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实施载人航天后获大发展
2007年10月21日 南方都市报
10月11日，“嫦娥一号”卫星模型在深圳高交会上亮相，因其是中国首颗人造月球卫星并即将发射而备受关注。中新社发 孙自法 摄
转折
“921”工程改善中国航天窘境在“神舟”系列飞船发射之前，除了地点不同外，在普通人的观念中，已经建成的三大卫星发射基地似乎没有差别。载人航天工程实施后，这种局面明显改观。杨利伟拉近了社会民众和太空宇宙的距离，酒泉基地被看成宇航员启程飞天的地方。
就连发射基地的地名也多了几分生气。在此之前，发射中心因为保密的需要尽量淡化身份色彩，各个组成部分多以番号命名，“10号”、“14号”，听起来像机器一样冰冷。现在，宇航员活动的区域叫做“圆梦园”，居住的公寓起名“问天阁”，据说宇航员们居住过的房间，房门上还保留着他们的亲笔签名。
在专业人士眼中，令人振奋的变化，是发射中心新建了一批符合载人航天需要的基础设施。距离发射塔架约1公里的地方，矗立着亚洲地区最大的总装测试厂房。在这里，火箭始终以垂直方式进行总装和测试，离开这里后，火箭又以垂直方式转运到发射架上。载人航天运载火箭系统总设计师刘竹生曾告诉记者：过去我国航天发射，一直沿用的是导弹发射模式，分段组装、分段测试、分段运输。这种模式要求大量重复测试，可靠性也要受到影响。现在实现“三垂”模式，最大限度保持了发射和测试状态的一致性，工作效率大幅提高。
而20多年前，类似的技术飞跃，是中国航天人孜孜以求却又举步维艰的事情。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推动航天单位进入国际商用卫星发射市场，以兑现商业利益的方式，尝试科研经费实现自给自足。1987年8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法国马特拉公司提供了发射搭载服务，中国航天技术从此走向国际市场。但这一步走得并不顺利，除因价格战导致利润微薄外，西方大国的态度亦成为难以克服的障碍。
中国航天此次转型受挫后，重新制定发展战略。1992年9月21日，国家批准代号“921”的载人航天工程，中国航天回归到“两弹一星”时代国家财政承担全部研发经费的“举国体制”。曾经参与航天服研制的一位老专家回忆说：以“921”工程上马为标志，航天的窘境不断改善。特别是总装备部1998年成立以来，笼罩在中国航天上空的阴云一扫而空，“很多军工企业和科研单位活了过来”。
最近，载人航天作为5项重大科技工程之一，写入《中国航天发展“十一五”规划》。这意味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还将继续创造若干个“中国第一”。它已经与苏联拜科努尔发射场、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齐名，成为世界上仅有的3个能够执行载人航天器发射任务的地方。
轨迹
第20兵团→东方红1号→神五神六
很少有人知道，历史上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第七工区，即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前身。实际上，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也都曾经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组成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酒泉基地是中国航天事业起步的地方。
追溯基地建设者起源，被诸多资料反复提到的是1958年10月从朝鲜战场上“神秘消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这支大军突然消失，引起美国方面高度紧张。
直到2006年9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原副主任刘庆贵才向媒体披露说：20兵团最后被挑选上回国的，不过128名干部。对于这些人来说，战争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尤其是美军的先进装备，给他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当时他们就说，要是我们武器再先进一点，我们可以少付出很多代价，所以当时我们就说还得要有自己的原子弹，自己的导弹。”刘庆贵这番话，可以视为当年基地建设者最朴素的想法。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由这批人建设的中国第一个导弹综合试验靶场，演变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1970年4月24日，当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尽管它只是一个能够发出声音的铁疙瘩―――从酒泉卫星基地发射成功后，举国上下万民欢腾。“东方红”1号对于中国的意义，邓小平在后来这样表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而今“东方红”1号的发射架仍然矗立在酒泉基地场区内，瘦弱矮小、锈迹斑斑，早已不敷使用，却记录了一个国家追赶、成长的心迹。
进入新世纪，“神舟”系列飞船陆续成功发射，被来自西方世界的部分评论解读为审视中俄战略关系的注脚，再次为中国在航天领域内的发展蒙上了地缘政治的色彩。
而对普通人而言，“政治”和“荣誉”往往是可以互换的两个词。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一位技术骨干表述说：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都不可能像我们一样，产生这么一种和国家、民族的荣誉联系得如此紧密的感觉。
9号半
一支永不离开的部队
无法回避的是，陪伴“荣誉”左右的，往往还有“危险”。
基地东北方向一处被称为“9号半”的营地，驻扎着一支永不离开的部队。他们成行成列守望在戈壁深处，每一次火箭腾空都会掠过他们头顶。截至“神舟”六号发射之前，这里长眠着668位勇士，绝大多数墓碑，仅仅铭刻了主人的名字，即使是那些被授予“烈士”称号的人，也因年代久远造成档案记录语焉不详：“王来烈士：1965年10月20日，在特种燃料发生意外燃烧的紧急时刻，为抢救战友和国家财产，临危不惧，英勇牺牲，表现了革命硬骨头精神”。
“李再林烈士：河南省汝南县人，1967年7月13日，在和田场区执行导弹残骸搜救任务时，在同高温酷暑的斗争中光荣牺牲”。
李再林牺牲的详细情况已经难以追索，王来的故事尚有一个版本流传至今。42年前的黄昏，发射阵地附近，火箭推进剂突然失火。特种燃料顷刻将王来化作一支“火炬”。他抱起燃料桶，奔向戈壁滩，身后留下38个焦黑的脚印。设备和战友安然无恙。
宇宙探索是充满危险的活动，世界各国无一例外。
王来牺牲前3年，一颗酒精棉球引发大火，即将首航太空的苏联宇航员邦达连科，成为人类载人航天活动中第一个遇难的宇航员。王来牺牲3年后，格里索姆等3名美国宇航员在“阿波罗”1号飞船模拟发射时，因飞船失火而丧生。
在“阿波罗”1号飞船事故两年后的1969年7月，乘坐“阿波罗”11号的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才终于在月球上迈出了“个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时隔30年后，人们才了解到，美国人已在发射之前做好了他们不再回来的准备。
1992年七八月的一天，极少下雨的戈壁滩，乌云密布，雷声低回。这是国防科技奠基人聂荣臻第五次来到酒泉发射基地。与前四次亲临指挥不同的是，这次他将骨灰留在烈士陵园，元帅和士兵埋葬在一起。
“神舟”五号发射之前，基地对烈士陵园大举修缮。有关部门买回“泰安石”，为逝者统一更换了墓碑。多年来，每当发射之前或者发射之后，都会有人来到这片墓园，向这片方阵敬礼、默哀。这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传统，连升空前不能长期暴露在户外的杨利伟，也没有例外。(贺信 秦鸿雁 卢斌 韩一鸣)
2007年10月21日 南方都市报
10月11日，“嫦娥一号”卫星模型在深圳高交会上亮相，因其是中国首颗人造月球卫星并即将发射而备受关注。中新社发 孙自法 摄
转折
“921”工程改善中国航天窘境在“神舟”系列飞船发射之前，除了地点不同外，在普通人的观念中，已经建成的三大卫星发射基地似乎没有差别。载人航天工程实施后，这种局面明显改观。杨利伟拉近了社会民众和太空宇宙的距离，酒泉基地被看成宇航员启程飞天的地方。
就连发射基地的地名也多了几分生气。在此之前，发射中心因为保密的需要尽量淡化身份色彩，各个组成部分多以番号命名，“10号”、“14号”，听起来像机器一样冰冷。现在，宇航员活动的区域叫做“圆梦园”，居住的公寓起名“问天阁”，据说宇航员们居住过的房间，房门上还保留着他们的亲笔签名。
在专业人士眼中，令人振奋的变化，是发射中心新建了一批符合载人航天需要的基础设施。距离发射塔架约1公里的地方，矗立着亚洲地区最大的总装测试厂房。在这里，火箭始终以垂直方式进行总装和测试，离开这里后，火箭又以垂直方式转运到发射架上。载人航天运载火箭系统总设计师刘竹生曾告诉记者：过去我国航天发射，一直沿用的是导弹发射模式，分段组装、分段测试、分段运输。这种模式要求大量重复测试，可靠性也要受到影响。现在实现“三垂”模式，最大限度保持了发射和测试状态的一致性，工作效率大幅提高。
而20多年前，类似的技术飞跃，是中国航天人孜孜以求却又举步维艰的事情。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推动航天单位进入国际商用卫星发射市场，以兑现商业利益的方式，尝试科研经费实现自给自足。1987年8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法国马特拉公司提供了发射搭载服务，中国航天技术从此走向国际市场。但这一步走得并不顺利，除因价格战导致利润微薄外，西方大国的态度亦成为难以克服的障碍。
中国航天此次转型受挫后，重新制定发展战略。1992年9月21日，国家批准代号“921”的载人航天工程，中国航天回归到“两弹一星”时代国家财政承担全部研发经费的“举国体制”。曾经参与航天服研制的一位老专家回忆说：以“921”工程上马为标志，航天的窘境不断改善。特别是总装备部1998年成立以来，笼罩在中国航天上空的阴云一扫而空，“很多军工企业和科研单位活了过来”。
最近，载人航天作为5项重大科技工程之一，写入《中国航天发展“十一五”规划》。这意味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还将继续创造若干个“中国第一”。它已经与苏联拜科努尔发射场、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齐名，成为世界上仅有的3个能够执行载人航天器发射任务的地方。
轨迹
第20兵团→东方红1号→神五神六
很少有人知道，历史上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第七工区，即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前身。实际上，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也都曾经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组成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酒泉基地是中国航天事业起步的地方。
追溯基地建设者起源，被诸多资料反复提到的是1958年10月从朝鲜战场上“神秘消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这支大军突然消失，引起美国方面高度紧张。
直到2006年9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原副主任刘庆贵才向媒体披露说：20兵团最后被挑选上回国的，不过128名干部。对于这些人来说，战争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尤其是美军的先进装备，给他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当时他们就说，要是我们武器再先进一点，我们可以少付出很多代价，所以当时我们就说还得要有自己的原子弹，自己的导弹。”刘庆贵这番话，可以视为当年基地建设者最朴素的想法。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由这批人建设的中国第一个导弹综合试验靶场，演变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1970年4月24日，当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尽管它只是一个能够发出声音的铁疙瘩―――从酒泉卫星基地发射成功后，举国上下万民欢腾。“东方红”1号对于中国的意义，邓小平在后来这样表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而今“东方红”1号的发射架仍然矗立在酒泉基地场区内，瘦弱矮小、锈迹斑斑，早已不敷使用，却记录了一个国家追赶、成长的心迹。
进入新世纪，“神舟”系列飞船陆续成功发射，被来自西方世界的部分评论解读为审视中俄战略关系的注脚，再次为中国在航天领域内的发展蒙上了地缘政治的色彩。
而对普通人而言，“政治”和“荣誉”往往是可以互换的两个词。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一位技术骨干表述说：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都不可能像我们一样，产生这么一种和国家、民族的荣誉联系得如此紧密的感觉。
9号半
一支永不离开的部队
无法回避的是，陪伴“荣誉”左右的，往往还有“危险”。
基地东北方向一处被称为“9号半”的营地，驻扎着一支永不离开的部队。他们成行成列守望在戈壁深处，每一次火箭腾空都会掠过他们头顶。截至“神舟”六号发射之前，这里长眠着668位勇士，绝大多数墓碑，仅仅铭刻了主人的名字，即使是那些被授予“烈士”称号的人，也因年代久远造成档案记录语焉不详：“王来烈士：1965年10月20日，在特种燃料发生意外燃烧的紧急时刻，为抢救战友和国家财产，临危不惧，英勇牺牲，表现了革命硬骨头精神”。
“李再林烈士：河南省汝南县人，1967年7月13日，在和田场区执行导弹残骸搜救任务时，在同高温酷暑的斗争中光荣牺牲”。
李再林牺牲的详细情况已经难以追索，王来的故事尚有一个版本流传至今。42年前的黄昏，发射阵地附近，火箭推进剂突然失火。特种燃料顷刻将王来化作一支“火炬”。他抱起燃料桶，奔向戈壁滩，身后留下38个焦黑的脚印。设备和战友安然无恙。
宇宙探索是充满危险的活动，世界各国无一例外。
王来牺牲前3年，一颗酒精棉球引发大火，即将首航太空的苏联宇航员邦达连科，成为人类载人航天活动中第一个遇难的宇航员。王来牺牲3年后，格里索姆等3名美国宇航员在“阿波罗”1号飞船模拟发射时，因飞船失火而丧生。
在“阿波罗”1号飞船事故两年后的1969年7月，乘坐“阿波罗”11号的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才终于在月球上迈出了“个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时隔30年后，人们才了解到，美国人已在发射之前做好了他们不再回来的准备。
1992年七八月的一天，极少下雨的戈壁滩，乌云密布，雷声低回。这是国防科技奠基人聂荣臻第五次来到酒泉发射基地。与前四次亲临指挥不同的是，这次他将骨灰留在烈士陵园，元帅和士兵埋葬在一起。
“神舟”五号发射之前，基地对烈士陵园大举修缮。有关部门买回“泰安石”，为逝者统一更换了墓碑。多年来，每当发射之前或者发射之后，都会有人来到这片墓园，向这片方阵敬礼、默哀。这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传统，连升空前不能长期暴露在户外的杨利伟，也没有例外。(贺信 秦鸿雁 卢斌 韩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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