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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我说:“日食粿条三两碗,不辞长作巴黎人。”苏东坡说的是虚数,俗云:“一粒荔枝三把火”,如果他真的日食三百颗荔枝,老早就死在惠州了。而我说的“日食粿条三两碗”,是个实数,没有夸大之辞,长食不厌,且越食越健康。我之所以喜欢金边粿条着了迷,是有如下原因的:
大约1958年左右,我在柬埔寨柴桢市居住,因家境贫穷,读完小学后,无钱去金边或西贡升中学,就在家兄的“新兴百货公司”帮手学做生意。当时工作时间很长,从早上八时一直做到晚上十时才关铺,家家商号都是这样,似乎成了行规。工作时间这样长,每天早晚不吃饱肚子是不行的。好在门前的将军街两旁,摆满各式小食档,任君享用。其中有档“波记”以金边粿条最出名,其门如市。我每天早晚必吃两碗,日久上了瘾,非吃不可。
1960年我回国升学,刚好遇上大灾荒,人民连饭都吃不饱,那里还有金边粿条吃呢!但我思念金边粿条之情不减,1961年至1964年在上海读控江中学高中时,权把“烂糊面”、“阳春面”当作金边粿条享用。1964年至泉州华侨大学就读后,有一次暑假,我乘长途汽车到福州转搭火车回广州,汽车在仙游站休息给乘客吃中饭,我突然发现那里有类似金边粿条的“银丝米粉肉汤”卖,很像金边粿条,我兴高采烈地一连吃了两碗,算是我回国后第一次尝到金边粿条了!此后我每次假期回广州,不到距离一百多公里的厦门转乘火车,而要到三百多公里的福州转车,为的是能在中途享用一碗仿金边粿条。
七十年代初居港后,仍与金边粿条绝缘,盖因在吃的天堂香港,金边粿条不能登大雅之堂,无人开业。一九七五年,印支动乱后,才有为数不多的当地华侨迁港,他们多居住在左敦道巴士总站旁的公寓里。因而在公寓底层开辟了一间“湄江小食店”,出售些越南风味的小食,但不见正宗的金边粿条。
有一两年,我因与友人搞旅行社,经常奔波于韩、日、台航线。当时台湾的政策很怪,拿外国护照的人,入境后可以随时离境,而持中国或香港证件的人入台后,一定要停留七十二小时才准离境,原因是要给内政部调查清楚。而当时台湾还未解严,除政治气氛紧张,到处贴满反共标语外,就是黄色架步充斥市面。我惟有“守口如瓶,防语如城”,洁身自爱地晚上规规矩矩躲进旅馆成一统,管它外面雨和风。每次到台都要居住两个晚上,真是闷极了。好在深夜楼下有类似福建的银丝米粉肉汤出售,可充金边粿条,给我带来一阵喜悦,这可能是我当时喜欢台北的唯一原因吧!
1980年,中国开放,我们的旅游转至澳门、中山等地短线。使我欣喜若狂的是,澳门到处有正宗的金边粿条吃,全是金边移居澳门的潮州人开设的。而我每次到澳门大吃特吃金边粿条,都是澳门赌王何鸿燊先生“请客”的。那时,我的老友居澳门,我每次到达,世侄们都拉我晚上去宵夜,代号叫“流口水”。大吃过后,照例要去“葡京赌场”走走。我是从来不赌钱的,可是为了第二天早上吃上金边粿条,就得每次非要赢它二十元港币不可。而我的赌术“高明”,每次都是赢的。其方法是在大小摊位下注二十港元,中了就收手,输了就加倍投注四十元,再输再以倍数加码,始终有一次中的,因为大小只有两面,不是他死就是我活,中了就赢到二十元马上离开。而当时澳门的金边粿条每碗只有港币三、四元左右,有二十元可以请几个人大吃一顿了。
八十年代定居巴黎后,最使我满意而不辞长作巴黎人的,是金边粿条把我牢牢套住。从金边定居巴黎的潮州人多,餐馆林立,其拿手好戏――金边粿条自然是正宗而上乘。我每次到巴黎十三区进馆子,都是独沽一味的金边粿条。
随着年龄的增大,多吃猪油不利于健康,于是我改变吃金边粿条的方式,在家中用瘦肉自煮金边粿条吃,天天不间断。特别是夏天炎热时,中午吃一两碗金边粿条,比吃米饭强得多。
亲爱的骚朋墨友,如果你们要请我吃东西的话,只须花五欧元,请我吃一碗金边粿条,比请我吃龙虾、佛跳墙还高兴,我会铭感五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