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洪哲胜∶御用文人和民主原教旨者都要理性

答洪哲胜∶御用文人和民主原教旨者都要理性

张三一言



洪哲胜博士的“理性的切磋交锋”说得非常好，好在它在没有特定条件下是“通理”，放诸四海而皆通之理；它也好在正常的人都愿意用“理性的切磋交锋”表达意见。只是正如洪哲胜博士说的∶『问题往往并非简单易解、答案往往并非三言两语就可以弄清楚』。我认为“非简单易解”在於，被指不理性者批评的对像是理性的还是更不理性的？有时以理性为旗帜者表达的实质是最不理性的，被批判为不理性者实质是表达了真实理性或总体的理性。当理性者执著於理而不饶人时，很容易被人视为不理性；当不理性者执著枝节事实，以求真实、打假旗号意图否定总体事理时，人们反而会信这些是理性的东西┅也就是说∶是不是理性也是“非简单易解”之理，也“非三言两语就可以弄清楚”的。


言归“御用文人”。


如果我用御用文人属不理性，则它产生於不理性的混战中。它是在我被指为“民主原教旨者”时互用的。只是，用了之後，我发现，御用文人之说有理有据，故持继下来了。所以，我并不认为我说的“御用文人”不理性。


我的御用文人的界定是∶在议论涉及权力、政治、社会、权利等等方面，总是得出与专制统治者同一结论者是御用文人（这里的“御”是转意泛指权力而非专指皇帝）。


先说有没有御用这回事，若说没有，就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有，过去有御医御厨等等，现在也有人借喻说李志绥曾经是毛泽东御医。那麽有没有御用文人这麽一回事。大概没有敢说没有的。有。梁效、馀秋雨、秋石、郭沫若┅就是御用文人，说这些人是御用文人，大概没有人说这是戴帽子，不理性。为甚麽我指的那些人是御用文人就被指为不理性、是戴帽子呢？


那麽就理性地分析一下。御用文人可能由如下条件构成。


一是，受雇於御者，例如梁效、馀秋雨、秋石等等。但这不是充足条件，受雇而不御用，反而很知识份子的有的是。


二是，忠诚於御者。这条件很难用。有文不由衷的御用文章作者、非因为只图利的御用文章作者、有只因忠诚不图利的御用文章作者┅外人无法判定其真忠假忠。所以不宜作标准。


三是，客观判定。梁效、馀秋雨、秋石、郭沫若┅所表达的意识、感情都为共产党所需所好；文章得出的结论与共产党总是一致的。我认为这是一条判断是不是御用文人的充足条件。这个判定条件，既适用於梁效、馀秋雨、秋石、郭沫若┅这些人，也适合用於今在海外中文网络活跃的某些人。因为这是据文章的白纸黑字作出判断的客观标准。


我在《中国的知识份子和御用文人》一文中指的是既抱括梁效、馀秋雨、秋石、郭沫若┅等等人，也抱括现今在海外中文网络活跃的某些人。


在我指向梁效、馀秋雨、秋石、郭沫若┅等等人时，没有受到指责；为甚麽一涉及今天网络活跃的人就变成不理性、戴帽子了？在这一方面，我并不认为今天网络活跃的人有别於梁效、馀秋雨、秋石、郭沫若┅等等人享用不受御用文人判定的特权。


我说眼前中文网络活跃的某些人是御用文人，有人说不是。
眼前中文网络活跃的某些人指称我是民主原教旨者，我反驳。


在这样情况下，各人保留自己意见，为了有效求解，大家都来降低争论的语调，给对方和自己同时保留试误斟酌的争议空间，在这空间里，各自找出充分证明力的证据，而且通过严密推论证得对手是个“御用文人”或者是“民主原教旨者”的充分性；或者脱掉被对方扣上的帽子；或者各自修正。我认为很适当。


2009-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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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三一言《中国的知识份子和御用文人》读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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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於运动的战略、战术的看法有著差异、甚至巨大的差别，是非常自然的。这时就需要大家通过理性的切磋交锋、最有效地追索较优或最优的策略。争论的各方都认为自家的看法最好，这也是非常自然的。不幸的是，问题往往并非简单易解、答案往往并非三言两语就可以弄清楚，为了有效求解，大家有需要降低争论的语调，给对方和自己同时保留试误斟酌的争议空间，避免急急忙忙地给对手戴上“御用文人”的帽子。戴帽，就需要拥有具备充分证明力的证据，而且通过严密推论证得对手是个“御用文人”的充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