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这个稿子是当时的副总编现在的总编陈小川签发的。陈曾跟我说，签这个稿子的时候他也非常担心，说这个稿子如果出了事，刘万永走人，他也跟着一块走人
我打当地110报了案。一个女的接的电话。我说我遇到危险，她说你现在受到威胁了吗？我说我刚受到威胁，下午还可能受到威胁。她说那你得现在进行时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陈东 北京报道
一个是以退休高官王亚忱为代表的“官门”，一个是以年轻商人高文华为代表的“商门”
最初，“官商”二门合伙做生意，后来王亚忱利用自己家族在当地政法部门的影响力，占有了高文华投资的阜新商贸城，并把高文华“送进”监狱11个月。高家人四处告状，长达两年
去年5月18日，刘万永那篇《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的报道，让两个家族的角斗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王亚忱等人被抓。今年10月24日，王亚忱案已经在丹东开庭审理
经过近两年的追踪，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从头到尾地见证了整个事件的发展变化，其间不仅遭到多次威胁，还差点有了生命危险。事过多日，在对《东土》讲述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时，依然能让人感到采访过程中的心跳和危险
初识退休高官王亚忱
我介入这个案子特别偶然。那时候，我在《冰点》做记者，在旁听一个案子时，认识了一个人。 2005年“两会”期间，这个人要给我介绍一个案子，他给我打了三次电话。一开始，我总觉得这种案子可能有一些人情关系在里面，就没上心。第三次打电话时，他说，这个案子很典型，像你这样的记者听了一定很感兴趣。
我被打动了，我说行，后来就跟他们见面。我当时听完之后，感觉就是一个黑吃黑。无非就是两人合伙挣钱，挣到最后掰了，分赃不清掰了。
那个时候，是高文华他哥跟我们见的面。他说不是这样的，他就从头到尾开始讲，讲完之后，我判断确实非常典型。王亚忱有官场背景，女儿、儿子都在要害部门。从高文华他哥给我们的叙事过程来看，虽然很荒唐，但是合理的。从逻辑上我们可以推出来，为什么走到这一步，为什么走到那一步。再荒唐的东西，如果是事实有逻辑，那它就可能是成立的。不像王亚忱后来给我讲的，虽然有自己的因果关系，但是我觉得它并不成立。
后来，《冰点》在一个周三下午开选题会，我说了这个案子，并且说了王家和高家力量的对比，当时的《冰点》主编李大同马上说，“去，赶紧去”。我大概是3月份开始接触这个案子的，直到4月份我才去阜新采访，中间主要是等公安部对我一个采访的回复。
当时，我去阜新一共去了两次，第一次我找了阜新法院、检察院，找了好几个部门，他们都不说。
阜新很多人称呼王亚忱一直称“王书记”，当地人跟我说，“我们只知道王书记在商贸城有股份，现在他们有一点矛盾，就只知道这个”。我就说高家怎么说，这个事情大概是什么样，他们就说，“你要不说，我还不知道原来是这样。”
当然这些事情，当地人不可能不知道，只是不说而已。因为王家在当地太有势力了，他们家分工挺好的，有从政的，有经商的。
我对比了一下两个家族的势力后，心里就有了底儿。王亚忱从市长到市委书记、人大主任长达15 年，王晓云原是公安局副局长，现在是阜新市中院副院长。王晓刚是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副支队长，王晓军是商人。高文华他们哥仨，他大哥一直在北京告状，还是市政协委员。他们家是做农产品加工的，在当地也算是望族了。如果不是望族早完了。你说在北京告两年状要花多少钱？
2005年4月26号下午，我采访了王亚忱。当时我觉得这篇稿子最核心的是采访王亚忱。他是当事人，如果没有采访王亚忱，这篇稿子实际上是不能写的。我要去找王亚忱，高文华家人跟我说，你最好别去，去了没准揍你一顿。
我说不会这样吧？！我后来想，为了防止这个情况发生，我就先找一下阜新市委宣传部。在宣传部的协助联系下，王亚忱非常快地就答应了。
我到了王亚忱在商城的总指挥办公室，王亚忱跟我大谈他在阜新的贡献、政绩等。他说，我原来搞改革，搞那个全城租赁，好多人都说我把阜新给卖了，他们不懂，那是改革。
王亚忱还说，高文华他不是说要出480万吗？他1分钱也没出。不但没有出，而且还从公司里面拿走了800万，现在我们查明他拿走了1000万。他现在北京告状就是用的这1000万，你今天能到这里来，说明“他的钱已经花到位了”。
我说王书记你的意思是我拿钱了，还是我们头儿拿钱了？他说我不知道谁拿了，肯定有人拿。这就是他的逻辑。
我说王书记这个案子如果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怎么办？他说我刚才已经说了，如果像高文华这样的“犯罪分子”不抓起来，我就要在网上公开退党。而我把同样的问题扔给高文华时，他却说他相信共产党。
王亚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当地一位官员给了我一个理由，他说，“王亚忱是我的老领导，高文华是我的小兄弟，我们都很熟。为什么俩人现在闹到这种程度，就是因为在商贸城谁说了算的问题上，俩人有矛盾了。人家王亚忱是一辈子都说了算”。
我想起采访王亚忱的时候，王亚忱说他在阜新有多大贡献时的样子。他有一辆奥迪A6，是他从人大退的时候带走的。按说要交回去，他说这是省里面专门给他的，他对阜新的贡献太大了。当地人却说是他不交。别人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王亚忱为什么在阜新有这么大的势力？可能有两方面原因，第一，他本人确实有一定能力，有贡献，而且挺护手下的人，也确实给手下人争取到实际利益，大家都觉得王书记这人不错。第二，王亚忱在官场多年，有广泛的人脉关系。
采访完王亚忱那天晚上，一个熟人给我打电话说，你在哪儿呢？我说我在阜新，他说我正要找你呢。我说怎么着？他说王亚忱让我问一问，你这篇稿子什么时候发。我说马上要过五一了，我回去过完五一再说。
王亚忱他已经开始找人了。
退休高官家族的权力延展
回到北京后，在五一期间，我就把稿子写完了。5月8号假期结束上班，中午的时候到报社食堂吃饭，路上碰见我们的原总编辑李而亮，他说你去阜新了？我说是，搞了一个案子。他说有一个人找到我这儿来了。他还说怎么样啊？我说挺扎实的，而且这个案子挺典型的。他说那你就搞吧。
我觉得要搞这种舆论监督的稿子，领导不支持没戏。加上其他机缘巧合，这个稿子终于发出来了。
这个稿子是当时的副总编现在的总编陈小川签发的。陈曾跟我说，签这个稿子的时候他也非常担心，为什么签了呢？他是在会上签的，他说刘万永是一个可以信任的同志，可以信任的记者。还说这个稿子如果出了事，刘万永走人，他也跟着一块走人。
稿子在5月18日发出来以后，王晓云还通过关系找到陈小川，希望一起吃顿饭。陈小川对中间人说，饭我也甭吃了，让他们赶紧回家擦屁股去吧。那人说怎么回事？他说，我告诉你这是常委批的。
发稿子之前，就听说要查王亚忱家族，但是这个批示到底下就没人管了。我们的稿子是5月18号见报的，5月27号有关部门就成立了专案组。
我们另外一个副总编还跟我讲，说有一个天津的朋友找他，问这个稿子怎么回事，他说那是《冰点》的事谁惹得起啊，甭找我。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我们报社的一个同事跟我说，王亚忱那个事还搞吗，我说还没完呢，他说《法制日报》的一个朋友跟他说，算了别搞了，别给人家赶尽杀绝了，东北那帮黑社会也挺厉害的。给我传话呢。另外一个同事跟我说，新华社一个人找他也是要传达类似的东西，他说他当时就跟那人说了，这个话你直接去跟刘万永说，他不负责传这个话。
王家8月份起诉我们中青报的时候，7月份举报我的信就来了，说我“紧密配合辽宁省检察院，妄图用舆论杀人。”。还说我收了高家50万元，并且有人证明。后来，还有署名华隆公司员工的举报信，说我收了5万元，也有人证明。他们开始四处瞎告。哭的跪的都上来了。还上法院起诉中青报，结果被驳回。
整个过程中，显然暴露了一些问题。高文华他们家恨不得我马上把稿子发出来，而王家却是想办法把稿子压下来。为什么要来灭这篇稿子？是不是你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东西？
王亚忱终于事发，去年被抓。今年10月24日在丹东开庭审理他的案子。
跟王家人狭路相逢
10月24日中午12点多开完庭，出门的时候王家的人就开始围攻我。
王家的好多人，包括王晓云我以前都不认识，但从当时法庭上的情形上看，我看出来旁听席那一片人是他们的人。其间，那边的人看了我好几次，也许是我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比较显眼吧。
中间休庭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认出我了。12点多大家要退的时候，我想要不我就先走，要不我就最后走，等你们都走干净了我再走，因为马路对面停的都是阜新的车，都是辽J的车。这个时候，法庭里面大概还有20－30人，其他的人在院里呆着，在门口附近站着。门是那种玻璃的推拉门，两层的那种推拉的，门口有好几个人堵着。
当时我就跟着人群挤出去了。刚出这个门的时候，就听见一个穿白衣服的女的在小声地骂，说收黑钱，你骗了多少人，又到这来来骗了。虽然小声，但是大家都听得见，因为这个院子不是很大，那个时候也没有人说话。然后，王晓云就开始讲，穿红衣服的就是刘万永。接着就开始骂，你写的东西骗了多少人，流氓记者，流氓文人。
王晓云骂的时候，我开始往外面走，她越骂越厉害。她一个人骂完之后，那一群人就都开始骂，并朝我围上来。我就转过身来，看着他们，我没有说话。
说实话，我当时挺紧张的。那帮男的说，揍他，打死他，就开始上了。离我大概还有两三步远时，法警上来了，护着我出了法院。那帮人也跟出来了，接着骂。
我打上车，跟司机说，你抓紧时间走。他说去哪儿？我说赶紧走，后面有人跟我。过了一会，有人给我打电话说后面有一辆出租跟着我呢，三个人。那个时候我打的车大概已经走出100米了，司机说没事，而我觉得他开得太慢了。我催他快开，他说你看后面没有出租了。也可能他开得很快，但是我觉得很慢。
他说你去哪儿？我说你给我绕几个胡同。后来确定没人了，我就回到宾馆。我开始给高文华的哥哥打电话，说我受到围攻了。他一听也着急，就给专案组的人打电话，专案组的人说，你不用说了我当时在现场。他们就当着法院很多人围攻我，法警去得稍微晚一点肯定就动手了。
然后，我打当地110，报了案。我从来没打过110，我是第一次，一个女的接的电话。我说我遇到危险，能不能提供帮助？她说你现在受到威胁了吗？我说我刚受到威胁，下午还可能受到威胁。她说那你得现在进行时。我说那我不能肯定我下午就受不到威胁，后来她说那不行。她说你现在在哪儿？我说我住在宾馆。
过了大概10分钟，110来了三个人，记了我的身份证号。我把身份证和记者证都给他看了，我说我去听案子，下午一点半我还要去，你们110能不能有人跟我一起去？他请示指挥中心后跟我说，指挥中心说了现在跟你去不合适。
110的人说，在法院那里他们还有一个报警平台，有警察在那儿，你发现问题立即拨打110，他们会尽快到。我说只能这样吗？他说是，我说那就多谢。然后110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你要发现问题你报警，我们3分钟之内赶到。
下午，我确实吓得没敢再去，我确实不知道会出现什么事。我再去，我在法院里应该没事，但是肯定走不了了，你出了法院你要走，你打车，你打飞机，他们都能跟着你。
当时在宾馆，我想要不要换宾馆。正在这个时候听到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说下午警察要在6楼开会。我不走了，我至少今天下午会很安全。后来，从下午3点开始写稿子，晚上吃了一顿饭，一直写到晚上11点半，就是我们后来见报的那一版。我们头儿11点 26分还问我稿子写完没，说总编陈小川等着看稿子。
我晚上11点半写完稿就发回报社，12点出发离开丹东，曲折地到了沈阳。第二天早晨8点半，我就开始不停地接电话，我的朋友、同事给我打电话，说看到这个报道了。我一个同学还打电话跟我说，你要不方便就到我这里躲几天。
两个家族和记者的“演出”都没落幕
你知道王亚忱怎样在阜新被抓的吗？当时在法庭上，公诉人说王亚忱是在阜新星光宾馆被抓获。王亚忱说不对，你的表述有问题，当时是专案组的人给我打电话，叫我去星光宾馆谈这个事，举报别人，我去了，说是省领导找我谈话我才去的，你说我在星光宾馆被抓的，好像是我跑到星光宾馆被你们抓的，不对。
王亚忱被拘时，现场有辽宁省公安厅的警车。王亚忱说我不能坐你们的警车，我必须坐我的奥迪 A6走。然后，就由公安厅的一个警察开着奥迪A6，王亚忱坐在后面。前面是警车开道，后面跟着一辆阜新市120，组成了一个车队。奥迪A6上还坐着阜新市政府保卫处的，保他安全。他说我有病，120得跟着我。
不知道像王家这种家族，在全国还有没有。当时我们为什么要报这个？就是因为它非常典型。过去经常说贪官在位的时候是贪的，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多的是他在位的时候已经铺好路了，退休后开始收投资，比他在位的时候可能收益更大。比如王亚忱，他的子女被安排在要害部门，他退了之后自然可以去捞钱。
现在网上有很多说法，说这两人都不是好东西，王亚忱不是好东西，高文华也不是好东西。高文华他确实有问题，他问题在哪里？他的公司是不严谨的。从我们正常的推断来讲，高文华之所以让王亚忱加盟，肯定是有利用他的心理，王亚忱那个时候是阜新市政府的经济顾问，高文华不完全是被迫的，开始是“顺奸”，后来就是“强奸”了。
我当时跟高文华见面时，我问他了。我说从我的判断来讲，你肯定是愿意他去你的公司，他说是，他说王能帮他做一些事，但是最根本的问题是我确实惹不起他们。因为什么？高文华有一个叫万家灯火的洗浴中心，王晓云、王晓刚全能管着，你要不那样办，洗浴中心就开不了。高文华确实有双重心理。
对这个案子，王亚忱能走到这一步，能够开庭已经是很大的胜利了，不容易。但是这绝对不是一个落幕，而是刚刚开始。因为王亚忱所涉及到的东西，包括王晓云、王晓小刚所涉及的东西都没有查明。
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媒体参与的话可能会被压下去。我们去年5月18发了稿子之后，最明显的就是第二天检察院就把结论给高文华了。这个结论从2005年1月份就有了，到2005年5月19号才给他。如果我们没有报道，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给了。
高文华他哥说我们报社是他们的恩人，我说老高你不要这么讲，我很清楚媒体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只是起了一个促进的作用，具体办案还是由公检法来办。但是老高跟我说，你这篇报道发了之后相当于一颗原子弹，把辽宁省所有保护王亚忱的大坝一下炸塌了。
只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没什么胆量，如果有胆量我觉得24日那天下午还是应该去法院旁听。我也确实怕了。我不是英雄。
5月25号中午的时候，我给我老婆打电话，她说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说快了，她说你去这么长时间，我说很快回来。我说你上网看一下吧，她说怎么了，我说会有使你震惊的消息。我老婆后来说，她吓坏了，她不停地给我的同学打电话，她要一点精神安慰。她说看完之后心里就堵得慌，到晚上就吐了。
我哥也看到了，我哥给我打电话，说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说我今天晚上就回来。他告诉我说，你买了票之后给我打电话，你上了车给我打电话，你下了车给我打电话，我手机今天不关机了。我说我手机快没电了，他说没电你给我发短信。
我打当地110报了案。一个女的接的电话。我说我遇到危险，她说你现在受到威胁了吗？我说我刚受到威胁，下午还可能受到威胁。她说那你得现在进行时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陈东 北京报道
一个是以退休高官王亚忱为代表的“官门”，一个是以年轻商人高文华为代表的“商门”
最初，“官商”二门合伙做生意，后来王亚忱利用自己家族在当地政法部门的影响力，占有了高文华投资的阜新商贸城，并把高文华“送进”监狱11个月。高家人四处告状，长达两年
去年5月18日，刘万永那篇《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的报道，让两个家族的角斗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王亚忱等人被抓。今年10月24日，王亚忱案已经在丹东开庭审理
经过近两年的追踪，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从头到尾地见证了整个事件的发展变化，其间不仅遭到多次威胁，还差点有了生命危险。事过多日，在对《东土》讲述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时，依然能让人感到采访过程中的心跳和危险
初识退休高官王亚忱
我介入这个案子特别偶然。那时候，我在《冰点》做记者，在旁听一个案子时，认识了一个人。 2005年“两会”期间，这个人要给我介绍一个案子，他给我打了三次电话。一开始，我总觉得这种案子可能有一些人情关系在里面，就没上心。第三次打电话时，他说，这个案子很典型，像你这样的记者听了一定很感兴趣。
我被打动了，我说行，后来就跟他们见面。我当时听完之后，感觉就是一个黑吃黑。无非就是两人合伙挣钱，挣到最后掰了，分赃不清掰了。
那个时候，是高文华他哥跟我们见的面。他说不是这样的，他就从头到尾开始讲，讲完之后，我判断确实非常典型。王亚忱有官场背景，女儿、儿子都在要害部门。从高文华他哥给我们的叙事过程来看，虽然很荒唐，但是合理的。从逻辑上我们可以推出来，为什么走到这一步，为什么走到那一步。再荒唐的东西，如果是事实有逻辑，那它就可能是成立的。不像王亚忱后来给我讲的，虽然有自己的因果关系，但是我觉得它并不成立。
后来，《冰点》在一个周三下午开选题会，我说了这个案子，并且说了王家和高家力量的对比，当时的《冰点》主编李大同马上说，“去，赶紧去”。我大概是3月份开始接触这个案子的，直到4月份我才去阜新采访，中间主要是等公安部对我一个采访的回复。
当时，我去阜新一共去了两次，第一次我找了阜新法院、检察院，找了好几个部门，他们都不说。
阜新很多人称呼王亚忱一直称“王书记”，当地人跟我说，“我们只知道王书记在商贸城有股份，现在他们有一点矛盾，就只知道这个”。我就说高家怎么说，这个事情大概是什么样，他们就说，“你要不说，我还不知道原来是这样。”
当然这些事情，当地人不可能不知道，只是不说而已。因为王家在当地太有势力了，他们家分工挺好的，有从政的，有经商的。
我对比了一下两个家族的势力后，心里就有了底儿。王亚忱从市长到市委书记、人大主任长达15 年，王晓云原是公安局副局长，现在是阜新市中院副院长。王晓刚是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副支队长，王晓军是商人。高文华他们哥仨，他大哥一直在北京告状，还是市政协委员。他们家是做农产品加工的，在当地也算是望族了。如果不是望族早完了。你说在北京告两年状要花多少钱？
2005年4月26号下午，我采访了王亚忱。当时我觉得这篇稿子最核心的是采访王亚忱。他是当事人，如果没有采访王亚忱，这篇稿子实际上是不能写的。我要去找王亚忱，高文华家人跟我说，你最好别去，去了没准揍你一顿。
我说不会这样吧？！我后来想，为了防止这个情况发生，我就先找一下阜新市委宣传部。在宣传部的协助联系下，王亚忱非常快地就答应了。
我到了王亚忱在商城的总指挥办公室，王亚忱跟我大谈他在阜新的贡献、政绩等。他说，我原来搞改革，搞那个全城租赁，好多人都说我把阜新给卖了，他们不懂，那是改革。
王亚忱还说，高文华他不是说要出480万吗？他1分钱也没出。不但没有出，而且还从公司里面拿走了800万，现在我们查明他拿走了1000万。他现在北京告状就是用的这1000万，你今天能到这里来，说明“他的钱已经花到位了”。
我说王书记你的意思是我拿钱了，还是我们头儿拿钱了？他说我不知道谁拿了，肯定有人拿。这就是他的逻辑。
我说王书记这个案子如果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怎么办？他说我刚才已经说了，如果像高文华这样的“犯罪分子”不抓起来，我就要在网上公开退党。而我把同样的问题扔给高文华时，他却说他相信共产党。
王亚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当地一位官员给了我一个理由，他说，“王亚忱是我的老领导，高文华是我的小兄弟，我们都很熟。为什么俩人现在闹到这种程度，就是因为在商贸城谁说了算的问题上，俩人有矛盾了。人家王亚忱是一辈子都说了算”。
我想起采访王亚忱的时候，王亚忱说他在阜新有多大贡献时的样子。他有一辆奥迪A6，是他从人大退的时候带走的。按说要交回去，他说这是省里面专门给他的，他对阜新的贡献太大了。当地人却说是他不交。别人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王亚忱为什么在阜新有这么大的势力？可能有两方面原因，第一，他本人确实有一定能力，有贡献，而且挺护手下的人，也确实给手下人争取到实际利益，大家都觉得王书记这人不错。第二，王亚忱在官场多年，有广泛的人脉关系。
采访完王亚忱那天晚上，一个熟人给我打电话说，你在哪儿呢？我说我在阜新，他说我正要找你呢。我说怎么着？他说王亚忱让我问一问，你这篇稿子什么时候发。我说马上要过五一了，我回去过完五一再说。
王亚忱他已经开始找人了。
退休高官家族的权力延展
回到北京后，在五一期间，我就把稿子写完了。5月8号假期结束上班，中午的时候到报社食堂吃饭，路上碰见我们的原总编辑李而亮，他说你去阜新了？我说是，搞了一个案子。他说有一个人找到我这儿来了。他还说怎么样啊？我说挺扎实的，而且这个案子挺典型的。他说那你就搞吧。
我觉得要搞这种舆论监督的稿子，领导不支持没戏。加上其他机缘巧合，这个稿子终于发出来了。
这个稿子是当时的副总编现在的总编陈小川签发的。陈曾跟我说，签这个稿子的时候他也非常担心，为什么签了呢？他是在会上签的，他说刘万永是一个可以信任的同志，可以信任的记者。还说这个稿子如果出了事，刘万永走人，他也跟着一块走人。
稿子在5月18日发出来以后，王晓云还通过关系找到陈小川，希望一起吃顿饭。陈小川对中间人说，饭我也甭吃了，让他们赶紧回家擦屁股去吧。那人说怎么回事？他说，我告诉你这是常委批的。
发稿子之前，就听说要查王亚忱家族，但是这个批示到底下就没人管了。我们的稿子是5月18号见报的，5月27号有关部门就成立了专案组。
我们另外一个副总编还跟我讲，说有一个天津的朋友找他，问这个稿子怎么回事，他说那是《冰点》的事谁惹得起啊，甭找我。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我们报社的一个同事跟我说，王亚忱那个事还搞吗，我说还没完呢，他说《法制日报》的一个朋友跟他说，算了别搞了，别给人家赶尽杀绝了，东北那帮黑社会也挺厉害的。给我传话呢。另外一个同事跟我说，新华社一个人找他也是要传达类似的东西，他说他当时就跟那人说了，这个话你直接去跟刘万永说，他不负责传这个话。
王家8月份起诉我们中青报的时候，7月份举报我的信就来了，说我“紧密配合辽宁省检察院，妄图用舆论杀人。”。还说我收了高家50万元，并且有人证明。后来，还有署名华隆公司员工的举报信，说我收了5万元，也有人证明。他们开始四处瞎告。哭的跪的都上来了。还上法院起诉中青报，结果被驳回。
整个过程中，显然暴露了一些问题。高文华他们家恨不得我马上把稿子发出来，而王家却是想办法把稿子压下来。为什么要来灭这篇稿子？是不是你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东西？
王亚忱终于事发，去年被抓。今年10月24日在丹东开庭审理他的案子。
跟王家人狭路相逢
10月24日中午12点多开完庭，出门的时候王家的人就开始围攻我。
王家的好多人，包括王晓云我以前都不认识，但从当时法庭上的情形上看，我看出来旁听席那一片人是他们的人。其间，那边的人看了我好几次，也许是我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比较显眼吧。
中间休庭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认出我了。12点多大家要退的时候，我想要不我就先走，要不我就最后走，等你们都走干净了我再走，因为马路对面停的都是阜新的车，都是辽J的车。这个时候，法庭里面大概还有20－30人，其他的人在院里呆着，在门口附近站着。门是那种玻璃的推拉门，两层的那种推拉的，门口有好几个人堵着。
当时我就跟着人群挤出去了。刚出这个门的时候，就听见一个穿白衣服的女的在小声地骂，说收黑钱，你骗了多少人，又到这来来骗了。虽然小声，但是大家都听得见，因为这个院子不是很大，那个时候也没有人说话。然后，王晓云就开始讲，穿红衣服的就是刘万永。接着就开始骂，你写的东西骗了多少人，流氓记者，流氓文人。
王晓云骂的时候，我开始往外面走，她越骂越厉害。她一个人骂完之后，那一群人就都开始骂，并朝我围上来。我就转过身来，看着他们，我没有说话。
说实话，我当时挺紧张的。那帮男的说，揍他，打死他，就开始上了。离我大概还有两三步远时，法警上来了，护着我出了法院。那帮人也跟出来了，接着骂。
我打上车，跟司机说，你抓紧时间走。他说去哪儿？我说赶紧走，后面有人跟我。过了一会，有人给我打电话说后面有一辆出租跟着我呢，三个人。那个时候我打的车大概已经走出100米了，司机说没事，而我觉得他开得太慢了。我催他快开，他说你看后面没有出租了。也可能他开得很快，但是我觉得很慢。
他说你去哪儿？我说你给我绕几个胡同。后来确定没人了，我就回到宾馆。我开始给高文华的哥哥打电话，说我受到围攻了。他一听也着急，就给专案组的人打电话，专案组的人说，你不用说了我当时在现场。他们就当着法院很多人围攻我，法警去得稍微晚一点肯定就动手了。
然后，我打当地110，报了案。我从来没打过110，我是第一次，一个女的接的电话。我说我遇到危险，能不能提供帮助？她说你现在受到威胁了吗？我说我刚受到威胁，下午还可能受到威胁。她说那你得现在进行时。我说那我不能肯定我下午就受不到威胁，后来她说那不行。她说你现在在哪儿？我说我住在宾馆。
过了大概10分钟，110来了三个人，记了我的身份证号。我把身份证和记者证都给他看了，我说我去听案子，下午一点半我还要去，你们110能不能有人跟我一起去？他请示指挥中心后跟我说，指挥中心说了现在跟你去不合适。
110的人说，在法院那里他们还有一个报警平台，有警察在那儿，你发现问题立即拨打110，他们会尽快到。我说只能这样吗？他说是，我说那就多谢。然后110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你要发现问题你报警，我们3分钟之内赶到。
下午，我确实吓得没敢再去，我确实不知道会出现什么事。我再去，我在法院里应该没事，但是肯定走不了了，你出了法院你要走，你打车，你打飞机，他们都能跟着你。
当时在宾馆，我想要不要换宾馆。正在这个时候听到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说下午警察要在6楼开会。我不走了，我至少今天下午会很安全。后来，从下午3点开始写稿子，晚上吃了一顿饭，一直写到晚上11点半，就是我们后来见报的那一版。我们头儿11点 26分还问我稿子写完没，说总编陈小川等着看稿子。
我晚上11点半写完稿就发回报社，12点出发离开丹东，曲折地到了沈阳。第二天早晨8点半，我就开始不停地接电话，我的朋友、同事给我打电话，说看到这个报道了。我一个同学还打电话跟我说，你要不方便就到我这里躲几天。
两个家族和记者的“演出”都没落幕
你知道王亚忱怎样在阜新被抓的吗？当时在法庭上，公诉人说王亚忱是在阜新星光宾馆被抓获。王亚忱说不对，你的表述有问题，当时是专案组的人给我打电话，叫我去星光宾馆谈这个事，举报别人，我去了，说是省领导找我谈话我才去的，你说我在星光宾馆被抓的，好像是我跑到星光宾馆被你们抓的，不对。
王亚忱被拘时，现场有辽宁省公安厅的警车。王亚忱说我不能坐你们的警车，我必须坐我的奥迪 A6走。然后，就由公安厅的一个警察开着奥迪A6，王亚忱坐在后面。前面是警车开道，后面跟着一辆阜新市120，组成了一个车队。奥迪A6上还坐着阜新市政府保卫处的，保他安全。他说我有病，120得跟着我。
不知道像王家这种家族，在全国还有没有。当时我们为什么要报这个？就是因为它非常典型。过去经常说贪官在位的时候是贪的，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多的是他在位的时候已经铺好路了，退休后开始收投资，比他在位的时候可能收益更大。比如王亚忱，他的子女被安排在要害部门，他退了之后自然可以去捞钱。
现在网上有很多说法，说这两人都不是好东西，王亚忱不是好东西，高文华也不是好东西。高文华他确实有问题，他问题在哪里？他的公司是不严谨的。从我们正常的推断来讲，高文华之所以让王亚忱加盟，肯定是有利用他的心理，王亚忱那个时候是阜新市政府的经济顾问，高文华不完全是被迫的，开始是“顺奸”，后来就是“强奸”了。
我当时跟高文华见面时，我问他了。我说从我的判断来讲，你肯定是愿意他去你的公司，他说是，他说王能帮他做一些事，但是最根本的问题是我确实惹不起他们。因为什么？高文华有一个叫万家灯火的洗浴中心，王晓云、王晓刚全能管着，你要不那样办，洗浴中心就开不了。高文华确实有双重心理。
对这个案子，王亚忱能走到这一步，能够开庭已经是很大的胜利了，不容易。但是这绝对不是一个落幕，而是刚刚开始。因为王亚忱所涉及到的东西，包括王晓云、王晓小刚所涉及的东西都没有查明。
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媒体参与的话可能会被压下去。我们去年5月18发了稿子之后，最明显的就是第二天检察院就把结论给高文华了。这个结论从2005年1月份就有了，到2005年5月19号才给他。如果我们没有报道，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给了。
高文华他哥说我们报社是他们的恩人，我说老高你不要这么讲，我很清楚媒体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只是起了一个促进的作用，具体办案还是由公检法来办。但是老高跟我说，你这篇报道发了之后相当于一颗原子弹，把辽宁省所有保护王亚忱的大坝一下炸塌了。
只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没什么胆量，如果有胆量我觉得24日那天下午还是应该去法院旁听。我也确实怕了。我不是英雄。
5月25号中午的时候，我给我老婆打电话，她说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说快了，她说你去这么长时间，我说很快回来。我说你上网看一下吧，她说怎么了，我说会有使你震惊的消息。我老婆后来说，她吓坏了，她不停地给我的同学打电话，她要一点精神安慰。她说看完之后心里就堵得慌，到晚上就吐了。
我哥也看到了，我哥给我打电话，说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说我今天晚上就回来。他告诉我说，你买了票之后给我打电话，你上了车给我打电话，你下了车给我打电话，我手机今天不关机了。我说我手机快没电了，他说没电你给我发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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