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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我甜蜜的负担-Tina访谈 (ZT)

(2007-01-26 23:08:14) 下一个

缪玉亭 (Tina Miao)

基金会副会长(分管募捐工作)、执行委员会委员及分支机构管理委员会主席。
缪玉亭1993 年加入基金会,曾任基金会第五和第六届理事会副会长。 她在2001年离开基金会,2003年末重新返回了OCEF著手创建并领导了OCEF北加州分会。在 2004 至 2005 年间担任北加州分会前两届会长(北加州分会理事会每年一届)。于 2005 年初开始担任募捐组长及分支机构管理委员会主席职,并于 2005 年基金会第九届理事会选举后开始任副会长。 

Tina和OCEF
知道OCEF,起源十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国内的希望工程刚开始不久,宣传的攻势比较大。记得那是1993年,我当时在美国念研究生,看到希望工程不少报道,看了那些贫困孩子的照片很感动。记得那张打动过很多人的“大眼睛”图片么,我很想帮助那些孩子,却不知要如何捐款,到哪里捐款。(注:那时还没有互联网)

正好看到电子杂志《华夏文摘》给OCEF的前身“中国教育救援基金会”做的简单介绍。觉得基金会的章程和理念很不错。跟着在《枫华园》看到有关基金会的更详细的特别报道,詹凯君写的一篇关于贫困辍学孩子的文章,我看了很多遍,非常感动,于是就按上面的联系方式发了一个邮件,表示想捐助几个孩子。

不想OCEF的那些义工非常热情,很多人给我回了邮件。恰逢那时基金会的秘书长(第一任会长)施文元来洛杉矶开会,他竟然特地过来圣塔巴巴拉看我。我很感动,发动了身边很多朋友捐款,那一次,一共捐了一千多元。

现在看来,一千多块并不是什么大数目,可是这个数字在当时是比较大一笔数字。一方面,那时留学生生活很清贫,很多人还要靠在餐馆打工维持生计;另一方面,90年代初,很多来自大陆的人,都经历过比较多的坎坷,对募款比较有戒心。基金会当时刚成立,募捐很不容易,我们当时在各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发起“一元钱捐助”的活动,就是发动每人捐一块钱,从19所大学的中国同学里共募到一千多元。

因为想捐助几个孩子,向基金会表示想看看孩子的申请材料。没想到过了几天,收到一大个邮包,他们居然把所有孩子的资料原件全部都寄给了我!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那时基金会的工作还比较松散——直到1997年。OCEF发展的依旧很缓慢:义工少、募的钱很少、捐助的孩子也少。

我们OCEF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过好多问题。整个组织好几次都差点没法运作下去了。 那时候OCEF仅仅通过电邮联系运作,几乎所有义工都是分散北美各地在校学生,很多人彼此间从未见过,而且没有发展规划和内部分工的概念,忙的人忙死,闲的人闲死, 许多
人做得太累了就离开了。那时候的 会长什么事都要自己做,学生审批,发款,宣传募款,回复信函等等,几乎每一任会长都累垮了。

施文元当了一年会长,跟着雅楠做了两年,累得不行了;杨帆做了一年后也累垮了;在1998年初第四任会长王旭任期满了之后,谁也不愿意继续做会长了。怎么办?那时王旭提议将基金会解散,把手头剩余的资金,转给其他机构。虽然大家为基金会花了不少心力,做得非常辛苦,可是一听说要解散,都很伤感。想来想去,觉得非常可惜,毕竟大家对基金会付出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不是说放弃就能放弃的——合计以后,还是决定坚持下去。选出鲍敏琪为会长。 还建立理事会制度,梁敢任理事会主席。

当时对基金会以后的发展方向有两种想法,鲍敏琪提出OCEF发展了那么多年,全靠义工还是很困难,应该走职业化的道路;梁敢呢,认为做职业化时机还没到。多年后的今天,基金会里又有类似的讨论。

因为义工不足,几位前会长,都把身边的亲戚朋友、父母抓过来做学生审批等工作。不过因为梁敢在休斯顿社区比较活跃,人脉比较广,加上杨帆和王旭两任前会长都在休斯顿, 那里有不少人知道我们的,于是我们决定走分会的路线, 在1998年建立休斯顿分会。那时OCEF又缺人又缺资金,梁敢联系了很多社团和义工,为基金会募捐和工作。当时梁敢还在休
斯顿办了个音乐会, 募到过万块钱,在当地打响了名气, 我们通过这件事发现,在美国的华人还是很
希望为国内的慈善事业做贡献的。

由于当时休斯顿成了OCEF的主要活动地,我们的总部就此转移到了休斯顿,梁敢从那时起一直任基金会会长。从那时开始,基金会开始有了一个往上升的趋势。所以说梁敢对基金会的贡献巨大。

以前,我们资助的孩子很少,每年也就能募集到一万几千美元,资助一、两百个孩子。
一个转折点发生在2003年,通过在Internet各个中文网站的宣传,吸引了很多休斯顿以外的捐款。几乎全美各个洲都有捐款来,2001年还不到10个洲,2003年就扩展到了39个,2005年已经有了41个洲。

而且义工的队伍也随之壮大,2003、2004来了很多很多休斯顿以外的义工,一下子进来一大批,我们都来不及安排工作。2004年OCEF成立了北加州分会。跟着在芝加哥,波士顿,纽约,洛杉矶,多伦多等华人多,捐款多的地区成立地区义工小组。

从年龄结构上来看,以前的义工年龄从60年代到70年代出生的居多;去年开始80年代生的也来了。2003年以后,捐款额以每年50%的速度增长,2001和2002年都只有4、5万, 2003年10万,2004年15万,而到了2005年有了快25万。

1998年以前OCEF并没有网站。那时在密歇根大学做教授的义工黄志勇,在自己的电脑服务器上为基金会弄了一个域名,作了一页只有基金会联系信息的网页。当时我手头存有很多基金会的资料,把以前的资料收集起来后,看着别的网站就照葫芦画瓢,建立了基金会的网站。

这个网站设计很原始的,每次听到义工说网站页面很难看,呵呵,我都不敢说是自己做的。每年都有人提议好好把网站重新设计,可是大家都太忙了,一直没有时间去做,不过今年网页准备更新。知道这个工作谁在做吗?现在的网站由谁在维护么?大家一定想不到, 是我们的会长在做,而他是学化学的….(这里我们替Tina呼吁一下,希望希望有能力帮忙的义工能够参与网站建设的工作。)
做义工和自己生活有冲突时,怎么处理两者之间的矛盾
刚开始的时候,会长包揽了很多话,做义工还是比较轻松的。2003年,OCEF决定要在加州成立一个分会,(那时在加州募得的钱款已经超过德州了,而加州的中国人也是最多的。)成立分会,意味着一切都要从头做起,一切事情都要自己做。在加州准备分会,真正做事情的也不过4、5个人。

2004、2005年是我最辛苦的两年,当时孩子还很小,感觉像打了两份工,一下班就扑在基金会工作上,每个晚上都忙着接电话发电邮。孩子当时两岁多,经常听我打电话,对基金会的很多人的名字都能随口叫出来。电话一响,他就会大声说 “Sally” 或者 “浩宇”。那时孩子很小,我讲电话他就在我身边玩。现在孩子大些了,我讲电话不理他,他就会严重抗议。 还好我的家庭给予我很大的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两者之间的矛盾。

OECF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印象最深的是成立刚开始非常困难。

基金会的每一任会长都是令人敬佩的,在OCEF当官就是最累的,什么事情都要做,还不可以对任何人抱怨。他们是最苦最累的一个,付出最多的一个。说一个小插曲,今年浩宇将接手基金会会长工作的同时传出喜讯要当爹了。有天看见论坛上有人说找老大做什么什么事。那时我突然想起一句台湾俗谚语:第一憨做老爸,第二憨做头家。这下好了,他很快就既是头家又是老
爸。两个最"憨"的责任重大的工作,他一下子都占全了。

另外一个最深的感触就是:基金会的人都不是人。我们这边每次放长假,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就是基金会义工利用假日干活的时候。在美国,感恩节相当于中国的春节,前年的感恩节,浩宇一大清早就打电话找我讨论基金会的工作——经常是这样的:别人在家开party,基金会义工在干活。

在OCEF得到了什么
最大的收获是交了一大批的好朋友,对世界充满信心。这个世界不很大,如果你接触的人都是让人感觉舒服的人,那么你对世界的感觉会很乐观。现实生活中,可能你会遇见不公平让人感觉难受的事情,这时候每个人都需要心理上的安慰。

我加入基金会以后,感觉生活特别有希望。我喜欢这种气氛,喜欢这些人,感觉很亲切。虽然大家没有见过面,但是似乎已经很熟悉了。每个人都比较单纯,和大家一起做事情和交朋友感觉非常开心。静远曾经说过,说进了基金会后感觉对人性比较有信心了。

先生理解你在OCEF的工作么
我的先生非常支持我。每次北加办活动,我们几乎都是全家参与。我想说,基金会所有的骨干义工,每天工作量都很多,他的整个家庭也一定为基金会付出了很多。 以梁敢为例,多年来他把大把大把时间都放在基金会上,分给家里的时间少了,他自己的科研工作也受到影响。十几年来,他的家人为基金会做出很大的牺牲——每一个基金会骨干义工的家人都是很支持这份事业的,因为如果没有家人的充分理解和支持,我们根本难以坚持。


作为OCEF的资深义工,对新义工有什么想说的话
感谢每一个义工,因为有大家的付出才有基金会的今天。不管是做了很久还是几天,基金会都很感激,不管时间长短,有能力就做一些,没时间就暂时离开,只要你那份心就可以。要知道,你的行为可以影响到很多人,会影响到周围的朋友,也会带动更多的人,基金会随时欢迎大家加入。

而很多基金会的历任会长,在付出了大量时间精力,离职之后再次以一个普通义工的身份默默投入工作。从来没有人想在基金会树立一个位置什么的,甚至很多时候,新来的义工都不知道之前曾经有这么一个人,曾经做过这么多的事情……

最后我要强调一点:虽然我个人在基金会工作的时间比较长,可是我始终认为对基金会的贡献是无法只用时间长短去衡量的。好像David和静远,都是2004年底才加入基金会。他们能力都非常强,David去年开始把中国事务协调工作扛了起来;静远今年领导着北加分会,他们都为基金会的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

莉莉:

后记,关于信仰
整个采访是用SKYPE进行的,深夜11点,传来一个非常柔和的声音,有广东一带特有的温婉。对于这个OCEF的资深义工,再多的语言,也不敌1993~2006这个朴素的数字。

我感兴趣的是,每一个人坚持着的人背后的信念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是什么使她加入?有困惑么?会疲累么?想过离开么?感觉失望么?又是什么让她最终坚持了下来。

相信每一个人曾经走过的道路,都会对日后的选择有显化或潜在的影响。Tina为什么挑选这份事业,为什么坚持10多年,在对那些孩子怀有深切同情的同时,又是什么力量让她把这个内心良善的愿望化为现实中长期的执着。

Tina提到她的父母是农村老师,而先生也是农村在长大的;梁敢曾经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上过山下过乡,也许正是是因为这样特殊的经历,让他们都对农村怀有一种深厚饱满的感情。Tina知道无论什么时候,农村在当地都是比较穷的。所以在看见那些因为贫穷而不得不辍学的孩子们,心动了,心疼了,忍不住的想去做些什么。

数字不大,50元,你的一份绵薄之力,也许能够改变一个孩子的一生。

Tina自言是个特别容易感动的人,她喜欢所有农村题材的电影和书; Tina说在基金会大家没有什么既得利益,没有太崇高的理想,出发点都很单纯,就是想做点事情。而之所以能在OCEF坚持这么久,最重要就是喜欢里面的人,那些善良、热情、想做些什么的义工。

“我认为每一人都有自己的Burden,帮助农村孩子就是我的Burden吧,而我只是觉得应该让每一个人都有平等教育的机会”——当这句话从大洋彼岸传来时,我清晰听见内心微微的颤动,那是于一种信仰的感化。

是的,人是需要信仰的。和一群简单美好的人一起工作,把一个简单美好的理想付诸行动,这本身就是一份简单而美好的事业。曾几何时,我们看见了太多的灰暗太多的无奈,当我们内心逐渐去质疑人性良善的时候,无疑是一个悲哀时刻的开始。

Tina说70年代后的孩子,都很愿意投入时间投入精力去做。我想那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并经历过60年代特定时代人那种灰暗漫长的人生,所以比较天真也比较单纯美好。可是较之他们,也许我们更缺乏一种信仰,一种去执着一些什么的理念。

没有物质,没有认可,付出的从表面上看远远大于获得的回报——为什么?值得么?那样澄净的信仰,真的能如她所说的那样带来温暖而美好的感觉么?

一直很喜欢连岳说过的一句话:能温暖别人的人,是不会冻死的。我只是,只是喜欢这样的故事,如此简单美好。我们,能不能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收获坚韧美丽的有如路边雏菊一样朴素却芬芳的信仰呢?

感谢含冰提供这样的机会,用心去看去感受聆听,然后忠实传达所有的感动。
--200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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