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传珩：“全球北约”刺激中共敏感神经(zt)

来稿/世界瞩目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首脑会议，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召开，来自北约26个成员国的11位总统、15位总理及北约秘书长夏侯雅伯出席这次为期2天的会议，探讨美国提出的“全球伙伴关系”计划。这是北约自2004年实现最大规模东扩以来，首次在位于东欧地区的新成员国举行首脑会议，颇具耐人寻味的象征意义。这次会议令中国官方十分敏感，《人民日报》载文称：令全球主要国家都葡伏在美国所主导的差序格局下，理念上向美国靠拢，利益上服从美国安排。美国的这一战略意图主要有两个障碍，其一是公开挑战现行秩序及美国权威的“无赖国家”，其二是快速崛起、复兴，从而可能动摇美国主导的利益分配格局的中俄诸国。就在北约举行会议的当天，中央电视4台《今日关注》节目，特别开辟了“全球北约”话题，邀请御用专家发表意见，借题发挥《日本经济新闻》11月28日的报道：“北约希望通过与日澳韩等国的合作，监视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组成的‘上海合作组织’在探索安全合作方面的动向。”由此不难看出中国官方对北约扩大势力范围与影响力的极度敏感与焦虑心态。()

中国官方心态何以如此异常？还要从北约寻求世界性发展开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现已历时半个多世纪。随着冷战的结束，北约因失去了对手而开始迅速调整其战略脚色，并为此经过两次东扩，其成员国已发展到26个。北约成立的原旨本是对付来自苏联阵营的威胁。苏联解体后，北约该往何处去？一度引发了成员国在新的形式下如何保护自身利益与价值观的争论。争论的核心问题在于，北约究竟应该走出防区？还是继续固守在已经安全了的欧洲大陆？此次争论导致了北约内部思想得解放，发生了突破区域概念的第一次战略转移，即北约从美国─西欧国家联盟体制，转向了覆盖整个欧洲、对付各种威胁的合作组织。它防御功能的触角，也开始探出防区之外，向更广阔的空间延伸，“科索沃战争”为其做出一个很好的注脚。1999年，北约出台新的战略文件《联盟战略概念》，在新的安全观指导下，把北约的主要任务由冷战时期的“集体防御”，调整为“捍卫共同的价值观”，明确提出北约应该在共同价值观的推动下，承担维护全球稳定的功能。这对全球的独裁国家来说是当头棒喝，而对世界民主社会的安全与发展来说，却是极好的一个福音。()

“9·11”事件震惊了整个世界，特别是美国与欧洲，迫使美国主导下的北约开始了第二次转型。“反恐”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头等大事。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评论说，北约正在从一个“冷战时代的地区性军事集团”，转型为21世纪的“全球性的政治和军事同盟”。在这个时期，最有力的证明是北约反恐的脚步已走向阿富汗、伊拉克，辐射到整个中东地区。然而，这第二个转型期的中期，伊拉克战争让北约内部出现了不少的裂痕，特别是美英与法德的分歧，而法国却越来越想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这些分歧，给北约第二次转型带来了负面影响。()

然而，谁也无法否认，近年来已经实现了转型的北约，对整个世界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对全球许多热点地区加大了干预力度。7月底，北约从美国手中接管了阿富汗南部6个省的指挥权。同时，北约仍在科索沃执行维和任务，在阿富汗承担维和任务，为伊拉克训练安全部队，向非洲联盟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活动提供后勤支持。此外，北约还在印尼海啸救助中大伸援手，向美国“卡特里娜”飓风受害者及巴基斯坦地震灾民发起人道救助，运送救灾物资。早在2004年10月，北约便组建了具备初步作战能力的1.75万人的快速反应部队，继而快速反应部队人数扩充至2万人。为此，北约成员国部长会议还通过一项指导未来军事行动的“部长指南”，规定北约在必要时最多可调派30万人的军队，在全球同时执行8项军事任务。()

　如此同时，北约也在寻求成员国数量的不断发展，北约东扩势不可挡，其最大原动力来自于大美国。全球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美国时代”，自小布什就任以来，未雨绸缪，一直在寻找可以确保美国的世界性领导地位方案。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内新保守主义抬头。小布什在2004年的重获连任演讲中曾有如下精彩的演讲：在全球范围内推进自由，向独裁宣战。这就为“全球北约”，奠定了基调。此外，美国也在中亚、南亚及东南亚建立了新的军事基地，作为对东北亚传统基地的一种支持。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力颇大的美国《外交》杂志上月初刊登了《全球化的北约》一文，力主北约组织的大门应该对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国家敞开，进而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理事会”，使北约的合作伙伴能够“遍及全球”。在美国的积极鼓动下，北约正逐渐加深与大西洋彼岸一些国家的关系。例如，在驻阿富汗的两万联军中，澳大利亚是最大的非北约贡献国。此次北约里加高峰会议，就是要探讨美国提出的“全球伙伴关系”计划，即加强与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非北约成员国的合作，同时谋求与巴西、印度、南非和韩国等民主国家扩大合作范围。据《日本经济新闻》11月28日报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28日开幕的领导人会议将确定，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作为新的“合作伙伴”，目的是考虑在欧美地区之外开展工作，推动与亚洲地区的合作和情报交换工作。该文还指出，美英等国希望北约在世界性的安全问题上发挥作用。北约以往曾把中东国家定位为合作伙伴，现在欲将合作伙伴扩展到共享民主主义价值观的亚太地区国家。除了把日韩澳做为合作伙伴外，北约还有意拉新西兰入伙，此外还计划扩大与欧洲的中立国瑞士及瑞典的合作。进而真正迈开“全球北约”的步伐。这就令不赞同西方价值观的中共当局，大有被围堵之感而坐立不安的，于是便难以掩藏“大国崛起”的心态焦虑。中国官方媒体不无担忧地分析认为，“这是美国为遏制俄罗斯和中国而采取的部分战略。”对此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尼古拉斯·伯恩斯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与欧洲国家的议事日程现在成了全球议事日程，往往趋向于讨论世界其它地区的事务，譬如说作为伙伴，我们能在中东、南亚、东亚、非洲和拉美地区做什么。”()

在当今世界，加强所有民主制度国家的全球紧密合作，应该说是建立国际新安全防御体系的需要。这对积极预防来自于不受国际文明规则约束与国内人民监督的独裁国家铤而走险，实在是势在必行。谁能否认像朝鲜这类国家，有了核武器不会威胁民主国家的安全。今日时代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脚步，已经开始了政治世界化。目前，以电脑、卫星为标志的工具体系全球圆通，已经使那种相互封闭、各自为政、权力专断、分配不公的对抗社会政治制度无法容纳，本能地将拓展出一种完全开放、合作、以“人权至上”为核心，国家主权相互制约、共同妥协、大家都赢基础上的政治世界化新纪元。“全球北约”就是世界政治化的现实剧本。()

今天，世界上任何地区、任何国家的财富创造与分配制度的紊乱，都会对全球经贸关系造成严重影响。牵动全球经济命运的政治神经，犹如多米诺骨牌一样，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任何局部政治失序，都具有导致全球经济运作链条崩裂的隐患。由此也就决定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必然导致政治世界化的发生。确保人人独立、平等与自由的民主政治，将成为全球财富创造与分配的国际性前提条件。()

1999年上半年爆发的科索沃战争，本质上就是代表全球先进圆工具体系的北约，在其生产方式基础上形成的开放性价值理念与旧文明野蛮势力之间的冲突；是日趋自由、民主、人权至上的世界化政治潮流，不能容忍坚持对抗、拒不妥协的南联盟将野蛮侵犯人权，进行种族迫害的罪恶封闭在国家内政堡垒里的斗争。而20世纪末，国际社会对印尼东帝汶地区独立问题的一致性积极干预，以及21世纪的阿富汗战争，世界反恐，监督伊朗核问题，制裁朝鲜核爆炸等等，再次印证了政治世界化时代已经来临。今天无论是俄罗斯的车臣问题、伊拉克审判萨达姆问题，还是中国海峡两岸纷争问题、西藏问题，以及世界各国形形色色的人权问题，都不可能在一个高科技、全方位开放的信息时代，封闭在国家主权黑箱里，而无视国际社会的道义评判与政治制约。()

所谓政治世界化，就是指冷战后各国政府摒弃主权对抗，开展政治对话与政策协调，在自主地处理内政外交事务的同时，接受国际社会共认的民主与人权道义准则的约束。21世纪的国际社会，将在共同妥协、大家都赢的基础上，形成各国法律的渊源和依民主规则干预国家违法越规的主权合意与政治机制，并按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客观要求，建立起“自由主义价值观”为主导的主权淡化、人权凸显、相互协调、彼此制约的世界民主政治秩序。“全球北约”无疑为此提供了很好的合作模式。中国政府如果真正主张世界和谐，就应该首先尊重人权，实现民主制度，融入世界民主社会体系。侵犯人权是导致社会对抗、政治失序和暴力冲突的祸根。人权不仅涉及个人的生命、安全与自由，而且对全人类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安全构成威胁。《世界人权宣言》序言第一段，就包含着认为人权的野蛮侵犯是造成国际冲突、引发战争诱因的思想。只有每个国家都能崇尚自由，尊重人权，实现民主，世界才有可能真正和谐。中国政府对此心知肚明，所以应当端正心态，拒绝对抗，参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