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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崇儒家文化的人往往喜欢拿出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来说明儒家文化的优越，一厢情愿地下结论说是儒家文化成就了四小龙，真是如此吗？
其实仔细观察一下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且不说四小龙是不是真正的“崛起”，就算他们与众不同，那么为什么同样属于儒家文化圈的中国大陆和越南朝鲜等没有同期崛起呢？
也许我们找不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可是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这四条龙在近代都在一定程度上有过被殖民的历史，尤其在冷战期间被迫接受了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四小龙的儒家文化只是表面，根本上，四小龙和日本一样，早已“脱亚入欧（美）”了。
先说香港，香港的繁荣得益于其殖民地统治下国际贸易枢纽港的地位，加上其从制度到文化的全面英美化，香港社会的儒家文化，只停留在百姓的生活习俗上，统治阶层从价值观到制度法律彻彻底底的全盘西化。即使在社会文化层面，香港文化也是一个五彩缤纷的综合体，有本土的华南文化，更有菲律宾文化、英美文化、日本文化、台湾及韩国文化，所以与其说香港文化是儒家文化，不如说是各种中西文化的嫁接和融合。
事实上，传统的儒家文化在香港文化中并没有很深的根基，香港繁荣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的法制与管理。以李嘉诚为例，虽然他身上有儒家文化的烙印，但是他的成功却不是依赖家族式的经营模式而是西方价值观念下产生的管理理念
台湾的文化也非单一儒家文化，其中原住民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南洋文化的基础不容忽视，历史上台湾又受荷兰殖民文化、日本殖民文化和美国占领文化的影响，所以在其经济崛起的过程中，西方的管理体系主要是日本的管理制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实早在1885年，台湾就实行了“振兴殖产，招徕工商，以为富强之针”的政策，迈出了现代化的第一步。
再者，台湾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也是相当深刻的，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震撼了包括台湾在内的整个华人文化圈，此举进一步促进了台湾接受西方文化与社会制度。
至于韩国，如果韩国的崛起可以归咎于儒家文化，那么同宗同族同处一处的且都以儒家为传统的的北朝鲜为什么没有崛起呢？
事实上，韩国文化和儒家文化是貌合神离的，韩国人本质上缺乏儒家精神，倒是和日本的武士道文化很接近。这与历史上韩国被日本殖民以及战后被美国占领从而在文化上受日本美国影响是分不开的。
韩国人表面上推崇儒家文化，但韩国文化更是一种多元文化，其内在价值观是崇尚自由和创造的西方文化，而儒家文化在韩国成了一种亚文化。 韩国的“拌饭”很能代表他们的文化，这是一种把很多东西掺合在一起形成的文化——传统与现代、后现代，东方与西方都掺合在韩国文化里。
韩国曾经存在许多家族企业，以儒家文化的等级和服从为企业文化。其中进入世界500强之一的韩国国际财团在1985年突然倒闭，原因就是该财团任人唯亲而不是任人唯贤，领导核心是由一批缺乏管理才能的家族成员组成，而不是由一批具有管理才能的职业经理人组成。国际财团倒闭的背后原因正是儒家文化。
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改革大财团经营结构，韩国传统的企业管理逐渐抛弃了儒家文化弊端，引进西方文化理念从而走上了西方的现代管理模式。
新加坡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表面上新加坡重视传统的儒家文化，但在更高更深的层面更加重视西方文化。比起台湾或者香港的华人，新加坡的华人在生活习惯和行为举止上更加西化，比如大部分香港人说粤语而不说英语，但新加坡人却以英语为主；新加坡还全盘接受了英国的法律，从法官戴的帽子到法制结构都是全盘英化。
新加坡也是一个多民族种族国籍混居的国家，它以海纳百川的精神融合不同文化，所以新加坡不是儒家文化一统天下，自然也非儒家文化主导一切。
在社会文化方面，新加坡社会的西方色彩更为浓厚。新加坡官方语言为英语，汉语排在马来语和泰米尔语之后，和许多新加坡人交谈时他们即使听得懂汉语也还是用英语回答。新加坡的法定节日有：农历新年、中秋节、开斋节、泰米尔新年、大宝森节、蹈火节、卫塞节、圣诞节、复活节。
不错，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曾十分推崇儒家文化，但是他对儒家文化的弊病也有着相当清晰的认识，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李光耀的提出了“儒家价值观过时论”。在1999年上海“财富”论坛上，李光耀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出不了企业家。因为中国的儒家文化叫学而优则仕。而美国只改了一个字，叫学而优则商。李光耀认为，儒家文化强调长者权威，不适应现代世界，现代世界是年轻人创造历史的世界。
2000年在北京举行的21世纪论坛上，他大讲如何发挥个人的创造性，而对他坚持了几十年的权威主义只字不提。2001年1月底，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他鲜明地指出儒家价值观在信息经济时代已经过时。他说：“尊重老人在信息时代似乎管不了什么用。父亲未必最有学问，孙子也许懂得更多。”“在信息时代，年轻和一副灵光的脑子是巨大的优势，在我们的国家里，做决定的是老人，他们行动迟缓，他们会错过机会。”在接受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采访时，他也谈到儒家文化在信息时代的不适应，会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他认为“要改变父母、叔叔大爷、表哥表姐和外甥侄子的精神状态和价值观念”。尽管这种改变“是非常艰巨的事”。（ 任剑涛《李光耀为何改弦更张》）
有人指出，和新加坡的大多数华人一样，李光耀也只是沿续了中国传统的生活习性，并没有继承什么儒家思想学说。李光耀不过是在家里悬挂他同孔子像的合影，根本谈不上接受儒家的理论体系。
谈论四小龙不能不说说日本，不少中国人只是一厢情愿的认为儒家文化影响日本，殊不知日本人骨子里是以西方学术精神为支柱的。日本人自“明治维新”以后就以西方为师，“脱亚入欧”。日本人学习西方有一个特点，就是凡是觉得有用的就拿来，或稍稍改头换面成为自己的东西，这从他们抛弃汉语，大量接受改编西方语言中可以看出，弄得中国人这个师傅也不得不老老实实借用学生的成果（现代汉语中70%的社会学术语来自日本）。
中国人何时放下文化大国的架子，学学日本的明治维新，学学日本人的“脱亚入欧”的精神气魄，虚心学习西方的长处，不但是科技上，更是文化和价值观上的先进之处，而不是老是回过头在老祖宗的“百宝箱”里寻求答案。四小龙的经验已证明：儒学不能救中国。
经济发展与哲学道德没什么直接关系，道德败坏有时还有利于赚钱。经济发展取决于自由市场、科学技术、消费等。建议你们几个多读点书，再做点思考，然后来谈救国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