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可有「天命」與「命运」的區別？

社會進步，文明昌盛，不僅是靠人的奮鬥和才智。自然界中人的氣力相對其他生物微不足道，即使加上聰慧與技術，亦非興隆保證。歷史上多少帝國霸業，突以崩潰告終，可為殷鑑。回溯人類足跡，族群之所以有未來，更基于兩點不可或缺的事實。首先人須看到，他不僅是世界的產物，人有精神性，還要有他的產物，而能維持這種覺悟和信念的，是人肯把自身與某些更高的東西聯繫起來。其二是民族的精神產物，形成人道與民權和傳統，深藏集體意識深處，使他珍惜與周遭世界的關係，知道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並終將此意識轉化為行動。「命运」觀念，常呼應人類這種繼往開來的共同思考。不過個人或團體難免見差別，因各形成既集中又特殊的表現。粗略地分，把命运看成宿命決定的是一種，視作天命天祐的又是一種。前者看人不過是世界的產物，捲入因果鎖鏈，相扣永不得脫。後者接上精神泉源，不肯放棄人的創造，有他的精神產物和世界。我們說過，中華文明崛起的先秦，已多有命运反思，當中並不乏深刻精彩的感悟，可惜後人不都領會，今人更皆懵懂。

我國傳統命运觀的精粹，不是甘願消極的宿命，也非一廂情願的抗命。即使墨子、荀子的非命、制命，也未敢輕舉妄動違反天的意志與命定，而主流的思想更樂與命配合，洋溢著一種樂天知命而不憂的開朗情懷。命甜也罷，命苦也罷，吾人當怎樣認受，才最為重要，否則命太苦會忍受不住，命太好也消受不了。命有無限的莊嚴，無從閃躲，但毋必成為壓頂難以承負的重擔。《詩大雅》說：「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小小偏遠的岐周，雖是久存的舊邦，遲遲沒見甚麼作為，然一旦覺悟革舊更新其命，民族便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的坦途。其命維新的關鍵在于：「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這是說因有文王慧識先見，謹慎明白，敬事上帝，允蒙福澤，不違德行，受到四方邦國信任來歸。所以結果是：「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文王獲上天臨鑑看顧，天命集結相隨，即位初年，已享天祐作合。因知周孔原典講「天命有德」，並不同簡單稱言上天意志的「君權神授」，非訴諸無條件之命运安排，而是以天命常後于人德，人因德受命，受命後之人更當修德，祈天永命。《書康誥》于此有更清楚的說明。周公總結文王的歷史經驗，以他能明德慎罰，下不欺侮弱勢群體，起用人才，敬重俊傑，畏所當畏之事，榮寵人民，因而得與華夏開展交流活動，同友邦共治西土。如此無時無在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上聞于天帝，蒙其悅納，終降宏命。自以為大的大邑商，反而覆滅，小邦周繼起，承接天命，以及殷國殷民的基業。

因知修德與福命相俱一義，已明于周初。唯經驗告知，有德未必有福，尤其諷刺的，失德的竟也有享福的。看看別人，又瞧瞧自己，德與福常會不一致，該怎麼解釋？到晚周《中庸》乃有「俟命」的發現：「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人生閱歷，雖災祥禍福，幻變移易，君子卻堅忍不拔，順也好，逆也好，即使非能理解，也未瞎猜亂測拿自己跟人看齊，仍安心居于常道中，靜候天命的啟露並完成。小人則不然，會受境遇影響，碰到難處驚惶失措，嗅覺利益見異思遷，喜作非分之想，犯險冒進，徼覬僥倖之事，冀望毋必任何犧牲與承擔，便可趨利避害。其實磨難無了期，或是福星突然高照，全都在考驗一個人的道德意志，小人是禍則抱怨，福亦折福。唯變易之中無改其德的「俟命」君子，才是天命不我欺的真信仰者，一時得失，何足掛懷？孟子「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皆此之謂。只有小人，斤斤計較，心想事不成，乃以為是對天命的考驗，天若未如我願，便翻臉怪天罪天。孔子「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境界與之判若霄壤！《中庸》言：「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這是把天地恒變化難測的命，全轉作生育萬物的德，真能明瞭此中意義的，他豈需別有倚靠麼？那人自當專心一意懇摯诚篤為仁，深遠沉靜清澈如淵，廣袤浩大無垠似天！其中既深且廣的生命氣象，上達天德，直通天道，契合天命。故謂：「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天道之诚，以生物並化育為福德，人道诚之，相親呼應。這樣不捨人道德業，當下斯須便是天道天命，再無命运茫茫莫知歸的惶惑。可見修德與福命，一無可改，大可安心相俱以進。

人對己，對人，對事，對天，若肯诚摯其心，再看自己的所有一切，未敢自命自得。無論是人生中那些不期而遇無可捉摸把握的遭際，即使是自期自發但難盡自覺的行動，如身體力行精進，心靈嚮往善德，均不言必，以為可私其有，而信當覓更高存在之所命，歸命于天命天德。這種生命存在的意趣，由人之動蕩生命，回溯性命的本根，從紛擾的時运，瞥見永恒的天命，乃生而為人的大智大慧。缺乏命的認知的深廣維度，生命容易沉倫，沒入一團漆黑。中華文明本源處，實不缺這一穎悟，歷史時綻放光明，非無原因。我國更幸早有文字，反省命的心路，如何天降人繼，存之載籍，有跡可尋。命的慧見，概也同出其他文明，不過保留之該備與否，要看依賴文字的多寡，詳略或許不同，然皆當曾獲于心，民族才不任由原慾支配，能另轉出文明新路。倘欠這種虔诚性格religiosity，集團實踐必將徬徨難以為繼。

若看文明後來衰落，不好以為其從未體會命之力量，更不該說都是命的觀念累事。人心的覺悟，可以突發，也可以退墮；此一刻無，下一刻不定無，此一刻有，不保下一刻必有。「命运」之感，可上拔至天命，也會下墜至宿命，或胡里胡塗地改运造命。孔子有巍巍乎唯天為大之嘆，及畏天命知天命之教，雖遇天下之無道久矣，他仍不忘天將以夫子為木鐸的使命承擔，畢生的禮教踐履，不能沒有這天命作內核！可是自兩漢起，孔子被奉上了神壇，這天命反給偷換概念。從實踐的觀點所見，天命本應是人自修其德，然後昊天因之，但漸漸暗給改造，跑出天上五帝輪班當令，宣命何德當修又何色當法而為說。這顯然是與儒家合流後陰陽家所滲入的思想，以人間之主，奉天受命，悉依五行相次，五帝代興，五德終始，人德若相應以動天，必見符應，天降祥瑞災異，指示人間。孔子修德，無必邀天祐之想，「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甚至道之行否，也有命存。君子唯盡其在我，畏天知命，是遙契于天而貞定成德之命。成書晚周的《中庸》，把這超越之天再拉近一些，于人心之诚處內契于命。其贊文王，有「大德必有其名、其位、其壽，大德必受命」一說，像是有德也將有福；而講「至诚」，又謂可以前知，國家興亡，必有禎祥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必先知之，至诚如神」，也好像是老天命令，人便知之聽之。其實天命由遙契到內契，是從福、德現在應當相稱，終極必定一致，而要在至诚之「至」處，才得先見先知。此類講法當有虔敬的信仰才好理解，況且原話裡也沒照不照著天命符應去做，才會受禍受福的說教。然由周迄漢，天人關係，由性靈依存的感通，變了現實強求相應的交易。更不止此，在上以生為德的上帝意志天，一分作五帝威權天。在下人人同此一诚的俟命君子，反只剩一時一位福德俱備天降之聖人。這一上與一下，盡都偷天換人了！

當然漢儒非皆如是，如董仲舒，在上唯言一天，為萬物之元，尚德，重教，緩刑，人格意志的情味重，似墨家天志之天。又董子言受命在下，無不遍顧萬民，唯人王會直接受命，其他人人，待承王者之法度教化，間接受命，節成而後善。天人關係在此理解下，乃天與人的「天人之際」，同類相動，以事相感。人本天原命，可由四時氣运以知天，法天之行，安精養神，寂寞無為，立其元神，這實又像道家自然之天與人。董子攝墨家之天，含道家之天人，兼儒家之君民而言人，雖陰陽味少，仍難免穿鎜附會。又如漢儒作三命說，多少也有減輕機械式的天命人受。「三命」者：行善得福，獲正命壽命，謂之受命；行惡得禍，謂之隨命；行善反得禍或行惡卻得福，善惡行為與後果不相應者，謂之遭命。只是受命、隨命、遭命三說，落得沒有個憑準。原確定的天命變作三命，若是受命不靈，隨命不驗，遭命不明，一想我善我惡有甚麼區別？幹嘛我非要做好事？如此天命分化下來，必是道德的消解，雖強調道德再三，也不過是說說教，言之諄諄，聽之藐藐。即使肯循規蹈矩一下，不缺做人禮數，終還不免會像孔子嘆口氣，若人而不仁，如禮何如樂何？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所以見漢代，文教、政教都有了，禮教也撐在那兒像個堂而皇之的大架子，然背後的天異調，命走味，唯見遭際逢遇為运，仁再無孔孟所見之真切了。順此而下，外在五倫雖在，內在靈明也講一些，大皇帝卻拼命膨脹無制約，虔诚性格或謂宗教精神難彰，才真成了民族二千年的命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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