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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阴影》（Chinese Shadows），作者Simon Leys，Penguin Books ltd,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England 1974。作者真名是Pierre Ryckmans，比利时人，曾在比利时驻华使馆里担任文化参赞，可以算是个中国老手了。他对老北京的感情，比一个老北京人有过之，无不及，对北京牌楼，城墙城门的消失，痛心疾首，文字里几乎可以看到作者的眼泪。下面是书中关于北京的描述，本文题目本来想说“谈”北京，但是作者实际上是在感叹老北京的一去不复返，所以用”叹“：
北京曾经把南方的活力融入了北方的城市，现在，只有那些紫禁城的皇家宫殿还算完整，庄严的城墙和城门都没了；那些给北京街道注入了节奏和想象力的牌楼，也都不见了。 那些变戏法的，书贩们，说书的，演木偶戏的，成百上千的手工艺人，小酒店，古董铺子，和书画店，一句话，所有那些给北京带来可爱的，多样化的，美妙的风貌， 那些使北京成为一个令人赞叹不已的文明城市，那些把普通北京人-以他们的活力，他们的勇武，他们的急智和幽默，他们的生活艺术-演化成中国的一种自然的贵族气息的内涵，都永远消失了。
曾几何时，北京的文化不是少数人的专利，也不是博物馆玻璃柜里的文物，文化是北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你在街上遇到她，你在每一个街角呼吸到她，文化让北京的日常语言丰富多彩，有滋有味，文化活在年头到年尾不断的庙会和传统戏曲里，所有人都兴致勃勃地赶来观看，不管是文盲，还是专家，有钱的还是穷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可以在这些演出中热捧他们的明星。 我在这里写的是1972年我所知道的北京的情况。随着时间的流逝，文化大革命的震荡会渐渐消失，街上的路人在他与外国人的接触中，又将展示他们传统的礼貌和友好。
北京的改建，始于1950年代，老北京城里主要大道上的所有的牌楼都被毁了。这些牌楼，打破了街道的单调，赋予它们一种高贵优雅的节奏感。但它们有两个错误，一是妨碍了交通，一是封建（它们主要是为了古代烈女贞妇或清官而建的）。梁思成保护牌楼但牌楼还是被当时占主导的苏式城建原则打垮了。下一步是推倒城墙。要指出的是，北京的设计不仅仅是出于各种经济，人口，或地理元素的综合考虑，她同时也是用石料构建的精神理想，因此，她的城墙与其说是中世纪的防守策略，不如说更是一个空间几何结构的投影，是一个宇宙秩序的图像。
1972年回到北京之前，我已经知道不会再看到城墙了，但我想，如果城墙没了，至少基本的东西还在吧：就是那一系列值得骄傲的城门，那些定义和组织北京城的理想空间的城门，就如同印在丝绸上的或刻在石龟上的汉字，这些城门是北京的符号。 当我找不到城门时的那种失魂落魄的感觉是无法形容的。1972年5月的那一天，我气喘嘘嘘的从崇文门（原名哈德门，来自一个住在附近的蒙古王子，哈德）一路跑到西直门，却在原城门的地点那儿，只看到平坦枯燥的大道。好一会儿功夫，我跟自己说，我一定是迷路了，因为街道变了，我的方向感错了，下一个十字路口，就不会错过巨大的城门了，这一切都不过是一个恶梦。任何一个假设，都比现实更让人容易接受。最后，疯狂地跑了一整下午后，在西直门，我不得不接受事实：瓦砾中的那么一块难看的土堆，就是北京最后一个城门所剩下的全部了。后来我了解到，因为发现了元代城门的遗址，西直门的推倒被延迟了，死去的石头为了一份给外国人看的专业杂志而活了起来，而北京现实存在的石头却被判了死刑。某些官员说，推倒城门是为将来的交通清路，另一些官员则说是要获取建筑材料。就这个问题盯着追问下去，官方的回答显得简短又模糊。一个发动了如此众多的人力物力，进行了那么多年的大工程，居然没人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是很奇怪的事。
李克曼曾说，拆毁北京的城墙是一种“对于神圣的亵渎”。对他这样一个天主教徒而言，这已经是最严重的字眼。北京的城墙为什么神圣的呢?在城墙的设计者看来，这样一组建筑并不仅仅是一种防御工事，同时也是一种对于天下归之的象征。对于下令拆毁城墙的人而言，也并不完全是因为城墙阻塞了道路建设，影响交通，而是因为旧制度业已崩塌，其象征也应该被摧毁。必须先摧毁历史才能创造历史，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者们都抱有如此的想法，虽然在手段上有轻重之分。但是近代中国历史的最大吊诡之一，就是历史的遗产往往先于历史被摧毁了。对于城墙，李克曼并没有那种浅薄的、怀旧式的悲伤，真正使得他愤怒的，是神圣的所有秩序和美感被打碎了，这是对于神圣的亵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