军文革小组的态度，即可看出，林彪是多么反感全军文革小组这一机构，这个机构的存在名义上是领导全军的文革运动，实际上则是成了江青在军内的代言人，成了搞乱军队的罪魁祸首之一，林彪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机构的存在，虽然林彪在表面上不得不应付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但骨子里却十分警惕他们，多方予以防范和抵制，乃至最后让其“寿终正寝”。如果林彪与江青的关系是密切合作，那么林彪就应该大力支持江青和全军文革小组的工作，支持他们打倒军内的老干部的种种倒行逆施。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看看吴法宪的回忆，人们还能相信大陆官方的那一面之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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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之八）
丁凯文
[编辑]八、谁应该对刘少奇等人的被打倒负责？
翻开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起诉书》，我们看到了如下的指控内容：“以林彪、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主犯林彪、江青、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凭借其地位和权力，施展阴谋诡计，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该起诉书列举了受诬陷的党和国家名单：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贺龙等三十余人的名单。似乎这些人的被打倒和被诬陷都仅仅是林彪、江青等人所为。然而历史真的是如此之简单吗？
夺权斗争首先是从上海开始的。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赫市长曹荻秋被造反派打倒。吴回忆说“上海的夺权，实际上是毛泽东亲自支持和决策的。一月八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对上海的全面夺权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毛的号召下全国范围内开始了风起云涌的夺权活动。吴说“这些情况都是在我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以后，江青透露给我的。”
与军队干部相比较，从中央到地方的干部几乎无一幸免地受到冲击，而这千千万万被打倒的干部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刘少奇等人。吴法宪回忆说“从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开始，刘少奇便处于了一种”等待被彻底打倒“的状态。但是在一段时间里，他还是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一些公开的活动。这种不尴不尬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从十二月十八日开始，江青、康生、张春桥、谢富治等人，开始相继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而且口径完全一致，可以断言，这绝不是他们个人的意见。”
关于陶铸的被打倒，吴法宪回忆说“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就在接见湖北省‘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宣布，‘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宾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还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几天之后的一月八日，毛泽东就在中央会议上认可了江青他们关于陶铸的讲话，并说‘陶铸的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不老实。’……毛泽东的这番话实际上是啊批准了打倒陶铸。”
关于彭德怀文革中的被迫害一事，吴法宪回忆说“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召开的中央汇报会上，对彭德怀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讲话：‘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是勾结在一起的。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是搞了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和我打招呼。’有了毛泽东的指示，戚本禹就亲自布置，要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去四川把彭德怀就会北京。周恩来闻讯后，派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赶去，将彭德怀接到卫戍区监护起来。”彭德怀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期间还给毛泽东写信。吴认为“从这封信的内容看来，彭德怀当时对毛泽东害寄托一线希望，但毛泽东根本没有去解救他的意思。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彭德怀在北京狱中含冤逝世。”
贺龙元帅是文革中军内被迫害致死最高级领导人之一。吴法宪回忆说“关于贺龙的问题是毛泽东亲自决定的。据我所知，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在中南海专门研究贺龙的问题。后来周恩来告诉我，那天，毛主席决定对贺龙采取隔离措施，并要他亲自去落实。他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区找了一所房子，要北京卫戍区预先作了安排。然后，他把贺龙找到中南海，先是问贺龙：‘听说你身上带了手枪？’贺龙说：‘有一支。’于是，他要贺龙立即交出身上携带的手枪。待贺龙交出手枪后，他便要警卫部队把贺龙夫妇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区。从此，贺龙夫妇便失去了自由。一九六九年八月九日，饱受折磨的贺龙在北京三Ｏ一医院逝世。”
关于贺龙之死，过去官方的喉舌无不归结为林彪的迫害，可是为什么林彪要迫害贺龙官方却一直说不出个所以然，最后只好说贺龙是林彪篡党夺权的障碍。但是林彪在文革初期就是中共唯一的副主席兼军委第一副主席，贺龙无论如何也构不成对林彪的威胁，林彪有什么理由与贺龙过不去呢？再说，涉及贺龙这一级别的干部只有毛泽东才能决定他们的命运。显然，贺龙的倒台与林彪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吴法宪回忆说“至于毛泽东等人为什么要打倒贺龙，我不得而知，但当时我曾听说国几件与贺龙有关的事情。第一件事是总参王尚荣、雷英夫反对杨成武代总长的事情；第二件事是解放军政治学院蔡顺礼反对莫文骅的事情；第三件事是海军苏振华反对李作鹏的事情。再有，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事情。这几件事情上，前三件我不敢妄加评论，但关于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事情，那完全都是属实的。”显然，那些所谓的揭发材料也并非全是空穴来风。只是这些“揭发”被专案组上纲上线，扩大成了贺龙反毛的罪证。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３１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发表了一番讲话，也提及了贺龙的问题，毛泽东说：“过去说对贺龙是一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因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从成钧、许光达、廖汉生等的揭发材料看来，他是破坏我们这个军队的。他背地搞篡军反党企图是有的，但是没有来得及。”毛泽东特别提及的揭发人不是林彪嫡系四野的人，成钧、许光达、廖汉生都是贺龙自己亲信。毛泽东的态度最终决定了贺龙的命运，这些又岂是林彪能作的了主的？
中共后来将刘少奇等领导人被打倒被迫害的责任归罪到林彪头上，实乃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为毛泽东作开脱。林彪文革中并非没有错误和责任，但是将原本不该林彪负的责任加诸在林彪身上当然是极不公正的，这是我们必须予以指出的，而吴法宪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可靠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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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之九）
丁凯文
[编辑]九、军内造反派势力是如何被遏制的？
１９６６年８月起由于毛泽东的检阅支持，红卫兵运动开始席卷全国。吴法宪回忆说“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中央文革和江青就把军队院校师生的意见，端到了军委，端到了林彪那里，说：‘地方的学生能串联，军队的学生为什么不能串联？应当让他们进北京来接受毛主席的检阅。’鉴于江青与中央文革的特殊身份，林彪不能不对此加以认真对待。”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央军委和总政下发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指示发出后，大批军队院校学员涌入北京，很多人来了就不肯回去。吴法宪回忆说“这些滞留在北京的军队院校学员，很快就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与地方院校的学生串联在一起，开始在北京 ‘闹革命’。”
这些军队院校的学员事如何“闹革命”的呢？吴回忆说“从１９６６年冬开始，军队院校的师生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在北京横冲直撞，到处串联，无法无天，不但冲击国防部，冲击总参、总政、总后，还冲击空军、海军、工程兵、铁道兵、炮兵、装甲兵、通讯兵和北京军区，几乎所有的军事机关都被他们冲遍了。他们每冲一个军事领导机关，都是先进驻领导机关的办公大楼，然后再白天黑夜地揪斗这个部门的领导干部。另外，在这些军事机关里贴大字报、炮轰、火烧、并且抢劫档案，肆无忌惮随意折腾，几乎把所有的军事指挥机关都搞瘫痪了。当时。全军文革组长刘志坚以及全军文革的全体成员，全都忙于处理各种问题，日夜应接不暇，忙得不可开交。现在想起来，对我们这些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来说，一九六六年冬到一九六七年处这一段时间是我们最难过的日子。”事实上，被中央文革操纵的军队院校造反派已经成了搞乱军队的主要力量，是林彪和军委领导人的心头大患。如何有效地制止这股来自军队内部的造反势力则成了林彪等人必须考虑并应对好的一件棘手之事。而实现这个目标竟然是一个不起眼的“演出事件”。笔者认为研究者有必要对此予以充分的肯定。
１９６７年５月，解放军在京的几个文工团体－－北京军区文工团、海政文工团、空政文工团和二炮文工团共同发起一次文艺会演，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当时的文艺团体内部已分为两派，一派被称为“老三军”，他们是支持军队的现任领导的，另一派则是“新三军”，实际上是由北京的“三司”造反派所支持的军队造反派。这次演出则是“老三军”联合起来支持所属文工团举办的活动，因此他们又被成为“演出派”，而“新三军” 则要冲击这次演出，故称为“冲派”。吴法宪回忆说“当时，‘新三军’把这次演出看成是与军队‘老保’之间的大决战。为了这场大决战，他们早与中央文革所支持的北京‘三司’等造反派密谋策划，调集大批力量准备武斗。他们认为，只要制造出事端，中央文革就会站出来支持他们，这样军队里的‘老保’就完了。”果然在５月１３日“演出派”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演出遭到“冲派”的强烈冲击，两派发生严重的武斗，各种乐器被毁坏，设施被砸烂，演员被打伤，以致海军司令肖劲光和政委李作鹏赶去支援，吴法宪在空军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前往支援。武斗持续好几个小时，直到陈伯达和萧华感到现场，才制止了武斗的进行。在此情况下，连周恩来出面说话都不起作用了。
林彪此时则毅然出面。吴法宪说“从不轻易出面干涉具体事务情的林彪亲自出面了。他冒着对抗中央文革的危险，公开支持‘老三军’对抗‘新三军 ’、‘三司’等造反派。五月十五日上午，林彪要叶群带领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领导人，到医院去慰问‘老三军’被打伤得人员，并发给他们《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对另一派的人员则置之不理。林彪以这样的方式，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林彪明确表态后，中央文革也不得不跟着转了过来。”５月２３日 “演出派”再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演出，林彪不仅派叶群前来观看，还派了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进行保护。造反派未敢再来滋事。６月９日“演出派”再次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演出，林彪亲自出席，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一大群中央领导干部前来观看，林彪以实际行动给“演出派”撑了腰。吴法宪回忆说“这一下子，军内的造反派垮了，‘老三军’一下子翻过身来，成为林彪和军委直接控制的一支政治力量。凭借着这支力量，林彪和军委可以直接与北京‘三司’等学生造反派对抗，从而开始稳定北京的局势。中央文革依靠北京‘五大领袖’一手遮天的时代成为了过去，我们的日子也好多了。”
事实证明，林彪成功地利用了一场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演出击垮了军内的造反势力，稳定了军队和北京的局面，而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却束手无策，他们支持的学生造反派虽然没有土崩瓦解，但是却已是强弩之末，很难在军队内部再制造什么事端了。林彪此举值得称道。
这里顺便一提的是总政主任萧华的倒台。以往官方的喉舌都将萧华的被打倒归罪于林彪，事实上，林彪一直是保护萧华的，为此还与江青翻脸，怒斥过江青。萧华本人在“５１３演出事件”上摇摆不定，先是反对“演出派”演出，出现事端后又单方面指责“演出派”。本来“演出派”是保护萧华的，如此一来引起 “演出派”对萧华的强烈不满，结果无论是“老三军”还是“新三军”都反对萧华。吴法宪回忆说“‘五一三事件’后，林彪仍然准备保萧华。他告诉萧华，暂时住在西山不要出来，等过一段时间，‘演出派’的气消了，再出来工作。谁知道，萧华自己在西山犯了错误，被海军的造反派组织‘红联总’直接向毛泽东递了一份材料。毛泽东一看就说：‘萧华是个扶不起的天子，我不保了。’这句话一传出来，萧华立刻就被打倒了。”吴总结说“这些年里，我看到有不少文章说萧华是被林彪有意打倒的，我认为这不符合事实。萧华长期以来在林彪领导下工作，林彪对萧华是很信任的，而且在‘文革’开始后屡屡保他。要说林彪有意搞掉萧华，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 事实证明，萧华的倒台其实就是毛泽东的一句话而已。至于萧华在军委所在地西山犯了什么错误，吴法宪含混未提。据笔者所了解，萧华虽然躲在西山，但个人生活却极不检点，以中共常用的一句话说，就是犯了生活作风问题上的错误。对于萧华的倒台，要怪也只好怪萧华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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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之十）
丁凯文
[编辑]十、中央专案组内幕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共中央成立了两个专门的组织，一个就是尽人皆知的中央文革小组，另一个则是中央专案组。前者已有大量的资料和文章问世，人们对其知之较详，但是后者则资料却非常少，世人对此机构虽有印象，但是往往一知半解，只有后来在邓小平时代一批被打成冤假错案的老干部们平反时，才稍有披露，但是当局对其中之详情仍然讳莫如深。个中之缘由不难猜测，其内情实在见不得阳光，如照实情披露出来太过有损毛泽东、周恩来和共产党自己的“光辉形象”。然而历史毕竟就是历史，各种史实还是会不断透露出来。吴法宪将军由于参与了中央文革碰头会，对此有相当的了解，亦颇有披露。笔者择其要点叙述如下：
（１）文革期间专案组多如牛毛。吴法宪回忆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包括刘少奇在内地许多中央领导人被打倒了，为处理他们的问题，中央陆续成立了一些专案组。除了这些中央专案组以外，下面各省、市、自治区，国务院、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以及各地、县直至基层单位，都分别设立了自己的专案组。有的虽然没有专案组之名，却有专案组之实。总之，‘文革’期间的专案组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
（２）吴法宪被打倒前，中央共有十四各专案组，由周恩来总负责。吴法宪回忆说“当时，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来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等，这些问题都是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同意，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
（３）中央专案组的组成：中央专案组共有三个办公室。第一办公室主任汪东兴，下属七个专案组：刘少奇专案组、王光美专案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专案组、陶铸专案组、陆定一专案组、张闻天专案组、彭真专案组。第二办公室，主任先是杨成武，后是黄永胜，下设彭德怀专案组、贺龙专案组、罗瑞卿专案组。第三办公室，主任谢富治，下属四个专案组：“五一六专案组”、抓叛徒专案组、叶向真专案组、其他一些人的专案组。
（４）中央专案组的组织形式：掌握中央专案组工作的是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比如：“一办”里主管刘少奇专案的是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主管王光美案的是陈伯达，主管陆定一案的是陈伯达，主管薄一波案的是康生，主管彭真案的是康生，主管陶铸案的是江青。中央“二办”主管彭德怀案的先是杨成武，后是黄永胜，主管贺龙案的是康生，主管罗瑞卿案的是江青。而中央“三办”的各个专案皆由谢富治主管。
（５）中央专案组的办案形式：专案组具体工作人员和负责人，由军委办事组根据中央碰头会的决定从军队选派，前后大约三次，一共约五百多人，由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召集他们开会，讲话，说明任务的重要性，布置工作。周恩来每半个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主持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由每个专案组汇报工作，会议常常是从晚上八、九点钟一直到第二天拂晓，每次会议都是如此。
（６）专案组办案的最关键的要害在于，受专案审查者的“罪名”基本上都是根据当权者的政治需要来制造的，而不是根据事实来判定的。吴法宪回忆说“由于弄来的材料究竟那些是真，那些是假，无法判定，时间一长，办专案的人就越来越不积极。而这时上面就来压，就批评工作人员‘右倾’，要求他们严格审查呀！认真调查呀！赶快作结论哪！然而不管上面如何压、如何批，进展还是不大。本来嘛，都是些冤、假、错案，又从哪里搞得到过硬的材料呢？！”
中共粉碎“四人帮”后给几乎所有文革期间被打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平反昭雪，并指出他们的受迫害都是林彪和“四人帮”所为，但却绝口不提毛泽东和周恩来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吴法宪在回忆录中举出了彭德怀遭受迫害一事。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３日最高法院特别审判庭在求判决书中说“一九七Ｏ年十一月三日，黄永胜同意彭德怀专案组提出要对彭德怀‘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意见，对彭德怀进行迫害。”然而原报告是这样写的“永胜同志，遵照您对彭德怀结案材料可以上报的批示，现整理好，呈上，请审视。”时间是１９７０年９月１７日。黄永胜则在１１月３日批示“同意”。黄这个“同意”是指“同意上报”，而非同意该审查的结论。吴法宪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彭德怀的问题不是黄永胜能说了算的。彭德怀的问题，中央早已经定了调子，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任何人对此都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黄永胜个人同彭德怀没有什么恩怨，他在这个位置上只能是替中央或毛泽东办事而已。其实，当时的各个专案组的工作，事无巨细都由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周恩来负责。大一点的事情，要由毛泽东来决定。这是当时党内一般的组织原则，也是一个常识。对彭德怀这一类人物的处理，别说黄永胜对此事没有任何决定权力，就是林彪、周恩来，也是作不了半点主的。”吴法宪直言“彭德怀的问题应该由毛泽东来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算到黄永胜的头上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黄永胜对彭德怀的问题是没有决定权的。当时中央专案组上报的文件太多了，其中绝大多数都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签字。我想这些文件应该都还在。为什么只算没有决定权的黄永胜的帐，而不算有决定权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帐呢？”
吴将军最后这句话质问得好！为什么邓小平不敢追究毛泽东和周恩来大搞政治迫害的责任？为什么要嫁祸黄永胜等人？彭德怀是在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２９日含冤去世的，那时林彪早已横死蒙古沙漠多年，黄永胜也被毛泽东关押审查，如果彭德怀真是林黄等人搞的冤案，为何毛泽东周恩来不给彭德怀平反昭雪？我们再进一步追问，彭德怀去世时，正是邓小平的第二次复出之际，邓不仅担任政治局委员，还是解放军的总参谋长和国务院副总理，按照这一逻辑，邓小平也是党政军内的当权派，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邓小平也参与了迫害彭德怀的活动，邓小平难道就不须为彭德怀之死一事负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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