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专稿:从陈良宇之冤屈看政治之无情(ZT)
(2006-09-30 05:5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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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认同“陈良宇落马”背后的主线是权力格局调整,肃贪反腐只是副线,对此事的解读可有两个视角,一是江泽民,二是胡锦涛。()
从江泽民角度观之,卸任之初,对新一届领导人怀有看一看的心态:以前只能“听其言”,现在可以“观其行”;继任者到底行不行,事关党国存亡,只有试一试才见分晓。()
既然没有完全放心,自要保持随时可“翻盘”的影响力。于是乃有九常委的布局,外间所传的“上海帮”,作为卸任后江泽民行使影响力的重要基础之一,也是局中之棋,陈良宇就是其中重要角色。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后,新一届领导人的表现既中规中矩,又能迭出新招,在经济转型、增进公平等方面屡有突破。实践证明,新一届领导人已能兼顾保党、保国的要求,老一代已可放心。与此同时,原来权力布局的负面性却逐渐凸显,不但使执政党无法形成“一个核心”这种最有利于发挥集权体制效率的格局,而且两大核心旗下势力不可避免的相互倾扎,成了各级官员阻挠不合己意、己利的中央决策上令下行的掩体与凭仗,严重恶化了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及党内政治生态。显然,考察不应该无限期地延伸,由第四代彻底掌控全局已经刻不容缓。此时,江的态度举足轻重。陈良宇落马向外界公示了江的抉择,事实证明,江泽民具有顾全大局的理性与壮士断腕的决断。()
从胡锦涛角度看,可居第一线掌权的法定时间已过去五分之二,自己仍未能名实相符,不难想见其心急如焚。不管是从个人得失考虑,还是从欲有一番作为的责任心出发,全面奠定胡锦涛时代已经时不我待。即将召开的十七大是一难得机会,正可借机全面洗牌,为胡锦涛时代的有效运转奠定组织基础。但这一切能否兑现,取决于仍掌遥控之能的江的态度。江、胡达成协议,乃有陈良宇的落马。陈良宇落马的必要性在于:江、胡达成协议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尽快让全党知道并且相信:江、胡已经达成协议,胡锦涛时代真正开始了。否则,十七大的洗牌必定要大经周折,延误时机。要使党内相信此点并不容易,口头表达已经无济于事,人们同样要“听其言,观其行”──十六大时早已有“言”,但未见其“行”;现在人们需要的是“行”。身为上海帮大将的陈良宇的落马,即是众目可见之“行”,可作为“江泽民已放手”的确切无疑信号。至此,胡锦涛的“核心”位子已经坐正,十七大洗牌时虽然在高层仍难免有所妥协,但对中下层已可生杀予夺。()
由此可见陈良宇之“冤屈”。以反腐肃贪论,陈良宇罪有应得;但此次“办陈”的主因是铺垫十七大的布局,陈良宇于此完全是身不由己。陈虽然正面质疑过新领导集体的权威,但那时作为对新一届领导负有牵制之功能的上海帮之一员,藐视新权威乃题中应有之义──否则何能得江信任,成为卸任后的江泽民行使影响力的重要工具?改换门庭是官场大忌,既然选择了,就只能坚持到底,更何况自己效忠的对象并未失势。以公开诋砺新权威的方式表达对老权威的忠心,既直接有效,可能也确实为老权威所乐见,否则陈良宇何来胆量敢当面质疑中央决策?陈良宇之“聪明反被聪明误”之处在于:他自作主张,错选了攻击宏观调控作为发力点,将“表忠心”与“保私利”结合在一起。前者或为江泽民所乐见,后者必为江所不喜:宏观调控是中央共识,大局所在,纵然损及个人利益,也必须维持大局,不能自乱阵脚。陈良宇被选为十七大的祭品,此中自有其固然。陈的悲哀之处在于:此前他既无法拒绝被江利用,当下他也无力抵挡被江“弃子”。()
当江对胡尚存疑虑、需要上海帮行使牵制之责时,江、陈仿佛一帮一体;及至江回心转意,上海帮再无所用、兼且弊生时,江对陈即弃之若蔽。这种决杀果断、视私情如无物,并非自江泽民始。邓小平曾断然罢黜杨家将,为江泽民的掌权铺路,尽管杨家将在1992年邓南巡时保驾护航、功不可没,尽管杨家将并没有象陈良宇这样被捉住贪腐尾巴。经历了文革的残酷政治斗争后,邓小平已变得温和而富于人情味。在其晚年,对部下的过错表现得多所包容,就象康熙晚年时一样。但一旦危及政权稳定,邓立即就由“绕指柔”变回“百炼钢”,表现出毫不迟疑、绝不手软,不管是应对“六四”,还是罢黜杨家将。江泽民虽历练远不能与邓相比,但面对危机隐患,同样表现得铁血果断,对待如此,对待陈良宇亦然,这是政治家成功的必备素质。并非邓、江有所特殊,而是政治乃一大染缸,浸染越深,离常人的性情就越远。所以对政治家的行为不能以常理猜度,他们有他们自己特殊的行事尺度与道德标准。在那儿,人情轻于鸿毛;虽然有时候看起来温情脉脉,其实这只是掩饰真实意图的面具,缓和人际磨擦的润滑剂。()
私情不足恃,那些自以为背靠大树即可高枕无忧、横行无忌的利益攸关者当知所凛惕,当心不知不觉间沦为上位者权力游戏的牺牲品。由于在现行体制下,新旧权力的交割必须经历过渡期、过渡期的终结必须有所明示,预计如杨家将、陈良宇之辈仍将代代不绝,这是维系传统政治模式有效延续的必备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