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美国 中东政策面临挑战 伊朗借机迅速坐大
2007年09月14日 人民日报
伊拉克战争代价惨重
9月10日至11日，驻伊美军最高指挥官彼得雷乌斯以及美驻伊大使克罗克向美国国会提交了对伊拉克局势的评估报告，并出席了分别在众参两院举行的系列听证会。彼得雷乌斯表示：在过去3个月中，伊拉克的暴力事件和平民伤亡均已大为下降；“基地”组织分支在安巴尔省遭重创，那里的治安形势大有改观。
然而，两人的证词遭到了众人的质疑。不少人指出，彼得雷乌斯的评估结果与日前发表的国家情报机构评估、国会问责委员会报告以及退伍将军独立委员会的结论大相径庭。那些报告都怀疑“伊国内暴力事件有所减少”的说法，并认为伊拉克的政治和解进程没有取得进展。据此，有分析认为，两位一线要员的“专业性评估”似乎并不可靠，他们只不过在为美国总统布什做公关。
2003年初的伊拉克战争是冷战后美国中东战略的一个分水岭。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评论道：“在伊拉克的第一场战争（1991年的海湾战争）,一场不得不打的战争，标志着‘美国时代’在中东地区的开端;而第二场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一场可打可不打的战争，使其陡然终结。”
“9·11”事件后，借助反恐的国际国内形势，美国的中东战略集中表现为“布什主义”的四大支柱：一、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二、用民主化来改造中东，根除滋生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社会土壤；三、用武力手段来推翻“支持和庇护恐怖主义”的“邪恶轴心”国家，如没有联合国的授权就采取单边主义行动或者拼凑“志愿者联盟”；四、用反恐和美国的立场划线，世界各国“要么站在美国一边，要么站在恐怖主义一边”。
时隔四年之后，美国为“布什主义”指导下的伊拉克战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一代价在表面上是与日俱增的美军阵亡人数和庞大的军力支出，在深层次上是战争给美国的中东战略环境造成的结构性的冲击。当初，伊拉克战争的设计师们为战争设定了三个理由：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民主和恐怖主义。关于第一条理由，美国人在萨达姆倒台后掘地三尺地搜寻，最终的结论是：伊拉克的违禁武器早已被销毁，新的武器还未制造。关于第二条理由，伊拉克完成了“三步走”的民主化程序，一个民主的伊拉克在纸面上已经完工，然而在街头却依然遍布着恐怖主义和教派冲突。美国的确实现了第三条理由，在伊拉克找到了“反恐战争的主战场”。不过，战前的伊拉克没有本·拉登的“基地”组织，也没有恐怖爆炸事件，因为萨达姆的铁腕统治不允许极端势力的存在。恰恰是因为伊拉克战争，美国人把“暴君”推上绞刑架的同时留下了一个法治和秩序的真空，“基地”组织以及各种反美势力乘虚而入。
与上述后果相关的是，伊拉克战争成就了“基地”组织意想不到的战略性胜利。本·拉登的目标是成为伊斯兰世界的精神领袖，率领信徒们驱逐西方的邪恶思想和势力，建设一个无比纯洁的穆斯林世界。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力量不是来自武力和金钱，而是来自于精神号召力。美国用飞机和坦克入侵了一个伊斯兰国家，这个举动本身就激化了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仇视。与此同时，伊拉克战争还在很多中东国家内部造成了亲美政府与反美民众之间的分裂和对抗，为恐怖主义提供了兴风作浪的空隙。因此，美国在中东陷入进退两难的战略困境：一方面，美军的存在给反美主义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源源不断地吸引着“圣战”的力量；另一方面，美军的撤退则意味着反美主义的胜利并可能导致伊斯兰极端主义在整个中东地区的蔓延。
伊朗借机迅速坐大
伊拉克战争的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伊朗和什叶派势力在中东迅速坐大。美国用武力推翻了逊尼派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实际上清除了伊朗和什叶派的一个“宿敌”。伊朗的宗教强硬派迅速利用了这一力量失衡的局面，扛起了反美反以的大旗。内贾德政府一边不断发出挑衅性的语言，一边挥舞着令美国不寒而栗的“核大棒”。与此同时，借助美国设计的民主选举，伊拉克成为阿拉伯世界第一个什叶派国家。在伊朗的支持下，叙利亚等其他国家的什叶派力量也迅速壮大，2006年夏天，以色列和叙利亚真主党游击队的战争让美国战略家惊呼：“原来伊拉克战争最大的赢家是伊朗！”对美国的中东战略而言，伊拉克的乱局只是皮肉之痛，而拥有核武器的伊朗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但眼下皮肉之痛却严重削弱了美国根除心腹大患的决心。
在巴以和平进程中丧失调解地位
在伊拉克战争之外，巴以和平进程的失败也是造成美国中东困局的重要因素。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一度在巴以和平进程中发挥着居中调解的角色。然而，这个角色从一开始就受到外交和内政的双重制约。在外交上，美国作为中间人的公正性始终被阿拉伯世界怀疑。在内政上，克林顿受到国内亲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强大压力。2000年戴维营和谈的失败彻底暴露了美国角色的脆弱性。布什执政后，在“新保守派”的惠顾下，以色列更加肆无忌惮地采取单边行动。美国放弃阿拉法特，削弱法塔赫的力量，推动巴勒斯坦的民主化，导致激进的哈马斯全面崛起。美国彻底丧失了在巴以和平进程中居中调解的地位，因此也失去了在中东关键问题上发挥作用的外交资源。
国内选战空前激烈
美国的国内政治将成为压垮布什中东战略的最后一根稻草。2006年底，民主党利用伊拉克困境赢得了国会中期选举，眼下正志在2008年的总统大选。这将是自1952年以来最为激烈的一场大选，现任的总统和副总统都不参加选举，留下了一个完全开放的竞技场。因此，2008年的总统选战也比以往更早地拉开了帷幕，朝野两党的候选人都迫不及待地亮相、造势、筹集资金。
当前，布什政府面临着民主党国会和共和党内部的双重压力。民主党人不断推出要求限期撤军的议案来迎合公众厌倦战争的情绪，而共和党候选人也迫切希望尽早摆脱伊拉克战争的包袱。2007年初，布什政府出人意料地推出向伊拉克增兵的新战略，企图用军事高压的手段来迅速改善伊拉克国内的安全状况。对布什政府以及共和党来说，这个战略在国内政治中取得了以攻代守的效果。然而，对美国目前在中东面临的困境而言，在伊拉克增兵或者撤军都只能起到治标不治本的作用。美国在中东面临的重大战略挑战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 (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外交室副主任 余万里 )
2007年09月14日 人民日报
伊拉克战争代价惨重
9月10日至11日，驻伊美军最高指挥官彼得雷乌斯以及美驻伊大使克罗克向美国国会提交了对伊拉克局势的评估报告，并出席了分别在众参两院举行的系列听证会。彼得雷乌斯表示：在过去3个月中，伊拉克的暴力事件和平民伤亡均已大为下降；“基地”组织分支在安巴尔省遭重创，那里的治安形势大有改观。
然而，两人的证词遭到了众人的质疑。不少人指出，彼得雷乌斯的评估结果与日前发表的国家情报机构评估、国会问责委员会报告以及退伍将军独立委员会的结论大相径庭。那些报告都怀疑“伊国内暴力事件有所减少”的说法，并认为伊拉克的政治和解进程没有取得进展。据此，有分析认为，两位一线要员的“专业性评估”似乎并不可靠，他们只不过在为美国总统布什做公关。
2003年初的伊拉克战争是冷战后美国中东战略的一个分水岭。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评论道：“在伊拉克的第一场战争（1991年的海湾战争）,一场不得不打的战争，标志着‘美国时代’在中东地区的开端;而第二场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一场可打可不打的战争，使其陡然终结。”
“9·11”事件后，借助反恐的国际国内形势，美国的中东战略集中表现为“布什主义”的四大支柱：一、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二、用民主化来改造中东，根除滋生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社会土壤；三、用武力手段来推翻“支持和庇护恐怖主义”的“邪恶轴心”国家，如没有联合国的授权就采取单边主义行动或者拼凑“志愿者联盟”；四、用反恐和美国的立场划线，世界各国“要么站在美国一边，要么站在恐怖主义一边”。
时隔四年之后，美国为“布什主义”指导下的伊拉克战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一代价在表面上是与日俱增的美军阵亡人数和庞大的军力支出，在深层次上是战争给美国的中东战略环境造成的结构性的冲击。当初，伊拉克战争的设计师们为战争设定了三个理由：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民主和恐怖主义。关于第一条理由，美国人在萨达姆倒台后掘地三尺地搜寻，最终的结论是：伊拉克的违禁武器早已被销毁，新的武器还未制造。关于第二条理由，伊拉克完成了“三步走”的民主化程序，一个民主的伊拉克在纸面上已经完工，然而在街头却依然遍布着恐怖主义和教派冲突。美国的确实现了第三条理由，在伊拉克找到了“反恐战争的主战场”。不过，战前的伊拉克没有本·拉登的“基地”组织，也没有恐怖爆炸事件，因为萨达姆的铁腕统治不允许极端势力的存在。恰恰是因为伊拉克战争，美国人把“暴君”推上绞刑架的同时留下了一个法治和秩序的真空，“基地”组织以及各种反美势力乘虚而入。
与上述后果相关的是，伊拉克战争成就了“基地”组织意想不到的战略性胜利。本·拉登的目标是成为伊斯兰世界的精神领袖，率领信徒们驱逐西方的邪恶思想和势力，建设一个无比纯洁的穆斯林世界。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力量不是来自武力和金钱，而是来自于精神号召力。美国用飞机和坦克入侵了一个伊斯兰国家，这个举动本身就激化了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仇视。与此同时，伊拉克战争还在很多中东国家内部造成了亲美政府与反美民众之间的分裂和对抗，为恐怖主义提供了兴风作浪的空隙。因此，美国在中东陷入进退两难的战略困境：一方面，美军的存在给反美主义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源源不断地吸引着“圣战”的力量；另一方面，美军的撤退则意味着反美主义的胜利并可能导致伊斯兰极端主义在整个中东地区的蔓延。
伊朗借机迅速坐大
伊拉克战争的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伊朗和什叶派势力在中东迅速坐大。美国用武力推翻了逊尼派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实际上清除了伊朗和什叶派的一个“宿敌”。伊朗的宗教强硬派迅速利用了这一力量失衡的局面，扛起了反美反以的大旗。内贾德政府一边不断发出挑衅性的语言，一边挥舞着令美国不寒而栗的“核大棒”。与此同时，借助美国设计的民主选举，伊拉克成为阿拉伯世界第一个什叶派国家。在伊朗的支持下，叙利亚等其他国家的什叶派力量也迅速壮大，2006年夏天，以色列和叙利亚真主党游击队的战争让美国战略家惊呼：“原来伊拉克战争最大的赢家是伊朗！”对美国的中东战略而言，伊拉克的乱局只是皮肉之痛，而拥有核武器的伊朗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但眼下皮肉之痛却严重削弱了美国根除心腹大患的决心。
在巴以和平进程中丧失调解地位
在伊拉克战争之外，巴以和平进程的失败也是造成美国中东困局的重要因素。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一度在巴以和平进程中发挥着居中调解的角色。然而，这个角色从一开始就受到外交和内政的双重制约。在外交上，美国作为中间人的公正性始终被阿拉伯世界怀疑。在内政上，克林顿受到国内亲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强大压力。2000年戴维营和谈的失败彻底暴露了美国角色的脆弱性。布什执政后，在“新保守派”的惠顾下，以色列更加肆无忌惮地采取单边行动。美国放弃阿拉法特，削弱法塔赫的力量，推动巴勒斯坦的民主化，导致激进的哈马斯全面崛起。美国彻底丧失了在巴以和平进程中居中调解的地位，因此也失去了在中东关键问题上发挥作用的外交资源。
国内选战空前激烈
美国的国内政治将成为压垮布什中东战略的最后一根稻草。2006年底，民主党利用伊拉克困境赢得了国会中期选举，眼下正志在2008年的总统大选。这将是自1952年以来最为激烈的一场大选，现任的总统和副总统都不参加选举，留下了一个完全开放的竞技场。因此，2008年的总统选战也比以往更早地拉开了帷幕，朝野两党的候选人都迫不及待地亮相、造势、筹集资金。
当前，布什政府面临着民主党国会和共和党内部的双重压力。民主党人不断推出要求限期撤军的议案来迎合公众厌倦战争的情绪，而共和党候选人也迫切希望尽早摆脱伊拉克战争的包袱。2007年初，布什政府出人意料地推出向伊拉克增兵的新战略，企图用军事高压的手段来迅速改善伊拉克国内的安全状况。对布什政府以及共和党来说，这个战略在国内政治中取得了以攻代守的效果。然而，对美国目前在中东面临的困境而言，在伊拉克增兵或者撤军都只能起到治标不治本的作用。美国在中东面临的重大战略挑战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 (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外交室副主任 余万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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