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與國家怎樣的分離才合適？

我們一般熟悉的盧梭，是個善道政治和教育的盧梭，其實更有一位自己深為懺悔的盧梭！我們在早前曾經看過，盧梭晚年，是有正信宗教實之于己的人，而他鼓吹的自然教育，不可或缺的一課，係自然宗教；他主張的民主政治，有待普遍意志予以實現，而普遍意志需要公民宗教的涵養。我們一般所了解的盧梭，多是他的政治和教育的哲學，但探深一層，他哲學體系的底子，有公民宗教和自然宗教，他以自然宗教的人格教育，和公民宗教的政治民主，乃為社會健全及國家強盛的潛在力量。因此《民約論》最後談到公民宗教，《愛彌兒》專有一卷說自然宗教，《懺悔錄》全書則呈示一悔改的宗教，三本書各涉及一種的宗教。不過盧梭本人這個認罪完成救贖的宗教，他不以為就是政治中的公民宗教和教育中的自然宗教，那些只不過屬無需要啟示神學，由人類理性和生活經驗，習得的精神性覺悟或準宗教情操，和他自己本人的改革宗信仰與切身的靈性經歷，未即劃上等號。換言之盧梭把終極關懷的宗教留給自己，在社會國家的層面，教育和政治的現實關懷，所需的是另一類似宗教的東西，撮要引俗，權變中維持常道。這與孔子傳承之禮教竟現驚人的相像，在他自身，有踐證天、命、仁的真宗教信仰之體，在社會與國家，則有文教、政教之用。啟蒙思想家盧梭他現代化的教育與政治，面對的是世俗大眾，所提倡的自然宗教與公民宗教僅屬人文性質，這安排無疑是一種非常溫和的政教分離。民生政治是現實，不能事事從上而下，行動方式與宗教應有別。然政、教雖分，不當有隔，具有宗教意義的人文性宗教，仍直接作為教育與政治的精神源泉。至于純正之教，退藏于密，更完美保留于深邃的靈魂裡，在教會生活與信徒身上予以實現。

盧梭中年以後，嚮往加爾文設計的日內瓦政體。日內瓦早期一直受主教控制，1536年經市民大會民主表決建政，成為共和制獨立自主的國家，同年加爾文出版《基督宗教要義》，宗教改革遂蓆捲歐洲。日內瓦共和國，國小民強，底氣十足。有一年敵軍漏夜偷襲，先遣二百人成功翻墻入城，守軍發現已遲，靠教堂鐘聲齊鳴，市民驚醒，包括婦孺未脫睡衣便奮不顧身加入抵抗，一舉殺敵數十人，餘者落荒而逃，市民犧牲者僅十幾。其時有婦人情急起來，把一大鍋熱湯抛出窗外，當場砸死了個敵兵，傳為佳話。現在瑞士日內瓦州每年都舉行登城節慶祝，用巧克立仿製鐵鍋，裝滿糖果，由戶中最長和最幼者同主持，把鍋敲碎，齊喊「共和國之敵完蛋了」！「共和」republic出自拉丁文res publica，本義共同之事，指共襄之事業，有事大家一起來，不光靠哪位老大。日內瓦議會因接納加爾文建議，經小議會、雙百議會、大議會的層層審議，通過教會法規立憲，教徒直選長老治會，長老聘任牧師牧會及主禮，教師教導，執事理事，由會友到聖職，各盡其責。教會此一民主原則，同時應用到政務治理，當盧梭回到祖國，看到欣欣向榮的民主共和，與他前廿卅年間在國外經驗到的專制極權獨裁腐敗的政治完全不同，認為這是最為理想的政治典範。即使後來恩格斯也稱譽，加爾文主義的共和與民主，是那時代勇敢者的要求。

日內瓦民主選舉、議政的共和，徹底告別君主政體。不過這主權在民的民主，另一面是主權在神的共和，成為神權共和，教權與政權透過一宗教倫理的威權體制實行管治。雖說民主，但宗教式民主，難免令一般公民自發的生活空間受掣肘；所謂的共和，乃共和化天國，結果會把不同信仰者甚至同一信仰但見解不同者排斥于外。日內瓦的民主共和，實質為神權政治：民意民選，因人人上帝面前平等；大家共和協作，因主權在上帝。這仍舊是政教合一，政府與教會雖分，然而未離，分出二套權力管理，卻未有足夠間距顯示別離，很容易又變政教不分，以教代政，結果或令某些不合教旨教規的異見者，無法民主參政、共和協作。最諷刺的是，盧梭本人即身受其苦，只稍因表達思想的方式不盡同，便無法見容于其同一信仰的主內弟兄。政教合一有二典型，一是教權政權同體，宗教管轄範圍，即全部或大部分行政管轄範圍，亦即神權政治，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時代為其例，立國以後，國王與祭司遂分成兩個權轄系統，不再屬此典型。二是教權與政權互不隸屬的典型，各自體現主權，各有管轄範圍，但政權及其管治的認受性，必須經教權認可，此亦即十一至十七世紀天主教會跟歐洲大小王國的關係。日內瓦未忘神權政治，雖添加一道民主共和制度的屏蔽，政教分治，但具體运作，常把聖俗兩種事混同，沒做好應當有的仳別相離。故人說日內瓦共和國是新教的羅馬，加爾文乃教皇，然這比較又不類。加爾文移居日內瓦非由自請，而是路經該地投宿一晚時朋友挽留，要他幫助教會。他為服侍上帝留下，不在乎名份，先當reader即誦經員（或譯司祷），實際工作只負責解經，後改稱牧師，但未經按立，通常是主持施洗、婚禮、講道，此外人若有靈性或神學問題請教，便予解答。他在教中並無特權，政治上更是完全無權無勢，有廿三年之久他未入籍，連公民權也沒有。執政委員會指示他聖餐要使用無酵餅，他認為這事須先經教會議會定奪，結果被逐出境，但因缺乏足夠倫理和宗教指引，這座原本是歐洲著名的罪惡之邑，兩年後又把他邀請回來。所以當時政教二分確實不假，但雖分卻未離，政教間千絲萬縷，混淆政教事常有。加爾文首當其衝，碰上俗政犯教；二百年後典型的例子又一樁，便是盧梭身受，執政者假聖教擾俗。

政教分離，是相對于政教合一而言，要到盧梭之後才出現。政教分離就是否定以上兩種政教全部、局部甚至在最後根本上的依附關係，這似乎是加爾文和盧梭那時代還沒有充份意識到的事情。日內瓦有民主有共和有宗教，此為加爾文終身奉獻獲得的成就，也是盧梭心儀的理想國。如果看加爾文的言行，「該撒（凱撒皇帝）的物當歸給該撒，上帝的物當歸給上帝」，政、教乃兩種原則和操作，是非常明白的。他講「上帝的主權」，一概是神學和靈性意義的，在他本人非作政治理論或實踐。當日內瓦全民選擇皈依改革宗，政與教管轄範圍自然多所重叠，政教雖分實合產生的問題，每因具相同信念較好互諒互讓克服，根本困難一時不易發現。盧梭雖讚賞日內瓦政教的和諧，但他大半生在法國，那裡不是單一信仰，公教雖主流，然在內還有楊森派逆流，在外另有追隨加爾文的預格諾派Huguenot、無神論者等等，當他考慮要有一個團結的國家，所需要的首先就不該是強勢獨大的一教，而是能為不同信仰者接受的公民宗教。其重要的教條，當是宗教寬容，人人宗教自由，不受政府左右。培養這種宗教情操，得力于自然教育的自然宗教，離開社會各樣政教權力的支配。他對于政教分而不離固無辨析，也沒「政教分離」這說法，但卻有一種人文教養的政治構想，顯示世俗治道，與神聖真道，二者當別，各有不同的實踐。

學者一般都同意，清楚規定政教分離的原則，始自1791年美國憲法修正案，其開宗明義指出：國會不得立法設立宗教，或妨礙行使宗教自由。這是由改教算起約三百年後，或清教徒移民北美追求宗教自由歷二百年，跌跌撞撞實驗的成果。條文雖無明言「政教分離」，考立法原意，確是要在國家、教會中間設分離之牆，上一句講政府不得偏袒宗教，下一句講政府不可限制任何有關宗教的實踐自由，目的為防止以政干教，至于以教干政的問題則無說，然在政教對等的分離原則下，不言而喻。美國立國之父們把「政教分離」用憲法方式確定下來，實為理解現代化國家的一把重要鑰匙。美國歷史概認為，她共和政體精神和市場經濟動力中，清教徒天職的進取倫理信念之祖，是加爾文；自由、人權、民主的民約憲政之父，乃為盧梭。政教分離的觀念，固未必直接得自這兩位日內瓦人，但作為現代國家條件的政治、經濟、法制及宗教，所應有的份量和分際如何，多已經二位先賢鋪墊了。憲法第一修正案緊接宗教信仰後，還說到出版、集會、示威之自由，從此添加共成十條權利法案，都是為補充這國家的基本大法，保障人民的權利，並限制政府的權利。盧梭做夢也不會想到，如他晚死十三年，他在現代國家的規格下，便可不再負罪，完全自由了！不過他泉下有知，雖死也大概可瞑目，因在他所景仰的牧者和他本人影響下的美國成文憲法，為世之楷模，不僅是二戰以後許多國家立憲的範本，更透過對法國大革命思想的推動，促成現代啟蒙，肯定不可褫奪的公民權利，和無可剝削的天賦人權，由政治範圍不斷擴大，進入更廣的文化層面，實現著人的解放！

若從宏觀角度看加爾文和盧梭，他們雖無政教分離之說，但都以聖俗關係是二不可混同的範疇，各有權責。世俗若自願接受上帝的主權，加爾文以神學言樂觀其成，盧梭則從非宗教方面出發，考慮二者應有別然而非必隔離的可能。他們如讀到美國憲法有關政教當分的權力自由條款，筆者相信，自必贊同。當然像對政教分離字面作過度引申，以政教之分便是隔離緣絕，甚至變成敵意之分，獨善其身憤世棄俗，或是孤立圍堵壓制踐踏宗教自由，都極不妥當。正因政教分離有歧義，在美國歷史脈絡之外領會，要獲接受便現遲滯。法國到1905年才訂立政教分離法，國家中立，宗教自由，國無國教。教宗通諭，多番批評政教分離，直到1965年梵二大公會議，經四載討論至最後一刻，終通過憲章謂：教會的職責與權限，不與政界相混，不受政體糾纏，她隨時是人格卓絕之標誌及護持，政與教在各自領域內，獨立並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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