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面對「庶民意識」將如何？

傳統士農工商四民，皆稱石民，猶國柱石。然立國之本，最賴農業，故四者中唯有農才屬常業，視為根本之業。農業生活，又概分漁、樵、耕、讀四事，打魚、砍柴、耕耘，這些谋生存必需之餘，特別還加上讀書。書雖不是人人都說有條件讀的，然漁樵耕讀並舉，畢竟代表田園生活方式的基本理想。耕、讀相伴，有道晴耕雨讀，並喜勉勵子弟「耕讀傳家」，進而更盼「詩禮傳家」，世代終無勞再耕地務農。耕總不忘讀，非必存心崇德明理。俗謂：「一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讀書耕田」，所以勤耕苦讀兩事不忘，實想擺脫所本故業，此後走运躋身士大夫一等。農耕素為本業，但唯讀書才有望踏上青雲路，進則忠臣仕宦顯達，退亦孝子賢良。所謂歸隱田園，寄託性情，耕不過聊為詩意象徵，說安貧成其高士，唱樂道享其美譽。因此傳統社會同視士為真正的良業，士位四民之首，農再重要，也倔居其下。

四民之中，士為良業，農為常業，餘下的工商，則為企業，希冀倍利，輕棄田園，完全脫離務實本業，故序次再落農以下。四民不入的，僧道醫卜卒，憑些法術技能掙口飯吃，尚不辱其先者，僅為末業；至若娼優奴乞盜，賣笑賣色賣身賣命，朝不保夕的，淪為賤業。不過四民加上其外的諸色雜民，業雖有本末良賤之分，但不算階級。蓋民間社會，農佔多數而為其大本營。其間有上游者為士，旁流者為工商，下落者為複雜流品，皆為其少數。不同的職業身份，高下或別，但不具森嚴界限。生產資料見多寡，財富累積會盈虧，然在重農抑商政策下，無民能獲必然獨佔性，故各業雖異，卻乏必然矛盾，最多相對為含糊的階層，難以劃清明顯的階級。全民既沒有政治權利，亦無法恒據經濟資財，只有士之一業虛有社會名望，試問哪裡能形成階級？漢代以下，世祿漸廢，宗法不行，血族轉為家本位地著平民，法理身分趨均齊。士雖新貴，貴而不富，地位僅跟著個人成就，止于其身，不傳子孫。從商或致富，然富而不貴，財富無根本保障。理想的是要富貴兼得，只是由富而貴難，需等後人肯爭氣讀書入仕。由貴而富易，只要自己不再計較貴而不富的清高。宋代起擴大進士科取仕，面向庶眾選拔才俊，又修法律，雜民、奴婢不再賤民。自古至五代，經濟之貧與身分之賤是兩種的觀念，不笑貧但藐賤，唐代奴婢雜民仍容易遭入罪而貶作賤民。宋代以後，業賤不必身賤，位卑者貧，士亦有貧士，階層間上下流動愈趨消融，造成千年平鋪之社會。伴隨士這一階層之壯大，商宦可發家，權臣收買農田，租額日高，地主暴富。加上人口增長，湧現脫離土地居無定所的游民，行走江湖，為安土重遷之農業傳統生活，帶來根本性震撼。鄉約、通書、善書三種精神性文字出現，乃以此歷史舞臺作背景，到明清兩代，經士夫階層推重，遂滲透整體民間社會，四民雜民無論識字與否，皆同落一套思考模型之內。

面對鄉土的動盪，欲維持社區的秩序，地方精英設計了鄉約，化導善俗。皇帝方面，明朱元璋頒下了教民榜文《聖諭六言》，找專人每月六次持木鐸循行鄉里，沿路叫喚，勸人為善，毋犯刑憲。清順治帝取前朝六言改動三字，自稱《聖諭六訓》，要民間舉行鄉約時同作宣示。康熙帝增補六訓為《上諭十六條》，命地方官初一、十五定時講說，以興教化。雍正帝把十六條每條七字，各廣為五六百字，總為萬言之書，題名《聖諭廣訓》，督責府州縣鄉村各級官員，以朔望之日街頭傳佈，曉諭百姓切實遵行。乾隆帝再進一步，規定童生考生員，須默寫廣訓。如是者由明太祖起歷經清四帝相繼推行，聖諭遂為永制。《聖諭廣訓》本以浅近文言表之，一般的地方官照本宣科，入了文盲村野之耳，實同方外言。碰到熱心的官紳，則會試加以通講、串講、釋義、衍義、直解、注解以至像解，法寶盡出。康隆年間有山西鹽运使司王又樸，用白話重新鋪陳，寫下《聖諭廣訓直解》，受各方注意並歡迎，反復刻印發行，或又名《聖諭廣訓衍》，終落實鄉約講諭的普及。縣官佈諭，士紳講約，會朝向聖諭焚香叩拜，還有發展為每月到各村廟前繼續說教，不少地區甚至還跟神壇結合，滲入因果報應的民間宗教內容。共守王法與代天宣化，渾然一事，宣約制度，竟變了神道設教！民間宗教，有的也加入宣揚聖諭不遺餘力，例如雲南道教組織「洞經會」，本以奉文昌大洞仙經立教，後干脆改名作「聖諭壇」。

《文昌大洞仙經》出于宋代，乃仿效東晉《上清大洞真經》所造。二者之不同在，仙經刪減真經練養身心的經咒，增添韻體的勸善歌，禮請文昌帝君，保祐國泰民安，結果存思守一的修行主旨淡化，改禍成祥的導正意味濃郁。此經一出，歷代同稱文昌帝君神授或降筆的文昌經籍紛出，數過百種。最為人知的《文昌帝君陰騭文》，文昌帝君現身說法，勸世棄惡從善，廣積陰德，日久必當福報。天象的文昌六星，早就已為民間信仰，據說「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文昌星主爵賞與年壽，道教因尊之帝君，乃為司命之神。宋代科考，士子急切祈祷功名利祿，找神靈幫忙便找上了文昌帝君，自此遂受書生奉為科舉守護神。明代天下之學宮遍立文昌祠，清代逢二月三日帝君聖誕更必朝官親祀。晚清文昌帝君再不只是書生的專業神祇，連許多略與文字沾邊業者，像刻碑業、印刷業、書坊業、紙品業、文具業等商號，亦同供奉文昌帝君而為其行業神。文昌崇拜，愈演愈烈，文昌祠、文昌廟、文昌閣、文昌樓、文昌宮、文昌臺、文昌塔…遍佈四土，文昌齋醮、文昌祀典、文昌出巡、文昌勝會、文昌會社、洞經說唱…與時升溫。科舉一制，帶來深入社會洋洋大觀的科舉文化，不僅出現鄉宦士紳落到基層的宣約講諭，更有文昌信仰，扶乩降神，功格善書，風水通書，都由文人帶動，全民投入。例如官、紳、民集體參與興造的風水塔，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建塔，時或改葺佛塔充其文峰塔，以求地方振興學風，家族隆名舉業。科考功名背後，其實隱藏著權力與信仰的複雜互動關係，形成明清以還庶民意識一體化的面貌。士紳除了吟詩填詞時或作非凡的高尚思維，平生做人所求亦不過妻財子祿，未可免俗，已完全庶民化了。至于庶民，其生活浸淫于通勝日日看、鄉約月月講、善書功過歲歲比的習俗之中，多多少少也會沾染一點點文風，要是因而感覺到精神若有提升，那也就難免會自我士紳化了。

中國後一千年社會，尤其明清六百年，徹底是個四民平鋪的世俗社會。士與農工商，同生活在一鄉約、通書、善書三角框架去理解與表達的世界裡。士的地位突出，全因依附絕對權力換取的虛榮光環，並無任何自身的身份認同和實質的權益保障，當摘下光環，仍一樣小農，故心態亦小農。鄉約、通書、善書雖帶些三教的話頭兒，含點三教混融的信仰成份，然而儒釋道底子裡的終極關懷，鬱悶難暢，現世利害得失，始終主導人心。我們文化的世俗化過程，鄉約、通書、善書所形成的信仰，頂多是準宗教，這和其他宗教社會的世俗化轉型，不太一樣。「亞伯拉罕宗教」即一神教的現代化，至高神自世俗社會引退，但基督教、猶太教依然活躍于公共領域，同為多元的公民社會中之獨立團體，參與歷史的進程。即使是伊斯蘭的現代化，在穆斯林佔人口多數的所謂「伊斯蘭國家」，言必稱真主，聖名不告隱反被強調，然教法自覺退出憲政。即使那些高唱要古蘭為憲章、教法為國法的「伊斯蘭國教」或「伊斯蘭共和國」，其政府仍需神權之外的設計考量，除非在全球化之今天可以沒有外交、不要商貿。耶、穆、猶「亞伯拉罕宗教」外另一大系統的「達磨宗教」Dharmic Religion，即以非意志轉移之規律「業報」明宗的印度教、耆那教、佛教等，其現代化轉型，亦都是多元宗教與多元世俗社會共存。世俗社會既然是此時代之不能免，後宗教的社會，現代化程度無論是先進成熟的歐美，或急步趨趕的東南亞，乃至仍在起步的中西亞非洲，宗教的傳統，都獲保留，同為實存的力量，分別與政治經濟科技調整間距，維持協作。論世俗化盛世，其實全球之中我國初熟至早。宋代文藝復興，工商發達，開封杭州為時之最大城市，人口皆逾百萬，巴格達居次，僅得半數。宋城街面已工商化，店鋪早夜市六更直達四更，百戲曲藝流行，消閒娛樂形式豐富。照說當年市場、貨幣、都市、文官制度又工業技術均屬超前的國家，現代化所需條件像很齊備，即使入明清衰世，學者也評之具資本主義萌芽，但這現代化，緣何自己長不出來？橫的移植雖千呼萬喚也搬不過來？因為現代化非只靠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的四類器物條件即予決定的，還需更廣大政治的、經濟的制度層面，和倫理的、宗教的精神層面。我們有四民，卻沒有公民。無公民社會，乏獨立人身，缺自主集團，令即使是講內在超越精神的宗教，也難得自由展現力量的空間。元代安徽鳳陽有皇覺寺，明代傳朱元璋曾出家于此，乃改名龍興寺，享譽一時。但後來竟掛出聯語：「廟內無僧風掃地，寺中少燈月照明」。門庭之冷清，非僅僅這一廟寫照，更為明清正信宗教常情！而湊高興的熱鬧，都留給了準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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