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敵得過術數迷信？

科舉時代，文人參與扶箕乩仙，蔚然成風。扶乩實不過是卜術的一種，而卜術又是各類方術之一類。方術本屬傳自遠古的諸方秘術，各師各法。編造博雜的成套法術，有專精的技巧，便成方技，上古王官中由方士掌管，故曾為「帝王之學」。漢代其學晻昧，輾轉民間。能取得有關技術知識為業的術士，代人安頓未來，趨吉避凶，其類概有五，即：山、醫、命、相、卜，各有側重，合稱五術。山術求仙，醫術保身，命術知人，相術觀物，卜術測事。一介書生人海浮沉，禍福不測，宗教信仰安身立命之路遙，貪想速獲指點迷津的讀書人，或覺這些方術更管用。

山術的山，一是指在生者之山人，斬邪治鬼，修煉登仙之道；二是指已死者之山墳，得水藏風，陰庇子孫之術。醫術的醫，包羅湯藥針灸，導引氣行靈脈，祛邪扶正。命術的命，取年月日時，四柱八字，測命之禍福壽夭。相術之相，一是觀風物的堪輿之術，相地相宅；二是觀人物的相人之術，相面相掌。卜術的卜，以時間方位立基，循五行生剋之理，測知乾坤萬象之事。五術是指方術之術的大類，總名又稱術數，言術之本質。術，是方法技術，數，是天干地支陰陽五行之計議，即規律的探討。故術數不僅為雜多的經驗之談，世代傳有靈驗妙用，同時也講一些數理規律，正所謂「其可通者存其理，不可通者姑存其說」，所以也非無切事近理的成份。民間社會，術數的常識口耳相傳，男女老少大多略知一二，有助識人我，知善惡。只是專門起來，易經八卦象數星宮，理深言妙，還待有文化的讀書人才能講得頭頭是道。儒子為科考，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不過有術數這玩藝兒擱在身邊，當沉悶起來，以為消遣，惶惑之時，引作慰藉。功利心重的文人寧信其有，毋信其無，頗涉入五術，最後連原最無理好說的扶乩卜術，也熱衷不已了。

術數本難登大雅之堂，但由于文人為它增添幾分華辭文采，正像刻章製壺的匠藝，凡經文人過手一摸，皆成雅玩，此對方術之深入民心，起到一定的推波助瀾作用。雖道君子務本，虛耗精力于術數似有點不務正業，但值多事之秋，好漢不吃眼前虧，勿立危墻之下，故謂「君子問災不問福」，想依傍一下法術，避細禍，儌小幸，似非為過。唯國运若寄託在這一幫心習離不開計利量害的書生，再多的靈異徵驗，都不足免鉅劫，拯大危！民國以後，接受現代高等教育的新士子，很多知識學問上講是科學，做人心態，仍是科舉。直到目下之莘莘學子，仍在擠高考競上好大學的獨木橋，能這般勤學人便讚好青年。可是書讀得再多，若果人生觀狹，心眼兒窄，只要碰上社會少有公義，人間缺乏真愛，暗底下仍欠一安宅，想找旁門捷徑作精神出路便就難免了。故見科學唯物無神論教育貫徹大半世紀，「從來沒有甚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幸福，全靠我們自己」…的高歌聲響徹雲際，可是四個現代化列車開動以來，打從古老風水命相通書擇日，再到新潮喜八惡四的數字宜忌等等，反不脛而走，甚至由城市特區倒過來回流鄉鎮僻壤了。由港臺再到大陸，摩登術士常非同以往的江湖術士，不必開街檔擺地攤那麼寒畯。他們辦的是有限公司，掛著學院或研究中心的招牌。勘輿是環境學，醫術是生命工程，命理是信息科學，相術是臨床心理學，卜術是統計學。昔者五術各有考究，雖也見互通的地方，畢竟師承不同，學也各有專門。現在術數的古籍未必肯認真讀一兩部，便能山醫命相卜齊來，人要甚麼就給甚麼。山術簡化，常剩一個陰宅風水，變專撿山明水秀的環境學，循山環水抱，尋龍點穴，氣向穴中融，人傑家肥，盡都為豪門新貴服務。醫術推廣，順便傳鎖食療健康產品，不單養生延年，更保你青春常駐。命術相術卜術不分，天命、人相、事緣全歸我用，只圖迅速斷出你人生运勢，當官的升官，下海的發財。國家任何政策、思想、教育，若冠以「科學」二字，便成不可置疑的真理，早已定性了的「封建迷信」今同號稱「科學」，就也回朝大搖大擺登堂入室。君不見多少官當得大，財發得多，甚至叫專才學者的，私底下對吉凶宜忌，萬分在意？術士所謂的「世有興衰，道有久暫」，確像言中，真正「戰無不勝」的思想，似非正信宗教，亦非甚麼科學真理，而屬這些古老的「封建迷信」呢！

近代所謂的知識分子，與古時的士大夫，無論大家在教育生活工作理念各方面會有多少差別，終仍貌異神合。根本原因所在，士大夫文化基因無改。「士大夫」者，絕不同先秦命官之爵的「大夫士」。大夫士是大夫與士，乃王者之制下的真正權貴，位僅在公侯下，秩次祿爵略遜卿，大夫分上中下三等，上大夫相等卿。士大夫是士與大夫，為封建崩潰後能與功名著邊的王室家臣，最多是天子門生，甚至家臣也不入，只為候補家臣。考獲功名未出仕的是處士，也即士；有機會出仕的是官僚，也即大夫。所以士大夫者包括處士的士與進士的大夫，這兩種知識階層，無實權，但望貴。士進則為官僚，然由于伴君如伴虎，當官之道，唯求做官不求做事，不思有功但盼無過，只要光大門庭，鄉黨親族藉朝中有人，因靠近實權得到託庇，一人升官，雞犬咸寧。等到告老衣錦\還鄉，士退則為紳士，炫耀里巷，坐享眾人敬重。宦遊畢竟為浮生不得已之事，歸田承繼先業才最愜意。讀書之人仕進官途不過出奴，退處故鄉方為入主，因終天高皇帝遠。如能通文墨，知書識禮，加些功名作憑，曾科第為官固有面子，即使無緣入仕，只要仍得父兄餘蔭，不缺家聲名譽房宅田產，一樣有機會由士而紳。士無論是退休進士，或不進處士，一旦貴為紳士，便成了地方基層閉門權威，如再是長袖善舞，把握好戚誼相通脈絡，建立起官紳勾結網絡，亦公亦私，必會名利雙收。然士大夫居鄉為紳，如意算盤儘管打，但打出來能否響亮，人算常不如天算。因為你紳權即或拗得過官權，終仍難敵頂上的天命皇權！皇權的獨佔性，率土之濱莫非王土，不用說與文人賢士共治天下，就算他孤家寡人想與家人有福同享，也常不得，骨肉相殘，史不絕書。帝王無論心有多寬，但皇法之下，篡逆永遠是天下之大不韙，地方勢力的紳權，最好別惹起皇帝有人要來分權的疑心。手段硬的紳權還足與官權周旋，但皇權萬萬不得硬碰，柔道虛應湊合則可。除非他皇帝不察，一旦給感到地方上冒起自主意識，你就要乖乖就範，自治之權終須歸納他指掌間。如宋代鄉約制度，本紳權體現，地方自治，民權初聲。鄉約與同時期的保甲不一樣，保甲組織，十戶為甲十甲為保，是政府為彌補地方防禦力量不足，編戶口以避隱奸、弭盜賊\，練民兵以充雜役、保閭里，乃皇權伸延至基層的監控工具，雖屬地方自治組織，實為吏治，故紳士頂多掛名主事，因吃力不討好。鄉約則出于鄉人互約，自發勉善，其總綱四大條款：「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患難相恤，禮俗相交」。北宋地方自發推行之初，即遭宰相函告居鄉倡導的親兄弟放棄，或改成家儀學規，減少影響。所以這種超出家本位傳統的群眾自組运動，使熟諳官場規矩的馬上嗅出不是味道，因此政府初對鄉約冷淡，甚至有猜疑。明代肯支持此類民間知禮習義機構的，多為有心道德理想的縉紳世家、博學鴻儒，如理學大師王守仁當官任內即親訂鄉約努力推動，晚明地方政府紛相效尤。官方介入鄉約造勢之下，又流行起一種的鄉保約，鄉約保甲合一，以保甲既定的組織力，推舉鄉紳為約正，倡率士民。約正課定的任務為定期主持講約，誦讀典籍勵志村民外，並宣示政令導正，認真執行的，更奉明太祖《聖諭六言》為中心：「孝順父母，尊敬師長，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迄清聖祖再把六言增至十六訓。聖諭牌前，須置香案，約正升座講諭，約眾下跪聽諭，有時還要五拜三叩首。由于官紳合力實施，鄉約全國風行。直至解放前，偏僻鄉村仍見保留這種講聖諭習俗的。所以皇帝的宗教，與權力結合的真理認知，是最無遠弗屆而無孔不入！

鄉約初自發約法，睦鄰勸善，後成訓令刑法，究罪懲惡，本該守望相助，變相互為監視。士大夫不想御前做天子門生，下鄉也要做天子使徒，結果權力真理無遠弗屆！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夫子自道的士志于道，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優哉游哉，乘桴浮于海，日在高漲的專制權力意識下成難圓之夢。儒生反制，嘗試拿天命、道統、祖法軟禁絕對之皇權，只屬一廂情願；或以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勸誡，完全形同空談；或大臣集議，門下封駁，臺省諫事，制度多成虛設。歷史偶有例外，也不過緩和由上而下濫權于一時，無法開通由下而上的言路常軌，煥放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人文精神，而落實民為邦本，申張主權在民。臣民顒顒望治，以國不可一日無君，善頌善祷天縱英明，除暴安良，化凶為吉，此才是帝王之學真髓：術數與權術合體。迷信，絕非單個知識問題，常涉心態。人若六神無主，誰也救不了，一天迷信龍王關帝貴人，改天迷信科學主義領袖，今天或明天又迷財迷色迷名迷權迷風迷水，便都不足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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