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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实施载人航天后获大发展 zt

(2007-10-21 12:56:15) 下一个
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实施载人航天后获大发展

2007年10月21日 南方都市报


10月11日,“嫦娥一号”卫星模型在深圳高交会上亮相,因其是中国首颗人造月球卫星并即将发射而备受关注。中新社发 孙自法 摄

  转折

  “921”工程改善中国航天窘境在“神舟”系列飞船发射之前,除了地点不同外,在普通人的观念中,已经建成的三大卫星发射基地似乎没有差别。载人航天工程实施后,这种局面明显改观。杨利伟拉近了社会民众和太空宇宙的距离,酒泉基地被看成宇航员启程飞天的地方。

  就连发射基地的地名也多了几分生气。在此之前,发射中心因为保密的需要尽量淡化身份色彩,各个组成部分多以番号命名,“10号”、“14号”,听起来像机器一样冰冷。现在,宇航员活动的区域叫做“圆梦园”,居住的公寓起名“问天阁”,据说宇航员们居住过的房间,房门上还保留着他们的亲笔签名。

  在专业人士眼中,令人振奋的变化,是发射中心新建了一批符合载人航天需要的基础设施。距离发射塔架约1公里的地方,矗立着亚洲地区最大的总装测试厂房。在这里,火箭始终以垂直方式进行总装和测试,离开这里后,火箭又以垂直方式转运到发射架上。载人航天运载火箭系统总设计师刘竹生曾告诉记者:过去我国航天发射,一直沿用的是导弹发射模式,分段组装、分段测试、分段运输。这种模式要求大量重复测试,可靠性也要受到影响。现在实现“三垂”模式,最大限度保持了发射和测试状态的一致性,工作效率大幅提高。

  而20多年前,类似的技术飞跃,是中国航天人孜孜以求却又举步维艰的事情。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推动航天单位进入国际商用卫星发射市场,以兑现商业利益的方式,尝试科研经费实现自给自足。1987年8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法国马特拉公司提供了发射搭载服务,中国航天技术从此走向国际市场。但这一步走得并不顺利,除因价格战导致利润微薄外,西方大国的态度亦成为难以克服的障碍。

  中国航天此次转型受挫后,重新制定发展战略。1992年9月21日,国家批准代号“921”的载人航天工程,中国航天回归到“两弹一星”时代国家财政承担全部研发经费的“举国体制”。曾经参与航天服研制的一位老专家回忆说:以“921”工程上马为标志,航天的窘境不断改善。特别是总装备部1998年成立以来,笼罩在中国航天上空的阴云一扫而空,“很多军工企业和科研单位活了过来”。

  最近,载人航天作为5项重大科技工程之一,写入《中国航天发展“十一五”规划》。这意味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还将继续创造若干个“中国第一”。它已经与苏联拜科努尔发射场、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齐名,成为世界上仅有的3个能够执行载人航天器发射任务的地方。

  轨迹

  第20兵团→东方红1号→神五神六

  很少有人知道,历史上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第七工区,即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前身。实际上,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也都曾经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组成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酒泉基地是中国航天事业起步的地方。

  追溯基地建设者起源,被诸多资料反复提到的是1958年10月从朝鲜战场上“神秘消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这支大军突然消失,引起美国方面高度紧张。

  直到2006年9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原副主任刘庆贵才向媒体披露说:20兵团最后被挑选上回国的,不过128名干部。对于这些人来说,战争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尤其是美军的先进装备,给他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当时他们就说,要是我们武器再先进一点,我们可以少付出很多代价,所以当时我们就说还得要有自己的原子弹,自己的导弹。”刘庆贵这番话,可以视为当年基地建设者最朴素的想法。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由这批人建设的中国第一个导弹综合试验靶场,演变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1970年4月24日,当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尽管它只是一个能够发出声音的铁疙瘩―――从酒泉卫星基地发射成功后,举国上下万民欢腾。“东方红”1号对于中国的意义,邓小平在后来这样表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而今“东方红”1号的发射架仍然矗立在酒泉基地场区内,瘦弱矮小、锈迹斑斑,早已不敷使用,却记录了一个国家追赶、成长的心迹。

  进入新世纪,“神舟”系列飞船陆续成功发射,被来自西方世界的部分评论解读为审视中俄战略关系的注脚,再次为中国在航天领域内的发展蒙上了地缘政治的色彩。

  而对普通人而言,“政治”和“荣誉”往往是可以互换的两个词。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一位技术骨干表述说: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都不可能像我们一样,产生这么一种和国家、民族的荣誉联系得如此紧密的感觉。

  9号半

  一支永不离开的部队

  无法回避的是,陪伴“荣誉”左右的,往往还有“危险”。

  基地东北方向一处被称为“9号半”的营地,驻扎着一支永不离开的部队。他们成行成列守望在戈壁深处,每一次火箭腾空都会掠过他们头顶。截至“神舟”六号发射之前,这里长眠着668位勇士,绝大多数墓碑,仅仅铭刻了主人的名字,即使是那些被授予“烈士”称号的人,也因年代久远造成档案记录语焉不详:“王来烈士:1965年10月20日,在特种燃料发生意外燃烧的紧急时刻,为抢救战友和国家财产,临危不惧,英勇牺牲,表现了革命硬骨头精神”。

  “李再林烈士:河南省汝南县人,1967年7月13日,在和田场区执行导弹残骸搜救任务时,在同高温酷暑的斗争中光荣牺牲”。

  李再林牺牲的详细情况已经难以追索,王来的故事尚有一个版本流传至今。42年前的黄昏,发射阵地附近,火箭推进剂突然失火。特种燃料顷刻将王来化作一支“火炬”。他抱起燃料桶,奔向戈壁滩,身后留下38个焦黑的脚印。设备和战友安然无恙。

  宇宙探索是充满危险的活动,世界各国无一例外。

  王来牺牲前3年,一颗酒精棉球引发大火,即将首航太空的苏联宇航员邦达连科,成为人类载人航天活动中第一个遇难的宇航员。王来牺牲3年后,格里索姆等3名美国宇航员在“阿波罗”1号飞船模拟发射时,因飞船失火而丧生。

  在“阿波罗”1号飞船事故两年后的1969年7月,乘坐“阿波罗”11号的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才终于在月球上迈出了“个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时隔30年后,人们才了解到,美国人已在发射之前做好了他们不再回来的准备。

  1992年七八月的一天,极少下雨的戈壁滩,乌云密布,雷声低回。这是国防科技奠基人聂荣臻第五次来到酒泉发射基地。与前四次亲临指挥不同的是,这次他将骨灰留在烈士陵园,元帅和士兵埋葬在一起。

  “神舟”五号发射之前,基地对烈士陵园大举修缮。有关部门买回“泰安石”,为逝者统一更换了墓碑。多年来,每当发射之前或者发射之后,都会有人来到这片墓园,向这片方阵敬礼、默哀。这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传统,连升空前不能长期暴露在户外的杨利伟,也没有例外。(贺信 秦鸿雁 卢斌 韩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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