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要「融合」嗎？又「融解」嗎？

論中華宗教傳統，儒、釋、道最是大宗，而這三教交融，又最為特色。交融中最最澈底的，該算道教。粗看儒家是儒家，佛教是佛教，除非再細瞧。進入了儒學堂奧，才會看見這裡一點禪味，又那裡一些仙氣；或待靠近了民間佛教，方告接觸似儒的說教，及像道的內煉。但道家卻不一樣，可以開口忠孝仁義，閉口君父師三寶，一時難辨是儒是道；打開道教經寶，戒籙，道書，更可以有稍改及無改整句整段的佛教經、律、論。道教大成之日，晚在儒釋之後，然若為之尋源覓始，會遠過佛教東來，甚至早在原始儒家之前。所以論接觸思想之廣，並涉入歷史之長，道家應可稱最，結果道教成一文化寶藏。文學有神仙傳、游仙詩、青詞文、道化戲；樂舞有嘯歌、步虛、法曲、琴簫；藝術有草書、水墨、符印、圖案、宮觀、壁繪、造像；科技有煉金、火藥、丹方、本草、醫學；生活有養生、氣功、體育、武術。看道教，約莫整個中華文化的身影，都已形乎外而神其中了！研究中華宗教文化，想探索精神承傳之博大精深，必是道教，要擷取歷史澱積之駁犖多彩，又是道教。

說道教博大與駁犖，皆因其能涵攝，這實也中華文化可久可大之一秘傳。三教鼎立，成于六朝，本來非無互斥。道言老子化胡，夷夏有別，詆佛入國而破國，入家而破家，入身而破身；佛教不甘示弱，回以正誣，笑道，辯正，破邪。二教勾心鬥角，攻訐傾軋，衝突益烈，帝王亦同捲入。南梁武帝禮佛，呼籲民眾棄道信佛，自寫斷酒肉文，並改儒教宗廟供品為蔬果，盡廢天下道觀，命道士還俗。北魏太武帝，聽信道士唆擺，掠寺舍，焚經像，斬僧尼，一境之內無復沙門。北周武帝，惱佛道吵鬧，同加整頓，驅趕僧道，毀經籍，充公寺廟四萬，還俗沙門三百萬，只留一所通道觀，安排儒先，道次，釋後。隋唐以政統教，原則上三教並用，然唐室姓李，攀附道祖老子李耳認宗。國有慶典三教論衡于殿廷，只作形式，政策實則是老先，次孔，末釋。六朝以來，沙門常以方外逸民自居，視不敬王者為當然，即使如此，南朝帝王多尊重佛法，故胡僧仍樂來華。但北朝胡人專制下，獎掖佛教，沙門始謂不依國主，法事難成，更以明主即當今如來，沙門宜應盡禮。唐代樹立國家意識，飭令僧眾盡忠孝禮君主拜父母，此後沙門謙稱「貧道」之餘，上疏便改稱「臣」。連佛教禮儀，唐代也富濃厚國家色彩，天子華誕，宮廷寺院齊辦法會，此于印度、西域所未見。依權附貴，憑人好惡，其實寵辱仍然不測。周武朝曾出現佛先道後，唯時過境遷，道先釋後，又復舊觀。玄宗無情，即使高僧也要棒打流放；武宗廢佛，拆除寺院四萬所，沒收良田數千萬頃，勒令僧尼還俗，佛像鐘磬改鑄錢幣，打製農具，造成空前法難。自南北朝起，三家雖各也有唱三教一家、萬善歸一，唯先後、主次、優劣、長短，種種分別見不肯去，明爭與暗鬥，還是不絕。

盲目針對排他，或逢迎獻媚爭寵造勢，甚至表面禮貌和氣唱好，都非宗教間的共處之道。首先宗教須自淨其意，與權貴名利分開，教歸教，政歸政。這樣大家才容易返回本質的善意良願，發心尊敬，建立互信，來往過從，接引觀摩，踏實走向存異求同。唐中衰後，政權干教及率教迎政的雙向壓力一旦減輕，儒釋道的緊張，遂漸緩和。三教的教學有殊，須各自認他面目，從容以對，不要作無謂牴觸，如此反而三教共轍進步。思想自由，愈見三教一致，交融至宋元日深化，迄明清益無間。

宋代儒學復興，新儒家理學，出入佛道。禪宗的見性成佛，演說成盡心知性，道派的先天無極，衍義為太極圖說，融佛攝道，乃其趣向。然時或因漸貴為顯學，得勢易不饒人，儒生好事辟佛。僧人反而看得開，以儒可修身，佛可治心，儒佛一致，白雲宗更作三教一同之說。宋代道派調合三教，最見積極，認為釋氏以空寂為宗，老氏以煉養為直，仲尼極臻乎性命之奧，教雖分三，道乃歸一。新道派之全真道，甚至以道德經、心經、孝經立教。然元初卻有全真教長，自恃太祖信任，掠奪佛寺，毀佛像改作道觀。蒙古君主出手息爭，命佛道對辯，結果要道士削髮為僧，退還私佔教產，燒毀偽經，最後降詔鎮壓全真道。不過元代更加澈底的融儒兼道，仍在繼續，如俗稱之孔門禪，以儒道二家宗于一氣，佛家者流本乎一心。

畢竟三教交融，為勢之所趨，明清二代，儒排佛道或佛道護法，不是無聞，只是儒之吸收佛道更深透，佛道視儒愈無隔。明儒王學，知行合一，落到踐證工夫，多與坐禪可通，致良知說，嘗借內丹，以良知與精、氣、神為一。清末儒者，康有為論大同，譚嗣同闡仁學，無不有佛法的影響，梁啟超更主張，理學是儒表佛裡。明代四大高僧之德清嘗言：「三教聖人所同者心，所異者迹也。以迹求心，則如蠡測海；以心融迹，則似芥含空。心迹相忘，則萬派朝宗，百川一味。」這是不忘本宗，又能知人之論。明代全真道士何道全，以三教一源，有詩謂：「道冠儒屐釋袈裟，三教從來總一家。紅蓮白藕青荷葉，綠竹黃鞭紫笋芽。雖然形服難相似，其實根源本不差。大道真空元不二，一樹豈放兩般花。」此確實為穿透表相之異，見到精神實質之同，對宗教生命真切感發的寫照。明儒學者林兆恩，乾脆從事一番宗教改革，將儒家變作三教合一的「三一教」。當然這種嚐試不會太成功，三教始終三教，同心一味，一源一家，只是從體會上可說，糅成一教，反各失本色，非必好事。

宋明理學信仰「天地君親師」，于集體為社會教化，于個人為精神實踐，普及民間，成一世俗形態的準宗教。明清專制，束縛思想，非孔孟之書不讀，科舉八股制義。表面孔孟風光化，襯托儒生優越感，儒術實淪為徵名逐利之資，學絕道喪，故此儒林可書外史，官場可寫怪現象。不過禮失求諸野，民間流行一種「善書」，勸善懲惡，規範言行生活，樹立人生目標，乃庶民的精神支柱，明清為傳統禮教之代用。《太上感應篇》《文昌帝君陰騭文》《關聖帝君覺世真經》，是流通最廣的善書，均屬道書，稱民間「三聖經」。善書中另一類內容是功過格，本為道門修煉自省自勉考查善惡功過的記錄。格為言行依準之規格，善登功格，惡登過格，月尾予以小比，功過相抵，多出之功或過，累積下月記存，歲末大比，功多致福，過多得咎。最具傳統權威的功過格，是金代淨明道的《太微仙君功過格》，宋代以後儒生也間加仿造自用。明代有書生袁了凡，科舉試前算命，推測功名，其後奇驗。命批中還有兩條，將來無子嗣，五十三壽終，令其惶惑難安。後蒙禪師指點，乃知命數非不可改，善惡有報，積善便可趨吉避凶。袁氏結果得子，並獲七十又幾高壽，因寫家訓教子，此即「了凡四訓」，又名《陰騭文》，示兒善惡陰定，果報不爽，祥災如影隨形，當知命运須自主。這個踐行功過格的活生生記錄，明季四大高僧之蓮池大師袾宏感有益世道，因應內容，加以改造，詳德目之類別，準善過之原則，書名《自知錄》，為佛式功過格，佛門又稱「善過格」。陰騭文、自知錄在其後兩百年不斷翻印，廣泛流通，促成種種通俗版本，分出當官、童蒙、婦女等不同的功過格。善書經常合刊，具錄三聖經，加一太微功過格，如再添上陰騭文，便堪稱完本了。歷代之善書盈千上萬，各地士紳爭相編修、補註、刊印、發行，鄉里宗族舉譽之為善舉善人。這些善書，亦道亦釋亦儒，宣揚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勸世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此道德也有簿記，做人之事，像是攤開本子，要好要歹，加加減減，便全賴你自個兒，看能否慎言慎行，潔心淨慮，改命轉运了。

善書連帶功過格，形成個人自力的約束。不過憑己獨往，意志薄弱時患得患失，故善書另連著寶卷，形成集團與他力的作用。宋之寶卷初承唐變文衍生，內容為勸世經文與佛經故事，用通俗語言配樂講唱。宣卷前後，焚香唱偈禮佛，主段散文說白，再韻文吟誦，加插譜曲樂歌其間，如此聚眾與會，大受歡迎。寶卷主題不離因果報應信賞必罰，為善書補充，流傳日廣，神秘色彩漸濃。寶卷是總名，單言卷或經，別稱真經、寶傳、寶懺、科儀。明末迄清，民間結社每自造寶卷奉持，暗攜隨身，如由禪入道的羅教。自滿人專制，志同道合的宗教結社，轉化作政治抗爭的秘密組織，多偏愛寶卷，官方視之妖書邪經。如白蓮社素以念佛結社為淨土道場，元有歧出之白蓮會興兵遭禁，清稱白蓮教再起，支派分有義和拳、八卦教等。又天地會起源佛門少林，不同時地別稱洪門、三合會、小刀會等。又脫胎佛道的理門，並名白衣道，以戒煙酒號召。復有一類迷信于燒香結盟口訣符咒的，如哥老會，實難算教門，再分紅幫青幫黑幫白幫，打搶盜竊，已毫無信仰可言。三教棄爭交融，本極可喜，唯融和失度，變質融合，三教混同，佛道巫合流，雜廁于善書寶卷結社幫會當中，乃至融解，沉入社會底層，存息暗角，這終使中華宗教，落得面貌莫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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