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人的“窝里斗”:中国人先天的“劣根性” (ZT)

既依靠又争斗是所有民族所有人交往的两个方面，不过中国人的交往方式多发生在“熟人”范围，所以才叫“窝里斗”

　　熟人之间产生依靠，互相支持，熟人之间也同时产生矛盾，互相斗争。道理很简单，不熟悉的人交往少或不交往，自然就不存在什么利害关系，也没有必要去争斗了。“窝里斗”的“窝”，主要是指“一家人”和“一个地方的人”的范围，以后逐渐引申到同学、同事、同行乃至民族、国家的范围。

　　如果说近代以来特别是当代，中国人“窝里斗”现象比起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特别是现代化已经成功因而内部比较协调的欧美国家和民族来说严重得多，相信不会有太大的异议。建国以前不断的内战，建国以来无数的折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恶斗，不仅丧失宝贵的发展机遇，而且大大斫伤国家和民族的元气。

　　一旦我们中国人的眼睛主要是向外而不是向内，主要是着眼做大蛋糕而不是老瞅着怎么分蛋糕，那个时候，“窝里斗”的问题多半就不存在了，或许留下一些热闹温馨的回忆而已。

　　“窝里斗”，国人最为自我诟病的现象之一。在多数论者看来，“窝里斗”简直可以说是中国人先天就有的禀赋或“劣根性”，属于“厚黑学”浓墨重彩论述的话题。

　　在中国人的文化里，所谓“窝”是一个相对概念，相应地都有关于“窝里斗”的说法:家里家外，家里是窝，有“父子如仇雠”、“兄弟阋于墙”之说；乡里乡外，乡里是窝，有“老乡见老乡，背后开一枪”之说；国内国外，国内是窝，有“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两个中国人是头猪，三个中国人是条虫”的说法。泛而言之，熟人生人，熟人是窝，所以还有“杀熟”一说。

　　如此看来，“窝里斗”现象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普遍地严重地存在。但仔细考察一下，似乎并不完全是那么回事。与上述关于“窝里斗”说法完全相反的说法也不少，比如“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远亲不如近邻”、“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以及“人熟是一宝”，等等。可见“窝里斗”也是一个相对的说法，如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都有善有恶、有好有坏、有积极有消极一样。

　　尤其不能说“窝里斗”是中国人独有的特性。世界上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内部没有矛盾，没有过你死我活？从古代历史上来说，中华民族以中原为中心，融南北东西各民族各族群为一体，比较早就形成了幅员辽阔、具有“大一统”坚韧传统的统一国家。今天，包括汉族在内，我们国家一共有五十六个民族，但严格说来，汉族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种族，她本身是自古以来生活在中原大地及其周边地区包括从远方进入中原地区的各部落、各族群融合的产物，汉族本身历史地包含了境内各民族乃至境外一些民族血缘的、文化的因素；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国各民族才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叫中华民族。这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相比之下，亚欧大陆西端的欧洲列国支离破碎，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你争我夺，相互征战没完没了，宛如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两次世界大战达到高潮，然后才痛定思痛，开始一体化建设。比照之下，你不能不对二千多年前秦始皇“横扫六合、混一宇内”，开创“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的千秋大业而惊叹，而拜服。

　　不过，如果说近代以来特别是当代，中国人“窝里斗”现象比起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特别是现代化已经成功因而内部比较协调的欧美国家和民族来说严重得多，相信不会有太大的异议。建国以前不断的内战，建国以来无数的折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恶斗，不仅丧失宝贵的发展机遇，而且大大斫伤国家和民族的元气。本质上，这是在欧美国家主导的世界性现代化背景之下，古老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蜕变过程中出现的现象，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必须看到，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又是虚幻的，其反映的自我贬抑是国人不自信甚至悲观失望心理的替代物或“精神自虐”。

　　但不管怎样，“窝里斗”总是存在的，而且不能轻看，关键是要搞清楚产生“窝里斗”的原因，找到解决的办法。

　　通观全球，比较西方500多年的近现代史和中国160多年的近现代史，一个值得重视的差异是，中国人生活的空间太小；不仅如此，西方人的空间不断在扩展，而中国人的空间不断被压缩。

　　西方文明进入近代以后的跃迁，始有赖于15世纪文艺复兴后的两大发现，一个是“人的发现”，确立具有自我意识和主体地位的个人的价值；一个是地理大发现，拓展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二者相结合，打开了欧洲人的视野和征服世界的欲望。欧洲人占据了人类传统聚居地欧洲、亚洲、非洲以外的大部分地方，包括北美、南美、澳洲等。如果欧洲人始终生活在欧洲，而又能创造现代文明，至今仍在地球上居于统治地位，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托克维尔曾精辟地阐明了地广人稀的环境因素对美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积极贡献。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在早期，为生产发展、民族融合创造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到了一定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空间渐显狭窄以至饱和。近代以来，由于国家贫弱、列强掠夺，一些地方或被强行割让或分裂独立出去，失去的国土面积超过300万平方公里。今天，虽说960万平方公里陆地不算小，但人口实在太多；而且由于生态恶化，越来越多的地方出现“沙进人退”之类的现象，迄今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国土不适宜人类居住。就以全部陆地面积算，中国的人口密度(2003年)是西方七国的4、09倍、北美自由贸易区的6、89倍、美国的4、23倍、加拿大的39、56倍、俄罗斯的15、82倍、巴西的6、44倍、阿根廷的9、61倍、澳大利亚的44、83倍。

当然，仅仅静态地看到人多地少，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单位土地的生产量，即同样一块土地的人口荷载能力是不同的，因而还得看看经济发展水平，看看每个人可以分到的“蛋糕”有多大。

　　近邻日本，人口密度比中国还大得多。近代开国以来实行“脱亚入欧”战略，先是竭力谋求领土扩张，先后侵占周边许多地方，直至发动对中国对全亚洲的侵略战争。战争失败后，又以制造业及其产品打头，全力实行经济扩张，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经济扩张替代领土扩张，实现了日本的现代化，也解决了日本人多地少的问题。

　　而我们中国，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实行的是简单再生产方式。传统农业，靠天吃饭，总体上国民只能维持很低水平的生存，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宣告解决温饱问题。即使有了近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GDP)上升至世界第4位，但人均水平排在第128位，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1/5。城乡合计，还有1.2亿人口生活困难，而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国家不过11个。

　　总览数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人多地少蛋糕小是中华民族基本的生存状态。这种生存状态导致了中国人的两个生活特征，一是熟人生态。农业社会，在地理上是分散的，生产生活链条很短，人与人之间基本的交往关系主要由血缘、地缘两大自然因素决定。有血缘关系通常就说是“一家人”，而有地缘关系通常就说是“一个地方的人”。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通常，这“朋友”多为“老乡”。一个人生来就有血缘、地缘两大关系，中国人“见面熟”往往来自这种先天注定的“缘分”。二是人身依赖。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生产生活资料处于经常的短缺状态，人与人之间互相帮衬是生产生活得以进行的不可或缺的前提，而这种帮衬主要是在熟人之间发生。熟人之间产生依靠，互相支持，熟人之间也同时产生矛盾，互相斗争。道理很简单，不熟悉的人交往少或不交往，自然就不存在什么利害关系，也没有必要去争斗了。“窝里斗”的“窝”，主要是指“一家人”和“一个地方的人”的范围，以后逐渐引申到同学、同事、同行乃至民族、国家的范围。既依靠又争斗是所有民族所有人交往的两个方面，不过中国人的交往方式多发生在“熟人”范围，所以才叫“窝里斗”。

　　怎样解决“窝里斗”问题？从大处看，一是靠“走出去”。眼下向地球其他地方大规模殖民或移民已不可能，唯一的出路，就是像日本人那样把生意做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去。二是靠“做大蛋糕”。发展市场经济，推动科技进步，努力扩大再生产，提高单位土地的人口荷载力。三是靠“分好蛋糕”。推进民主与法治，重构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重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各种资源和成果得到公平、规范的配置。一旦我们中国人的眼睛主要是向外而不是向内，主要是着眼做大蛋糕而不是老瞅着怎么分蛋糕，那个时候，“窝里斗”的问题多半就不存在了，或许留下一些热闹温馨的回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