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母中淘筛历史的细节
西人资料中搜寻关于中国的点滴
乔治凯兹是美国人，原名是George Norbert Kates，一般写成George N. Kates。记得好几年前提过他写的《丰年》--The Years That Were Fat, Peking 1933-1940。那个时候关于凯兹的资料似乎很少。这段时间以来，在若干书里看到他，还有一本专门写他的书。
本贴来自下面这书：
The China Collectors, America's Century-Long Hunt for Asian Art Treasures, 作者是Karl E. Meyer和Shareen Blair Brysac。2015年由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出版。
刚查过，这本书中国已经有翻译。
前言（Prologue）中，作者谈了写作缘起。他们在写一本讨论英国和俄国在中亚的争夺的著作（Tournament of Shadows）时，接触到斯坦因（Aurel Stein）的资料，此人就是昭著的丝绸之路的探险家，在敦煌偷走很多珍品。1930年，斯坦因的第4次也是最后一次探险是由哈佛大学的法阁博物馆（Fogg）赞助的，但是这次探险不成功。在哈佛翻阅资料时，作者发现了很多Laurence Sickman写给他导师，法阁博物馆的Langdon Warner的信。Sickman主要谈龙门石窟，那个时期，很多人在盗取龙门石窟的文物，有中国的，有外国的，市场上常会出现一条膀子，一个头等等。Sickman很苦恼，这是盗窃，还是保护？作为外国人，是收购还是不收购，他向Warner求教。Warner本人也不是善辈，他自己就曾于1920年代到敦煌探险，他的建议直截了当，买。Sickman主要是为堪萨斯市的纳尔逊博物馆购买艺术品。他此次之行的最大收获是一副浮雕，描述一个太后和她的皇家队列。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Alan Priest，也从同一个石窟盗走了另一幅描述一位皇帝和侍从的浮雕。这不仅发生在中国，世界各地的文物都遭到掠夺，盗取和破坏。于是，作者在咨询了一些中国艺术专家后，联系了研究基金，开始了他们的研究，结果就是一本书，他们的目标读者不是专家，而是一般读者，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同时，也注意到可读性。
我关心的，是书里谈到的一个美国人, George Kates。记得几年前刚在城里发博时，我谈到一本书，The Years That Were Fat--丰年--就是这个Kates写的，因为他在北京待了7年，按圣经里（the Genesis）里的说法，牛是年的比喻，有7头肥牛，喻示7个丰收之年，又有7头瘦牛，喻示7个欠收之年，因此他取了这个书名。书里对北京的感情，比老北京人只有过之，决无不及，而他的文笔也极富感染力，相信只要是对英文有一定理解力的，都会被打动，中英文的隔阂消失了，你就象是在读一位中国老派文人写的怀旧文字一样，隽永，优雅。我因此也有了更多了解Kates的想法，但是关于他的资料却很少，费正清在他的回忆录（Chinabound）里提到Kates，但是很简短，记得说他在1940年代，又回到中国，这次是为美国政府工作，也没有能去北京，而是在战时首都重庆。这次在这本书里意外发现了一章专门谈Kates。特记如下，也不是翻译，就是简单地编译一些内容。
Chapter Seven, Mad for Ming,疯爱明朝。该书当然引用了凯兹（Kates）的书《丰年》，但是很多来源于其它第一手资料，主要是凯兹的通信。1933年凯兹给他在哈佛的朋友和导师Paul J. Sachs（有意思，记的200某年，我曾跟朋友去哈佛蹭过一位Sachs---Jeffrey Sachs的课，讲的是世界经济史，当时很懵懂，就是去听听，后来才知道，这个Sachs是鼎鼎大名的专家，曾当过苏联解体后经济改革顾问--可惜不太成功）写信，说他在自学中文，但是需要到中国去学习中文书写。所以他到中国去了。凯兹是学者，鉴赏家，收藏者，讲师，还曾在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当过东方艺术主管（Curator）。他1895年生于俄亥俄州的辛辛拉提市，父亲是波兰移民（Kates肯定不会是他的原姓，是到美国后美国化的名字），后来搞工业发了财，母亲德裔。凯兹在纽约上的私校（Horace Mann School），一战时参军，在法国和德国总部当翻译，因为他小时候跟着父母到过欧洲和拉丁美洲，在各国上学，以及跟私人教师学习，所以会多种语言。
该书书说：凯兹的一生最好地展示了美国人被中国传统文化吸“瘾”的深度和广度；也没有其他美国人比他对中国爱得更加真诚。凯兹在哥伦比亚大学上大学，大三转到哈佛，1922年以最高荣誉毕业（Summa cum laude）。之后在哈佛和牛津大学的皇后学院读博士，同时也担任教师。Sachs帮他争取了一些奖学金和旅行赞助金，他跟着Sachs在欧洲旅行，参观博物馆，等等。几年下来，凯兹成为世界艺术品领域的名人。凯兹父亲不愿意多给他提供经济支持，后来他在雾阁（Fogg）博物馆台阶上偶遇哈佛大学校长A. Lawrence Lowell，Lowell把他介绍给Adolph Zukor，Zukor是好莱坞大亨，创办了派拉蒙（Paramount）公司。于是凯兹1927年来到西海岸的加州洛杉矶，兜里只有52美分，担任制品人Walter Wanger的助理（Deputy）。Wanger是Dartmouth College毕业的，比好莱坞其他的犹太大亨们在社会地位上要高一个档次，他主要是推欧洲明星，拍欧洲风格的电影，而这恰恰是凯兹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他到电影公司的研究图书馆去查资料，逛城市街道，私人花园，还到乡间去寻找适合拍欧洲片的外景。他还是欧洲人情风貌，言行举止的最后把关人。比如他会指出某电影里，某个欧洲人的动作应该是这样的，而那个人应该按天主教的方式划十字，而不要按希腊正教会（Greek Orthodox）的方式划十字。他也深深陷入好莱坞上流社会的潮长潮落，流言蜚语，这个女星嫁给了沙皇侄子，那个嫁给了格鲁吉亚王子，反过来，好莱坞也非常欣赏凯兹的魅力，私校的成长环境，牛津博士，欧洲口音，好莱坞想借牛津给自己镀上一道金边，而凯兹的牛津也难免俗，也喜欢钱，女人，加州的天气，阳光，他的钱也挣的实在不少。在好莱坞从默片向有声片过渡的年代，凯兹是派拉蒙公司外国部主任，经常往来于美国欧洲之间。但是大萧条击垮了这一切，凯兹搬到了罗德岛。
在罗德岛时，凯兹有时间读书，看了Arthur Waley翻译的中国经典，看了赛珍珠的畅销书，凯兹开始自学中文，希望能成为汉学家。1933年，凯兹获得了一笔奖学金，他到了加拿大，在维多利亚坐上亚洲皇后号轮船来到中国，他在上海靠岸，后来在北京落脚。在北京，凯兹避免与其他外国人接交，被他们起了个外号“牡蛎”--把自己封在壳子里。凯兹租了一座前太监的四合院，在拉库胡同（百度说地安门内有拉库胡同），离故宫，海子都只有几分钟的距离，他雇了两名有礼貌但有些怪癖的中国仆人，请了一名中国文人教他学中文。虽然院子挺大，红色大门，房间不少，院里种有槐树，养着花，但是没有西方现代的设施，没有电，以砖铺地，没有木地板，暖气是由碳炉烧火提供，但是凯兹说这是正宗的中国屋，比他所知道的任何西方人的房子都要更加中国化。
到北京不久，凯兹就开始收集文物。他的重点在中国家具，凯兹的另一本著作是Chinese Household Furniture，是写明代家具，图片由莫理循女士（Hedda Morrison）拍摄，这本书是第一本写中国家具的专著，已经成为经典（但是在另一本书--Sarah Handler 所著的Ming Furniture，in the Light of Chinese Architecture，出版社是Ten Speed Press 2005年，该书前言里提了Kates的这本书，还提了Gustave Ecke写的Chinese Domestic Furniture，1944年在北京出版，而Kates的书是1948年纽约出版，按理，谈中国家具第一书应该是Ecke的著作。）。凯兹不太喜欢其他在北京外国人的生活方式，也看不上他们的品味。他们买的瓷器价格昂贵却呆滞，满族衣服浮华艳俗。而这些人当中也不乏高手，至少是文学高手（比如Harold Acton），他们对凯兹也不待见，在书里讽刺凯兹。也有人欣赏凯兹，John Ferguson，外国汉学家的领头人（doyen），1934年对Langdon Warner评价哈佛-燕京选送的学者，包括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Derk Bodde（1948年第二次来北京作研究，住到解放后，写过北京日记，专门谈那一段时间所见所闻，很有历史价值。），Laurence Sickman等等，他认为凯兹是最优秀的，说他才华超群，阅历广泛。
凯兹回国后，1943-1945年又回到中国在重庆为美国OSS工作，OSS是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这是一个情报部门，是CIA的前身。凯兹的前任不是别人，正是费正清。凯兹后来在联合国当过翻译，联合国宪章的中国部分即由凯兹起草。（这条来自Wikki）。Wikki谈到他的The Years that were Fat。凯兹后来的生活总体来说很不顺，可能跟他性格有关，在北京的那7个丰年，可能也起了一定的“负面”作用，为他之后的生活立了一面镜子，难以融入主流（毛姆的主题？）。在布鲁克林博物馆干了两年，人际关系不是太和谐，他离开了，之后他既没有在政府部门工作，也没有到大学或研究机构任职，几乎没有过正式的工作，收入很少，过着边缘化的生活，最后是在老人院里度过他的老年。
可是天有眼，就在凯兹渐渐隐去的时候，有人开始找他。
不久前上过凯兹和溥儒的照片，这里再上一下吧
1924年1月，从龙门石窟的328洞移到国外的菩萨象。
1911年，Charles Lang Freer的人马在龙门，准备搬古董。
1922年，北京街头，双狮要被运到加拿大的多伦多。
这本书里还有这张
这个人名叫William Rockhill,是美国外交家，中国通。照片下面的英文说他还在外籍军团干过，办过牧场，又是学者，收藏家，这是他穿着西藏衣服。Rockhill过去翻译成柔克义。柔克义跟中国的关系是，他是1899年美国对中国的所谓“开放门户”政策的实际运作人（开放门户--Open Door policy，历史上都是与美国当时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连在一起，但是实际上背后有两位操盘手，一位就是柔克义，另一位是英国人Alfred Hippisley--开放门户的文件是他写的。很有点象博士写论文，第一署名人是可能没干什么事的导师），是一位值得写一写的人物。
20170713/201708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