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能用形上學說良心嗎？

按照王陽明和康德的倫理學義理，二位中西哲人若相遇，言雖不同聲，卻可同氣，頗有共通。尤其良心問題，從人本位這一面解釋皆得賅備，無待宗教置喙。唯落到具體實踐，二人形上學的歧義漸顯，應怎樣理解良心生成根源及其本體存有，必起爭議，未待宗教插嘴，討論已先要涉入問題背後的信仰領域。二人思想同異，說之前文。他們各自所以那麼肯定持言良心的本體如何又擬設生成如何，皆因已默認了本身文化根深的成見，其中所含的深層信念或信仰，宗教當有話說，本文再續。

康德指出，良心是自己負責的良心，必以果決的意志，毫不遲疑接受實踐理性所發的法則，守護于此，隨時準備作我行動的指令，及檢討的準繩。此命令至高無上，當下顯現，應該就是應該，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毋需外在或來世任何的假然要求支持，全是一主體決定又主觀完成之法則。只是回到踐履，一沾具體的對錯善惡，不能無知性的疑惑，隨時有錯誤的可能。要堅守道德，保證至善，理有必至當給出智思物，作為客觀法則之本，依西方傳統，此謂上帝。哲學地說，這叫設準，毋須求證，只需如理協定。當有了這個，往下去的倫理問題，才有持續探詢之可說。

良心的意識活動，乃人人都可覺知的法則力量，注視于己並守護在內，生而有之並組織其存有之中，康德並不以之為假定。他視良心之覺，為一場裁判，喻同法庭上的訟辯，有良心原告訴訟，與我被告自辯。良心亦我，乃保存理性無上命令的道德主體我，專責內部監察存在中客體我的一切意念言行，毫不徇私，作出檢察分判，控訴評判，而為判事的判官。面對良心指控，作為感性存在之我須予反駁或承認。然良心只備案興訟，至若是非曲直的審案聽訟，裁度解紛，判決判案，終需另一位非被告亦非原告的法官斷獄，高高在上具足權威力量，作宣判良心與訟之判斷者。人的良心代表為自己行動負責的主觀原則，雖是公正判官，還當訴諸另一層理想的裁判者法官，即總持客觀原則的上帝。用儒家心性之學的語言表達，這屬心與理的問題：心為良心即道德我，理即天理代表無上命令法則，二者關係應是一還是二？陽明心與理一，致此本心良知則理得；朱子心理為二，格物致知方見理。但二人之肯定，前題卻同是性與理一，默認上天之命下貫于人性，信此天理無不善，植根于吾性，我固已有之，才會有心理相合之可能。康德講心與理卻不言性，良心接受並保護天理法則，所以始終良心是良心，法則是法則，法則要客觀，尚待上天。若以良心全同法則，良心便齊同神聖誡律或上帝，即使未認為敢冒西方傳統之大不諱，于理也不合，蓋一己良心，何能自足完成客觀法理？故中土傳統，雖言心理相合為當然，但仍常要心與理分一分。俗言天理良心，良心之前還加天理以立信。陽明也不只講心或良心，更強調良「知」，著重「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而為良心客觀性之證。良心天理相即為一，是作如理可予以實現的理境而說，唯有良心呈現為真诚惻怛的天理之知，變為我本體，人這才非由他律，自主擔負其道德責任，自動履行其倫理義務。康德所說的意志自律，是人自由意志下實踐理性所發之無上命令，其法則需理想化人格使之有效，然此位格化智思物，他依照西方習慣讓給了上帝。但那只作哲理上的設準觀念，不像陽明「良知之天理」這樣，承孔孟思路而為一具法則力量的惻隱覺情。康德非不講道德情感，但那只是良心感受法則下的非決定動力，受良心作用挑動，道德感情與良心法則實二。這種良心發現下的道德情感，再加上敬愛他人和尊重自己，皆為他講感受道德義務之心的必要品質及預備概念，是所有正常敏感心靈自覺的、主觀的、自然的、先在的能力，它們不屬經驗的起源，乃道德法則作用于心靈的意識結果。激起道德感情或也可為良心作用推波助瀾，但不同于直接呈現法則力量的決定動機，難達至陽明講心與理合的良知覺情。欲無盡發揮良心作用，必需一知、情、意俱備之位格化智思物，若是未能夠求之在己，而靠外騖虛託設準，那足使本體成德的能量，又從何來？

要把康德詳析的良心論跟儒家心性說直接簡單對照，確立顯康德所言之不足：良心含理不即是理，雖有道德感情動力的呼應，欲缺乏一覺情動機的驅策，以此良心作實踐理性下之心靈意識，理論規範性似多于操作能動性。不過若從康德未詳及但有略言之微處，良心、法則雖二，仍不礙良心潛在具法則之能。康德曾認為，如追踪這些道德意識，均見道德法則在心靈留下結果，表現為主觀自然的先天力量。若作靜態解剖，自康德口中，良心雖感實在卻不覺有力，但他言下心底裡綜合的認知，又為固有必至的道德力量。要分析為說，良心庭上自須作判官、法官之別，然實踐過程，判官、法官同在法則下合作如一。法官不能居上脫離法庭，表示立法釋法；判官也無以獨行其是，只顧司法執法。二人同樣邀約于法則規範內，作出依法如理之判。良心庭議，法理至上，只有可能枉法的被告與秉公的判官原告會對立，判官與法官，理上應保一致。故知康德只是把良心活動二分，由兩種功能：一是感性我基本在人心內部注視，及又一德性我具威嚴權量良心，交互為用。因應解說之需，才有判官法官二角色之喻，但修詞皆作judge「判斷者」，雖嫌含渾判官、法官之判與斷，然豈無暗顯其本同一之意？判斷者一體二用，猶如感性我與德性我原是一我演為二角，其別只在我們是偏重分析或綜合，析論當作二，綜覽實為一。明明二用之判斷，康德位格化時只作判斷者一詞，分別職掌良心內部的判斷，和超然具權威的良心之判斷，其是否有良心內部之主觀法則與權量良心之客觀法則合一之可言？康德無說，但絕非不能這麼說。良心在內部判斷如判官，但又作判斷良心如法官，便出良心庭外嗎？牟宗三譯本「有權威的良心[法庭上]之法官」一句，案語于法官前特加括弧補充。故慎讀正解，法官代表客觀法則，也絕不當逸出良心庭外。

至于為道德力量覓源頭，康德談到要遙應設準的上帝觀念，與儒學僅默識不另說明之天命信念，在純粹倫理哲學範圍以內，非必要談。良心道德意識之有法則力量，有就是有，康德只如理描述，並不轉向上帝天理探討，而去回答何以會有的問題，因為這不是哲學的任務。他僅指出，良心不光是主觀感受，此心如情亦見理，道德法則已在心靈留下主觀自然的先天力量，暗示應含客觀之實，具客觀之義。但此心是否即理？理性的主觀與客觀在良心上何以成一？康德並沒有像中國哲學之作肯定表示，因如此他看便涉信念，在他哲學範圍更無論信仰，最多一說設準即止。

不過身為理性人，要如理思考，想追討主體良心是否又如何即是客觀法則，以取得形上的本體與根源說明，那便要由哲學轉往宗教。在康德不願意作答而儒家不直接作答的地方，宗教確有話說。按照阿伯拉罕一神教系統，良心當與神聖律法合一。換作漢語，也可表達作「心即理」，因得上主終極保證而說良心即天理，並非敢冒良心即上帝之大不諱。依聖言啟示，上帝把律法銘刻在受造之人類心中，此義教徒相信並應清楚，所以良心當下即是誡律，非在訟辯兩造對質之後方才有，而是先天為一。故信仰實踐當讓真我坦蕩上帝前，好把二者于生活中具體還原為一。此良心庭上，並不存在所謂良心即上帝自己在諍訟無已的問題，而是要令良心與上帝進入持續對話，主觀原則與客觀原則不只本即一，而于現實趨同，本末咸一。所以一神教理若說「心即理」，良心主觀原則與上天客觀原則為一的實現，也應完全成立。經云：「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此可以視同孟子「求其放心」－－把放縱喪失之天良本心又找回來，再進一步的表述。

康德不明講的「心即理」，西土神教依信仰卻可肯定說之，因上主頒法于心，不必繞去別言設準。儒家心學能自肯「心即理」，亦因底裏早有「性即理」天道化道德本體的傳統信念，且又得力佛教式「心即佛」的表達。「即」為究竟義正信根本，像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即」義相合不離、一體不二。天台宗立三種「即」。大乘初門，言二物相合之即，菩提為性，煩惱為相，性相固有別，仍彼此不離，只要斷煩惱便證菩提。菩薩法門，言背面相翻之即，煩惱與菩提非一，然也不二，迷屬表面煩惱，悟實為背裏菩提，攝煩惱之相歸菩提之性，乃證至理。至極圓教，言當體全是之即，本無煩惱，元是菩提，如水不異波，非二而一，悉皆相融無別和合無礙，為水為波是菩提或煩惱，僅實智與妄情見異。再論修行次第分段「六即」：理即、名字即、觀行即、相似即、分證即、究竟即，由無聞信一直去到有聞信、理慧相應、有如真證、分破無明、妙覺開悟。又華嚴宗更再立「一即十，十即一」。一是本數，十是滿數，離一無十，一十相即，現一月千江映影，舉一塵一切佛土悉在。此有如鏡與鏡中鏡像，互融無礙，一多不同相即，萬法自在相入，相即相入，簡謂「即入」。新儒家借佛學的宗教表述，終仍可把「心即理」講順。

CC-BY-ND-NC ( 本文係原創,准作非商業性共享,轉載請保持完整,註明作者．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