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友網話：母語與思維

母語對民族的思維方式有影响，這是肯定的，但影响據說大到可以決定文明的進退，這又顯然是誇張了。

直至宋元，中國科技水平，領先國際，歐西的語文使用者，需不需要急不及待說：我們的日爾曼語不行，羅曼語不行，斯拉夫語不行？

自接觸歐西現代文明後，由民國到新中國，用我們自己的中文教育出的高科技精英，不知有多少，證明用中文理解思考尖端數理化生，絕不成問題。問題是中文在業界裡難與世界交流，如今專業交流，以英語為便，而個別學科，可能最好還要有德文或法文。

更何況文明進步與否，也不是單由科學技術決定，人文學科、社會制度及民間文化生活，同樣決定一種文明的水平。中文的思維與表達，自有其特長，也有其短缺，我們生入母語的文化圈，註定就要與母語共生，並經營自己的文明。不先用好自己的語文，由語文根本去完善自己的文化，再是所謂先進的文明，也不過是文明的殖民地，無格、無身份。

語言本身是有彈性的，真正富于生命活力的語言，不只因循已說過的話，更能言所未言，尤其遇到不同語言的對比，會在自己的語境中，創造性地道出新的表達。中文重質感模糊為義是事實，寫詩最稱便，但不是不能表量，不能精確。中文作文學語言自有文學語言的用法，但非不能轉作科學語言的陳述指謂。古漢語成為昔之科技、數學工具，曾有精湛之成就，自接觸西方文化及科技後，又增益其能。現代漢語承擔理解和演繹現代科技之任，能力上卓卓有餘，證明漢語生機勃勃，歷久彌新。

當然兩種語言相遇，不免會有要適應的時候，尤其當涉入較深層次的文藝哲學宗教文化的思考時，會有苦苦的摸索期，如漢譯佛典，就經過不斷的誤讀和再釋，有時說了原典沒有的東西，但又可能把原典隱在但不明顯的東西，予以照明點出。梵文裡宗教深層的義理，不是一下子可以窮盡繙出，漢語佛典，一方面有不凡的表述，但也不無有走眼看偏之處，這需要繼續努力予以完善。反之科學量化的東西，還相對容易在較短时日中解決。

姑舉一例。漢傳佛教，喜言佛性。在梵文「佛性」一詞叫buddhata，到了漢譯呈現多名衍生多義，像佛界，如來界，法性，真如，實際，佛藏，如來藏等等。印度的佛教思想，佛性之性，原本僅作界義，應用範圍，受到一定限制，地位亦不見高。釋迦與弟子同住，皆在僧數，根本不會有佛性問題。所以小乘及大乘初期原則上不談，十一部經不說佛性，要到大乘中期才漸漸論及，然而印度論師如中觀、瑜伽，都以為是不了義，仍不太看重。但佛性問題來到中土，開了個頭後便不得了，反複探討。如有關的經典，早些在大乘中期的解深密經、楞伽經，都先後有四譯之多，一再重譯別譯，以討其詳。蓋由一種語言過渡到另種的語言，總不能沒有放大，縮小，減少，添加，扭曲，難免諸家異說，各宗殊唱。後來天台講「性具」，華嚴倡「性起」，佛性的理解存在很明顯的不同，固然因他們所據經典有別，但解開原文時感悟的焦點和思考方向，存有差異，實也具一定影響。

當漢語在轉譯梵文原典中如何慎重以求實之同時，民間講經，文白異讀，並多多少少感染到佛經嚴密的詞句，更造成漢語大覆面之大轉折，大大擴展了漢語的語匯和表達。當語言對譯他者，常改變他者，又被他者改變，無可避免。

母語不是不變的，固由外緣，也有內因。因民族在思想，自己也在變，我手寫我口，我口言我思，我口我手不過反映表達與反饋強化我的思維。茲另舉一例。中文常不強調性別，實一有趣現象。尤其古漢語為然。如子，基本不指兒子，子義含男女，要道性別，便得說男子或女子。更有「女子子」之為詞語者，把別于身為父之一男子者的諸女子，如姑姊妹概稱女子子。又如伊，後來幾專講女子，本屬男女通用，如《世說新語》中有話說「汝兄自不如伊」，那伊是指男的。此或是受詩經那句「所謂伊人，在水一方」經民俗小說戲劇廣泛傳播影響，「伊」便常指作女性了。性別指謂個別化、精細化，其實也為社會發展之需要。然今中文這不標榜性別的特徵大致依然，語言根本，百變不離其宗。中文思維喜由大類到小類的層遞關係，因而又不難理解不表性別這種特色。反正男女你妳他她，不都是人嗎？何必一開口便要分彼此呢？中國語文及思維，好由大處作始終，似是不易改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