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痛(三)

        今年以来，国内众多高校栽倒在“造假门”前：清华大学教授刘辉盗用论文刚被处理，上海同济大学教授杨杰学历造假又被揭穿；上海交通大学陈进“汉芯”事件余波未息，数学大师丘成桐与北京大学“引进假人才”之争又起……

        令人担忧的是，曝光的案例也许只是学术造假的冰山一角。2006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公布了一项调查，在接受调查的180位博士学位获得者中，60%的人承认他们曾经花钱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相近比例的人承认曾抄袭过其他学者的成果。

        本该是科技创新、培育良才“沃土”的高等院校，缘何风气浮躁、“泡沫”堆积？在道德谴责之余，有识之士将批判矛头转向了制度层面，当前高校过于量化的科研评价体系应予以改革。

        科研评价体系类似于地方经济发展GDP指标式考核，重量不重质

        “指标式考核的‘学术GDP’已成为高校学术浮夸的‘催化剂’。”浙江大学教授、浙江省政协常委朱淼良接受记者专访时说，“当前屡屡曝光的论文抄袭、专利造假事件，有个人道德因素，也有制度导向的原因。”朱淼良认为，这种导向就是高校内部普遍采用的“量化式”科研评价体系。

        据介绍，现行的高校内部科研评价体系主要由科研项目、论文、专利、项目成果等要素组成，这几个要素通过记“计点”、“积分”，折算出“学术分”后，便是教学科研人员晋升职称、受聘岗位的主要评判依据。

        朱淼良说，这种科研评价体系类似于地方经济发展GDP指标式考核，最大弊端就是重量不重质。如科研被量化成项目的数量多少和经费多少，论文看的也主要是发表的数量。有的重点大学要求高一点的，要看发表国内一级论文和SCI检索(即科学引文索引)、EI检索(即工程索引)以及被引用的论文次数的多少。在上世纪80年代末国内高校推行之初，这种评价体系曾对促进高校科研产生一定积极作用，但到近年，其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

        “过分追求科研项目数量和论文多少，直接助长了论文抄袭、专利造假等学术浮夸风气。”朱淼良说，为了寻找“加分”因素，追求量化分数最大化，许多教研人员长年在外跑科研项目、找关系发表论文，个别人员甚至伪造成果、抄袭剽窃，学术腐败现象层出不穷。

        以SCI检索为例。我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在1995年后竞相将其作为衡量科研机构和科学家学术水平的重要衡量标准。“以前高质量的SCI检索论文很难发表，一个学院一年可能只有一两篇。现在不一样，一个人一年可以弄好几篇，有的教授甚至宣称三年内发表100多篇论文。”朱淼良说，现在有些学术会议，只要花点“投稿费”，发表的论文就可以录入SCI检索，还有人纯粹为了追求数量，一稿多投。

        每年数万项科研“成果”中，90%以上未产生实际价值

        更令学者忧虑的是，当前高校过于量化的科研评价体系，滋生了大量“泡沫”，直接戕害中国的学术竞争力乃至国家竞争力。    

        美国物理学会期刊总编马丁·布鲁姆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论文质量下降问题。该期刊透露，在过去十多年中，来自中国的论文数量大幅增加，质量却在降低。据统计，我国SCI论文数量已居世界第五，但1994年至2004年十年间每篇文章的平均索引率却排在第120位之后。

        “国家每年花费巨额科学研究投入，换来的却是大量的‘垃圾’论文，真正的科技创新却严重不足。”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

        有数据显示，每年国家统计的数万项科研“成果”中，90%以上未产生实际价值。

        著名数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对媒体说，现在的中国，基础命题无人问津，因为费时、费力，而且赚不了什么钱，教授都跑去做应用课题，这对中国未来的学术发展有极坏的影响。

        事实上，浮夸风气已经使一些高校偏离了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朱淼良提出，现在一个硕士生导师带二三十个硕士生、一个博士生导师带一二十个博士生外加五六十个硕士生的现象并不少见。这不排除一种考虑，即研究生多了，可以帮自己多出论文、增加积分。

        “我现在带了18个博士生，21个硕士生，有几个学生我甚至还不怎么认识。”作为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博士生导师的朱淼良教授坦言，以前，读一篇学术论文就像读一本好书，可现在，研究生交上来的许多论文中，连粘贴的痕迹都没去掉，上下段落之间的文风对不上。

        重提“一个方向、一本书主义”

        “高校和学术界必须反思现行评价体系中数量、指标崇拜型等相关问题，树立长远的、可持续的科研发展观。”朱淼良说，现代科学体系是由多门类、多学科结构而成，不同的门类不同的学科有自身发展规律和评价体系，高等院校提倡的应是兼容并蓄、多元化的评价体系。

        “对创新人才的评价标准不能只看科研和论文的数量，还要注重科研成果的有效性。”朱淼良认为，鼓励重质量不重数量的科研项目发展，提倡一个人一个研究方向、“一本书主义”，鼓励用三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进行一些基础性研究。要鼓励不重篇数、重“影响因子”的论文发表。

        目前，针对近期接连出现的学术造假事件，科技部已计划为造假者建立“污点”档案，有关部门还将加大科研经费的申报、管理的监督力度。而现在国内一些高校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量化评价体系的弊病，积极探索新的评估方法，有的学校开始试行文理科不同的标准，有的已经宣布将研究生学位授予与论文脱钩，但也有的学校仍在强化“论文指标”。

        问题在于，如果重量不重质的评价标准不改变、管理者与教学科研人员急功近利的心态不改变，学术风气就难以好转。朱淼良教授呼吁说，做学问也应倡导科学发展观，它不仅关系到高校的教学科研质量，更关系到整个民族的持续创新和进步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