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反思命运，中外古今可有相通？

命运的想法，非僅中國傳統有，其他文明亦有。英語的destiny，南歐意語葡語西語的destino，皆語出拉丁文destinare，本義即測定或判決。英文另稱kismet，也是命运，此詞得自中亞、西亞、印巴諸民族。如土耳其語的qismet，和波斯語的qismat，同源于阿拉伯語的qismah，本義「配份」，取義于動詞qasama即「分配」。蓋人生在世，回顧經歷過的起伏跌宕，最後總有一分兒是判定留給自己的感覺，雖不認，也須認。生命遭際，千頭萬緒，初看不定，或這或那，終為果定，當此必此。

不過人反思命运，結論或不同。最極端的，是宿命論fatalism：一切命中注定無可避免，人的意志與努力終歸徒勞。無論你要不要，唯有無奈接受，拉丁fatum或fari，就是神諭，說了便是。不同宿命論，但同屬極端想法的，有決定論determinism：因果乃可以一目瞭然的鐵律，足支配萬事萬物，一切不為意志轉移，科學主義常帶此傾向。決定論實以因果律代替命运，然卻與宿命論一樣，排除人主體性具能動的意向認知，人類從整體到個人，猶如宇宙機器操作中的部件，並無真正自由選擇之可言。其他的命运信仰，一般來說固也接受普遍秩序之實，唯需經由人的意識過濾，抉剔認受，已然宿命或客觀因果，不必完全單向切入，決定吾人的生活世界。

曾有行為主義心理學，認為內部意識狀態是幻覺，人類行為通通被先天後天環境所決定，一度蔚為半世紀前的顯學。結果人剩下物之一層，沒有心，所謂的心理學，竟變研究行為。人之為人，唯外在決定，完全是由刺激到反應，再由反應到結果，堆聚一組現象。他們甚至自詡見解最客觀最科學，超越人之好惡乃至自由與尊嚴，其實不外是一種死硬的決定論，只看人皮膚以上的動靜。如此表面化，不僅另一大學派的精神分析不能同意，即使後起的新行為主義，也要在刺激與反應之間，放進機體以為中介，納入人心意識、精神狀態、目的意志等內在因素重新考量。人心的功能，會自動關連于外在世界，呈現事物、屬性、狀態，無視這一自主性，反把人化約作純受決定才有反應之物，這不叫人的客觀認知，而是盲目評價。人之為人，在乎自主，人面對其存在，認真追往思來，會不甘心讓因果宿命一團漆黑自上而下罩住。命运的理解中，人的自覺意識總由下而上，參與到由過去走向未來的進程，盼望透出光明。決定論是方便的，宿命論是懶惰的，而命运觀與之區別，乃在認定人在際遇中會問如何反應，非單只一面順以取之，而同時更能逆以迎之！

命运觀不都宿命論，更非決定論，惜今人每多不解，一說命运，就以為等于迷信，必定不科學。當然命运觀也有檔次，迎之是否有道？其道屬上道還是下道？都應知分辨。我國民間風教，原本是宿命論，不具澄明的命运觀，只因學得一些三教皮相，也要用用意志力，認命以定命。然又缺乏滌淨其心的功夫實踐，無意識暗中待运盼走运，私底下妄念有一天突改运可造命。結果想要的不過是运，所徼的其實是幸，錯失了真命。儒釋道的正信則不然，命，乃不易之天，超然、定然、自然，斷無改造，不僅不改造，還要認定，欣然赴命。此中之理境，基督教「奉主聖名」（太28:19），猶太教「主名幫助」B\'ezrat Hashem（詩124:8），及伊斯蘭「真主意欲」insha\'Allah（古蘭經18:24），與之亦有可通。正信持定，在上雖為不可臆度的冥冥天命，在下吾等卻常以虔敬祈願為念，與之相迎照面。久而久之，漸啟漸悟，款款天心，赫赫天條，浩浩天數，一一朗現，開示昭昭天意之無窮！

命的思想，已初熟于二三千年之先秦，有信命的，也有站在相反立場非命、制命的。墨家「非命」，認為：「以命為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為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為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批評信命為有，會阻礙人的行動，上不聽治，下不從事，足以喪天下，故要非命，反對命。其實這令人怠墮不前的命，應是指宿命。墨家極之重視天志，沒有理由反對天命，此處所非者，針對的是迷信宿命的消極態度，故道：「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要國家好，必須發動政改多做實事，不可謂有命。墨子學說，由天志開出宗教維度建立形上基礎，再以非命脫盡類宗教的宿命糾纏。墨家在先秦諸子中宗教意味最強，對威脅信仰的異端十分堅決，故一面為現實效益反對有命，一面又由人之意志努力反對命對人生之限定，誓要把非命從原則到具體貫徹到底。荀子之見，庶幾相近，有言「制命」：「節遇謂之命」，又「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他沒有墨子一手推開命，想非掉命的輕鬆，較肯正視命限的嚴肅與真切，故不高調非命，只道應當制命。命雖制人，為我設限，然而我與命互相遭遇，人與天實可相節，我也一樣反過來制命，借命以為我用。墨子非命，不以命為有．荀子不非命，雖以命為有卻制命。對他來說，天是靜態的義理之天，既毋必從天，故也無待頌命，命光擺在那裡，不便推開去，卻能拉過來，可以節制利用。

其實墨、荀乃他們時代的異軍，由東周再上溯三代，思潮基本都以有命，而命活潑常動，作用于人。《詩》、《書》盛言「天命」：「於周受命」，「天命靡常」，「祈天永命」，「天其命哲…肆惟疾敬德」。西周之初的天命觀，天命不只變化，人德還要快快與天命協調，同其悠久。《春秋》謂「定命」：「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東周的天命觀，上天前賜萬民，令生之有命，後示民動作威儀，成禮法教命。天命下貫，實實在在，見諸人性人生，形之文化生活。自此命再非飄渺，身內身外同見命之成，而為人生常道。

所以由春秋至戰國，孔孟所理解之天命，也便是人生內內外外的一大氛圍。孔子言「知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君子…畏天命」；「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學為君子，知天命其始，畏天命無已，即使遇到人力所不能改變的阻力限定，仍然诚诚懇懇，志道求仁。如是者人遭遇甚麼樣的命，順耶，逆耶，全予超越，德業精進，再無限定，沒有極限。接下來孟子則言「立命」：「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天命定在，示我，規我，命我，我修身恭敬以待，人道立也即天道立，是謂立命。仁義禮智，永不去身，求之有道，克盡其道，至死不渝，乃得正命。立命純由內出，命終內化為性，性命一體皆正！天命之證，儒家這邊悉從倫理人文予以體現，道家則又另闢一路，回歸性命自然。老子謂「復命」：「莫之命而常自然」；「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道德經》講道德，萬物由道所生殖，德所蓄養，道德似無心命物，而物各自如命，一概自自然然。故命在自然中，回歸此靜悄悄的自然本根，即有命在。「命」之所在也「常」之所在，常道常德，自由自在，舉體通明。莊子道「安命」：「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達於情而遂於命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道家這裡的命，並沒有儒家人文倫理之親近，其道德不存在悲情。老子見素抱樸，清靜無為，莊子游心所遇，安時處順，命之真切，唯獨于惛惛冥冥的自然過程中，即靜且安，予以照見。

周代之天命體認，概分二途，一從儒家人倫禮法的充實豐盈，一從道家樸素自然的安靜虛明。到了晚周，繼續有所發展，經籍凸顯並擴大「性」、「命」對揚之義，兩面終得相契。《中庸》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命之謂性」。唯天命最是深遠，永久無間，而為萬物之性。根據原文上下，這性指的不限于人性。從前孟子講君子「性也，有命焉」，莊子自道他「長乎性，成乎命」，二人均在人本性之成處言命。同屬晚周之《易傳》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揭出天道运行，使事物各自都有定性定命，非但人有性與命，天道充沛洋溢，遍臨一切，萬物無不見天命。又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窮究事物之理，發明生靈之性，吉凶休咎禍福短長，莫不符合天道天命。此非同一般萬物為天道所決定之「正命」，乃窮理盡性主觀能動的「至命」，實人獨有特性！故晚周之講性與命，通言自然和人文。《禮运》先說「禮必本于天，殽于地」；又謂「夫政必本于天，殽以降命」。殽，祭典常規奉祀的俎豆之食，引申為效法義。人文世界的禮，遠本乎天，近法乎地。政者禮而已，教命政令，效天法地，猶為天命之顯示。因見我們的祖先思考探索，早已多有命运的體會與覺悟。或非命制命以抗禮，或執禮天命之定命正命，迎之以知命立命復命安命至命降命。當知中華文化可大可久，因曾不昧此一精神之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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