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纳雄耐尔何以能在中国实现？

英特纳雄耐尔何以能在中国实现？

有网友针对拙作《300年殖民就能全盘西化吗？》评论道：“共产主义在中国没有任何根基，但毛泽东没用300年就让中国全盘西化了。”

这似乎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共产马列都是西方的舶来品，拿到中国好使得很，毛泽东大手一挥，社会主义革命轰轰烈烈，眼看着就奔共产主义了。

不错，毛泽东是在中国成功了，可是我们仔细想一下，共产主义真的实现了吗？为啥马克思在他的故乡只是一种幽灵般漂浮的理论，却在中国得到实施，共产主义在中国真的没有根基吗？

事实上，共产马列在中国有上千年的根基了。简单的说，共产理论，也就是我们的党文化的形成是儒家思想把马列主义中国本土化的结果，党文化本质上和我们的传统文化有许多内在的共同之处，中国的传统文化为共产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土壤。毛泽东思想不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吗？

具体的看，我们的儒家文化最基本的结构是以伦理为中心，而知识系统显得十分单薄。党文化的特征就是伦理中心，其理论基础源自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找到了一个把儒家伦理结构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交汇点。刘少奇提出的改造思想和目标，这就是：“做马克思、列宁的好学生。”

在如何“修养”上，刘少奇碰到了十分类似于两千年来儒家一再面临的问题，这就是：“如何修身”。儒家修身做圣人的办法不外乎“格物致知”、“实践”、“体验”、“良知和顿悟”，任何一个要成为“君子”的儒者在修身过程中的必由之路就是学习“经典”。刘少奇也用了极大的篇幅来讨论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的问题。并批评了知识本位主义。

学马列做一个新人，这就和传统上中国知识分子十分熟悉的做圣人不谋而合。咱党从“斗私批修”开始，“灵魂深处闹革命”，党员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可以做到“杀身成仁”和“舍生取义”的最高境界。这些，同儒家经典所提倡的一模一样。

在我看来， 一切制度的产生和存在都必须要有一定的文化土壤。共产制度之所以在中国生根，是因为共产文化和儒家文化一拍即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在儒家文化的土壤上进行的。马列主义演变成毛泽东思想而“中国化”，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儒家化。“大同世界”，“天下为公”，不就是消灭阶级，甚至消灭国家的“共产”主义吗？

在信仰上，儒家文化与共产主义都是无神论者。可是，儒家文化和共产文化都要造神，把人变成神， 至少是“圣人”。

在利益观上，儒家文化入世功利，要么为家族利益，要么为了为皇上效力。孔子是否定私利的，这当然和共产文化的“大公无私”不谋而合。

善恶观上，儒家文化和共产主义都认为人的道德都是“善”的。 “性本善”，和共产主义的“觉悟”都是与生俱来的，通过树立道德楷模就可以“扬善”。

此外，儒家文化的等级观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并作为道德的依据，“低级”的对“高级”的要无条件的“忠”“孝”。共产主义理论也忽视个人社会利益，马克思就把蚂蚁和蜜蜂的“社会结构”强加给人类，一级级的服从，这又和“官本位”殊路同归。

刘晓波对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生关系曾有过深入的分析：“谈到暴君毛泽东，有种似是而非的观点认为，毛泽东的罪过之一是破坏了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对文化传统的毁灭可谓前无古人且举世无双。然而，这种观点违背了起码的事实。”刘晓波在《毛泽东是中国传统的最大破坏者吗？》一文里总结道：毛泽东是中国传统中的最暴虐最阴暗的部分的继承者：“在制度文明和现实政治的层面，毛泽东是传统的最大继承者，那种贯穿中国历史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独裁，从秦始皇到毛泽东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古代家天下独裁发展为现代党天下独裁，最后变成绝对的个人极权”。

毕竟，马列主义这个舶来品在中国只是成功的实行，远远还没有实现。可惜的是，西方真正的普世价值观在近百年的中国却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那些为之奋斗的先驱们，自康有为梁启超到刘晓波，统统都没有好下场。

如今中国虽然在物质文明上已经全盘西化了，可是要让一个大酱缸在精神文化层面全盘西化，可能吗？

（画蛇添足的补充一点：本文不是批判儒家思想和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学说或教导乃至宗教，二者都有存在的价值和积极意义。孔子思想在百家争鸣的时代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但是自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就成了酱缸文化里“吃人”的工具。同理，当马列成为宗教般的信仰与共产政权合二为一的时候，悲剧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