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祸

 
        中国病的全部症状集中在“官本位”。也就是说，在传统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从来以“官”为中心，以行政权力为中心。其最大特点是集权主义、全能主义政治，是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秦始皇的郡县制影响深远，毛泽东说：“祖龙（秦始皇）虽死魂犹在”、“历代皆行秦政制”，确实是两千多年不争的事实；而西方近代实行的是法治分权的体制，也就是说，以法律界定行政、立法、司法等横向权力和行政之中央与地方省、市、县各自的权力，总统只能命令内阁班子成员、各部部长，却不能对省、市、县的首长发号施令；而传统的中国是行政权力而非法治权力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形成五级政府；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集于官员一身，司法不独立，缺乏有效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政治权力不受约束，没有边界，是“无限政府”，任何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无规则、无程序政治泛滥，不择手段成为一些官员的真实信条；社会生态是官主民仆，“官老爷”、“父母官”、“为民做主”、“主子”、“奴才”、“草民”思想严重。

        与传统中国的官本位情况相反，古希腊、古罗马是反官本位的。古希腊行政官职有时由奴隶担任，行政权力很小，被民主的公民大会、议事会所僭越。古罗马官职仅仅是荣誉，政府强迫有钱人当官，他们以私人资产维持官位的开支，以至于有的富翁因此而破产。西罗马后期由于官职成为负担，官员大量逃亡。正因为西方没有官本位传统，近代以来又兴起“官员是公仆”、“官员为纳税人所养活”的思想和法治分权的制度，所以，官员们往往谨小慎微，克勤克俭，相对廉洁。

        中国的官本位产生于辽阔的封闭的大陆型生存环境、浩大的水利工程防御工程、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耕织经济、“官山海”的官府资源垄断等的相互加强和相互作用。

        官本位本来是封建中国的绝症，但其流毒肆虐至今，几乎成为当今中国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如何从制度上、法制上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官本位体现为公权力的肆无忌惮的扩张。“公权力”在这里指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是与“私权利”即个人权利相对应的概念。公权力的扩张表现为封建主义的家长制、特权制、官僚制以及非程序性的权力运作方式的泛滥。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来对公权力特别是最高权力缺少法治监督与制衡。赵匡胤、朱元璋感兴趣的只是如何约束臣下。在中国，官从来大于法，传统文化遗产中也缺少法治的精神。虽然战国时就有法家，但仅为“鞭笞天下”、制御臣民、为统治者服务、成为统治者工具的“法制”，而没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重在约束统治者的“法治”。我们的司法也不独立，以至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一封建主义的流毒在当今演变为某些贪官、恶官的“官要民死，民不得不死”。我国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总体上来说人民当家作主，但在少数地区、在坏人当政的地方，人民不仅丧失了当家作主的权利，而且被贪官们压迫、奴役。

        河南卢氏县前县委书记杜保乾利用“严打”之机就抓了数百人，其中有许多是对其不满的人；有人写文章批评他的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他就指示“给我判他三年，必须判！”他要求当地的电视台每天滚动播出他的新闻，而且打出“重要新闻”的字样。当地老百姓编有民谣：“打开电视不用看，里面全是杜二蛋”，二蛋是老百姓给他的绰号。杜保乾每次下乡都要带上几十辆车，前有交警开道，后有公安护卫，俨然是土皇帝。

        某县以省重大项目的名义征地，连出让合同、省征地公告也不让村民看。某村民向村支书问补偿款是不是每亩1.2万，见无答复，说了句：“你们不给我们看合同，你们说是1.2万，我还说是6万呢！”结果被县公安局以“歪曲事实，煽动群众闹事”的罪名拘留13天。村民刘某上访，家被砸，另一上访人员刘某商店被烧。2003年6月18日晚10点多，乡派出所4辆警车开进村里，既无证件，也没有逮捕证或搜查证，就强行翻入农民家中搜捕。2003年6月20日下午通知村民开会，乡100多人“联合执法队”到场，当场抓走女村民申某、郭某等，年逾70的老人也被拘留10天。刘某不在，株连其妻，其妻被拘留15天，在押解途中，因与执法人员辩解，手铐越勒越紧，双腕鲜血淋漓。警车离开村时，开得飞快，将70多岁的一位老人撞倒，不省人事，抢救10来天才恢复过来，几千元医药费无人管。村民不让施工，被逮捕2人，随后警车出村又撞伤2人。村民李某把自己地里被要求种的应付上级检查的假玉米苗拔了，种了其他东西，被拘捕。

        1998年，某市村民因卖地问题与乡党委书记和村支部书记发生冲突：乡书记在村民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以重新登记承包地为名欺骗村民，强行收回土地，再私自将基本农田685.74亩转卖给某一单位，致使该片农用地基本绝收，全村的1700多亩农田也大面积欠收。某单位拨付了2000万元安置补偿费，但这笔巨款却被人私自挪用。2700位村民没有土地耕种，补偿款也没有，等于失去了经济来源。村民们自发到村委会要求看卖地合同，遭到拒绝。村民们提出质疑，村支书置之不理。愤怒的村民便阻止对农用地的施工。地方政府便带领防暴警察及乡联防队员共200多人，开着警车进村。他们头戴钢盔，手握警棍和手铐，对手无寸铁的村民大打出手，打伤三人，摔伤70多岁老人陈大雨，甚至连残疾人都不放过。最后，为驱赶村民，动用拖拉机冲撞村民，致使1人残废且不治而亡，8人重伤，40余人轻伤住院治疗，并抓走村民代表二人。事后还阻止媒体的采访和报道。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居民马继云因其子被刺重伤，对处理不满而上访，刚走出法院就被押上警车送进看守所，罪名是“长期越级上访达八年之久”。75天后几近瘫痪的他被家人抬回了家。

        南京市居民孙长征对拆迁补偿不满，一天，他下班回家，发现两间房子已被夷为平地，电视、家具、衣服全部埋在土堆里。

        湖北一个县的官员让数万农民下跪，农民告状，他辩解说：你们的父母让你们下跪，为什么不告状；当官的要你们下跪，你们就有意见？

        某地公安局仅仅根据一封恐吓信，就抓捕了近60人。有关当局为了彰显打黑政绩，极力拼凑“黑社会”，把相互不认识的、刚来打工的都说成是黑社会成员，头一天刚经过公安局批准购买的矿山用爆炸品都成了“打黑成果”。当局发动舆论工具广泛报道，于是乎，案件上升为上级督办的大案、要案。尽管经过核对笔迹后发现恐吓信与这些人无关，但他们仍将许多民工送去劳教，以显示没有抓错人。

        河北省前省委书记程维高把控告他的郭光允打成“反程维高集团”，甚至制造车祸想害死别人，没有得手后动用司法力量，“给我判他几年！”但由于没有证据，最后把郭光允予以劳教。

        而在发达国家，即使贵为总统，他可以解雇部长，但也无法开除一个普通的公务员，更不可能指使警察把一个人关起来或指示法院治人之罪。

        程维高们所依侍的劳动教养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弊政，是公权力膨胀的典型。它赋予了官员法外关押老百姓的权力。最近中央不容许超期羁押，许多地方就将证据缺乏或证据不足的案件以劳教处理，而且一律三年；有的地方形势一紧就把一批人送去劳教，也一律劳教三年，把一些本不应当被劳教的人予以劳教；更有甚者，有的地方领导人徇私枉法，蓄意报复，随意将自己不喜欢的人、给自己提过意见的人、正当申诉的人、上访维权的人进行劳动教养。而这只需经过公安局有关科室的批准，不需经过任何形式的取证、控辩、一审、二审等程序。

        有的公民因为投诉腐败而被劳教；有的因为会见记者暴露地方上的问题而被劳教；有的因为发表文章抨击形象工程而被劳教；有的因为在涉案的公司打工而被劳教；有的因为为别人说了一两句公道话而被劳教；有的因为有前科遭遇“严打”而被劳教；有的因为错抓而被劳教；有的仅仅因为一句玩笑话而被劳教。

        大量的事实证明，劳动教养制度已成为一部分官员作恶的工具。

        公权力的扩张我们还可从乡镇机构的膨胀得到印证。

        我国的乡镇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8大员10几个人发展到了如今的300余人，甚至1000余人。乡镇有六套班子：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纪检、武装部；7所8站：财政、税务、公安、工商、交通、卫生、粮管；农技、水利、种子、农机、畜牧、渔业、食品等。后来许多地方还又新设了土地管理所、电力管理所、交通管理所、劳动管理所、林政管理所、文化市场管理站、环保所、城建所、司法所、检察室，还有经济委员会、文教委员会、计生办公室、工业办公室、人大办公室等。1985年以前，乡镇财税所一般3人左右，后来分成了财政所、税收所，税收所又分成国税所、地税所。乡镇机构臃肿，农民苦不堪言。湖北监利县红城乡财政所105人，加上国税、地税的人超过200人。现在村里有党支部、村委会，有的还有第一副村长、工业副村长，还有民兵连长、团支书、妇联主任、治保主任、调解主任、计生员、水管员、电工等，都要拿工资或补贴。这么多的寄生者，农民的负担怎么可能减轻？

        可见，官本位是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
 
        二、官本位产生制度化的腐败。官本位、权力的黑箱操作，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贪腐症。古代中国因此成了贪腐之国。中国一部二十五史，实是贪污腐化史。许多人将当官与“做老爷”、“富贵”、“发财”划上等号，古代更是存在着有组织的贪污受贿现象，美之曰“献金”、“礼金”等，冠冕堂皇地做上“三年清知府”，就能贪得“十万雪花钱”；贪污受贿、巧取豪夺成为制度性的、有组织的、系统化的行为，往往不必偷偷摸摸地进行，而是彬彬有礼地、公开半公开地进行，如利用婚丧嫁娶、节日生日接受下属的“礼敬”等。

        汉时的权臣梁冀一句话就吞并了扶风的一个亿万富翁，一个命令就把几千个农家子弟抓来作奴婢，就把洛阳周围几十里的农田强行圈起作“兔苑”，将上千里的地方封起，作为梁家猎苑；一个商人不知禁令，误杀了苑中一只兔子，他竟先后杀死十多人。梁冀的家产值30万万缗，抵全国租税的一半。

        明时严嵩的贪污款相当于好几年的国防预算！

        清朝的和？是中国历史上除皇帝之外的最大的贪官，他将乾隆晚年的四方贡物的十之八九都扣下，据为己有，还买通太监从宫中偷窃珍宝；据估计，和？的家产折合白银为8万万两，抵当时全国10多年的税银收入。不过，比起皇帝来，和？之财又是小巫见大巫。乾隆在位时也想方设法进行搜刮，每年他的寿辰时文武百官都要进献，一次所收金佛就多达一万尊，其80寿礼之黄金编钟就重达一万三千多两。

        在传统社会，反腐败也经常采取铁血手段，杀鸡给猴看。朱元璋整饬贪腐最烈，规定凡贪赃白银60两以上者，一律枭首示众，剥皮填草，风干尸体，悬挂于衙门座位旁。他惩治官倒，如空印案、郭桓案，数万人被连累致死。驸马欧阳伦也因倒卖茶叶而被诛。

        清朝共有162名二品以上的高官被处死，其中55人是因贪腐而被杀头的。即平均不到5年就有一名二品以上的官员因腐败而被处死。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反腐败特别重视。改革开放至今20多年，一批贪官如成克杰、胡长清受到了严厉的查处。但由于封建官本位的影响，加上我国社会发生了一对逆向运动，即经济市场化，但行政管制却不断强化，背离了市场经济的民进官退、“大市场，小政府”的要求，致使官员的寻租机会大大增加。如在改革开放前，我国是中央、省、县三级政府体制，地区、乡镇只是上一级政府的派出机构，规模比较小，可是随着改革开放反而形成了事实上的中央―省―市―县―乡镇五级政府体制，政府机构臃肿，财政供养人员迅速增加，乡镇政府从原来的十来个人增加到现在的数百人。虽然经过四次政府机构的改革，但由于加强管制的思想没有变、管制给某些个人和集团会带来收益的状况没有变，所以，现实的情况往往是，机构扩张后迫于压力而精简，精简后又基于利益而扩张。目前，我国仅4.5万个乡镇的财政供养人员就达1280万，每年额外非法加重农民负担4~5千亿元。一般认为，中国的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13%左右，但考虑到巨额的非税收的预算外收入、种种乱收费、乱摊派，实际的比例至少达到30~40%。特别是，自从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以后，中央政府拿走了正税大税，而县域经济又不振，这样，许多县乡政府就只能靠乱收费、乱罚款过日子。这是一种“大腐败”、群体性的腐败。

        官本位导致中国目前的腐败呈现许多特点：一是“政绩”出腐败。官本位只顾自己的政绩、往上爬，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越是重视表面文章的“政绩”，就越是腐败。河南平顶山市前政法委书记李长河搞湖滨大道和钢城大道，在全市强行摊派，遭到一个副镇长吕净一的反对，李书记怒斥到：“这两条大道是我的脸面，是我的政绩，你完不成也得完成！”吕净一对这种乱摊派、乱收费坚决抵制，结果被李长河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另一个腐败分子湖北省丹江口市前市委书记张二江为了政绩，大肆数字造假，“一个村庄就是一个‘数字卫星’的组装基地”，其国内生产总值虚报为年均增长40%左右，号称“率先摘掉了贫困帽子”，夺得全省“十强”县市。二是专横出腐败。即权力越是不受监督、制约，就越是腐败。深圳南山区前区委书记虞德海大肆排挤、打击不同意见的人，把南山区俨然弄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有人公开说“在南山区不必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只需与虞老板保持一致。”三是“国有”出腐败。即越是国家的、公家的项目，就越没有人爱惜，就越产生腐败。安徽省前副省长、曾当阜阳市委书记的王怀忠，人称“王三亿”，可见其腐败额之巨。对他来说，国家的资金、人民的血汗钱毫不珍惜，他建阜阳机场，耗资从预计的6000万追加到3.2亿，最终飞机场成了养鸡场；他建“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园”，耗资千万，最后也半途而废；他建电厂投入几个亿，由于仓促上马，目前也停建。王怀忠透支了阜阳市10年的财力。深圳的虞德海也是把国家的钱不当数，他乱投资，“书记项目”最终都成为亏损几千万乃至几亿元的黑洞。四是“乌纱帽”出腐败。即越是官本位的地方，乌纱帽的含金量就越大，腐败就越严重。阜阳市由于有前市委书记王怀忠以及曾被称作“安徽第一贪”的前市长肖作新的“垂范”，买官卖官成风，甚至行情众人皆知：买个乡长、镇长10万，局长50万。山东泰安市前市委书记胡建学也靠卖官发财，当地流传着民谣：“副科提正科，得花一万多；正科提副县，得要四五万。”山西长治市委前常委王虎林得知他即将离开县委书记岗位时，突击提拔了科级干部278人，狠赚了一笔。他就直接对人说：“我是花了8万，才买了个书记。”云南省前省长李嘉廷，突击提拔102名副厅级干部，获利750多万元。其子接受财物2049万，其情妇获利3000余万元。五是“法杖”出腐败。山西绛县法院前副院长姚晓红，人称“活阎王”、“三盲（文盲、法盲加流氓）院长”。每天他的车到，全院干警都要列对欢迎，有给他开车门的，有给他护车门框的，有扶他走路的，有给倒水的，有扶他躺下的，有给他捶背的，俨然一副太师爷的派头。他经常对无辜者乱施酷刑，有人举报他，他就给抄家11次。六是结党营私出腐败。也就是腐败窝案频发。现在的腐败如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所说的往往是窝案，“一端就是一窝，一揪就是一串”。河南省交通厅3任厅长前腐后继，前面腐败后面继续，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案，牵出市长慕绥新、省高院院长田凤歧、沈阳中院院长贾永祥、副院长梁福全、沈阳检察长刘实、财政局长李经芳等一批人；卷入绥化市委书记马德案的有下辖10个县市一半处级以上的干部，涉案数百人。七是公款消费出腐败。官本位造成财政预算和财政支出不受地方人大的约束，不像发达国家的政府招待费等开支都是经过议会严格控制的。我们的许多官员认为，只要钱不往自己兜里装，就不会犯错误，吃点喝点用点没什么，因此，他们大行公款挥霍浪费之道。我国每年公款吃喝约2000亿元，公车耗资3000~4000亿元。仅1997年公款会议、出国就花费2835亿元。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一年的招待费就达200万元，尚不包括下属单位、企业的招待费；另一个县招待费占财政收入的59%。

        在目前的社会，也有许多好的清正廉洁的干部，他们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赢得了人民的爱戴，是共产党员中的优秀代表。这些人拒绝纳贿，成为清官、好官，但他们也承担了很大的风险，很容易被排挤出局。官本位社会淘汰清官，优汰劣胜，是逆向选择。如黄石市一个镇的党委书记董阳上任后狠抓廉政建设，杜绝大吃大喝，来客一律到食堂吃份饭，干部下乡吃饭必须交钱，群众称赞他是好领导，但上级说他“缺少人情味”，“不适应市场经济”，“绝对不是一个称职的镇党委书记”，于是一纸调令，让他任个闲职。绥化市的佘树德使村积累1000多万元，而村里的招待费一年才900元，连大贪官马德都称赞他，但马德说：他只能干到镇一级。领导来了，你不陪好，吃好，送好，谁喜欢你！一个县委书记廉洁清正，于是同僚造谣，说他假装是清官，其实是最大的贪官，还有人把死了的女婴挂在他家门口吓唬他，想方设法把他排挤走。

        一般来说，在西方绝大多数国家不存在官本位的制度性的系统腐败。虽然那儿腐败丑闻也屡有披露，但就如一筐桃子，由于能够将烂桃子挑出来，扔掉，所以保持了整筐桃子的新鲜。国际透明组织每年都进行全球范围的国家廉洁度和腐败排名，最廉洁的十几个国家除新加坡外，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如丹麦、芬兰、瑞典、新西兰、冰岛、加拿大、荷兰、挪威、瑞士、澳大利亚、英国等。在芬兰，送礼会被官员视为侮辱其人格，该国已有30年无重大犯罪事件。冰岛自1918年以后只有4名高官因腐败而辞职，最近一次在上个世纪80年代。

        西方国家的官员受到制度、法律、新闻、舆论的严密监督。他们奉行新闻自由，报纸等媒体极尽猜测、窥探、曝光、揭露之能事，使得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处于众目睽睽的监督之下，一言一行都得十分谨慎小心，其处境可谓不自由甚至尴尬。特别是，像美国有一条规则――除非能证明媒体存在着实际的恶意，否则对官员等公众人物的报道即使不正确，也免受司法追究。而要证明媒体存在着实际的恶意，何其难也！因此，官员们只好接受报纸、电视等的说三道四、评头品足。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因为在民主党党部装窃听器而被迫下台，如果不是继任总统的“赦免”，他还逃不了被判刑的命运。另一位美国总统克林顿，政绩颇佳，但也栽在了与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的桃色“小事”上。独立检察官斯塔尔对克林顿不留情面，“穷追猛打”，终于使得大总统因为“作伪证”、“妨碍司法”，险些被弹劾。

        有报纸说，德国总理施罗德染了发，这一下舆论大哗：总理原来是个弄虚作假的人！幸亏施罗德最后证实了自己没有染发，才平息了风波。施罗德虽然是大国总理，但不富有，为了节省家庭开支，他从别墅搬到了月租金不到600美元的两室公寓里，女儿来度周末只能支临时床；由于请不起家庭服务员，施罗德的夫人现在每天要采购、做饭。德国规定，总理的豪华防弹公车周末使用必须付费，于是，施罗德届时只好开着自己破旧的私家车出门。

        瑞典实行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特别强调社会公正，其官员乃至首相决不允许搞特权。首相住居民区，平时没有保镖，出入不带随从，家中没有公务员和厨师，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平时除非履行国务，否则不允许使用公车。周末时，瑞典警察可以截住任何公车，包括首相的。

        上述西方官员的处境对我国反腐败有很大的启示。反腐败重在废除官本位、塑造阳光下的政府、透明的行政，重在发挥新闻、舆论、公众的监督作用。

        三、官本位源于官府对资源的全面控制。中国的各种资源历来掌握在官员、政府的手中。秦始皇废抑私商，汉武帝盐铁官营，唐朝官商合流，大官僚成为大地主；清人捐官，洋务运动大搞官营企业，国民党抑制私人资本，官僚大员操纵企业。改革开放前，“国有”一统天下；一直到现在官控资源成为腐败最大的渊薮，官员们利用权力入股，权力承包，权力分配，权力寻租，在合资、租赁、承包、出售、股份化时低估、贱卖国有资产，中饱私囊，致使国家损失惨重。如一些地方搞管理层收购，“界定产权”，实际上成为以行政划拨的方式把国有变成了己有。如桂林铁合金厂2.3亿国有资产，后来变为1.2亿，最后变为3350万被卖掉。另一个企业，本来净资产超过1个亿，经所谓的“挤掉水分、剔除不良资产”后仅为1500万元，再按“国有资产一次性买断可优惠50%”，最后国有股只剩余500万，占8%。广州市政府在澳门的企业澳门羊城集团资产仅15.6亿港币，负债却高达50.9亿港币，其董事长不为国家而是帮对方、私人谈判，获得了国有企业55%的股份，并减免了3000万元的债务，而他个人受贿250万港币；其总经理明知香港一公司的地契已被抵押，仍然与之签订土地买卖合同，受贿22万，而使国家损失3500万。

        根据各种资料估计，目前我国一年国有资产流失4千亿元以上。仅八五期间，国有投资4.3万亿元，但到八五末，前40多年所有国有资产的总和才有不到4万亿元。平均每年损失4千亿，考虑到折旧等因素，八五时，每年国有资产流失也在3千亿左右。1999年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了1.4万亿不良资产，但到2002年又新增1.7万亿，平均每年新增4千亿以上。由于政企不分、治理结构不规范等原因，一些国有企业或以国有股份为主的企业也亏损严重，如重庆特钢厂亏损20多亿元，猴王股份亏损35亿元，郑百文亏损15亿，拖欠银行25亿，湖北荆襄化工集团投资40亿，处于倒闭状态，中原制药厂投资13个多亿，现负债30亿，中州铝厂投资近20亿，负债35亿，川东天然气氯碱工程损失13个亿，广州乙烯工程投资80个亿，至今无法形成生产规模。

        现在一些地方又兴起“官商”，如在安徽、湖南、吉林、浙江等省的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兼任企业董事长的“红顶企业”随处可见，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出台鼓励公务员辞职留薪或带职下海经商的政策。在安徽省，“企而优则仕”已成为较普遍的现象，“官”“商”交叉兼职、个人拥有双重角色的事例比比皆是。如芜湖市委书记兼任奇瑞汽车公司董事长；涡阳县双轮酒业集团董事长兼职县委副书记，党委书记兼职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玉美集团董事长兼职县人大副主任；天安集团董事长兼职界首市政协主席，市长兼职沙河酒厂厂长，分管工业经济的副市长兼职碧泉集团董事长；临泉县化肥厂厂长兼职县委副书记，现仍分管全县的政法工作，县文王酒厂厂长兼职县委常委；古井集团董事长兼职亳州市委常委┉┉。一个现代型政府的底线是公权与私利的分开、政经分开，不得以行政权力谋取私利，不得自我设租、自我裁决、自我得利，不得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纵然地方政府有千条万条的理由，也不得越出这个底线，以丧失公正换取所谓的“发展”。

        还有由于官本位，官员、政府利用自己的权力搞行政性垄断。银行、电讯、航空、铁路等行业的国有、行政性垄断，股市、出租车等的准入审批制，削弱了竞争，保护了落后，抬高了服务价格，催生了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据分析，由于行政性垄断，我国每年国内生产总值损失2~3万亿元，产生的腐败额约2500亿元。只要取消不必要的审批和限制，我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甚至可以达到30~40%。

        四、官本位必然造成政府职能的颠倒――一个现代型政府奉行政经分开、官退民进的原则。也就是说，政府的职责是搞好科教文卫、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公共设施建设、国防与治安，一般不能从事经济活动，不能直接干预微观经济。官员必须从市场经济中退出，减少管制，限制公权力，缩小政府规模，实行广泛的公民自治，让民众成为市场经济社会的主角。

        而在我国，政府把大量的时间、金钱用在了审批、管制、国有企业、新项目、新工程上，企业经理成天围着政府转，到政府那里“烧香拜佛”，哪有精力抓经营管理？如一家工厂开办技术开发公司盖了391个公章，一个工厂的基建项目盖了745个大印，南京一个工程完工时盖了上千个图章，其效率之低令人瞠目。

        而对其份内的事我们却经常没有做好，也没有精力和财政能力做好。如在我国，目前科研总经费只及西方一个跨国大公司的科研经费，全国大中小学教育经费之和仅相对于美国一个名牌大学的经费；而且，我国科研开发经费、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均位于世界的后列。

        公共卫生、社会保障也应是政府施政的重点，国家必须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人为本、以民生为中心的发展道路。可是在我国，1990年代以来，各级政府为了甩财政包袱，搞起了医疗卫生产业化改革，医院成为赚钱的机构，但又保持了政府的行业垄断，于是，药费奇高，治疗费惊人，以药养医，以医谋财，成为普遍现象。一些医院“有病无钱莫进来”，其冷漠程度竟比衙门有过之而无不及，把“救死扶伤”的天职忘在了脑后。每年估计有数百万的农民、工人无钱治病，不治而亡。

        1997~1998年低收入国家的公共健康支出占财政支出的1.26%，而中国仅为0.62%。从1990到2000年，中国的医疗费用增加了10倍，可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村人口从1970年代末的85%下降为1990年代中的不到10%，参加医疗保险的城市人口从1993年的73%下降为1998年的56%。至今，全国还有76%的人没有医疗保险。

        在环境保护方面，由于片面地强调经济建设，一些地方领导只重GDP、“政绩”，采取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祸害子孙、殃及人民健康的方式搞经济建设，致使全国环境问题突出，70%的河流水域被严重污染，20年中癌症死亡率上升了47%，肝炎患者占世界的75%，每年新增的沙漠化面积达3400平方公里，中华民族的生存家园很可能会在几十年中破坏殆尽。

        在法治建设方面，政府更应当殚精竭虑。现在，农民权益、劳工权益的保护亟待改善。农民动辄被乡镇官员罚款、罚跪、关黑屋，被拘押、劳教，农民的声音无人听，有理无处伸，农民自杀的现象越来越多。中国每年煤矿死亡的人数占世界的一大半，美国每亿吨煤死3人，印度50人，中国700人。2002年，中国各类工伤事故死亡超过14万人，尘肺病患者58万多人，潜在的职业重病患者达数千万人。

        可见，政府不是没有事情可做。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国家，政府应当全力以赴抓科教文卫、环境保护、法治建设等工作，而不应当越俎代庖，去干预微观的经济活动。

        五、官本位必然形成官民对立。古代官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地位鸿沟，官主民仆、为民作主、明君清官、小民草民意识浓厚。社会上只存在两类人：“主子”、“老爷”与“奴才”、“小人”，后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完全由前者来决定；

        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与封建时代有本质的区别，但少数官员侵害公民权益的事情也经常发生。如黑龙江省农民黄淑荣上访，控告土地分配不公、村长贪污等，所反映的情况都是真实的，但被县信访办多次关进精神病院。我国公民的档案内容也是由“领导”黑箱操作的，有时为了报复、整人，当官的给塞进黑材料，让你一辈子翻不了身。湖南城市学院毕业的汤国基十多年不但因此找不到工作，还被多次关进精神病院，现在成为自由作家，定期向有关部门申述，要求档案透明化，当事人要有知情权。湖南农民王威发被刑讯逼供，入狱7年，经过30年申冤才获无罪判决，但至今不给赔偿，国家欺负了小民，小民也无可奈何。广西农民谢洪武被关28年，是无案宗、无罪名、无判决、无期限的“四无”案件。历任看守所所长也不知道为什么把他关着。谢洪武被稀里糊涂地关着，个人无法抗拒“国家”专政工具的力量。河北的一个城市拆迁，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拆迁办主任却说：你们只当日本鬼子来了，打了你们两个嘴巴，没打你们一枪，你们就认便宜吧！

        山东某县民选村长崔某要求村务交接，镇领导不支持，怕帐本一交出，问题会暴露出来。崔到北京上访，回去后就被当地以“煽动农村不稳”的罪名被逮捕。

        一次，直选的安徽某县的一个村长薛某在村里广播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被镇领导找去：“没有镇党委的批准，谁让你播的？”之后，被判刑1年。宣传党中央的政策竟然被地方政府看作是违法的。

        六、官本位产生“窝里斗”的中国文化。由于官本位和人口过多，大家都往当官的狭窄道路上挤，使得中国社会充满了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激烈较量，人际关系异常复杂，内耗巨大，如今许多海外留学生不愿回国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勾心斗角太厉害”，“人际关系太难处”。复杂的人际关系又产生了窝里斗的文化，推崇谋略权术，中国成为谋略之国。现实的中国人不以道德而以谋略著称于世，所谓仁义道德只是表面的掩人耳目的东西。中国诸子百家也以谋略见诸于世，《老子》、《孙子》、《韩非子》、《鬼谷子》等谋略名著早已盛传于海内外。现存的中国古代兵书达二、三千部，最有名的有《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唐李问对》《将苑》《登坛必究》《虎钤经》《兵经》《投笔肤谈》《乾坤大略》《守城录》《兵垒》《太白阴经》《百战奇略》《练兵实记》《草庐经略》等。这些谋略大到治国平天下，小到修身避难，为历代官僚士子所揣摩运用。在中国，政治、社会、人生谋略通称“文兵法”，可见，它们的运用不亚于用兵。而且，官本位的中国政治谋略十分卑鄙、残酷，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信口雌黄，阳奉阴违，奴颜卑膝，骨肉相残，投毒暗害，杀尽功臣，食肉寝皮，夷灭九族，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七、官本位导致了中国社会整体道德的堕落。由于长期的官本位之人治、专制、不择手段的政治斗争，使得国人的道德感薄弱。尽管纸上写着一流的道德，可现实中的许多中国人虚伪，喜欢虚假的应酬、言不由衷、阳奉阴违；人们的权力意识过于强烈，对官员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丧尽人格。河北省副省长丛福奎说：“现在人都变成鬼了”，于是他一边信起佛教，一边大肆腐败。浙江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年轻时与市委书记做邻居，他主动到书记的老母亲家做免费保姆，洗脚梳头，试图以溜须拍马换取官位。 

        尽管上从《尚书》的“兴公灭私”下至“文革”的“斗私批修”都要斩尽杀绝“私”字，要求人民“狠斗私字一闪念”，但许多中国人却很自私自利、唯利是图、损公肥私。所以，有识之士称中国人“有私无公”；与此相反，现代文明社会容忍一己之“私”，并顺乎私欲，发挥人的功利主义、自利主义、合理主义的本性，设立市场，尽量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为之建立起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社会的公德意识、文明水平反而越来越高。

       由于官本位的专制、人治社会的祸福不定、不择手段、没有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法治规范，弄得一些中国人诚实心、爱心、公共心全无。倘若路有死伤危难，许多国人是不会费举手之劳去救助的。前些天，福州一位78岁的老先生在接孙女放学回家的路上突然晕倒在地，牙齿被摔掉，鲜血直流，孙女吓得直哭，有上百人围观，但没有一人援救，甚至没有人报警或打120。

       在“文革”中，中国人的道德更是斯文扫地，可谓出尽丑相。有密室策划，有罗织罪名，有断章取义，有突然袭击，有引蛇出洞，有倒打一耙……，玩尽智巧，无所不用其极！或打倒别人，抬高自己；或背叛亲友，向组织告密；或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或赌徒压宝，投机取巧……。人们自私自利，唯利是图，可是口头上却大喊“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

       八、官本位致使国民精神萎靡不振。两千多年的小农经济、闭关锁国、专制压迫使得国人逆来顺受，奴颜卑膝，墨守陈规，惧怕变化，怯于改革，闲散懒惰，无责任心，无敬业意识；官本位的文化摧残精英、否定个性、封杀思想。中国存在着人才负筛选机制――择劣机制，擅于溜须拍马、奉迎钻营的庸才平步青云，而有个性、有思想的人往往遭遇不幸；还有，封建统治者鼓励学者们亦步亦趋，以注解经典、背诵八股为神圣，不许离经叛道，遏制创新，这些都导致了中国社会长时期的停滞或退化，使得中国人奴性、惰性巨大，创造性丧失。
 
       官本位还导致了急功近利思想、世俗主义思想的泛滥。由于人治、官本位的风险不可预期，所以，一些中国人沉溺于人生享乐、富贵长寿，迷恋于实际，迷恋于经验，浩瀚的历史典籍皆为经验之资，皆是人际关系、治国平天下的经验、人斗人的经验。而中国人不善于吸取如何使得国家长治久安、制度、法治的经验。不思考如何避免王朝循环，只是跟着感觉走。

       或者说，中国人几千年深受专制压迫却不知道反省制度，近代以前的历史上甚至未曾出现过一点点民主的理论火花。孔子的德政、孟子的仁政只不过是与专制相辅相成的人治的一种形式而已，他们当然与民主政治是无缘的。而同时代的古希腊无论是民主理论还是民主制度、民主实践，都创造了早期的辉煌，尽管它们很不完善。中华民族虽然灾难不断出现，两千多年来，内乱、战争不断，人口死亡过半的动乱就达10次，但没人总结教训、完善制度、提出防范悲剧再度发生的措施，相反，不幸和痛苦很快会被忘却。朝廷也只许歌功颂德，不让揭露问题，并且一味地进行愚民教育，让人们沉湎于皇帝、明君、圣人，陶醉于“太平盛世”，沉溺于功名利禄、光宗耀祖的世俗主义文化当中，社会永远处在“福文化”、“大团圆文化”、“吃文化”的喜庆之中，无危机意识，不知道危机迫在眼前、灾难源自何处，于是，愚氓遍地，专制统治得以维持。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也发生了严重的扭曲，人们以“泯灭是非心”、“难得糊涂”为座右铭，使得社会正义感沉沦――不择手段之举被人赞为“有手腕”，当小人、叛徒被说成“识时务者为俊杰”，所以，抗战时数百万。因此，有人甚至认为中华民族是无罪恶感、无是非感的民族。

        总之，官本位的中国病表现为公权力的肆无忌惮的扩张、腐败的制度化、官控资源、政府的错位、官民对立、黑箱操作、窝里斗、道德沦丧、人性奴化、缺少理性思维、社会陷入停滞等种种问题。 

       邓小平及其后的改革正在试图改变这一切，一定能够逐渐治愈或减轻“中国病”。

       治疗“中国病”，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改革，同时对经济、文化、社会进行大胆而全面的变革。

       破除官本位最重要的是民主选举，让各级官员逐渐地受到人民的监督和控制；其次，是发挥现代法治主要是治“官”的作用，约束公权力；其三，对官员进行舆论监督，让新闻媒体自由地反映民意民声，揭露特权和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