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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拒绝赴台定居内幕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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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拒绝赴台定居内幕

2008年01月22日 南方人物周刊


  大陆解放之后,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远走香港,临老且病之时,即使蒋介石频频召唤,杜就是不愿意去台湾。他为什么不去台湾?恐怕与1949年7月间,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一篇严厉批判杜的社论有关

  特约撰稿 唐人 发自台湾

  1948年11月1日,保密局呈给蒋介石一份密电,直接道出杜月笙采取反制手段,报复国民党当局“经济管制”的幕后原因:

  保密局(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南京徐自强函呈:沪市经济管制失败之内幕。青年党《中华时报》发行人宋益清,向曾琦报告称,沪经济管制之失败,系政府既惩办杜维屏破坏金融案于前,不应放纵孔令侃大量囤积于后,致使杜月笙极度不满,将所能控制之工厂,均以原料缺乏为辞,逐渐停止开工,并促成黑市交易,抢购风潮,藉以报复。呈阅

  上海“经济管制”失败,蒋经国黯然下台。不久,淮海战役兵败如山倒,蒋介石被迫下野,仅能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在老家奉化溪口遥控国民党军政首长。

  倏忽之间,已到1949年6月间,客居香江的杜月笙,修书一封,寄到台北草山(即后来的阳明山)“总裁办公室”给蒋介石。杜月笙信中告诉蒋介石,他将尽力劝阻沪上企业领袖返回上海。这些企业家个个身怀巨资,他们的动向决定了中国金脉的流向。此时旅居香港的上海工商领袖,在北京方面的不断劝导之下,纷纷表示要回上海,重拾旧产业。

  杜月笙信上声称,所幸上海港口遭国民党海军封锁,这批人有家归不得,只得暂留香江。杜建议蒋,要让沪上商人断绝了返乡的念头,索性还是“封锁沿海各港”。

  蒋介石随即回复杜月笙:“……至建议封锁沿海各港一节,政府业已决定一律停止开放,先生此次毅然离沪,足征国家民族意识之坚强,佩慰奚如。……际此盛暑,至希加意珍卫,余不一一。顺颂 近祺 中正手启”

  蒋介石担心江浙商人挟巨资返回已解放的上海,如此,内战局势将更不利于国民党。故而,蒋三番两次命洪兰友(时任“国民大会”秘书长)、王新衡、潘公展(曾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等人,络绎于途,不断联系杜月笙。在蒋的心目中,杜月笙当前最大的利用价值,就是拴住旅港的上海企业家,不让他们连人带钱重返上海。

  狠批杜月笙

  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在洪兰友受蒋介石之命,赴港探望杜月笙之后,报社已迁往台北的《中央日报》,突然在7月18号刊出了一篇以《本党历史的新页》为题的社论,点名直指杜月笙是“买办流氓、土豪劣绅”。

  这篇社论,以提出“三点意见”为名目,开宗明义,揭开了声色俱厉的批判序幕:“……过去党中若干有力的同志为了避免改造政治社会的麻烦,也为了自己的利益,便丢开主义而各行其是。在上海、汉口、平、津及广州的同志,都在有意无意之间和买办流氓妥协,在其它各省市的同志,亦均与土豪劣绅结不解的政治缘。”

  社论以空前高调的语气声称:“买办流氓、土豪劣绅,本都是时代的渣滓,应在肃清之列,但由于一些有力同志的畏难苟安,不去肃清他们,结果他们的势力就反而壮大起来,变成了各地的实际统治者。别的且不说:上海为什么变成最容易发炎的盲肠?岂不是因为它早成为‘闻人’的天下?这闻人也者就是流氓头的代名。那些流氓头是由吾党同志一手提拔起来的,但在它的羽翼丰满之后,就几乎变成了上海的皇帝。我们只要看上海参议会议长一席竟是闻人杜月笙辞而不就的位置,以及去年上海的限价政策之突然受到闻人的逆袭而崩溃,都可以想见那些‘闻人’之已取得上海实际统治权,与夫我们少数同志养虎贻患的不智。”

  《中央日报》称杜月笙为“买办流氓”、“土豪劣绅”、“时代渣滓”,并且将蒋经国上海打老虎限价政策的溃败,说成是受到杜月笙“逆袭”而崩溃。

  文章接着说道:“现在我们不能再妥协下去了,也不容再苟安下去了,……就是买办、流氓、土豪、劣绅乃至于若干军阀的残余势力,也应该加以扫荡。……买办、流氓、土豪、劣绅,以是军阀的余孽,也是三民主义前途的障碍,不肃清这些障碍,我们就永远没有方法可以推行,以实现三民主义为目标之政治的经济的措施。”

  不可思议的是,社论在字里行间挑明了是要帮一向以“青年导师”自居的蒋经国发声,无形中把写这篇社论者的底牌泄了光:“本党应将‘戡乱建国’任务的大部分,交给青年去执行……。其实,所有能写下可歌可泣历史的人,多半是青年,或是善于领导青年的人。……我们希望中枢能划出一部分‘戡乱建国’的工作交给青年,一方面让多数正苦没有出路的青年得到工作,一方面让青年的热诚转化为‘戡乱建国’的行动,务使本党能从此进入更活跃的青年期,然后‘戡乱’的最后胜利才会属于本党。”

蒋介石匆忙宣慰


  蒋介石此刻正为国共内战,惶惶不可终日,惊闻《中央日报》隔山打牛,惟恐杜月笙一气之下,撒手不管上海旅港企业家的闲事,立即命洪兰友急赴香江收拾善后。等洪兰友急匆匆从广州赶到坚尼地十八号杜公馆,屋里早已人声鼎沸,骂声不绝。

  洪兰友抓紧机会婉言解释,此次完全是《中央日报》报馆里一两个人的胡作非为,绝非党中央的意思,蒋先生已经交办,严惩撰稿人,这事与蒋公绝无关系,请杜老爷子息怒云云。

  杜月笙毕竟不是三尺童子,他哪会轻信底下人捅娄子的说法。一屋子的门生故旧,东一句西一句,群起为杜月笙打抱不平,洪兰友完全插不上话。

  神色仓皇地走出香港坚尼地十八号杜公馆,洪兰友赶紧给蒋介石发了一通密电,汇报香港的紧急情况。

  急令洪兰友赴港安抚杜月笙的同时,怒不可遏的蒋介石又召来陶希圣(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第四组主任),要他即刻找《中央日报》社长马星野,严惩写稿的评论员,并命陶希圣即日赶赴香港,亲自登门道歉。

  “总裁办公室”秘书室主任黄少谷,见蒋盛怒不已,知道事情闹大了,赶紧以国民党中央的身份,一连发了两通电报给洪兰友,重托洪全力安抚杜月笙。急电曰:“广州洪秘书长兰友兄:经呈奉谕请兄再行宣慰,以释误会,等因特达。弟黄少谷。”

  洪兰友觉得,杜月笙正在火头上,此时登门表达歉意,不仅“难于为辞”,更是事倍功半。思来想去,忽然灵机一动,与杜月笙同列“上海大亨”的王晓籁,如今也避难香港,江湖兄弟流落异地,亟需友人伸出援手,若有人雪中送炭,必能让其感奋莫名。不妨在王晓籁身上做些功夫,说不定可以帮上大忙。洪兰友因而致电建议蒋介石,蒋介石深表赞同。

  蒋介石当即电令洪兰友,赶紧代表他去探望王晓籁,代表致送慰问金港币一万元。看完王晓籁,再代表蒋去拜访杜月笙、钱新之这班上海青帮首领。并假藉蒋介石有意招商,到后方兴办工业,欲借重沪上商旅共襄盛举。洪兰友前脚跟才踩进杜公馆,蒋介石又交代陈立夫,代表国民党前往香港宣慰杜月笙。党政大员穿梭往返,杜公馆贵客盈门,大有昔日十里洋场盛况。

  王晓籁接到洪兰友转来蒋介石的一万港元,点滴在心头,赶忙给蒋介石打了一通电报,以表感谢。得知王晓籁电谢蒋先生,洪兰友惊觉雪中送炭之计果然见效,打铁趁热,洪兰友立马要求王晓籁居间协调,人情攻势之下,杜月笙也不好再公开抱怨蒋氏父子,一场风暴俨然已经平息。

  1949年9月28日,杜月笙请钱新之带着亲笔信到广州见蒋介石:

  总统钧座:六月间曾肃寸禀,计蒙鉴察。镛月来养疴香江,满冀贱恙得早痊复,趋辕叩谒,藉倾愚诚,奈喘病未痊,稍一行动即气逆力乏,欲行辄止者屡矣,心余力绌,徒唤奈何,倘能勉强成行定当趋前聆训。……。兹因应不能来穗,特乘钱新之先生趋辕之便,肃奉寸禀,并托代陈种切,谨此敬请钧安

  杜镛 谨上 九月二十八日

  杜月笙这封信全文约仅五百字,主要说明因苦于气喘病发作,行动不便,故而无法亲自登门拜访。

  这封信才送到蒋介石手上不久,蒋马上又命洪兰友、陈立夫,兵分二路,再次分别到香港表达宣慰之意,邀请杜月笙抽空到台湾见面,并再三交代洪兰友、陈立夫二人,务必请托杜月笙力阻旅港沪商返回上海,以免资金流入共方之手。

  为了答谢蒋介石的宣慰,1949年10月20日,杜月笙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中给蒋介石碰了一个软钉子,自称痼疾仍未痊愈,不便晋谒蒋先生。至于原本滞留香港的上海企业家,已有部分人士重返沪上。

  1949年11月2日,蒋又从台湾捎来一信。杜月笙依旧无动于衷,他把这封催驾信函,和其它的蒋介石函牍,一同锁进了记忆深处,直到1951年病死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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