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报禁党禁，才是正道(ZT)

《何家栋文集》选登（五）()

开放报禁党禁，才是正道──致友人书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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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现在来讨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有点像讨论观音菩萨是男是女。我们党对待马克思主义，完全是盲人摸象的法子，摸到象牙，就说是把刀子，摸到尾巴，就说是根鞭子。摸到四条腿，就是四项基本原则了。毛派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是“造反有理”，造得昏天黑地；邓派说是“实事求是”，又求得北京城血肉横飞。我以为，即使马克思有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说的那些话全错了，马克思的理念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这个理念在《共产党宣言》中集中表现为一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主义是人在什么条件下获得解放（亦即自由）的学说，而这一点，恰恰不被中国共产党所接受。离开了这个根本之点，为革命而革命，为专政而专政，还有什么好说呢？周扬、王若水提出了马克思的人的异化理论问题，但这场讨论被邓大人打杀了。周扬对邓大人说：“毛主席是同意异化理论的。”邓说：“是毛主席影响了你，还是你影响了毛主席？”胡乔木写了一篇总结文章，把人道主义归入伦理问题，草草收兵，还写了一首诗给周扬，说没想到他那把刀子会割破朋友的手指，又说“锋利不是罪过”，相信有一天，俩人还会拥抱在一起。这一天没有来，周扬一病不起。伤了周扬的，恰恰不是那把刀子过于锋利，而是因为它是把钝刀子，杀不死。从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可以知道，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是一个意思，是人和人，人和自然和谐相处。说成是伦理问题，就没有一点马克思的气味。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讲得很清楚，我看有个青年马克思就够用了。十年前，我同经济学周报的几个青年作过对话，后来根据录音整理出一篇《谁误解了马克思》，十年后发表被编辑删去了许多段落。先是引来一位教授的批评，说我把苏联和中国当作社会主义国家才是对马克思最大的误解。批评文章先寄给李慎之，李先生转给我，叫我别理他，正合我意，我这个挑战者从来不应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最近才听说杂志主编（岳建一夫人）因发了我那篇东西还受到警告处分。和刘源写《四清疑团》时，我将被删除的一些观点塞了进去，杂志刊出后，文献室告到书记处，一位领导说：“老一代的事，他们自己就弄不清楚，咱们哪弄得清楚？”才不予追究，也可能是给刘源留的面子吧。一位朋友向我转达了政策研究室负责人的忠告：“老何干嘛要和刘家一起骂毛主席？”我说：“跟谁一起骂比较好？”明明是说理，他说是骂人。文章你是看过的，哪有一点不敬的意思？《北京青年报》炒冷饭，将《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全部连载，《四清疑团》又引起纷纷议论，有人说：毛主席说平生干了两件事，一是打倒了蒋介石，二是整死了刘少奇。蒋介石倒而又起，刘少奇死而复活。但也有人破口大骂，搅得报社焦头烂额，报社叫他们和作者开座谈会，他们又说对作者没意见。问题不在文章对错，而在报纸不该登。言论自由，谈何容易。我们只知官方要扼杀言论自由，不知读者也是要扼杀言论自由的，此之谓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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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书不求甚解，看过几个选本，知道出处，有点常识，就不再深究了。给“五经”作注，是理论家们干的营生。写东西，是这两年的事，因为朋友们都被捉了，跑了，没人写了，我只好勉为其难，做他们的发言人，无非表示一下“人还在，心不死”。只要有人干的事，我就不大想干。自知读书不多，不敢出丑。我多少有一点自知之明，不敢学当官的，天天发表“重要讲话”，发明一大箩筐真理。()

吴江的文章我看过，他应该算个理论权威，但我没有产生共鸣，理由已如前述。他想为党的意识形态提供新说，我看是白费力气。离开自由、民主、人权，马克思的理论都必然走向反面，不管它是什么所有制。自由是终极价值，人权是价值尺度，民主是进行选择时最有效的手段，舍此之外，就要血流成河。共产党放弃了这些目标，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就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比历代帝王都要恶，因为组织严密。以前把反对资产阶级当作政权的合法性基础，现在阶级斗争不好提了，就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换汤不换药。历史证明：资产阶级寿命长着哩。吴江说“邓小平自十月革命以来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引到创新的轨道上”，是不把欧洲社会民主党、社会党的社会主义包括在内的，或者是把他们的社会主义仍当做资本主义。但如果我们把他们当做社会主义的一个派别，承认社会主义的多样性，邓小平就排不上号了。他从来没对社会主义做出正确的解释，他说过，谁也说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进化的动力，不独社会主义为然。邓搞的是“共产党主义”，所谓社会主义就是共产党领导，而且只能由他那样的共产党，或他看中的共产党来领导，像胡耀邦、赵紫阳以及咱们这样的共产党是不能领导的。还是“路线是个纲”，以我画线，把共产党分成革命的，不革命的，反革命的。只要是他那样的共产党领导，怎么干都是社会主义。这叫什么理论？社会主义目的是解放人，不是解放生产力，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是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发展生产力，只是实现人的解放的手段。邓是实用主义者，有用而又行得通的就是好主义，他不需要什么理论来装饰自己。“不争论”就是一种实用主义态度。你说你的，我干我的，充分利用自发性，走一步说一步，最后也可能走到社会主义（这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过，在这以前，我们必须忍受法西斯主义。他可以找个三青团去当宣传部长，也不会叫你这个学运领袖去当，因为你不会打桥牌，会打也钻不进那个圈子，真正优秀的人物是钻不进去的，进去了还得撵出来，比如胡赵。我不知吴江为什么发这种诛心之论。他写过一本《十年的路》，攻击赵紫阳在胡耀邦问题上落井下石，引起过轰动。我是远离中心的，也觉得他在胡说八道，不是说他造谣，而是他的立场不对。无论有人授意否，都有邀功的性质。主政者最怕赵紫阳复出，不惜把他搞臭。不是投机，又何必此时出手呢？李锐的文章和鲍彤的答问对这些问题就做出不同的解释。我不知吴江那样说出于何种动机。中国政治是不透亮的黑幕政治，还不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哪有什么历史唯物主义。说的即使句句是真话，也还是片面理，只摸着头发，没摸着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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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是党的历史上最好的总书记，也是最没有权最难当的总书记。他的挫折令人惋惜。李洪林说他不该开个生活会就不干了，怎么也得开个中央全会再辞职。就是说要合乎程序。耀邦急于走人，显见他对党内斗争的劣质化已经不堪忍受了。他没有几个好参谋，像吴江这样的书生也未见得出过好主意。从把一切罪责推到赵紫阳身上就可以知道：吴江缺少政治常识，赵紫阳若有那么大能量，还会步耀邦后尘吗？去年上海、南京两个朋友来访，曾问我对耀邦下台的看法，我说责任在耀邦，他们都表示惊讶。我说，耀邦是总书记，全党的领袖，他不仅代表改革派的利益，也代表保守派的利益，可惜耀邦只做改革派一派的领袖，保守派就不得不另找领袖了。你可以是改革派，但应保持全党领袖的形象，许多原则问题你让胡启立去同胡乔木、邓力群争论就是了，何必亲自出马呢？同香港记者陆铿谈话，说胡乔木跟毛主席当了多年秘书，好的没学到，坏的全学会了，引起老人强烈不满，其实这话叫我去说也比他说好。他只当改革派领袖，和老保吵架，就把裁判权拱手让给别人了。这不是多高深的学问。我所以推你当一把手，就是我自知不能和老左们合作，人家不满意，还会来夺权，就得成天打架。何况我浑身是毛病，不愁找不到把柄。职位有高低，道理其实是一样的，俄国人说：鹰飞得再低也是鹰，鸡飞得再高也是鸡。但和鸡比高低，就忘了自己是鹰了。党的领袖，只能站在矛盾之上，不能站在矛盾的一边。既然你不可能消灭反对派、排除对立面，唯一的选择就是和他们共事。毛泽东说，领导的要义之一就是照顾同盟者的利益，你不照顾他的利益，就不可能实现对他的领导。邓小平聪明之处，就是既满足了改革派的要求，也不忘满足保守派的要求，在改革开放和四项原则之间走钢丝。毛泽东是绝对权威，也不得不在新文革和旧政府之间搞平衡。他最后成了一派领袖，直到咽气，也无法把整个国家捏到一起。不是他不愿把权交给四人帮，而是他不敢，他知道四人帮不得人心，没有他就混不下去。他最后的遗言是：你们要好好帮助江青。()

老人政治，造成政治上有权无责和有责无权的畸形状态，其害无穷。李锐的文章揭了老邓的底：权迷心窍（当然是一帮人），好像还没有我母亲那点见识。我母亲晚年老念叨怎么不死，我说：“是不是我们对你不好？”她说：“不是。老人活的太久，就压得儿孙出不了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该我们干的事，他们硬是不撒手。周总理对老干部说，要老马识途，不要老狗挡路。你说姓马，他说姓狗，谁说了算？老了就是老了，赶快让路。吴江说邓“对社会主义作了正确回答”，未免肉麻。邓不是理论家，读的书也没有耀邦多，他倒是一匹老马，只知道保权。外界有一种说法，邓决心血洗广场，邓朴方对老爸哭了一场，谈了两小时，老邓同意再给学生一次机会，让学生跟军队谈，方案是：军队进广场时，双方开会，学生欢迎，军队欢送。但联络员何维凌离开邓家就突然被捕了，一切落空。我看即使是这样，也不能得出开枪违背老邓意志的结论。学生一上街，他就定了性，矛盾迅速激化。处于一线的总书记不能行使职权，邓在幕后操纵，不到现场，听信迎合之词，操纵者也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那就非开枪不可了。毛死前只有毛远新能听懂他的话，外人无从知道小毛说的是不是老毛的意思。都是古代宫廷政治的重现。毛邓抓住权力不放，不肯功成身退，闹得千万人头落地。何维凌出国前，同罗点点作过长谈，《镜报》连载过，何说：他可以作证，邓不想开枪。这不是他想不想的问题，而是他做没做的问题。他在事后不仅接见平叛部队，也重申，再有动乱，还要开枪。他从来就没有镇压学生，而是镇压叛乱分子。政治家的言词是不能从表面价值作判断的。我不赞成把改革派说得绝对好，把保守派说得绝对坏，只要保守派不是主流，并没有坏处。香港《镜报》有一阵大骂左王左将，我曾对徐四民说：你们最好不要过多介入国内政治斗争，没有老左们的牵制，改革派还不知闯什么祸，不管是谁，一统天下都是不好的。陈云、邓力群的功绩在于，他们使政治反对派合法化了。党有了不同声音，不再是铁板一块。嘴上说“水至清则无鱼”，做起来都想纯而又纯。我以为没有邓小平，陈云也会成为改革设计师，他过去就被称为“老右倾”，又懂经济，可能比邓小平干的还要好。八十年代初竞选运动，陈云、邓力群动员高干子弟参选，定时汇报，但耀邦一表示支持，他们立刻反过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把一些干部子弟搁进去了，凡是参选的都不能入党。我为此还找过某大学党委做调查，准备把问题曝光，他们才改变态度。说小邓们反复无常不妥，倒可能是两面下注，免得输光。反对派是一种保险装置。你翻了船，我来收拾残局。只要合乎程序，路线斗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法无天。政客是见风使舵，徐四民当了政协常委，就比左派还左。不是反左反右，而是要争左中右都有发言权。现在左（毛邓）右（民族主义）派都有言论自由，只有中派（自由派）没有言论自由，因为它是专制主义的大敌，社会批判者，左右派都不欢迎它。反自由主义，不是越反越左，就是越反越右。左右最终又合流，就是极权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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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牧回忆习仲勋文章的可信度如何，我不好说。1979年9月，习要我去广州写纪念刘志丹的文章，曾和杨尚昆设宴招待我和吴冷西。吴搞两个凡是，当时在广州休养，还没分配工作。习在接受我采访时，提到他和高岗的关系。他说，在陕甘宁边区时，高岗同他的关系一度很紧张，起因可能是黄子文（红军时代三原午字区的群众领袖）。记不得黄出了什么问题，高岗要杀他，习当时任边区秘书长，黄问他咋办？习说：“你要相信我，不走；不相信，赶快跑。”黄跑到西安当了特务，高因此对习不满。黄子文在西安混了一阵，没得到重用，便又来了一次“起义”，跑回延安。整风时，康生要把习也打成特务，高岗又保了他。我感到他说的话还是实事求是的。高岗反刘周时向他交底说：“我有林彪做后台。”他回头就向毛主席汇报了。高岗要清君侧，毛主席是默许的。事情公开化，主席又不认账了。处理高饶时，主席跑到杭州，不参加会议。那是解放后毛唯一一次没有参加的中央全会。()

1960年，习对《刘志丹》稿样提了两次意见，提出要写成“时代的缩影”，“全国的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把陕北写成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战的出发点。以后就据此定罪，说是要争“中国革命的正统”和宣扬“多中心论”，作为“篡党篡国的纲领”。我右派帽子刚摘掉，又加了一顶“反党分子”帽子。平心而论：即使算个纲领，若有民主制度，也不怕篡位。中宣部理论处（那时还没有局这一级）处长王漠来报社检查，我说：“改一改就可以了。”他说：“不行。写刘志丹能避开路线吗？”我说：“可以。只要把有关文字删去就行，不费事。”他不理我，大概以为我说他们小题大做。社长高丽生说：“现在人都活着，才有路线之争，不好办。二十年后出版还是好书。”竟说他想变天，惹来杀身之祸。()

李建彤要求为《刘志丹》小说案平反时，习已经复出（还没有分配工作），他的夫人齐心极力反对李建彤申诉，说：“人刚出来你又闹翻案，再折腾进去怎么办？”李不听。有一次，我和她出去吃饭，齐心在饭馆碰见，也不敢打招呼。中央发出58号文件为《刘志丹》案平反后，他们才和李建彤来往。改稿主要是我经手，只出了上卷。李建彤受一批老干部的怂恿，又重写了一遍，没有再找我，因为我主张淡化路线之争，李说：不为路线，她就不写这本书了。她不肯牵连我，自己干，写成三卷，改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一次，路线斗争不仅没有削弱，而且写了一些个人品质、个人隐私。阎红彦那一派又告了一状，中央成立调查组，重新调查。最后耀邦决定禁止发行。()

《刘志丹》案发生后，我才意识到这本书根本不应写什么路线斗争，可惜已经晚了。所谓路线，是后来的认识，当时哪有什么路线觉悟？所以，虽是错案，对我也不是没有一点教益。那时上山打游击，不过是敌人杀得没处躲逼出来的，走投无路，才跑到山上和土匪混在一起，以后又效法“火并王伦”的故事，都是“经验主义地解决问题”。阎红彦带着一伙败兵从陕北逃到陕甘（延安以北称陕北，以西称陕甘），见刘志丹有一伙人马，还有块根据地，就想取而代之，搞突然袭击，收了刘志丹队伍的枪，把刘志丹的人杀了一批，夺了刘志丹的权，把刘景范开除了。我访问阎红彦时，他还振振有词地说：“刘志丹的人是土匪，抢女人，吸大烟，打仗时用毛驴驮着女人跑。我是可以杀人的，没杀刘志丹，已经很客气了。”几十年了，还是这种心态，咬牙切齿，可见冤仇之深。其实他们也抢人，搞女人。如果占了上风，他就是“正确路线”了。抗战时期我那个队伍也抽大烟，也抢人，我也下过人家的枪，那是怕人家下我的枪，先下手为强，哪管什么路线。要跟上一个大人物，可有的说了。阎红彦最后也被逐出部队，之后，高岗从西安来到陕甘，刘志丹的队伍又发展起来，打到陕北，郭洪涛又结合徐海东、程子华的二十五军，重操故伎，把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刘景范都抓了起来。这次杀了好几百人，把知识分子几乎杀光了。不是中央红军赶到，刘志丹等人的命也保不住。如实写出，已是触目惊心。徐海东写的回忆录，把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师，写成和他二十五军会师，这也是陕北干部感到不平的一个原因，他们反宾为主，把陕北红军几乎搞光，却一字不提了。西北高干会确认刘高是正确路线，从苏联回来的阎红彦们挨了整，也憋一肚子气。高岗出了事，他们翻案没翻过来，借《刘志丹》问题，又向康生告发，也还是想证明他们是“正确路线”。整人的也挨了整，挨整的又整人，越整仇越深。我对阎本无成见，李建彤讲的我并不全信，以为有派性。听了阎的一番议论，我对他再生不出好感了。他还劝我写刘志丹不如写谢子长，但谢死的早，同陕甘宁的创建没有多大关系。争论焦点有点像晁盖、宋江谁坐第一把交椅。阎在“文革”中不明不白自杀了，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他留下遗言，说他是陈伯达逼死的。陈伯达说他住院时，阎去探望，他没有见，后来打电话叫阎接见一下群众，阎想不开，就吃了安眠药。()

1965年，康生说工人日报有坏人，《刘志丹》编辑是个右派。报社不敢留我了，把我下放山东。我以前见过康生，《革命母亲夏娘娘》请他审稿，在夏娘娘女儿（李鹏的舅母）家开座谈会，康生提了意见，讲周恩来如何脱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吃葡萄的样子。张开嘴，一粒一粒往口里丢，吐了一地葡萄皮，实在不雅。书里也写到他，他说：“我不看。”不看还提什么意见？这跟叶剑英审阅《红花冈畔》的态度两样，叶说：“当时话不是这么说的，但这么说没有错。”几十年了，谁记得当初怎么说的。作者黄钢对我说：“故事是我编的，他不反对就好。”就这么通过了。我想把两个孩子留北京，不愿去山东，要退休，人事科说，不到四十五，不行，只好连根拔。在山东也不分配工作，等于退休，只是将户口迁出北京罢了。王蒙、顾准落难时都未停笔，我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上，一个字不敢写，真正“改邪归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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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尊敬李建彤大姐，虽不全部赞成她的观点，但很理解她。三年困难时，她给我粮票，我在她家都是白吃，她的孩子（小女儿刘索拉才两三岁）得了浮肿病，我的孩子却没一个浮肿。你们去干校后，我回乡养病，地质部给她定案，派了两个干部到乡间找我写一个“反革命分子李建彤罪证”。我说：“反革命分子这顶帽子不能由我给她戴，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反革命活动。”他们说：“这是中央定的，你就这么写好了。”我拿过他们起草的稿子在眼前晃了一下说：“我一个字也看不清。”他们就念了一遍，叫我在纸上按了指印。他们也同情李建彤，回来就对她说：那个编辑双目失明，才给二十元生活费，老母亲饿死，两个儿子叫人活活打死，可惨了。四人帮垮台后，李建彤的大女儿刘尚雅写成文章，登在《解放军报》，传开了。我又不好出面更正，有一个儿子是自杀的，不是打死的。老母亲是摔死的，也不是饿死的。工人日报复刊，老经理张诚（后出任人民日报秘书长）、副社长章容主动到全总活动，让我回社，当秘书长，有人反对，说我失明，没用。全总组织部长张维祯说：“那更应该叫他回来，一个瞎子，在农村怎么生活？”我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到张老家表示感谢。你提到“瞎子”，顺便说说，当年有点装蒜，不想弄假成真。从山东回来，李又帮我安家。那时我的全部家产，就是一只小提兜。有人不能很好地理解人的感情，只认“原则”，难免使人受到更大的伤害。由此又想到光美，少奇追悼会，老邓让胡乔木、邓力群说服她，让刘涛参加。光美说：参加可以，但要对“文革”中写的大字报做个检讨，写了还可以回家。刘涛不认错，光美坚持不许她进门。胡乔木、邓力群跑了几趟，说她不动。二人交不了差，心里不痛快，也不替她说好话。老邓生气了，嫌不给他面子，就把她闲置起来，不用。胡乔木还给她穿小鞋，一点小事，就发通报，使她难堪，她不在乎。这都是一些老爷们儿干的事，只要自己的面子，不顾老娘们儿的感情。政治伤及皮毛，感情却是发自内心的，甚于粉身碎骨。知道此事的人说光美不顾大局，不听“组织”的话，我却感到她只要有可能，就要保护丈夫免受伤害，组织为什么叫人做这种牺牲？女人爱得执迷，情义无价，所以戏曲中死后复仇的都是女鬼；男人重利益不重情义，只好“活捉王魁”。()

胡乔木的公子胡石英的《人才》杂志要挂靠到工人日报社，乔木夫妇出面找我谈话，要我替他们“管管孩子”。我如实上报，报社不收。政治局委员到十三陵植树，邓力群（中宣部长）又去做倪志福的工作，倪志福推说：“报社不同意。”邓说：“何家栋同意了，你怎么不同意？”倪很恼火，回来问方群：“何家栋是干什么的？”我只是把问题反映给领导，哪里敢说“同意”？后来才意识到，这是井水犯了河水，铸成大错。但倪并没有为难我，《第二种忠诚》出了问题，中央办公厅派工作组来追查，他还替我挡了一下：“已经把人家整得家破人亡，别再整了。”工作组这才收兵。以后倪志福见到我，问：“我保过你三次，知道吗？”我说：“谢谢了！”胡石英来第一年表现不错，年终评了先进奖。乔木把奖状装在镜框里，挂在办公室。第二年，胡石英急于入党，又跑了。后来因为贪污，判刑一年。乔木出庭旁听，无可奈何。几次翻案，没翻过来，因为老邓不答应。石英很有才华，只是受小兄弟蛊惑勾引，不能自拔，实在可惜。()

我写的最后一篇回忆录是江一真回忆白求恩，写他脾气暴躁，老跟人吵架，摔东西，因为语言不通，太着急。别人都把他写成儒家风度，连挨过他骂的人都这么写，我写的是一个洋大夫。王震看了说好，找江一真叫我去写他。我和王耳到了王家，秘书叫去卧室，说王老在休息。我们跑到卧房，没人。我对王耳说：“咱们误入了白虎节堂了，快走。”跑回来我对江说，王胡子不会打仗，只知蛮干，领兵南下，把队伍都打光了，是个常败将军。江一笑了之，没叫我再去。我就此洗手不干了。因为我感到保持叙事的真实性是非常困难的。我了解到的，不如人们谈论的那么美丽。就像人家回忆邓小平，可能会说，直到最后一刻，他还想避免流血。还有一件，给吕正操写回忆周恩来，跟老将抬了杠，他说没有总理，“文革”损失还要大。我说，不是他，“文革”还搞不了那么长。他说，你怎能这么说，我们都是他保下来的。我说，他保住谁啦？还不是一个个揪了出来！他没再说，我还是按他的意思把稿子写出来了，那真是一件苦差事。北京市委发红头文件，任命我为《刘仁传》主笔，拨了二十万专款。我试了几次，无法下笔，只得另荐高明，把它推给了陈英茨。现在书总算出来了，也了却我一件心事。人们悼念耀邦，在邓心中是什么滋味，不言而喻。毛邓都是说一不二的强人，但毛仍遭到刘的硬抗，周的软磨，邓陈联手也仍感到胡赵的威胁，后生小子何德何能，竟能一统天下？而且，恰像马克思说的：“老王在位时人们沉默地加以忍受的一切，现在都被大声疾呼地宣布为不能容忍的事情了。”于是加强控制，严防死守，一不小心，不满就冲决而出。这说明群众参与意识提高了，而领导的素质却普遍降低了，没有一个在道德上智慧上敢于出头挑战的人。人们奚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如改称中华人民共和科。李慎之五十年感言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反映了人心不死，虽然这不死之心是长在行将就木之人的身上。现在并没有人（从来没有）要打倒共产党，连海外民运人士绝大多数也还寄希望于党的改革，使一个暴力支持的党变为民主承认的党。很遗憾，我们到现在还看不到转机。()

老一代把权力看得太重，没有给后人做出好样子。那是他们以生命争得的东西，只觉得职位太低，权力太小，从不想自己能力是否相称；而且，这个权是上边给的，不管有无能耐，下边都得听他的。他们总想拔高自己，夏衍倒是说过一句实话：“我们那时都是二十几岁的娃娃，知道什么呀！”他否认犯了路线错误，也还是要表现路线正确。许多路线斗争，拆穿了，就是人事纠纷，争权夺利。谁想占上风，就说得好听些，扯起路线当大旗，路线又激起权力欲。其实哪条路线跟咱们都没关系，稀里糊涂跟着往磨道上转。人性被扭曲，抽象化，都成了政治人、原则人，反而看不到人真实的一面。耀邦和仲勋都有平民色彩，人们以平易近人来形容，但我不认为这是个好词，类人猿与人最近，这不等于说他们是类人猿吗？写的过于繁琐，且多是我干的蠢事，自知上不了台盘，姑且录以备忘。不幸的是，到现在我还认为咱们才是真正的老王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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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2000.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