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理：中共的政治困境（2）(ZT)

来稿／多维编者按：日前多维刊出艾理《杂技与足球》，受到读者关注。多维得知，该文是艾理长文《中共的政治困境》中的一节，现将全文刊出，以□读者。该文较长，为便于阅读，多维分成若干篇。() ---------------------------() ◆内部政治异议的兴起() 绝不允许内部政治异议公开化，这是维护集权政治的一条铁的原则。毛泽东执政期间，搞掉多少党内领导人？多少人被搞死？多少人被关进大牢？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活活搞死，国家副主席林彪死得不明不白，敢“横刀立马”的国防部长彭大将军被打断肋骨监禁八年后屈死。一切与毛泽东想法不同的党内高官，不死也要脱几层皮。是毛泽东狠毒吗？当然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是集权政体承受不了政治异议存在的成本。毛泽东的个性与集权政体的性格相互刺激，使中共内部成为阴森林的屠宰场。有什么办法呢，一旦内部有人公开表达政治异议而不受惩罚，集权政体就开始了涣散的命运。最近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强调：“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情况下，可以在党的会议上或向党的组织提出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反映，但不得公开发表同中央决定相反的意见。”这里面仍表现了集权政体文化的无力的延伸。但现在的状况是，内部总有人在不断地“公开发表和中央决定相反的意见”时，中央又能怎么着？集权之弓的威力，已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了。() 2006年1月24日，中宣部、团中央（代表党中央）下令将“冰点”停刊。很快，《冰点》主编李大同、副主编卢跃刚发出声明公开抗议。以后的几个月，党内十三位前任高官公开抗议，“冰点”十三位着名作者公开抗议。对这些体制内的抗议者们，动用什么控制手段呢？搞死他们？做不到。收进大牢？做不到。他们会说：“只有你是共产党，我就不是？”党内有人怪中央，说中央手段太软。你能硬到什么地步呢？硬软的分寸，是要拿捏的。翻翻现任中央领导人的履历，江山是你打的？不是。你有什么超越常人的丰功伟业？没有。你的资格和社会声望，比那些抗议者强许多？未必。你不过与大家差不多，都是俗人一个，你有什么资格来随意乱整人？毛泽东是“圣君”，他可以做的，你没资格做。邓小平是“半圣君”，他可以做的，你也没资格做。而且，从邓小平开启了一个伟大的党内传统，这就是党内斗争以不消灭肉体为底线，这个底线谁敢斗胆破坏呢？邓小平时代，邓小平、陈云的“双峰政治”一直维系，邓小平也没把陈云关押捕杀以形成自己的“单峰政治”。“双峰政治”好得很，完全符合太极图精神，阴阳互动，相互平衡，谁也没有机会犯大错误。党内斗争采取了和缓的态度，这使中共内部的政治文明进程上了一个大台阶。谁有资格来把党再拉下内部血海呢？凡事都杂于利害，下手之前，心里算盘是要打打的，算算成本和收益，亏本生意不能做。算盘打下来的结果，就是宽容一点。对这些党内抗议者，不仅不能开除公职，也不能少发工资和福利，算了吧。这就传出一个清晰的信号，看来抗议的成本和风险不高嘛！没什么可怕的。不让这样的信号传出来，又能怎么做呢？不是聪明人，混不到执政者这一步，在高监控下实行宽容，放一放，看一看，本是聪明的选择。() 今年3月4日，中国体改研究会组织召开“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被左派攻击为“新西山会议”），共产党员北大教授贺卫方“图穷匕首见”地公开说：“我明确的说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希望军队国家化。”贺卫方还说：“我们不是敌人，是朋友，我们非常爱你，爱这个党才有话直说，不爱才不说。”中央能怎么着？把“非常爱你”的名士贺卫方杀掉？关起来？开除出北大？开除党籍？把参会的前高官高尚全、名士李曙光、迟福林、杨东平等党员怎么办呢？杀掉？关起来？开除公职？隔离审查？统统不能做。历朝历代，杀名士都是愚蠢的，是要被历史记往的。对聪明人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吹出一点宽容祥和之气，这正是中央采取的办法。看来，时势至今，中央对党内异议的底线已经提高了。这不是中共的伟大英明，而恰恰是形势比人强，中央领导们也会审时度势，他们并非不是聪明人。() 今年6月，《人民日报》前副总编周瑞金（“皇甫平”三人评论小组成员之一）在网上发表《越南改革值得关注》的文章。文章认为，在强化中央委员会对政治局和书记处的监督、质询制度、差额选举和资讯公开等方面，越南的经验值得中国学习。因周瑞金在中共内部的特殊身份，该文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但是，这篇被网民普遍叫好的文章，很快就在国内网站遭到封杀。2006年7月31日，中国国情咨询网在网站上开始“你赞成中共总书记由差额选举产生吗？”的民意调查。四分之三的访客赞成差额选举。8月4日，中国国情咨询网被强行关闭。文章可以被封杀，网站可以被关闭，但对文章作者和网站负责人怎么办呢？杀掉？不行。关起来？也不行。不杀人关人，就断不了言路。周瑞金等人，还会继续为他所理解的党内民主而奋斗，为他所理解的中共命运而努力，谁能断言他不是反映了绝大多数中共党员的呼声呢？谁能断言他的提议不是代表中共的大利益呢？如果在党内搞一次投票测试，我相信周瑞金的观点一定会得到多数票的。如果在网络上公开搞一次投票，周瑞金所呼唤的党内差额选举会受到网民们热烈赞同。() 近年来，从空军副政委刘亚洲大谈民主政治到国家环保局副局长潘岳倡导的公共事务的民众参与，从党内十三老声明到十三位“冰点”作者声明，从“冰点”事件到“新西山会议”，从“新西山会议”到周瑞金要求党内民主改革，“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的人愈来愈多，“公开发表和中央决定相反的意见”的人愈来愈多了。有趣的是，这些人不约而同的看法是，公开公平的竞争性选举，是现今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中共一定要积极而有序地走向这个方向，才能取得新的合法性的认同。毛泽东的历史警告人们，“中央”并不一定是真理的化身，“中央领导”并不是什么圣人先知，伟大领袖毛主席也犯过这么多的错误，你们就一点不会犯错误？你们的意见不过代表着党内一部分门派的意见，未必句句是真理。由个别人或少数人来决定党和国家命运，是一场疯狂冒险的赌局。个人独裁者或少数独裁者脑子一长虫，全国人民就跟着遭殃。人人生而平等，凭什么让你们几个人来决定我们大家的命运呢？凭什么我就不能公开自己作为一个普遍党员的看法呢？真理愈辩愈明，这话还是毛主席说的哩。凭什么我就不能来说一说辩一辩让真理明一明？近代以来的多次革命，已使平等意识深入骨髓，你没比我多生几个脑袋几只手，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人们对政治领导人的敬畏感已悄然消失，也许这可能是毛老人家留给中国心灵的最大的一笔遗产了。() 古人云：“因利而和者，因利而分。”现在中共党内的凝聚力，全在“权”与“利”这两个字。党内人常说：“苏联垮台，领导人去看门都没人要。就为了这一条，我们与反对者拼到底。”这恐怕就是维持政权的核心动机了，怕今后找不到工作领不到退休金。但更多的官员更聪明一些，最实实在在的保障，是家里人在银行里存的钱。无论集权社会还是民主社会，钱都是最实在的保障。苏联8?19事变后，党内流传一份题为《八一九事变后我国的国家安全对策》，里面提出了“党财论”观点。“党财论”认为，市场经济已成事实，民主政治也迟早来到，在市场社会和民主政治下，谁有钱谁说了算，因此中共要积累和培育与自己一条心的资本家，把与自己血肉相连的人培养成有钱人，掌控财富力量，以便今后用金钱来控制政治。有人认为，这份报告表达了下海衙内们的想法，同时这份报告也刺激了不少衙内们跳入商界，借官谋财，以权谋私。一家人官商分工，趁着政权还在手上，尽量谋取钱财，这种心态是造成党内官商勾结不断和党内腐化不可收拾的重要上层原因。这样的以钱财为本的凝聚方式，遇到小事可以合作，遇到大事则一定分崩离析。这种状态，怎么能堵住党内清流们的嘴呢？中共七千万党员，并非人人有条件当贪污犯，并非家家都走官商合一之路，并非人人都愿意看着“党财论”者们用党的命运来换取自家钱财。“党财论”们越横行，党与社会的矛盾就愈大，中共危机就越深重，中共内部的反弹就可能愈强烈。在缺少党内共识和党内权威的情况下，在党外压力日趋增加的情况下，很难想象当政者会对党内持不同观点的人大开杀戒，这可是前景难料十分危险的事。可以想见，党内异议表达将愈来愈大胆，党内民主行动将愈演愈烈，集权政体将日趋软化瘫痪。毛泽东说：“时来天地皆相助，时去英雄不自由。”今天中国的集权政体，真的是到了“时去集权不自由”的时候了。() ◆外部政治异议的壮大() 近年来，维权运动日趋兴起，卷进去的人愈来愈多，在国内外的影响愈来愈大。今年香港纪念“六四”，大标题就是“支持维权，平反六四”。学者秋风最近发表了一遍题为“超越改革体制，走向立宪政治”的文章，文章中称：“自90年代以来，民众维权活动就逐渐兴起。这种维权政治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而通过个案的政治化，有助于推动宪政规划的生成。与改革体制（指体系内改革精英主导）相比，维权政治是宪政秩序的直达车。维权政治是一种民众自我立宪的自发过程。”他将维权运动称为维权政治，将其上升到民众自我立宪的高度来看。() 对中共而言，处理维权运动是一件十分伤脑筋的棘手活儿。() 首先，维权活动受到了国外的高度关注。稍有动静就会有国外的反应。2006年4月26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全体通过一项决议案，督促中国政府停止骚扰维权律师高智晟，恢复其律师营业执照，并促请中国政府停止迫害其它维权律师。2006年5月12日，美国总统布什忽然在白宫接见余杰等三人维权分子，向中国传达美国对中国宗教自由和宗教维权的关注。几年的维权活动中，已诞生出高智晟、许志勇、范亚峰、胡佳等几十号着名人物。许多大知识分子，都关注维权并支持维权。党内有人说：“这些维权分子，是公开的反对派，为什么不把他们抓起来？”是啊，为什么不抓起来？多省事。但能随便抓人吗？经济学家张宇燕最近对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进行了测算，他算的结果是80%，这是世界第一高的比例了。如此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完全依赖在进出口贸易上。中国人均资源不足，高度依赖国外资源进口，大量加工产品要出口。如果中断进出口链，中国经济马上崩溃，社会危机会马上爆炸。网上有言说，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对外国太软，比毛主席差远了，也比朝鲜的金小胖差远了。但这些人不明白的是，毛时代的中国和今天的朝鲜，相对而言在经济上都是封闭系统，对外交换少，也因此对外部交换的依赖性小，因此可以动不动玩横的。毛时代的中国，农耕经济自给自足，你还能把耕地给炸光掉？我怕你？邓时代为什么要改革开放？原因之一就是苏联援建的工业项目已建成，不得不与外部进行技术和资源交换了，能不打开国门吗？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不怕外部变化，但不可能发展。自由市场的开放经济，可以发展起来，但对外部的依赖性极大。今天的中国可是一个开放经济系统，高度依赖外部交换，任何有一点经济头脑和社会责任心的人，都不愿重新封闭经济，砸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就是毛泽东活回来重掌中共大权，面对中国经济的全球网络化，面对上亿就业机会由进出口贸易提供，他能毫不顾忌国家税收吗？他能不顾忌国外的不良反映吗？维权运动之所以持续发展，其实是受到了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持续提高的保护。() 其次，维权行动者活动于法律范围之内。维权行动者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律师，二是记者。他们都精于法律，都将自己的活动多少限制在法律范围内，如果受到非法处理，网络媒体总是及时将情况捅出来，国内外舆论压力极大。而且，维权总是着眼于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有天然的人道优势，有民心的基础。他们是为了保障法律明文规定的基本权利，他们在合法的框架内行动，如果执政者违背法律程序，随意出手进行监禁关押，执政者就走到了法治和人道的对立面上，法律和道义上的损失很大，政权合法性流失严重。工商业社会离不开法律、法官和律师，近年来，中共为了依法治国的目标，在大学开办了大量法律专业，招收了大量法科生。而且从2001年开始，每年进行国家律师资格考试，四年以来有上百万人报名进行考试。法治建设在深化，法治意识在普及，这虽然稳定了社会，但同时也给中共传统的执政手段带来了约束和压力。不要法治管不住社会，要法治也容易把自己管住。执政者一超越法治办事，“人治还是法治？党大还是法大？”的质问就满天飞。“依法治国”的口号，对维权活动提供了合法的活动空间。要在法律范围内与维权分子搏弈，程序繁杂，费神费事，而且往往最后还是失分。这场搏弈谁输谁赢？当然是维权运动群体赢。任何一次有点影响的维权冲突中，都能培养和诞生出几个维权英雄。中共对维权的打压成了塑造英雄的过程，你说中共亏不亏？党内有人说：“成名的维权分子不过几十个人，不成气候。”这些人忘了，当年中共组建时，有多少人？重要的不是人数，而在历史趋向和人心向背。() 东亚民主进程中，政法系背景的人起了很大作用，这在中国也初现端倪了。明知如此，但如果随意打压他们，就使中共自己建立法治国家的承诺成为假话。法治并不仅是治百姓的，也会治到官，中共一定已体会到了法治对自己手脚的捆绑。对中共来说，这些维权分子就是未来的反对党的基础，但怎么办呢？抓来杀掉，目前不行。抓来关大牢，目前不行。任其发展，反对党不就成型了！怎么办呢？对中共来说，更头痛的，是有一部分维权者与结合，与民间基督教会结合，与海外民运结合，有了某种信仰和财力的基础。中共目前根本找不到有效的控制方法。过去轻易对大打出手，结果是把打成一个世界性的势力，在国内又断不了根，成全了。现在地下基督教会迅速发展，许多维权行动者从中吸取精神滋养，聚会时就念“不要害怕伤害你肉体的人，他伤害不了你的灵魂”。搞清楚了，你伤害不了人家的灵魂！你可以不让人家开会，可以不让人家集体行动，但你不能不让人家愤怒，不能不让人家在MSN或SKYPE上商量对付你的办法。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发展，明摆着对集权政体极端不利，但能像打那样去打吗？显然不能。基督徒人数近亿人，虽说并不是都是政治化的，但在价值观上，基督徒对集权政治都会反感。尤其是基督教新教徒，它是伴随着工商市民阶级而生的宗教，它的英文名字是“PROTESTANT”，意思就是“抗议者”。抗议谁呢？抗议思想和政治的集权。信仰上帝，蔑视世俗政权权力，是新教徒普遍的心态。而且，基督教的渊源在西方，与西方势力水乳交融，随便动手，会带来诸多解决不了的麻烦。纠缠起来，警力和牢房都不够。近代以来，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基督教在中国政治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人分析过，近代以来基督教有四次浪潮，第一次算太平天国，第二次算国民党革命，第三天算共产党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在基督教中），第四次正在开始，这就是今天家庭教会的发展。这股宗教力量中，有多少比例会转化为反抗性的政治力量？谁知道。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今天的中国基督教，不可能演化为集权政治的拥戴者。今天任何宗教的发展，都在将集权政治抢夺人心。人心移，天下动。现在人心正在移动，而且是快速移动。中共一定知道这一点，但又能怎么办呢？() 最后，中共对付维权力量，也不得不受策略空间的限制。凡事不能树敌过多，更不能把可能的合作者也推向敌人一边。凡有人群的地方，都分为左中右三派，这是毛主席说的。维权分子中，也分为激进政治派、温和政治派和纯维权三派。激进政治派已将自己设为政治反对派，以维权的形式，公开挑战现政权。温和政治派则以具体的维权为本，着眼于渐进的政治改良，并不排斥与中共在具体问题上的妥协甚至合作。纯维权派则以具体维权事件为本，自觉地避免将维权政治化。这三派的差异，是维权的政治含量的差异，这主要是策略上的差异，而非政治价值观上的差异。从集权政体的角度看，对纯维权派应当支持，这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环节。对维权中的温和政治派，最起码也要宽容，不能将他们逼向激端反对面。对激进政治派，要进行控制。但怎么控制呢，他们一样是躲藏在法律的后面，只要还要一点法律，就不能随意捕杀呀！结果就是，电话通讯24小时监控，一有活动就派警察去。这可难为了警察，不抓人，尽可能不打人，但就是不准活动。警察为完成任务，有时不得不求维权者：“大哥，饶了我吧。我有家有口的，不能丢了工作。你们是对是错我不知道，但你们别做这事了。上面要乱来，我也没办法。”警察也是人，他们也会思想，他们对社会一样不满，只是出于生存而不得不来压制维权者。在维权者面前，他们找不到任何道德自信。集体政体这就天天软下去了。面对当前维权者的这些做法，被理论家称之为“软专制”。从道理上说，要专制就一定不能软，要软就不要搞专制，但今天的情况恰恰就是“软专制”，既无专制之胆，又无民主之量，结果总是让人蔑视嘲笑。一个集权政权，到了人人侮之的程度，已经很无聊了。() 要依法治国，就不能肆意镇压维权运动。要尊重宗教自由，就不能胡乱镇压基督教家庭教会。但是，中共明明知道，反对力量正在维权运动、地下基督教运动中慢慢积累，但实在找不到有效的控制办法。() 集权政治的稳定，需要许多条件，上面所说的思想控制、清除内部异议和镇压外部反对力量这三条，是最为基本的条件了。但是，从上述分析看，中共无论如何是维持不了这三个条件的，这也就是说，中共如果选择维护集权之路，硬要逆历史潮流而上，那它就一定走上了吃力不讨好的衰败之路。()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