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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使穿梭达尔富尔

2007年09月01日 《环球人物》 作者：胡中乐


2007年初夏，全世界都盯着苏丹的达尔富尔。

一位戴着老式棕色塑料框眼镜、面容清瘦的中国外交官，出现在达尔富尔难民营里。天气突然变得恶劣，40多摄氏度的高温，狂风大作，砂石扑到脸上，立即被汗水黏住。但这位鬓角花白的中国人，却在席子、帐篷搭建的一个个简陋住所之间奔走，查看粮食和饮用水的情况。

他，就是中国首任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贵今大使。

“兔子不拉屎的地方”

5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宣布，中国政府决定任命刘贵今大使为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围绕达尔富尔问题展开工作。

这一任命宣布之时，刘贵今从南非卸任回国仅仅一个多月。已是花甲之年的他，在外交战线上工作了整整35年，这一次回国，本该颐养天年了。但刘贵今的耳畔，仿佛又响起了非洲朋友的声音。他二话没说，打点行装便上了飞机，又一次回到广袤的非洲大地。面对采访，他风趣地说：“我去苏丹，等于到非洲故地重游；但我第一次来到达尔富尔，确实想到了中国老百姓的俗话，这是一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

达尔富尔位于苏丹西部，约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80多个部落的600多万人口。光秃秃的大地上几乎寸草不生，只偶尔能看到一些低矮灌木。天灾连绵不断，人祸又纷至沓来——部落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武装派别随意攻击平民、抢掠财物。这里成了世界的“焦点”。

从5月19日到23日，刘贵今在苏丹的日程排得密密麻麻，接触苏丹政府高层，实地考察达尔富尔难民营，会见州长和各县代表……他一头扎进了“达尔富尔事务”中。刘贵今走了一路，也讲了一路，倾听者包括路透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美国之音……“我既然担任了这个职务，就要不停地传达中国的声音”，他向媒体侃侃而谈，充分阐述中方立场及中方为推动解决达尔富尔问题所做的努力，为中国政府赢得了理解与支持。“我们中国的外交、东方的外交，是大智大睿的。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不是靠施压，不是靠制裁，不是靠禁运，而是靠外交的力量，靠人类共同的智慧，在这方面，我们东方人的智慧自有胜筹。”

刘贵今还对苏丹政府“讲”，对非盟“讲”，对有关各方“讲”。最终，他让苏丹政府听进去了“中国话”。

一时间，世界各大主流媒体的重要版面上，写满了刘贵今雄辩的口才和过人的机智。“既不善歌，也不善舞”的他，成了苏丹问题上的外交明星，被称为“儒帅”。

接着，6月、7月，在炎热的夏季，刘贵今一趟又一趟地奔走在北京和达尔富尔之间。

惜别“彩虹之国”

刘贵今和非洲的情缘，由来不浅。

2007年3月26日晚，南非比勒陀利亚华灯初上，喜来登酒店的紫楹花厅内鲜花成行。中国驻南非大使刘贵今夫妇的离任招待会，在这里隆重举行。

各国驻南非使节身着盛装来了，南非情报部长偕夫人来了，新南非第一任议长来了??他们一个个走到刘贵今面前，与他紧紧拥抱，依依不舍。

刘贵今的英文致辞妙语连珠：“‘6’在中国是个吉祥数字，我任驻南非大使6年，在南非度过了60岁生日，今天是3月26日，6天之后我离开这个美丽的彩虹国度，这么多的‘6’，意味着一帆风顺，就像建交10年来不断发展、深化的中南关系。”

听到这里，一个穿着紫色旗袍的金发小女孩，蹦蹦跳跳走到刘贵今身边，拉起他的手，一定要照张相才肯“放”他走。大厅里爆发出欢乐的笑声。原来，小女孩是比勒陀利亚大学哈里斯博士的女儿，在父亲的影响下，她成了刘贵今的“小粉丝”。看着眼前的一切，南非情报部长卡斯里尔斯不由感慨：“刘大使，你为我们付出了6年的金色时光啊。”

2001年3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非共和国第二任大使，刘贵今踏上了美丽的“彩虹之国”。那时，中国和南非建交还不到4年，由于长期缺少交往和了解，要想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确还有不少困难。然而，刘贵今说，“我不是悲观主义者，而是乐观主义者，至少可以说是一个谨慎的乐观主义者。”

有几组数字让刘贵今感到自豪——6年来，他接待了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等9位中国国家领导人访问南非；安排南非总统姆贝基两次访华；中南双边贸易额从不足20亿美元，增加到将近100亿美元；中国对南非的投资额从累计约2亿美元，增加到累计约10亿美元。“但我在南非当大使期间，感到最自豪的事情，是南非政府在人权、一个中国等问题上，给予了中国坚定的支持。”

听着枪声入睡

“我从1981年开始从事对非洲的经济援助工作，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算是一条‘黑道’走到底了。”面对记者，刘贵今风趣地说。

这位一身书卷气的外交官，1972年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走进外交部。他35年的外交生涯，有26年都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有关。“正好，我的皮肤本来就黑”，刘贵今调侃道。

20世纪80年代初，刘贵今首次驻外，被派往肯尼亚。在那里，他经历了未遂政变和局势失控。90年代初，他又被派驻埃塞俄比亚担任参赞，正值埃塞俄比亚爆发内乱，两派为了争夺政权，打得不可开交。“我1991年1月5日到埃塞俄比亚，在最初四个多月的时间里，一到晚上，外面就是枪声一片。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放爆竹呢，后来大使告诉我说不是，我才知道是枪声。但很快，我就习惯了听着枪声安然入眠。等到5月份政权稳定下来、枪声戛然而止时，我反而睡不着了。那时，听枪声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再回首这26年的非洲情缘，枪林弹雨都不是记忆中的主角，让刘贵今印象最深刻的是——“以前，非洲人见到我们，都在背后叫我们Japanese（日本人），因为那时只有日本人有钱到非洲旅游；但2001年我到南非当大使时，日本驻南非大使跟我说，‘现在我们日本人到了南非，人家都叫我们Chinese（中国人）’。中国人的面孔在非洲就是一张通行证。”

2006年，中非关系更加密切。刘贵今欣喜地把这一年称作“非洲年”：年初，中国第一次发表了中国对非政策白皮书；短短3个多月的时间里，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先后访问了非洲，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的第一次；11月，首次召开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非全年贸易额，第一次突破500亿美元……“可以说，2006年是我们没有宣布的、事实上的‘非洲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50年来最不寻常的一年”。

来生还选“黑非洲”

刘贵今已经年过花甲，1.75米的身材总是那么削瘦。长年在非洲的艰苦环境里工作，让他积劳成疾。他眼睛高度近视，腰椎动过手术，还患上了糖尿病。然而，他依然机智幽默，言谈间的活力胜似年轻人。

“年轻人才是祖国的未来，外交的希望也在年轻人身上。”说起对青年外交官的培养，刘贵今有自己的法宝。

驻外时，他在使馆里办了两个活动，第一个就是“青年外交官演讲”。每周，无论工作有多忙，他都安排好固定的时间，让各处室派一名35岁以下的年轻人，上台讲解事先布置的调研题目。另一个高招就是举办“青年读书会”。刘贵今酷爱读书，涉猎广泛，其他馆员深受影响。“青年读书会”是年轻人自己组织起来、使馆人人都参加的研讨会，每两周一次。有时，刘贵今还会请国内团组的专家到使馆去介绍情况，发表看法。

把希望寄托于下一代的刘贵今，谈及自己的儿子时，却充满了歉疚和感叹。在镜头上，外交官们始终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然而在生活中，他们时时要面对“国家”和“小家”的取舍问题。1981年，刘贵今和夫人双双前往肯尼亚时，儿子才3岁，只能寄养到上海的亲戚家。此后6年多的时间里，远在千里之外的夫妻俩，只能通过信件、照片和录音带，来排解他们对孩子的牵挂。“等到我们从肯尼亚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对我们生疏了。”

为能照顾儿子，刘贵今和夫人决定，两人轮流驻外，他去埃塞俄比亚，夫人就留在国内。直到他去津巴布韦当大使的第一年，夫人亲眼看着儿子走进清华大学建筑系后，才放心地飞到使馆，和丈夫团聚。

尽管夫人在常年的奔波中患上了冠心病，但如果让刘贵今再选择一次，他依然义无反顾地选择“黑非洲”。“我深深热爱脚下这片热土，非洲是一个充满生机和希望的大陆，尽管她也有苦难、战乱和落后，但是从发展的眼光看，她资源丰富、疆域辽阔，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后劲；我也深深热爱非洲人，他们天生有一种乐观、豁达的精神，不知愁，不怕苦，友善，不抱成见，和他们很容易打成一片，确实是中国人真诚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