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炜：谁的“爱国刀片”在飞(ZT)

来稿／（一）不能越过法理去“爱国”() 　　谁的“爱国刀片”在飞？爱国，本是一种高道德标准的情愫，何以与刀片相连？本文从中日关系中因“爱国”而生出的种种纠葛谈起。()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7月6日收到一份发自香港署名中国人名字、附带刀片的恐吓信，威胁安倍如果参拜靖国神社将受到上天惩罚。日本警方已经就此展开侦查。安倍表示他不会因此改变自己的主张。同时，安倍晋三在山口县的办公室也接获来自香港的恐吓信。() 　　发恐吓信的人显然是选了时机的，选在“七•七”这个敏感日子的前夕，以为这样可以让自己的“愤慨”顺理成章，可以进一步彰显自己的“爱国”。实际上，这是一种违反法理的愚蠢行为。在笔者眼中，香港是个很讲究秩序的地方，浩浩荡荡数十万人的大游行都能寸脚不乱，以民主之风求民主，让人叹为观止。如今个别人却使出“寄刀片”之下策，令人扼腕。这与给中国大使馆寄刀片、用气枪打中日友好设施的日本右翼有何区别？不管处于何种立场，用威胁的手段胁迫人，在道德上就已经将自身置于劣势。一些“爱国者”以为自己在爱国的旗帜下任何过激的行为都是合理的，最起码可以“罪轻一等”。于是，有大学教师狂砸王直墓碑，有人拿石块扔向日本驻中国大使馆门窗，还言必称为了正义，还总有人把他们捧为英雄。() 　　相比之下，日本的过激“爱国者”受到的谴责和惩罚比中国方面多得多。去年，日本富士施乐复印机公司董事长、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日方首席委员小林阳太郎由于在公开场合表示“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伤害了中国人民感情”，日本右翼分子向小林家中投掷燃烧瓶和邮寄子弹。对这一行为，日本舆论普遍给予谴责。耐人寻味的是，就连一向被视为“右倾报纸”的《产经新闻》也谴责起“爱国者”来，说是“只有保障言论自由，民主社会才得以成立，对他人的观点有所异议和不满，应该堂堂正正地展开辩论，而绝不容许以卑劣的手段封杀他人的言论”。从报纸的立场来说，同样“爱国排外”的《产经新闻》却坚决把自己与暴力“爱国者”划清界限，不说什么鉴于历史与现实的因素从宽处理肇事者等等。而是强调言论自由，谴责暴力行为，这是很高超的论调。看来日本右翼再丧心病狂，也逃脱不了法理的约束。() 　　在如何冷静爱国，客观看待过激民族主义者的态度问题上，不难看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一些愤青的感情用事是横行无阻的，似乎骂得越狠越风光。说道德底线也许还是个模糊的概念，扯远一些，要引出国民素质、法制健全等问题。关键的一点是，绝不能对触犯法律的所谓“爱国者”手软。爱国的道德底线就是说不能越过法理去“爱国”，不能把怒火泼向对方国家。() 　　中日之间，“爱国刀片”飞来飞去，民间仇视，如何谈得上改善关系？() （二）爱国，要宽容异见者() 　　另一方面，有的“爱国刀片”是向内的。我们还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对待本国的“叛逆者”？因为这也关乎如何爱国。中日两国都面对这样的问题，在讨论中日关系时，批判本国的对外政策的政府官员、学者或一般民众不乏其人，他们通常被视为替对方国家说话，甚至被称“卖国贼”。() 　　比如，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二阶俊博以同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被人熟知。前不久，二阶俊博收到了一个邮件，里面有一只刀片和一封信，信中警告他别跟中国走得太近。信中写道：“别迎合中国，你正在转移日本的资产和财富。我们劝你自杀谢罪。”二阶俊博是日本小泉内阁中为数不多的同中国政治家有着个人联系的大臣，他也因此在日本的“卖国贼”榜上有名。() 　　还有一种“刀片”是看不见的，但它的杀伤力是显而易见的，那是语言上的威胁和谩骂，有的“爱国者”对不附和所谓主流的“持不同政见者”很苛刻，动辄把他们骂为“汉奸”、“卖国贼”，骂人的“爱国者”们是否也该拷问一下自己的道德底线，调整一下自己的爱国思维方式？最起码，请对照一句网上公认的准则：“我坚决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不能因为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就不给你说话的权利。试图用骂人来堵人的嘴更是丧失良心和道德的表现。() 　　在中日关系的讨论中，笔者以为，长期以来受感情和情绪支配的情况居多，特别是“爱国”的一方总是居高临下地批判异见者。在中国，主张对日友好或者对中国的对日外交政策提出批评的人，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他们被怀疑不爱国以致卖国。其实攻击者的思维方式和道德倾向都是很有问题的。还是举二阶俊博的例子，他主张对中国友好，你能说他不爱日本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他是为了日本的利益才主张对中国友好，一小撮日本右翼以外的日本人应该都能理解他的言行。同样，我们的一些主张对日友好甚或批评中国的人难道真是背叛祖国吗？恐怕也不能这样轻易下结论。() 　　“爱国者”对所谓叛逆者最理直气壮的论断就是：叛逆者的国家和民族认同出现了问题。民族认同，这实际上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去年在中国出版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提出的“认同危机”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根据亨廷顿的观察，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中，传统的国家认同正陷入一场“认同危机”中，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这些发达国家内部的民族多元化。第二个原因是全球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和“民族”的认同越来越淡化，而一种新的“全球认同”则在慢慢取代传统的国家认同。特别是全球化使西方发达社会中精英层的国家认同感大大降低。而普通民众的国家认同感、爱国主义情绪远远高于精英分子。所以精英和民众之间不可避免地有国家认同差距。一位中国的IT精英曾告诉笔者一句十分经典的话：现在，国境的概念已经很模糊了。() 　　与其说“全球认同”是“危机”，毋宁说它是潮流和趋势。我们这个社会既需要精英们冷静的纵横郫阖，也需要大众的单纯的热情。但是精英毕竟只是少数，他们常有不被理解的苦恼，甚或有被摈弃和孤立的可能。只是因为他们的爱国情愫中掺和了爱地球的成分。爱地球，没什么不好，连北京奥运会口号不都说了么──“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一些海外华人虽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但出国后，视野更加开阔，也可以说对中国的事可能看得更清楚了，说一说自国的“丑陋”，很自然被认为是忘了本。对中国人来说，爱国显然比爱地球重要多了。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异见中不见得没有真知灼见。但中国社会现在似乎还缺乏包容异见的宽广胸怀。1955年中国大陆发动了批判胡适反动思想的运动，官方组织了对胡适的大批判，出版了8卷本的《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约200余万字。当时胡适在美国，设法弄到了这八厚册批判自己的书并且全文读完。唐德刚（旅美历史学家）问胡：这几百万字里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胡适答曰：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 胡适的话今天仍值得我们深思，怎样避免言论一边倒和给“学术自由”一个适和的土壤，不管对政府还是对个体，都是个课题。社会在进步，可有时人们却被自己的影子绊住了脚步。() 　　还是回头来说说中日关系。你不得不承认，在中日之间要做到“民族认同意识模糊”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这也是中日民间难以相互理解的原因之一。想强调的是，近年来，中日关系讨论欠缺的正是一种“学术自由”的氛围，中日关系中不是点子多，而是观点太单调。多是表现为多数的一方对少数或个别的一方的打压。中日关系讨论中需要一种第三方的立场，也就是说尊重对方的民族感情，不带偏见，不带自身过激的民族主义情绪来探讨问题。中日关系中可以摆上桌面探讨的问题很多，包括历史问题的细节亦可重新挖掘和考证，历史本来就有多个侧面，如果历史是由某一方说了算了的话，也用不着中日韩三国来共同编撰面向青少年的历史教科书了。历史从属于意识形态的时代终会离我们远去。() 　　当然做一位反主流的异见者是需要勇气的，中日关系中言论一边倒的情况让许多想发表意见的人也不敢说了，背叛国家和民族这样的帽子确实是很吓人的，这样的风气不利于打开中日关系的新局面，也不利于民主风气的形成。一些忍受误解和顶住压力为中国的利益而建言献策的人是可敬的，相信我们的“二阶俊博”们迟早会得到大众的认可的。() 　　爱国的方式不是排外和仇外，爱国情感的基础应是理性和豁达。历史上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和民族，都是宽容而开放的。不管刀片是对外还是对内，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都是一种变质的民族主义感情的反映。关于爱国，今后我们要考虑的也许不仅是怎么坚守道德底线的问题，而是怎样不断提高自己道德标准，对内宽容，对外大气，谴责无知的过激的民族主义者，接纳用心良苦的“倒戈者”，当我们能以这样的道德准则来看待中日关系时，也许中日关系会变得简单明朗、容易把握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