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闲聊陈云

陈云的资格很老，李锐回忆说过这么一个事，他也是转述的，说是小平同志一年去一次陈家。陈云身体不如小平是事实，然而以小平那样的身份降尊纡贵，可见陈云之重要所在，另外，从历史上看，陈云的地位一直是比小平高的，陈云在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就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从苏联回来后，又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以后又协助刘少奇主抓组织人事工作，是书记处候补书记之一（五大书记之后，党内排名第六）。而小平则是五十年代才进入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在讲究资历的党内，这点是很重要的，徐向前的秘书回忆过，八十年代时中央交给李先念和徐向前一个任务让他们写一个关于西路军的材料，按说李先念 当时在党内的行政和党务职务远要比徐向前高，然而，李先念还是给徐帅打电话说因为他自己的腿不舒服不能去徐那里，等一段再说也好，徐则主动提出登门去李先念那里，当徐到了李先念门前时，李先念早在那里等候了。而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无非是徐在历史上一度很长时间是李的直接上级，因而，李即使以政治局常委和十一届一中全会上的党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仍然对徐采取十分尊重的态度。从这个例子看，小平对陈云的尊重也是情理之中的，虽则和徐李的情况不同，不过，邓陈建国后一起主管经济工作，共通之处很多，交往也是由来已久的。再者，陈云的眼光也是党内公认的具有独到之处的。 陈云很长时间里面负责组织人事工作，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 陈云就是很喜欢经常翻看干部的履历和自传，陈云自己就说过： 这里面干巴巴的文字却有很多值得研究的背景。在后来的拨乱反正期间，大批干部需要甄别、启用，宋任穷、陈野苹等主管领导在向小平同志汇报时，邓小平就说：“陈云同志的意见你们要注意听取，他是我们党内的组织人事方面的‘活字典’。”果然不出所料，解放干部的全过程，陈云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李先念后来总结说：“陈云一言九鼎。”比如刘子厚的问题，陈云说 ：“要用人一技之长。”李锐、李东冶、李楚离－－三李的任用，陈云就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调李锐出掌中组部青年干部局，这个局是新成立的，李锐当时还有顾虑，陈云说：“不要嫌官小，事情是千头万绪，抓起来看。”李楚离被无理关押七年之久，一九七八年出来以后，陈云说这个人要用起来，有水平，七年太久了，很多事情都给耽搁了。李楚离直到八零年还被任命为中组部顾问，对组织人事工作做了一些补救工作。陈云的特点是多听少说，听完汇报，陈云有时候插话说，你们看×××怎么样？然后就简单说点个人意见，等组织部门调来×××的档案以后，发现陈云确有先见之明。这些东西不是他的心血来潮和安插故旧，而是多年经验的积累。而且，陈云用人有一个特点，不怕说闲话，比如他使用韩先楚，军队的事情，陈云一般不过问，不过韩先楚当时调任军委常委主管军队的人事工作，陈云就给小平建议，韩先楚可用，调来一试。韩先楚没有辜负陈云的期望，任内铁面无情，得罪了不少人。当时就有人说因为陈云和韩先楚在东北熟悉所以提拔韩先楚，陈云不以为意。毛泽东曾经在七届七中全会上对陈云有过一个很重要的评价：“陈云同志比较公道， 比较稳当，看问题比较尖锐，容易抓住要点，他很有能力。” （《人民日报》一九九五年《陈云同志光辉伟大的一生》）毛泽东的这个看法不仅仅是毛泽东自己的看法，在以后的年代里，也基本认证了这个讲话的预见性。 具体体现到实际工作时，陈云最大的特点和叶帅差不多，那就是 要爱惜干部，陈云说过：“干部是党的财富，批评教育可以，帮助也可以，不过，要是打倒了以后恢复起来就比较难。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而且，他保护、爱惜干部的特点是尽量让他们躲开风口浪尖。例如对李锐和王××（后面这个人因为我是听他的口述，所以，不想暴露他的真实姓名）。李锐在历史上两次被陈云召为秘书，然而李锐两次都错过了，在东北李锐婉拒高岗的留任秘书，看来是走对了，可是，对陈云的召唤的婉拒则是李锐政治生涯的一个挺重要的转折点，陈云欣赏李锐的经济头脑和笔杆子，三次夸奖李锐是个人才，这在陈云也是不多见的。王××在 陕北时就给陈云工作，一直在身边，以后追随王震南下，回来后 陈云还把他调到身边，五十年代初解放上海时，王××就已经是 司局一级的干部，那时候，陈云又调了他一次，他没有跟去，结果五八年就开始遭难，一直到八十年代初，他给陈云写信才算脱离苦海，陈云调他来京，开始做了冷板凳，他自己耐不住寂寞就请求回上海，最后终老上海，而陈云的本意他直到后来才明白，不过也是悔之晚矣。一九五二年，王××在上海意气风发时没有想到陈云对他的告诫，晚年的他回想这段往事曾经相当感慨，他讲了一些陈云的往事，让我们得以看到这位政治老人的精干和历练。 当初之所以调他们去身边，在陈云来看，他们二人都是不大可能在以后的政治风波中站稳脚跟的，他们的天性弱点是不适合那种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李锐在延安时就栽过跟头，脾气秉性陈云作为组织部门的最高负责人的助手是一清二楚的，王××一直跟着陈云，陈云就说过他“顺境好过，逆境难脱”，一共八个字，可谓一语成谶，王××后来半生的命运基本如此。而陈云为什么调他们来呢？因为陈云自己是党内是非最少的一个，他从不拉党结派，不过哪一个拉党结派的又都少不了他，有的人就曾经说过，即使是林彪上台，也要用陈云。高饶事件时，高岗不就拉过陈云吗？因为谁也离不开主管经济的具体负责人。惟其如此跟着陈云自然也就是非很少，最明显的就是王鹤寿，他在陕北时和胡耀邦、陶铸号称桃园三结义，以后王鹤寿在文革中虽然也是吃了一些苦，可是比起同级别的干部，显然是吃苦不多的。原因就是他的“老板”尾巴就不多。那时候有句名言叫“跟着陈云学业务” ，总体说来业务干部在文革中是被保护过关最多的一批。八十年代以后，王鹤寿被调到中纪委协助陈云工作，陈云说：“新时期经济很复杂，吃老本是不行的了，纪委抓党风抓党建，也是一点就通的工作。”话说的不多，不过言简意赅。八十年代的经济形势复杂，政治形势也不简单，纪委那时候算是净土之一吧，这和陈云也是大有关系的，王鹤寿后来能够被诟病不多，这和陈云的这番议论很有关。 再说到李锐，以后李锐是中组部的副部长，正部长级，本来陈云对他也是一直很抱希望的，然而，李锐的刚正的秉性不改，很快参与到和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的是非中去，无形中还得罪了王震，这就让陈云无法再给他讲话，听任到顾委了事。王××那时候进京，十几年没有工作，哪里能够一下子就解决的那么快，陈云让他在北京多住一段也是让他熟悉环境，结果他自己主动要求回上海，内定的纺织部副部长的位置就此泡汤。回到上海哪里还有那么多的副省级位置给他？最后还是看在陈云的老面子上才给他明确的享受副部级医疗待遇（不是副部长级）。一时荣辱，真个是云泥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