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小事（1）

1970年春节期间我去上海常熟路邮局寄包裹给远方的亲戚。填表的时候遇到一栏目“价值”，我犹豫了一下。价值指的是所寄衣物值多少钱，如果包裹在邮寄过程中遗失，会按价值赔偿。价值越高赔得越多。彼时我17岁，社会上的事情似懂非懂，但我觉得事情不会那么简单。羊毛出在羊身上，价值填高了恐怕包裹没遗失我自己先要付不少保险费。反正衣物也没多少钱，随便填一点吧。但是到底多少我也不知道，太少我也不甘心，万一丢了呢？此时我突发奇想填下“连城”两字。收发员是个中年男子，收到我的表格和包裹皱了下眉头：“你这价值栏是要填金额的。你填了文字，到底是多少？”说到这里他愣了一下，突然明白过来受了戏弄，非常生气：“价值连城的东西我们不寄的！”

完了。我天性捣蛋。捣蛋的时候只图痛快，想不到后果。但是到被抓住时我能立即明白倒霉的是我自己。他不收，我就要到另一家邮局去。可是附近还有什么地方有邮局我真不知道。寄不走，我就误了亲戚的事。这怎么办呢？我疑惑地看着他。四目对望，他突然温和了下来：“改一下吧。”我于是乖乖地改成1元。遂得以寄。

一个星期后收到亲戚来信，包裹收到。

这件事我想了差不多一辈子。文革时期人间冷酷，惹了谁立即给你报复。我捣蛋成性，把自己的头送到别人的刀下，这人为什么突然又放我一条生路？想来想去，答案可能正是因为文革。彼时半大不大的孩子都在打砸抢的惯性上，一言不合剑拔弩张，叫革命行动。难得有人把连城接到价值上开玩笑，击中了他对书呆子的怜悯之心：你走吧。抑或他看我太小，不和我计较？不管是哪一种可能，都是一种受到冒犯之后的宽容。哪怕是在最凶恶的洪流中，世上总有那么一点人性的光明。这便是世界在不断的动荡和反复之后依然得以改良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