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
欢迎大家来坐坐，聊聊
历史是一个小姑娘，任人打扮。这主要是说历史的面目随着政治的需要而变来变去，可是我发现历史的长短也是可以任意伸缩的。
要问任何一个中国人，中国历史从何开始，大概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会说中国历史始自1949年，只要你一提到什么伟大的成就，咱老祖宗早在若干千年前就有了。
可是，你提到什么腐败造假道德沦丧，那一定是从1949年开始的，而且都是共产党的罪过。
昨天谈到食品造假，有网友就来了一句“前无古人”。真的吗？
其实这也是一个老生常谈，我说过多次了。
不错，如今的毒大米、毒面粉、毒馒头、毒牛奶、毒豆腐、毒蔬菜、毒猪肉、毒鸡蛋、地沟油、毒酱油、毒海带、毒、毒、毒……罄竹难书。
难道这都是从共产党执政后开始的？公平的说，自1949年到改革开放之前，毒假食品在中国是极少见的，当然那时食品本来就是紧俏商品。
改革开放带来了商业的快速发展，人性的丑恶也得到了压抑之后的大爆发。毛泽东时代是用秦始皇试的暴政来维持社会稳定，如今一有放松，邪恶与腐败就如溃坝之堤。
不必讳言，中国人惯于造假。眼下假货猖獗，原因之一是可充当商品的东西比以前多了，科技的发展也使得造假更容易了，虽然我们的制度比过去有了改进，虽然我们的法律也在不断的完善，但是人性，人心，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没有根本的改善，造假就无法得到有效的制约。
如果我们一厢情愿的把造假都归咎于某些部门，甚至一股脑地推给执政党和那些头头脑脑们，以为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国人造假泛滥的问题，实在是太天真了。
我还是想重复那个老调：中国一切问题，是社会的问题，历史的问题，文化的问题，你我的问题，当然，执政党和政府是社会、历史和文化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份子。
历史的看，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我们中国人这样沉迷于造假，制毒。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人自古就缺乏良根性，人性败坏，从我读到的历史里，我还不愿意立刻就承认这一点。 “中华民族是勤劳，善良，勇敢，智慧的伟大民族。”——这是我们一遍遍听过的“史实”。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
在中国，“十商九奸”，“为富不仁”之所以能成为通行民间俗语，就是对中国人商业道德素质的一个客观的基本评价。在一个缺乏契约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国度，欺诈与造假行为在行业里见怪不怪，基本上被默认了。
早在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根据一些来华传教士和商人的报告总结出：“中国人最善于欺骗和造假。”
“猪肉一般都注射了水——用注射器从大静脉里把水注射进去，这样，猪肉显得很重，这就是中国人通常所说的‘注水肉’。”（莫理循 George Ernest Morrison ， 1862 － 1920 ）：《中国风情》， 59 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8 年）
1556年，葡萄牙传教士加斯帕·达·克鲁兹在广东逗留了几个星期，回国后写了一本观感，其中就提到广东人“给鸡填砂子或灌水，以增加出售重量”。一百年以后，英国的海军上将乔治·安逊率团访华，在其游记《环球航海记》里记载：“给鸡鸭填石子，给猪注水”等对他来说匪夷所思的事件。
或许，传教士的话都是不可行的，那看看我们自己人是怎么说的。
“欣欣向荣”的宋代，国人“邀利眼前，不顾身后，酒掺灰，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贯水”。（周密《癸辛杂识》）
我想，幸亏咱科技不发达，要是那时就有了三氯氰胺，有了甲醛，那毒奶毒米也就不稀罕了。
人性的本质是自私贪婪的，这一点司马迁在《史记》中早有论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重利”本身是符合人性的，问题是一边假惺惺地提倡“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将商人编入“九流”之末，一边又利益熏心贪得无厌，加上缺乏遵纪守法的意识，唯利是图者怎能不干出那些害人的勾当？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作者孙隆基指出，中国人没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缺乏“终极关怀”，一切以“身”的安顿为依归，造成“有一口饭吃就行”的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导致生存成为第一考虑，为此更可以不择手段，突破一切道德底线。
道德的底线一旦被突破，后果是十分可怕的，中国近代的历史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即使不在食品上做文章，其它方面的造假也是层出不穷：从甲午海战中国舰船上的被灌了沙子的哑弹，到大跃进时代能托住儿童的稻谷，再到汶川地震中顷刻坍塌的教学楼，这些叫人心都在流血的悲剧让那些历代都不足为奇的假家具、字画、瓷器、钱币等等的作伪变得不值一提了。
山寨文化自古有之，而今只是迈步从头越了！
从头越，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难怪严复早在100多年前就说：“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由此可见，中国历史绝不始于1949，至少腐败造假的历史远不止60年。我们要彻底根治中国社会的顽疾，就要找到其历史根源，而不是凭个人情感，把屎盆子往某个个人或政党头上一推，再高喊几句打倒革命等道德口号就完事了，只要你不是故意像打扮小姑娘一样打扮历史，你一定会看到今天的社会不过是几千年周而复始的一个轮回而已，用革命结束一个专制必定是下一个专制的开始。
我又联想到前几天争论的中国户籍制度。
有网友贴文《我们是怎样失去迁徙自由的?》，该文给读者一个错觉，似乎中国历来只有户籍登记制度，人民是可以自由迁徙的。而共产党来了之后，从58年开始就实行了户口制度，剥夺了人民自由迁徙的权利。
事实并非如此。有一点是不错的，自49年到58年，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人民的确是可以自由迁徙的，而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人民有迁徙权利的时期。
当然，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后来实行的户籍制度，阻碍了城市的发展，阻碍了农业现代化，不利于中国农业人口城市化顺利进行。
据说目前全世界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和贝宁三个国家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共产党的罪恶可真是罄竹难书，人间任何的罪恶共产党都有一份，人间所有的不公都是共产党造成的。说到中国的户籍制度，共产党自然是又要被揪出来痛扁一顿，就好象文革是的四类分子，一有任何动静就要被拉出来批斗一番。
文革离开我们真的还不远。
不错，户籍制度就是对农民专政，它剥夺了农民的基本权利，使农民成了二等公民。
其实，批判户籍制度的朋友还没有意识到另一涉及更广的问题：户籍制度影响的不单单是农民，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是不可以跨省市迁徙的，一个户口本就决定的你的命运。
比如我，虽然出身地是上海，但是我却没有资格在上海上学，因为我的“户口”要随我那被发配的边疆的父母，于是我就有幸在小小的年纪领略的大西北的黄土大漠与戈壁风沙。
我的父母，一走出校园就把青春献给了“祖国”，虽然做到厂长校长，但想回到上海做个普通的工人或教师都是妄想！
共产党真是罪该万死！毛泽东利用户口修理中国百姓，这是他的邪恶发明！打倒……。
我其实是很有资格喊这样的口号的。可我超越了只喊口号满足口腔快感的愤青年代，我希望和大家一起反思：这样的户籍制度是怎样产生的。
我也希望这些都是毛泽东一手炮制的，那就太好办了。如今毛已成了木乃伊，只要批倒了毛，中国不就民主自由了？
可惜中国的事情往往不是那么简单的，简单的，只是我们自己的大脑。
只要稍微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就知道中国最早对人口进行管理的记录从商代就开始了。甲骨文中，常常出现“登人”的字样，就是登记人口的意思。
至秦代变法之后，秦的户籍制度即规定“（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史记•秦始皇本纪》）。“相伍”,大约是按五家为“伍”编制户口册，“伍”也是当时户口编制的最基层单位。至此，户籍制度成为秦国作控制社会，加强专制统治的工具。
历朝历代，户籍记载各民户的人口和土地，凡稽查人口、征集兵丁、调派劳役、征收赋税皆以户籍为主要依据。这种统治手法一直延至明清。历代帝王对户籍都十分重视，把它作为统治、剥削、奴役人民，维护专制的重要工具。
当然，专制社会的户籍制度并不仅仅是一个登记名字的花名册，它实实在在地控制了人口的自然迁徙和流动，尤其是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以保障赋税和兵役的顺利进行。
秦汉魏晋时期实行乡里制。“乡间居民十里为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啬夫和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循禁贼盗。” “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北魏时实行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
为了防止脱籍，政府严禁自由迁徙，规定未经乡亭批准、结清赋税，不得迁徙更籍，违者受罚。这种“街道居委会”的基层组织无形中就有了控制农民迁徙自由的权力。
唐朝实行乡保制，五家为一保，四家为一邻，百户为一里，五百户为一乡。每里置正一人。里长的职责是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伪，催驱赋役。”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王育民先生曾对历朝历代的户籍制度作了多年研究。他认为，中国的户籍制度自唐朝开始完善，唐代的“貌阅”制度就是按其年龄、相貌对男丁逐一核对，规定“每岁一团貌”，连脸上的疤痕和记痣等都要记录在案。所以，户籍关系到社稷的兴亡，朝廷对于户籍的管理以及对这一制度的违反的惩罚也是异常严厉的。《唐律疏议•讼律》载：“同伍保内在家有犯，知而不纠者，死罪，徒一年；流罪，杖一百；徒罪，杖七十”。
到了元代，在登记鼠尾簿（户口）时，“凡丁口死亡，或成丁，或产业孳畜增添消乏，社长随即报官，于各户下令掌簿吏人即便标注”。并规定“邻佑、主首、社长互相保结，不实者罪之”。
朱元璋推行的“户帖制度”，则是今天户口本的原型。
洪武三年，明政府开始在全国推行“户帖”制度。《明太祖实录》卷58记载：
洪武三年十一月，明太祖命户部籍天下户口，每户给以户帖。于是户部制户籍、户帖，各书其户之乡贯、丁口、名、岁。合籍与帖，以字号编为勘合，识以部印，籍藏于部，帖给之民。仍令有司岁计其户口之登耗，类为籍册以进，著为令。
为保证户帖制度的顺利推行，订有严格的惩处条例：“令有司点闸比对，有不合者，发充军，官吏隐瞒者处斩。”
在推行“户帖”时，朱元璋更是利用大军“点户”和严刑酷法，以达到控制人口的目的。
明朝法律规定：“凡民户逃往邻境州县，躲避差役者，杖一百，发还原籍当差。其亲管里长，提调官吏鼓纵及邻境人户隐蔽在己者与罪。”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又颁布榜文：“今后里甲邻人、老人所管人户，务要见丁著业，互相觉察。有出外，要知本人下落，作何生理，干何事务。若是不知下落及日久不回，老人、邻人不行赴官首者，一体迁发充军。”
清朝的户籍成为保甲制，光绪《大清会典事例•户部》规定：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户给印牌一张，备书姓名丁数，出则注明所往，入则稽其所来。来路不明者，就要捉去治罪。户有迁移，随时报明，换给门牌。
到了民国，“户籍”有“法”可依了，国民政府推行《户籍法》，1937年，又颁布《保甲条例》，在全国建立保甲组织，实行“联保连坐”制。即使台湾，自1945年一直沿用日治时期的户籍管理制度， 直到取消戒严之后，台湾的户籍才实现了户警分立，民众迁徙才有了真正的自由。
当然，国民党在大陆时代的保甲条例很长一段时间是一张废纸，但这并不说明国民党愿意给民众迁徙的自由，而是因为它自己连首都都一路从南京“迁徙”到了重庆，还有神马本领管住百姓不叫他们迁徙呢！？
其实中国历史上民众最具迁徙自由的有两个时代，一是北洋军阀混战时代，军阀们打的不可开交，老百姓躲避战火四处逃窜；另一个是共产党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不“自由迁徙”，就是死路一条了。
简单地回顾了一下历史，想说的无非是，户口不是共产党更不是毛泽东的发明，中国历史上的“户籍”以及对户籍的管理和对违反户籍的惩罚，毛泽东时代都是小巫见大巫，街道居委会的大娘们在亭长、伍保、保甲面前也得自渐形秽了。
所以，毛泽东不过是千百年来一个皇权统治的回光返照，仅仅把这个僵尸拿出来批一通而不在中国历史大视野下谈论中国社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中国社会要从当前的浑沌中走出来，单单理清楚毛泽东的家当也是远远不够的。再说了，从1949年到1958年，中国人的确是可以自由迁徙的。
所以，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户籍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为何共产党一开始给了中国人民9年的自由迁徙后来又剥夺了？户籍制度和社会的经济发展与文化理念有什么联系？今天我们取消户籍制度背后真正的动力和原因是什么，通过取消户籍制度，我们又如何进一步的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
具体来说，从户籍的取消，对于我们今天讨论的承认双重国籍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和影响？既然一国国民可以在本国之内自由迁徙而和他人享有同样权利，那么移居他国之后“祖国”为啥就把这些人当抹布一样扔了呢？中国究竟应当实行双重国籍吗？
骂娘是不管用的，愤青们，咱一起来学一点中国历史，理性地审视一下中国的现实不是更好？
最后，我想请大家再认真思考一下：今天，中国的许多地区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已经名存实亡，人民，主要是农村人口可以自由迁徙了，但是，当农村人口来到城市，尽管政府给他们提供了一定的生活和医疗保障，尽管他们的孩子也可以去民工子弟学校就读，可是，他们最大的无奈和痛苦来自哪里？那些“城里人”有几个把“外地人”、“乡下人”当人看的？那些“上等人”、“有钱人”有几个在人格上和精神上平等对待那些普通的“乡下人”清洁工，钟点工，保姆和服务员的？
比起“户口制度”，这种无形的枷锁和桎梏来自何方？
合同自由、契约自由。如果美国人雇佣墨西哥人，为什么要受工作签证限制？
我觉得限制自由迁徒，不仅仅是中国文化问题，是人类文化问题。而且，至今人类强势文明就限制自由迁徒。如美国墨西哥边境，制造了多少人道主义灾难。
要不是因为调动工作户口问题长期无法解决，hopeless.
我当年根本不会下狠心出国。
我一直以为户口制度是共产党发明的。我错了。
但是人的确应该有迁移的自由。
如果毒奶粉、毒胶囊与制度无关，俺可以反问您一下为什么这种事情在一切秩序都被打乱，“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的时期没有出现过？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那个时期人人都学习雷锋“为人民服务”，为什么社会风气和服务态度却比建国初期差了很多？
是文化和传统作怪. 孔夫子的三纲 "君臣, 父子, 夫妻"宣扬的是如何教一个正常人做个好奴才, 而中国的几千年封建君王为了"大秦, 大唐, 大宋, 大清.....", 一边愚民, 一边把奴才经说成是文化传统, 这双管齐下的方法把老百姓变成自轻自贱的草民. 没有了自尊, 又是奴才, 只能卑鄙地活着.
毛时代初期之所以民风淳朴向善就是老百姓觉得自己是主人了, 不是奴才了, 不用卑鄙也能活得好好的. 可惜好景只昙花一现的短暂.
读《圣经》，就是读历史。
通过，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世事来得知 ：事物在时间、空间的
规律性的规律。
因为亚伯兰罕的故事，我读了能够读到的几乎所有的
米所波大米亚文明的图片、声像、和文说。
才明白了; 亚伯兰在人类历史长河的出现、目的、很伟岸
的作用 的：神的计划、蓝图、和神的时间。
现实、未来是事物的表象
历史、过去的发生;是事物的本质。
历史：没有善恶、好坏、爱谁谁、和你、我、他。
历史只有：因为 -----
所以-- -----
谢谢
中国的问题不只是制度问题，更是文化问题，进一步讲是信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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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要文化改革的原因，但只是由于人文因素文革搞的太不尽人意了。
正是这个原因，我没发现嘴上积极倡导民运的人与gcd本质上有啥不同。好似一样的不诚实，为达目的不惜伪造粉饰事实。无法容忍不同观点， 为自己或小团体利益愚弄民众，具有暴力（包括语言暴力）倾向等等。
所以，推翻gcd听上去激动人心，但最后还是要落实到建设一个新世界。有多少＂斗士＂们把精力主要放在plan今后的建设上。
＂如果我们一厢情愿的把造假都归咎于某些部门，甚至一股脑地推给执政党和那些头头脑脑们，以为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国人造假泛滥的问题，实在是太天真了＂
－ yes。 当无数指头指向敌人，但愿意哪怕用一个指头指向自己的时候，这样的反对者才是真正有力量的， 才是可以指望的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