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乃是英国文豪狄更斯的著名小说，描写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发生在巴黎和伦敦的事。我看中国和前苏联都有本“双城记”，在这点上反映了两国的相似性。
早在旧作中指出过，前苏联和中国在如何对待西洋文明上都是心态上的弱者。论传统文明，俄罗斯还远远不如中国，原来根本是野蛮人，后来的一点文明是彼得大帝去舶来的。彼得大帝乃是俄国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他发现欧洲文明先进，立志学习西方，便在新边疆筑城，不顾贵族反对，把首都从莫斯科搬到那儿去，命名为彼得堡，使得该城成了密切接触并迅速引进欧洲文明的桥头堡。此后彼得堡一直成了原始野蛮落后的俄罗斯的“西方文明之窗”，全国的科学文化艺术教育中心。俄国人不仅效法欧洲榜样，建立了俄国最好的彼得堡大学，成立了彼得堡科学院，还把欧洲第一流的学者请来作院士，例如著名瑞典数学家欧拉就是彼得堡科学院院士。后来苏联吹嘘自己文治武功如何强大，动不动就请出这位尊神来，言必称“彼得堡科学院院士欧拉”，使得小芦一直以为他是俄国人。
相比之下，莫斯科作为古都，就相当闭塞守旧顽固。跟中国一模一样，俄国也存在两大派，先知先觉们主张向先进的西方学习，采用西方生活方式，自己全盘西化了。当时许多贵族甚至走了极端，竟然以讲法国话为荣，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就用连篇累牍的法文描写入侵法军的对话，让读者实在契无消，但也显示了俄国贵族（老托本人是伯爵）对法文的娴熟。在车尔尼雪夫司机的《怎么办》中，是否懂法文更成了市民想攀附贵族的巨大障碍。
另一方面，平民小知中“国粹派”的势力也极其强大。这些人犹如中国的徐桐和后世的党朋一般，吹嘘根本就不存在的本土文明，主张文化仇外主义。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彼得堡和莫斯科便变成了外来文明和本土文明的地理象征，如同咱们的上海和北京一般。
这种两派缠斗，在文明后进国家似乎成了普遍现象，而且一无例外地引出巨大的民族灾难来。据现代学者研究，纳粹现象之所以席卷德国，主要一个社会心理原因是后起的德意志民族相对于先进的英法民族的在文明上的自卑感，因此，纳粹的“日尔曼人是理当统治世界的主子种族”的疯狂主张便非常能打动国民的心。日本人也是这样。不用说，咱们的国粹派们也是一步不错地踏着外国和中国先辈的脚印走。
在俄国布尔什特党（the Bullshit Party）内部同样也有这种尖锐斗争，布党元老统统是上等家庭出身的高知，完全西化了，又长期居住在瑞士或其他欧洲国家。例如十月革命爆发前，列宁在国外居住的时间竟然超过了他在俄国居住的时间，跟孙中山也有一拼。因此，早期布党元老虽然是走火入魔的邪教信徒，但在内心一致承认欧洲的先进，自列宁以下都认定俄国是落后国家，按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把共党革命爆发的希望寄托在欧洲先进国家之中。直到革命在俄国爆发，布党领袖们还一直在期望革命将蔓延到欧洲先进国家中去，认为只有世界革命爆发才能保障俄国革命的最终胜利。
和早期中共一样，布党内部也有海龟和土产痞子两大派。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如中共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一般，乃是海龟，而斯大林如同毛泽东一般，乃是土产痞子。这两类人之间的权力斗争，自然要打上本土文明和外来文明斗争的印记。最后阴谋家斯大林大获全胜，于是他那积极分子的自卑情结便大发作，大吹“苏维埃文化”，让苏联教育部与文化部成了世上最大的谎言工厂，把人类所有的重大发现发明都吹成是俄国人作出的：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是罗蒙诺索夫发现的，蒸汽机是巴祖诺夫发明的，无线电是波波夫发明的，飞机是儒可夫司机发明的，等等，等等。
十月革命后约一年，布党因为害怕德军攻占彼得堡，便迁都到莫斯科去，俄国以彼得堡为西方文明之窗的传统就此中断，但双城仍然作为文明对峙象征而隐隐存在。莫斯科代表了祖传的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的野蛮嗜杀传统，而彼得堡好歹残存了一线西方开明气息。
在苏共历史上，彼得堡党委从来具有特殊位置，也是斯大林清洗最频繁的重灾区，每次大清洗都逃不了。３０年代大清洗就是彼得堡（当时改名为列宁割了）党委书记、斯大林的接班人基洛夫被刺引发的，随后几乎所有的党委成员都被肉体消灭。斯大林为了绝对控制那具有特殊意义的城市，特地派他的忠实走狗日丹诺夫去担任该城党魁。即使如此，在战后该市又隐隐显示出离心倾向，致使斯大林再次举起屠刀，不仅使日丹诺夫巧妙地死于“心脏病”，而且竟然秘密逮捕并处决了列宁格勒党委的所有负责人，而就是这些人在列宁格勒围城中创造了苦撑不倒的奇迹。
即使在肉体消灭了所有潜在离心者之后，苏共内部似乎仍然有这两派斗争的蛛丝马迹可寻，这从师哲回忆录中就能看出来。我在旧作中说过，俄罗斯原是介于欧亚之间的野蛮国家，远离当时的欧洲和亚洲文明中心，所以就连“厕所”都是外来概念，必须使用音译引入。在毛访问苏联时，斯大林从师哲那儿首次得知中国人使用的词汇都是“原有的”（他和师哲都不知道中文中绝大多数现代词汇其实是意译，并非原有），不禁非常惊奇，对中国文明充满敬意，转过头去跟政治局委员们说：看看，你们还崇拜什么欧洲？由此可见即使是政治局内部也不见得就是清一色。
聪明颖悟的读者至此应该看出中俄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咱们也有自己的彼得堡，就是上海，可惜不是敢于改革开放的皇帝建立起来的，也有莫斯科，那就是古都北京。在近代史上，这两地代表了文明与野蛮、海龟与痞子斗争的基本阵地。代表先进的求新求变的士绅集团的国民党建都于南京，继承了千年痞子造反传统的满脑袋高粱花子的土匪则从黄土地中走出来，进了万岁爷的龙城，这地理上的象征意义，根本就不是偶然的。
中共建政以后，京派与海派的斗争从来是权力斗争的重场戏，每逢有双城中某城党魁垮台，那就必然意味着政局的重大改变：北京市长彭真斗不过上海的张春桥，中箭落马，掀开了上海帮入主中央的新篇章；上海帮悉数被擒，英明领袖华主席才能身穿军装登上天安门；北京书记陈希同锒铛入狱，敬爱的江总这才坐稳了第三代核心的宝座……不难想见，如今陈良宇落马，黄菊岌岌可危，上海帮在中央失势，当然要意味着小胡同志“施政能力”的空前加强。只有比较迟钝或是不惜一切哈共的同志，才会只从“反腐”的官样文章中去解读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必须指出的是，因为我党代表了反文明，在其权力斗争史上演出的“双城记”，已经没有什么文明对峙的象征了。可以总结的规律就是，上海从来比较激进而北京比较保守。但“激进”未见得就是文明，很可能恰好反过来，越激进便越远离文明，毛共这中国历史上最反动、最黑暗、最血腥、最野蛮的激进集团推翻先总统蒋公代表的保守集团就是明证。激进的四人帮颠覆保守的彭真也是类似的情形。到底是激进还是保守对人民有利，具体还得看那主政策是什么。如果是祸国殃民的毛主席革命路线，那当然是越激进越反动。
在中共开始改革开放之后，双城分别代表“激进”和“保守”的特点仍然不变。出国前我一直在北京，先求学后任教，多次到南方出差，亲身体验了北京的死气沉沉和南方的生龙活虎的鲜明对比。所以后来希同为了什么情妇收礼（那礼品似乎也没被贪污而是放在办公室里）锒铛入狱，我明知他那点事比起敬爱的江总来是小菜一碟，仍然对那落水狗毫无同情。更何况八九学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那狗东西挑衅刺激起来的，此人堪称中国历史上引狼入室，请军队来放手屠杀治下子民的第一位“父母官”。不管他因为什么事蹲牢，那都是“大快人心事，粉碎北京帮”。
如今良宇被“规”，其中的政策涵义倒值得中国观察家们细细参详。如果楼下的“晴天霹雳”贴出的良宇言论有点可信度，则他入狱的基本原因除了阿胡借此立威（这倒是必要的，早说过了，没有足够权威的中央只能引来大乱）之外，恐怕还有政策争论（亦即所谓“路线斗争”）。如所周知，胡中央乃是毛主席的好孩子，对如今恶性走资颇为不满，曾在登基前到西柏坡和延安朝圣，立志要施重手为民作主，遏制住走资狂潮。很明显，良宇的意见与此相左，当然要变成必须搬走的绊脚石，必须打倒的拦路虎。
窃以为，这才是该重大历史事件的重大涵义。对于胡中央为民作主，遏制恶性走资的决心与魄力，我本人表示极度赞赏。早就多次说过了，如今中国最大的问题乃是官僚资产阶级疯狂掠夺人民财富，导致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造成了极度严峻的社会危机。胡中央对症下药，哪怕是极有限的杀富济贫，也能缓解社会危机，这无论从全民利益的角度还是从共党保权救党的角度来看，都是值得赞许的。
但潜在的问题我也指出过了，胡中央的保守似乎不仅限于经济，政治上也如此。而本布衣帝师早就多次英明指出过，当前应该干的是经济左转，打击官僚资本豪强，扶持民间中小企业，政治右转，实行司法独立、舆论独立，最低限度必须允许并保护媒体监督揭露官场腐败。舍此不由，靠祖传的“御史加锦衣卫”，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去拿办个别贪官，根本就不可能遏制住贪腐的滔天洪流。如果胡子拿办良宇竟然意味着他在政治经济上都决心统统左转，那必然是在得罪党内实力雄厚的官僚财团的同时失去人民的支持，最终陷入孤立。无论对他本人，对我党，对人民而言，那都将是一大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