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友網話：“政治和尚”與“中国领土”

有网民喝令笔者用“是”与“不是”這种選擇題的簡单方式,交代思想:你说“达赖是不是政治和尚”?“西藏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论壇這裡,本是大家讨论议題的地方,我們彼此不管意见同或異,都可以互相交流,沒誰会想到来這兒,竟是自动送上门作思想檢查的.对于這种審犯式提问,俺只好保持沉默.但不料仍給再三逼供,见沒回应,最后隔空宣判:鶴某人,不敢答,有隐瞒,想狡辩!

完全意外,即使到了廿一世紀,已身处海外,仍存在一种头脑,並不以每个人有言论自由,有意志要说或不要说;而若要说,也有权利要怎样说!這趟遭遇,可真算長见识了!

笔者上网,絕无必要向任何人作思想檢讨,更沒有兴趣对什麼组织要站边表态.然西藏近成热门话题,作為關心祖国未来的炎黃子孫之一,確愿开诚布公,跟同样有心人継續探讨.西藏问题牽涉着整体中华民族的前途,其中最令政府气恼之两事,一是达賴势力,一是领土危机,而政府眼中,二者本质实一.西藏的未来,到底將要何去何从呢?

欲以知来,須先察往.我們回顧西藏往昔的傳統社会,当知西藏原是个泛宗教社会,宗教領袖受到無比尊崇,故在該社會过去簡陋的政治运作中,賦宗教領袖極大权威.這一奌基本事实,是在面对他們以往历史,看到他們政教結合的現象時,必須首先牢记于心的.因此他們的许多事情,如欲实事求是,是不该簡单套上现代的观念,直接解读的.

中、藏正式政治关係之始,常上溯十三世紀中葉.事緣掌握一定政治权力的西藏高僧,尋求与大蒙帝国建立連繫,終使大汗皈依了佛教.迄十三世纪下半葉,帝国分裂為四大汗国,其中侵略並统治中国的元世祖忽必烈,尊奉西藏高僧八思巴為国師,正式封号的全称是:“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這皇天之下独一的法王,亦為大元皇帝的師傅,使藏之宗教領袖享有元朝內的超絕宗教地位,同时也提升其在原居地的政治威望.但這段历史,常成西藏自元蒙起即已屬于“中国”之证,其实论西藏的地位,即使“屬于”也应屬于当时亡掉中国的元蒙,中国人那时是亡国奴,五百年后怎好意思说人家那时向自己称臣呢?更何況這蒙、藏关係,按蒙元的封号所示,此西藏政教之首,明明是在他皇帝之上的帝师呢!

達賴原是蒙语,大海之谓;喇嘛藏語,上師之謂.“達賴喇嘛”一词,本即十六世紀当中国明朝之际,那边廂蒙古汗王与西藏達賴三世,互贈尊号結合蒙藏语而得之美名,是王者对宗教領袖的敬称,其本义与语用是宗教性的.依西藏傳統,這是教权与政权互相尊重下的冠名仪式产物,在过去神权政治的理念下,教权豈会待政权命有才有?

早在清入关立国的两年前,五世达赖遣使接触滿清,清太宗皇太極出城相迎,並對天行三跪九叩之礼,以谢藏教到来之天意.清人入关后馬上派專使往邀达赖入京,三催四請不果,至順治九年,才獲其大駕光臨,清帝待以殊礼,延入為他修建的西黃寺住下,返藏時再遣禮部尚書追趕,送上漢蒙藏滿四種文字的金印,金冊.這种接待规格,豈似對番邦小國之君的“冊封”呢?清廷赠予达赖五世的尊号“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用词本身,擁有“天下释教”,包含藏蒙满漢佛教總領之義,由這封号直接反映出的清、藏关係,主要性質仍是宗教性的,其蘊含的政治意义,也非簡单用一主一从能予以概括的.抹煞其中宗教的層面,无以明达赖在清廷之地位;光看政治的層面,达赖接受封赠,也非一般藩屬与宗主国的关係.如把达赖时之到訪,看成朝觐,而迎送遠客,当作设置藩屏,都不妥当.满清其后虽也以理藩院处理有关西藏事宜,但是理藩院职任范圍,也包括了俄罗斯,因在天朝心態下,即使外交,也通通変成理藩了.

至于说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现在当然是毫无疑问,連达赖本人,每逢提到藏中关係,也沒有半奌否定的语调.西藏流亡政府,是流亡国外的自治政府,希望有一天回到中国,成為在中国主权下的自治政府.如不能這樣做到,他們认為,至少先是让达赖本人回国,与国家領導人共同協商进一步的自治辦法.現在“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容否定,這在事实是,法理也是.但講法理,如把过去的一概当“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的立場固然堅決,唯与藏民所能予以理解的,卻有相当距离,這需要大家交換观奌,至少待中央耐心解释说服.同时現在“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法理原则上虽成立,可是眼下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实況,並无完全按憲法所列明的那般享有真正自治.正如憲法的公民权,在日常生活裡常同虛设一样,今之西藏非為中国境內由藏人自治的一部分,尤其是西藏文化核心价值所繫的藏傳佛教,是握在黨手裡而非在藏人自己手裡.至于说將来,西藏依然是中国的一部分,达赖一而又再表示愿望西藏是中国主权之下憲法所允许的藏人自治,他和他的流亡政府,並非要独立.況且中国近年經济驣飞,西藏有賴国家改善民生,真心想让西藏留在中国,絕对有理.港台回帰,还说与大陸相比会有人均水平太不对称的障碍,但西藏沒這问题,經済互利,豈非正求之不得嗎?

不过好话说盡,在中共眼中,达赖一夥,縂像居心叵测,尤其达赖,掛宗教的大牌,仍另有一塊不小的政治牌,政治和尚之嫌,水洗难清.西藏流亡政府网站称达赖：The Tibetan Government-in-exile, headed by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Tibet\'s exiled head of state and spiritual leader,這个headed by－－領導,最為刺眼.达賴喇嘛,精神領袖嘛,试想這以宗教作核心价值的民族,不等他作精神領導,难道要他來擺设嗎?至于说政府領袖,可以是象征性的領袖,這是基于千百年西藏特殊的文化社會历史而有的,而且並不是不變的.現今的流亡政府,以达賴為政治和精神領袖,是允许透过罷免的方式,取消他的政府领袖那面职能.按流亡政府的组织,达賴並非政府中的行政官員,其領導职是宗教精神性的,和政治象征性的,都不必直接涉入具体行政.像大英帝國在福克蘭群島打仗,英女皇从來沒給意見.那場仗由商议,決定,到执行,都是执政黨和政府的事.女皇只是英国立憲的君主,国民精神所寄之象征.流亡政府的体制,现今虽是有政教結合的意义,但要去理解它,一面该照他們藏文化解释,我們不好望文生义;另一面是注意它实行的規范,目前是在現代民主体制下运作.如拿有中国特色的“领導”,去擬想人家那由法律規范、憲法限制的权力,必定产生误读.我們的领導就是领導,在位掛牌是领導,退位沒掛牌,仍是领導.鄧小平在其位时固為領導,退下去由胡赵掌政,鄧仍在領導.达賴他在流亡政府掛的牌是元首,但不即意味他直接涉入具体政治.如梵蒂岡,國家元首:教宗;政府首脑:Giovanni Lajolo.不能說教宗是政治和尚或政治修士,因為國家的实際运作,是在政府那边运作的,由首脑主持.流亡政府的首脑,是Professor Venerable Samdhong Rinpoche,政治实权,是交給這位民選产生的官員.教宗和喇嘛,都是教职,然由于历史原因,今还帶政职.虽採用民主体制,政府操作,政教分离,但那些有非常特殊宗教傳統的政体,今仍由神职出任元首,在象征性元首那裡,安排政教結合,為其宗教精神在現实世界的示现.政治体制最高处的元首,保留着与宗教的相接奌,那奌子上,宗教的教宗,可说是政治教宗,宗教的喇嘛,也形同政治喇嘛,不过那是有條件的“政教結合”,並非舊世界喇嘛掌权一体化的“政教合一”,此中微妙,存在新舊时代的極大區別.

不过“政教结合”這個詞兒,对非藏教的,確很碍眼,更是我读达賴的话中最感不好理解的一個覌念.為什麼流亡政府既是民主政体,还要宗教领袖来掛一个牌子呢?后来读到一段话,頗有啟發,可作理解的線索.有问达賴喇嘛：您最喜欢从事何项活动？他答：
“大致说来，我常提到我的人生有三大使命。第一，身而为人，就应提升人类的价值，例如：慈悲、宽恕、容忍、喜乐及自律。所有人都是相同的，我们都渴望幸福而不要痛苦，甚至於不相信宗教的人也认同这些对增进人们快乐生活的价值，是十分重要的，我也一直和所有遇见的人论及分享此观点。第二，身为一位宗教人士，我的使命是推动不同宗教传统间的和谐及相互了解，除了一些哲学上不同的观点，所有世界上的主要宗教皆有相同的潜力去创造更好的人类品质，这就使得所有宗教传统间的彼此尊重与了解之价值，就显得格外重要了。第三，我是位西藏人，同时具有达赖喇嘛的名衔，西藏人民信任我，於是我的最後一个使命，就与西藏问题相关，我有一个是为西藏争取自由正义发言人的责任，当西藏人与中国人达成互利的解决方案时，它就结束了。然而对於前两项使命，我将执行至我生命的终点。”

以上三項中,只有最後一項是政治性的,可作他身為政治和精神領袖双重身分中,那政治領袖一面任務之注腳.他担当的,是为西藏争取自由正义发言人,為藏人向世界說出意愿;而且這政治职責当西藏人与中国人达成互利的解决方案时,它就结束了,是有時限的.唯前两项,才认為是他做人与做僧人,将执行至生命终点的宗教使命.

(至于西藏政教結合更详備的表述,还请參看他們的进一步說明.见另帖附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