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听说国内又出事了(ZT)

来稿/听说国内出事了，四川一个小孩死了，在医院死的，家长民众与医院有了争议，最后演发成所谓的“群体事件”，现在已经“平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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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报道是一如既往地语焉不详，给人们留下想象的空间。可以确定的是，一个3岁小孩喝了农药，他的爷爷送他到医院，然后小孩死了。争论的焦点在于，医院是否对患者进行了及时的抢救，还是要求“先交钱再抢救”，“不交钱不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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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报道是“医院接诊后，立即采取措施全力抢救”，1小时后小孩“抢救无效死亡”。民间说法则是大相径庭，说是“院方表示需先缴800元才可以为小孩洗胃，但当时爷爷身上只有100多元，虽然爷爷表示立即回家取钱希望医院先给孩子洗胃，但医院却只为小孩打点滴而不洗胃，约两小时后男童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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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的发展，根据官方报道，小孩家长因此有了“过激行为”，并演发成了所谓的“群体事件”，用语模糊。民间说法则是小孩家长带着小孩的尸体回到医院，指医院延误施救造成小孩死亡，要求医院赔偿3万元，但院方只肯给500元慰问金；小孩的父母于是在医院门口抗议，之后更带着尸体到市政府喊冤，遭到保安殴打；几位中学生路见不平，上前阻止，也与政府人员发生冲突。当晚，由于得不到有关方面的“说法”，愤怒的学生冲进有关医院，砸坏和烧毁了医院部分设备。政府派出武警，与学生及市民发生冲突，直到次日凌晨，冲突才暂时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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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的真相如何，现在谁也不知道。究竟小孩是进院后1小时死亡？还是2小时死亡？究竟医院有没有给小孩洗胃？还是只打点滴？究竟有多少民众参与？有消息说涉及民众约2000人，政府从附近紧急调来大量武警，武警发射了至少10颗催泪弹，民众则焚毁了三辆警车，10受伤，5人被捕，这一切是否属实？还是一句话，“谁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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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非典”事件以来，认识到信息公开的重要性。今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时，司法委委员应松年教授就表示，“从处理SARS的经验看，信息公开才能使人心更加安定…”北大教授张千帆也表示，在一个开放社会中，通过媒体的公开报道及时有效披露信息，带来的效益远远超过政府封闭信息、秘密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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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这次由于婴儿死亡而引发的“群体事件”，自公安部盖棺定论式的新闻通告发布以后，再次成为新的“新闻禁区”，种种细节，莫名其妙地成为了“敏感内容”。有关人员的初衷大概是，“事件”既然已经“平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和谐社会不该有此噪音。然而现实的结果是，由于“谁也不知道”，人们只能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谣言越来越旺盛，政府的公信力越来越受到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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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想到《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审议期间，其第57条规定，新闻媒体“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的”…“由所在地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处5-10万元罚款”,草案一出，一片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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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工作参加者，清华大学教授于安，对出现这样的条款表示吃惊：“我不知道怎么加进这一条的，专家讨论的时候是没有这一条的！”于教授说，新闻权属于人们的言论自由，这是宪法权利；这个权利在什么样情况下才可以受到限制？需要慎重对待…如果含混不清，就会给限制言论自由者提供机会，最终受损的是百姓的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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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是吗？现在，《突发事件应对法》尚未正式通过，有些人已经磨刀霍霍，在“突发事件”发生后采取“围堵”“封锁”“隐瞒”“禁止讨论”等种种方式剥夺民众的知情权。要在这种情况下杜绝小道消息的产生和传播，几乎是“Mission Impossible”(不可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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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社会，哪怕它再和谐、再公平，都会有意外事故、突发事件，这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去面对这些事故，拒绝去正视这些事件。这就象沙漠里的鸵鸟，风沙到来之际把头钻进沙子里，最终还是会被沙子淹没的。()

2006年11月16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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