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多维月刊》专稿／“宜粗不宜细”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的名言，其目的是为了统一人们的思想，按邓小平的口径给文革下结论。对历史研究者而言，细节恰恰是极为重要的关键因素，不将细节搞清何以解释历史真相？何以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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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云女士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终于问世了。这本新作再一次将人们的眼光吸引到文革史研究当中迄今未解的一大悬案──林彪事件。之所以说林彪一案是“一大悬案”，主要是因为林彪事件中有许多重大历史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中共当年定案的相关材料或是偏颇或是伪造，致使事件本身在经过30多年后依然扑朔迷离。1980年代的“两案”审理也不是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而是政治先行、意识形态作祟，从而造成了林彪一案至今众说纷纭，难以定论。令人高兴的是，舒云女士这部新作以最大的努力还原了这段历史的原貌，进一步揭开蒙在历史上的迷雾，让人们得以认识林彪事件的真相，功莫大焉！()
舒云女士之作大约40多万字，详述了林彪事件的全过程，从1970年8月底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与林彪冲突的起源，及所谓“设国家主席”之争的由来，到毛泽东“御驾亲征”的南巡倒林讲话；从《五七一工程纪要》林立果的密谋，到林彪从北戴河别墅的出走；从周恩来指挥部署“全国禁空令”到林彪256号专机坠毁于蒙古的温都尔汗，这些历史的细节在舒云的笔下娓娓道来，使读者身临其境般地置身于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之中。读罢此书，感慨良多，有些体会愿意写下来与读者们共享。()
一、历史的考据与纪实相结合()
明镜出版社最近出版舒云长达40多万字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多维社）
舒云女士是出身军旅的作家，曾为聂荣臻元帅传记组成员之一，亦出版过多部大作，并发表过大量文章。专着有《大将罗瑞卿》、《上将杨勇》等，发表的文章涉及毛泽东、林彪、许世友、胡耀邦、刘伯承、刘亚楼、李雪峰、郑维山、余立金、严寄洲，甚至张春桥等。可以说，舒云女士是位多产的作家。不仅如此，舒云女士以其女性特有的细腻，常常发掘出他人未曾注意的细节，并从大量的史料中整理出完整的线索，综合叙述历史发展演变的过程，读来毫无枯燥感。()
众所周知，史学论着注重的是鲜明的论点和充实可靠的证据，以分析历史发展变化的进程，这类着作往往不事情节上的描述，如非史学工作者，一般读者会感索然无味。这也是为什么众多的读者宁愿读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而不愿读陈寿的《三国志》。然而，舒云女士此书的一大特点就是试图将史学论述与纪实性作品相结合，既不缺乏史实论述，言之有据，又有颇为可读的具体情节，将这段历史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也许会有一些朋友质疑这种写作手法是否符合严谨的学术着作，但笔者认为，这也不失为一种写作尝试，更何况舒云女士给出了所有引用材料的出处，关心这段历史的朋友可以在阅读的同时，按图索骥，自己思考。()
二、采访知情人士，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
《多维月刊》8月号(总第17期)在香港出版。(多维社)
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准确可靠的史料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没有详实的史料，历史研究只能流于空谈或人云亦云。林彪事件的研究之所以迷雾重重，就在于中共官方严密封锁、垄断了核心资料，只挑选一部分对其有利者大加渲染利用，形成官方的一家之言，且严禁他人自由讨论、质疑。怎样打破这种垄断，另辟蹊径，无疑是对历史研究者们的一大考验。中共官方及其喉舌断言，林彪一案经过中央的两次审查一次审判业已搞清，无需再作深入研究了；还有一些较为悲观的看法认为，中共只要掌权，垄断的材料不公开，搞清林案的可能性困难重重(有知情者说，“九一三事件”发生不久，此事件的来龙去脉就已经搞清了，只不过一直被官方所垄断)。但是文革史研究者迟泽厚先生就说，林案不是搞得清搞不清的问题，而是想不想搞清的问题，那么多档案还在，那么多“活口”还在，为什么说搞不清呢？就看你是不是下功夫去搞。而舒云女士所做恰恰就是身体力行地采访众多的林案知情者，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
舒云女士采访了一百多位与林案有关的人士（因各种原因，有些人并没有写进书里），记录了大量的笔记。这些被采访者不仅有大人物，还有众多的小人物，上至共和国的将军，下至林案受牵连者的家属。特别是对军队系统的人士的采访，使舒云女士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些细致的访谈正是揭开历史真相的前提条件，这些资料无疑对搞清林彪事件真相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
举例来说，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关于全会第六号简报（华北组二号简报）的来龙去脉，以往论述皆语焉不详，这个成为陈伯达倒台重要因素的简报是如何出炉的，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舒云女士采访了该简报的撰稿人──李雪峰的秘书黄道霞，搞清了该简报出台的始末，证明该简报是华北组按正常方式报送中央办公厅印制，并非陈伯达指使，与华北组的李雪峰、郑维山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事实证明，简报本身只是忠实地记录了会议发言者的发言，整理和报送均符合党章及有关规定程序，可事后李雪峰、郑维山等人在华北会议上被打成“陈李郑反党集团”，显然是毛泽东蓄意搞的一桩冤案。()
再举一例，舒云女士对黄永胜的警卫参谋费四金的采访，使人们了解到，“九一三事件”后以纪登奎为首的中央专案组是如何不择手段，想将“伙同林彪阴谋政变”的帽子套在黄永胜的头上。中央专案组一心想在费四金的身上打开突破口，对费四金威胁利诱，要费四金承认9月12日林立果在北京京西宾馆会晤了黄永胜，以此坐实“黄吴李邱”等人也参与了林彪集团的“阴谋政变”。但最终被费四金所拒绝，这顶“参与政变”的帽子最终也没有戴到黄永胜的头上。我们钦佩舒云女士的秉笔直书，更为费四金的人格和勇气所感动、折服，他捍卫的是良知、道德和真理，尽管他注定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三、在细节上下功夫，不放过一个疑点()
“宜粗不宜细”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的名言，其目的是为了统一人们的思想，按邓小平的口径给文革下结论。说白了就是不要在历史的细节上下功夫，只要粗线条地按照中央精神，按照《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来阐述历史就可以了。然而，对历史研究者而言，细节恰恰是极为重要的关键因素，不将细节搞清何以解释历史真相？何以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舒云女士正是在历史的细节上下了很大功夫。()
举例来说，中共官方指控林彪指使自己的儿子林立果“政变杀毛”的唯一证据就是那个“九八手令”。中共官方也公布了一份“手令”的影印件。这是一个从上到下竖写的手令，让人过目不忘，而世人也只见过这一份“手令”。然而，事实上这个“手令”还有另外一个从左到右横写的版本，不为世人所知晓。这份横写的手令由林立果持有，林立果曾出示给其手下们看过。林立果的亲信周宇驰则持有另一个竖写的“手令”，周宇驰在自杀前将此手令撕毁，后为官方所获，成为林彪要搞政变的唯一证据。林彪会写两个“手令”吗？且一横一竖，为两个不同的人所持有？舒云女士从手令的内容、语气到笔迹作了详实的分析，指出这个所谓的“手令”并非出自林彪之手，乃他人模仿。这一细节的披露也就否定了林彪指使林立果搞政变的说辞。()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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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云女士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终于问世了。这本新作再一次将人们的眼光吸引到文革史研究当中迄今未解的一大悬案──林彪事件。之所以说林彪一案是“一大悬案”，主要是因为林彪事件中有许多重大历史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中共当年定案的相关材料或是偏颇或是伪造，致使事件本身在经过30多年后依然扑朔迷离。1980年代的“两案”审理也不是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而是政治先行、意识形态作祟，从而造成了林彪一案至今众说纷纭，难以定论。令人高兴的是，舒云女士这部新作以最大的努力还原了这段历史的原貌，进一步揭开蒙在历史上的迷雾，让人们得以认识林彪事件的真相，功莫大焉！()
舒云女士之作大约40多万字，详述了林彪事件的全过程，从1970年8月底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与林彪冲突的起源，及所谓“设国家主席”之争的由来，到毛泽东“御驾亲征”的南巡倒林讲话；从《五七一工程纪要》林立果的密谋，到林彪从北戴河别墅的出走；从周恩来指挥部署“全国禁空令”到林彪256号专机坠毁于蒙古的温都尔汗，这些历史的细节在舒云的笔下娓娓道来，使读者身临其境般地置身于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之中。读罢此书，感慨良多，有些体会愿意写下来与读者们共享。()
一、历史的考据与纪实相结合()
明镜出版社最近出版舒云长达40多万字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多维社）
舒云女士是出身军旅的作家，曾为聂荣臻元帅传记组成员之一，亦出版过多部大作，并发表过大量文章。专着有《大将罗瑞卿》、《上将杨勇》等，发表的文章涉及毛泽东、林彪、许世友、胡耀邦、刘伯承、刘亚楼、李雪峰、郑维山、余立金、严寄洲，甚至张春桥等。可以说，舒云女士是位多产的作家。不仅如此，舒云女士以其女性特有的细腻，常常发掘出他人未曾注意的细节，并从大量的史料中整理出完整的线索，综合叙述历史发展演变的过程，读来毫无枯燥感。()
众所周知，史学论着注重的是鲜明的论点和充实可靠的证据，以分析历史发展变化的进程，这类着作往往不事情节上的描述，如非史学工作者，一般读者会感索然无味。这也是为什么众多的读者宁愿读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而不愿读陈寿的《三国志》。然而，舒云女士此书的一大特点就是试图将史学论述与纪实性作品相结合，既不缺乏史实论述，言之有据，又有颇为可读的具体情节，将这段历史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也许会有一些朋友质疑这种写作手法是否符合严谨的学术着作，但笔者认为，这也不失为一种写作尝试，更何况舒云女士给出了所有引用材料的出处，关心这段历史的朋友可以在阅读的同时，按图索骥，自己思考。()
二、采访知情人士，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
《多维月刊》8月号(总第17期)在香港出版。(多维社)
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准确可靠的史料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没有详实的史料，历史研究只能流于空谈或人云亦云。林彪事件的研究之所以迷雾重重，就在于中共官方严密封锁、垄断了核心资料，只挑选一部分对其有利者大加渲染利用，形成官方的一家之言，且严禁他人自由讨论、质疑。怎样打破这种垄断，另辟蹊径，无疑是对历史研究者们的一大考验。中共官方及其喉舌断言，林彪一案经过中央的两次审查一次审判业已搞清，无需再作深入研究了；还有一些较为悲观的看法认为，中共只要掌权，垄断的材料不公开，搞清林案的可能性困难重重(有知情者说，“九一三事件”发生不久，此事件的来龙去脉就已经搞清了，只不过一直被官方所垄断)。但是文革史研究者迟泽厚先生就说，林案不是搞得清搞不清的问题，而是想不想搞清的问题，那么多档案还在，那么多“活口”还在，为什么说搞不清呢？就看你是不是下功夫去搞。而舒云女士所做恰恰就是身体力行地采访众多的林案知情者，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
舒云女士采访了一百多位与林案有关的人士（因各种原因，有些人并没有写进书里），记录了大量的笔记。这些被采访者不仅有大人物，还有众多的小人物，上至共和国的将军，下至林案受牵连者的家属。特别是对军队系统的人士的采访，使舒云女士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些细致的访谈正是揭开历史真相的前提条件，这些资料无疑对搞清林彪事件真相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
举例来说，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关于全会第六号简报（华北组二号简报）的来龙去脉，以往论述皆语焉不详，这个成为陈伯达倒台重要因素的简报是如何出炉的，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舒云女士采访了该简报的撰稿人──李雪峰的秘书黄道霞，搞清了该简报出台的始末，证明该简报是华北组按正常方式报送中央办公厅印制，并非陈伯达指使，与华北组的李雪峰、郑维山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事实证明，简报本身只是忠实地记录了会议发言者的发言，整理和报送均符合党章及有关规定程序，可事后李雪峰、郑维山等人在华北会议上被打成“陈李郑反党集团”，显然是毛泽东蓄意搞的一桩冤案。()
再举一例，舒云女士对黄永胜的警卫参谋费四金的采访，使人们了解到，“九一三事件”后以纪登奎为首的中央专案组是如何不择手段，想将“伙同林彪阴谋政变”的帽子套在黄永胜的头上。中央专案组一心想在费四金的身上打开突破口，对费四金威胁利诱，要费四金承认9月12日林立果在北京京西宾馆会晤了黄永胜，以此坐实“黄吴李邱”等人也参与了林彪集团的“阴谋政变”。但最终被费四金所拒绝，这顶“参与政变”的帽子最终也没有戴到黄永胜的头上。我们钦佩舒云女士的秉笔直书，更为费四金的人格和勇气所感动、折服，他捍卫的是良知、道德和真理，尽管他注定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三、在细节上下功夫，不放过一个疑点()
“宜粗不宜细”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的名言，其目的是为了统一人们的思想，按邓小平的口径给文革下结论。说白了就是不要在历史的细节上下功夫，只要粗线条地按照中央精神，按照《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来阐述历史就可以了。然而，对历史研究者而言，细节恰恰是极为重要的关键因素，不将细节搞清何以解释历史真相？何以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舒云女士正是在历史的细节上下了很大功夫。()
举例来说，中共官方指控林彪指使自己的儿子林立果“政变杀毛”的唯一证据就是那个“九八手令”。中共官方也公布了一份“手令”的影印件。这是一个从上到下竖写的手令，让人过目不忘，而世人也只见过这一份“手令”。然而，事实上这个“手令”还有另外一个从左到右横写的版本，不为世人所知晓。这份横写的手令由林立果持有，林立果曾出示给其手下们看过。林立果的亲信周宇驰则持有另一个竖写的“手令”，周宇驰在自杀前将此手令撕毁，后为官方所获，成为林彪要搞政变的唯一证据。林彪会写两个“手令”吗？且一横一竖，为两个不同的人所持有？舒云女士从手令的内容、语气到笔迹作了详实的分析，指出这个所谓的“手令”并非出自林彪之手，乃他人模仿。这一细节的披露也就否定了林彪指使林立果搞政变的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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