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资料
正文

宗教,可有「天命」與「命运」的區別?

(2008-01-20 17:41:59) 下一个

社會進步,文明昌盛,不僅是靠人的奮鬥和才智。自然界中人的氣力相對其他生物微不足道,即使加上聰慧與技術,亦非興隆保證。歷史上多少帝國霸業,突以崩潰告終,可為殷鑑。回溯人類足跡,族群之所以有未來,更基于兩點不可或缺的事實。首先人須看到,他不僅是世界的產物,人有精神性,還要有他的產物,而能維持這種覺悟和信念的,是人肯把自身與某些更高的東西聯繫起來。其二是民族的精神產物,形成人道與民權和傳統,深藏集體意識深處,使他珍惜與周遭世界的關係,知道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並終將此意識轉化為行動。「命运」觀念,常呼應人類這種繼往開來的共同思考。不過個人或團體難免見差別,因各形成既集中又特殊的表現。粗略地分,把命运看成宿命決定的是一種,視作天命天祐的又是一種。前者看人不過是世界的產物,捲入因果鎖鏈,相扣永不得脫。後者接上精神泉源,不肯放棄人的創造,有他的精神產物和世界。我們說過,中華文明崛起的先秦,已多有命运反思,當中並不乏深刻精彩的感悟,可惜後人不都領會,今人更皆懵懂。

我國傳統命运觀的精粹,不是甘願消極的宿命,也非一廂情願的抗命。即使墨子、荀子的非命、制命,也未敢輕舉妄動違反天的意志與命定,而主流的思想更樂與命配合,洋溢著一種樂天知命而不憂的開朗情懷。命甜也罷,命苦也罷,吾人當怎樣認受,才最為重要,否則命太苦會忍受不住,命太好也消受不了。命有無限的莊嚴,無從閃躲,但毋必成為壓頂難以承負的重擔。《詩大雅》說:「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小小偏遠的岐周,雖是久存的舊邦,遲遲沒見甚麼作為,然一旦覺悟革舊更新其命,民族便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的坦途。其命維新的關鍵在于:「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這是說因有文王慧識先見,謹慎明白,敬事上帝,允蒙福澤,不違德行,受到四方邦國信任來歸。所以結果是:「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文王獲上天臨鑑看顧,天命集結相隨,即位初年,已享天祐作合。因知周孔原典講「天命有德」,並不同簡單稱言上天意志的「君權神授」,非訴諸無條件之命运安排,而是以天命常後于人德,人因德受命,受命後之人更當修德,祈天永命。《書康誥》于此有更清楚的說明。周公總結文王的歷史經驗,以他能明德慎罰,下不欺侮弱勢群體,起用人才,敬重俊傑,畏所當畏之事,榮寵人民,因而得與華夏開展交流活動,同友邦共治西土。如此無時無在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上聞于天帝,蒙其悅納,終降宏命。自以為大的大邑商,反而覆滅,小邦周繼起,承接天命,以及殷國殷民的基業。

因知修德與福命相俱一義,已明于周初。唯經驗告知,有德未必有福,尤其諷刺的,失德的竟也有享福的。看看別人,又瞧瞧自己,德與福常會不一致,該怎麼解釋?到晚周《中庸》乃有「俟命」的發現:「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人生閱歷,雖災祥禍福,幻變移易,君子卻堅忍不拔,順也好,逆也好,即使非能理解,也未瞎猜亂測拿自己跟人看齊,仍安心居于常道中,靜候天命的啟露並完成。小人則不然,會受境遇影響,碰到難處驚惶失措,嗅覺利益見異思遷,喜作非分之想,犯險冒進,徼覬僥倖之事,冀望毋必任何犧牲與承擔,便可趨利避害。其實磨難無了期,或是福星突然高照,全都在考驗一個人的道德意志,小人是禍則抱怨,福亦折福。唯變易之中無改其德的「俟命」君子,才是天命不我欺的真信仰者,一時得失,何足掛懷?孟子「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皆此之謂。只有小人,斤斤計較,心想事不成,乃以為是對天命的考驗,天若未如我願,便翻臉怪天罪天。孔子「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境界與之判若霄壤!《中庸》言:「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這是把天地恒變化難測的命,全轉作生育萬物的德,真能明瞭此中意義的,他豈需別有倚靠麼?那人自當專心一意懇摯诚篤為仁,深遠沉靜清澈如淵,廣袤浩大無垠似天!其中既深且廣的生命氣象,上達天德,直通天道,契合天命。故謂:「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天道之诚,以生物並化育為福德,人道诚之,相親呼應。這樣不捨人道德業,當下斯須便是天道天命,再無命运茫茫莫知歸的惶惑。可見修德與福命,一無可改,大可安心相俱以進。

人對己,對人,對事,對天,若肯诚摯其心,再看自己的所有一切,未敢自命自得。無論是人生中那些不期而遇無可捉摸把握的遭際,即使是自期自發但難盡自覺的行動,如身體力行精進,心靈嚮往善德,均不言必,以為可私其有,而信當覓更高存在之所命,歸命于天命天德。這種生命存在的意趣,由人之動蕩生命,回溯性命的本根,從紛擾的時运,瞥見永恒的天命,乃生而為人的大智大慧。缺乏命的認知的深廣維度,生命容易沉倫,沒入一團漆黑。中華文明本源處,實不缺這一穎悟,歷史時綻放光明,非無原因。我國更幸早有文字,反省命的心路,如何天降人繼,存之載籍,有跡可尋。命的慧見,概也同出其他文明,不過保留之該備與否,要看依賴文字的多寡,詳略或許不同,然皆當曾獲于心,民族才不任由原慾支配,能另轉出文明新路。倘欠這種虔诚性格religiosity,集團實踐必將徬徨難以為繼。

若看文明後來衰落,不好以為其從未體會命之力量,更不該說都是命的觀念累事。人心的覺悟,可以突發,也可以退墮;此一刻無,下一刻不定無,此一刻有,不保下一刻必有。「命运」之感,可上拔至天命,也會下墜至宿命,或胡里胡塗地改运造命。孔子有巍巍乎唯天為大之嘆,及畏天命知天命之教,雖遇天下之無道久矣,他仍不忘天將以夫子為木鐸的使命承擔,畢生的禮教踐履,不能沒有這天命作內核!可是自兩漢起,孔子被奉上了神壇,這天命反給偷換概念。從實踐的觀點所見,天命本應是人自修其德,然後昊天因之,但漸漸暗給改造,跑出天上五帝輪班當令,宣命何德當修又何色當法而為說。這顯然是與儒家合流後陰陽家所滲入的思想,以人間之主,奉天受命,悉依五行相次,五帝代興,五德終始,人德若相應以動天,必見符應,天降祥瑞災異,指示人間。孔子修德,無必邀天祐之想,「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甚至道之行否,也有命存。君子唯盡其在我,畏天知命,是遙契于天而貞定成德之命。成書晚周的《中庸》,把這超越之天再拉近一些,于人心之诚處內契于命。其贊文王,有「大德必有其名、其位、其壽,大德必受命」一說,像是有德也將有福;而講「至诚」,又謂可以前知,國家興亡,必有禎祥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必先知之,至诚如神」,也好像是老天命令,人便知之聽之。其實天命由遙契到內契,是從福、德現在應當相稱,終極必定一致,而要在至诚之「至」處,才得先見先知。此類講法當有虔敬的信仰才好理解,況且原話裡也沒照不照著天命符應去做,才會受禍受福的說教。然由周迄漢,天人關係,由性靈依存的感通,變了現實強求相應的交易。更不止此,在上以生為德的上帝意志天,一分作五帝威權天。在下人人同此一诚的俟命君子,反只剩一時一位福德俱備天降之聖人。這一上與一下,盡都偷天換人了!

當然漢儒非皆如是,如董仲舒,在上唯言一天,為萬物之元,尚德,重教,緩刑,人格意志的情味重,似墨家天志之天。又董子言受命在下,無不遍顧萬民,唯人王會直接受命,其他人人,待承王者之法度教化,間接受命,節成而後善。天人關係在此理解下,乃天與人的「天人之際」,同類相動,以事相感。人本天原命,可由四時氣运以知天,法天之行,安精養神,寂寞無為,立其元神,這實又像道家自然之天與人。董子攝墨家之天,含道家之天人,兼儒家之君民而言人,雖陰陽味少,仍難免穿鎜附會。又如漢儒作三命說,多少也有減輕機械式的天命人受。「三命」者:行善得福,獲正命壽命,謂之受命;行惡得禍,謂之隨命;行善反得禍或行惡卻得福,善惡行為與後果不相應者,謂之遭命。只是受命、隨命、遭命三說,落得沒有個憑準。原確定的天命變作三命,若是受命不靈,隨命不驗,遭命不明,一想我善我惡有甚麼區別?幹嘛我非要做好事?如此天命分化下來,必是道德的消解,雖強調道德再三,也不過是說說教,言之諄諄,聽之藐藐。即使肯循規蹈矩一下,不缺做人禮數,終還不免會像孔子嘆口氣,若人而不仁,如禮何如樂何?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所以見漢代,文教、政教都有了,禮教也撐在那兒像個堂而皇之的大架子,然背後的天異調,命走味,唯見遭際逢遇為运,仁再無孔孟所見之真切了。順此而下,外在五倫雖在,內在靈明也講一些,大皇帝卻拼命膨脹無制約,虔诚性格或謂宗教精神難彰,才真成了民族二千年的命运了。

CC-BY-ND-NC ( 本文係原創,准作非商業性共享,轉載請保持完整,註明作者.謝謝. )
[ 打印 ]
阅读 ()评论 (0)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