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夫勒：中国必须应对“浪潮冲突”的挑战(ZT)

《环球时报》驻美国特派记者唐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在中国销量达1000万册之多，曾给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人带来极度的思想震撼。26年弹指一挥间。就在中国人即将淡忘托夫勒的时候，托夫勒又开始了他的预言！他与妻子海蒂•托夫勒合着的新作《财富的革命》日前推出了中译本。趁着托夫勒日前到华盛顿的机会，本报记者对其进行了独家采访。 应对“浪潮冲突”是中国必须面对的挑战 记者：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您说中国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三次浪潮的人群同时存在，第一次浪潮是农业人口，第二次浪潮是城市工人，第三次浪潮是从事信息技术或与信息技术有关的白领。 托夫勒：中国国家计委的官员1998年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数字：中国有9亿属于第一次浪潮的农业人口、3亿属于第二次浪潮的工业人口和1000万属于第三次浪潮的人口。我们没有最新的数据，但很明显，中国之后的发展越来越快，今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又加入了第三次浪潮的人口大军。只要看看有多少中国人在上网、使用电脑和手机就知道了。农业人口和城市人口之间的差距非常大，第二次浪潮人口跟第三次浪潮人口之间的鸿沟也越来越深。 不同浪潮人口之间存在冲突是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但因为中国人口的巨大规模，要处理这些冲突就变得比其他国家困难得多。 记者：中国能否跨越第二次浪潮，直接从第一次浪潮进入第三次浪潮呢？ 托夫勒：小国能够办到，但一个国家如果人口规模像中国那样庞大，就很难跨越。在我们的新书《财富的革命》中，我们探讨了如何对付中国和任何国家的贫困问题的方法。我们预测说，今天的人类农业将逐步过渡到“超级农业”阶段。“超级农业”将使用先进技术，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高。但“超级农业”要求农业劳动力一定要受过良好教育。 记者：其实就是中国农民今天也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先进技术了，比如手机。我的父母远在中国，他们现在可以一边在农田里干活一边用手机跟我聊天。 托夫勒：手机的确是可以用于农业技术，但我们在《财富的革命》一书中提到的农业技术比这还要先进得多。我在书中预测，未来的“超级农业”将能够在农田里生产出带有特种维生素和药物成分的转基因农作物。我还预测，农民将传感器植入农作物，每当农作物需要水分和营养的时候传感器就会发出信号。传感器还将与卫星连接，卫星将告诉农民应该在何时何地给农作物施添何种肥料。 记者：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农民根本不可能用得起这些昂贵的高技术。 托夫勒：我知道。但第一步应该进行研究，考察哪些技术对农业可能有用。技术本身不可能解决贫困问题，但离开了技术，农民的贫困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 记者：您如何预测中国的未来？ 托夫勒：许多外界对中国的预测都是根据中国目前的发展趋势而做出的简单化的推演。几年前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曾发表封面文章，题为《中国：超级大国2020》，预言中国将在2020年成为超级大国，这一预言在西方已经成为陈词滥调。《经济学家》杂志实际上是在暗示，中国将遵循一条直线式的发展轨迹，但历史并非按照直线在发展，这种想法无疑是幼稚的。跟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也将遭遇高峰和低谷。 过去中国执行的一直是城市优先的发展战略，政府从第一浪潮的农业得到大量资金来支持第二浪潮即城市工业的发展。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预防“浪潮冲突”，不仅仅是农村与城市之间，也包括第三次浪潮与其他方面的冲突。问题不在于如何回避冲突，而在于如何控制和管理冲突，使得它不至于引发成最终无法收拾的动乱。应对“浪潮冲突”是中国必须面对的挑战。 亚洲是未来世界经济的霸主 记者：在新书《财富的革命》中，您预言说，全球的财富版图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亚洲将不可避免地取得经济霸主的地位。为什么您对亚洲这么乐观，对欧洲却不乐观呢？ 托夫勒：是的，我们对欧洲的发展比较悲观。在我们看来，欧盟是越来越弱了，它依然沉迷于第二次浪潮工厂化的发展思维之中。可以说，欧洲人从文化上就仇恨技术，而亚洲人从本性上对技术就抱有痴狂。许多亚洲国家都拥有杰出的领导人，他们深深懂得IT工业、科学和高科技的重要性。 记者：信息技术，比如互联网和博客，它们会如何改变社会的面貌？ 托夫勒：控制信息的交流会越来越困难。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会迅速改变所有国家的面貌。手机甚至会改变父辈同子女的关系。子女用手机同别人谈话，大量使用缩略语和生造的词汇，这使得他们的父母也无法听懂。互联网也正在改变政治运作的模式。在美国2004年的总统大选中，有人用互联网为民主党募捐。美国的民主党使用的技术很先进，但他们的理念却很落后，依然是上世纪30年代罗斯福总统的那一套理念。 记者：您认为信息技术会怎样影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托夫勒：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采用手机、电脑和其他IT技术的速度让整个西方世界都感到震惊。许多西方人都一直傲慢地认为，西方总是技术的领头羊，但一夜之间他们突然发现，事情并非如此。一个国家未来的国力将主要取决于技术。 记者：环境污染和能源短缺是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您认为这些问题在未来会得到解决吗？ 托夫勒：实际上并不存在能源短缺的问题，只存在人才短缺的问题！只要有人才和智慧，我们就可以从太阳、月亮或者海洋里搞到能源。问题是怎样搞到以及成本如何。这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大型石油公司和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并不喜欢改变现状。总之，能源短缺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只要我们有人才，有政治意愿，再加上持续的努力。我不认为人类需要的能源会枯竭。 记者：您认为人类未来的工作模式会如何变化？ 托夫勒：1980年我们在《第三次浪潮》中写道，越来越多的人将在家办公。两年后《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文章说，在家上班的预测太牵强。几年后《纽约时报》又在头版同样位置刊登一篇文章说，人们的确已经开始在家办公了！ 记者：未来的教育模式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托夫勒：目前美国和西方乃至中国的教育模式还是一种为培养工厂工人而设计的模式。如果你看看美国在1800年的大众教育，就会发现，当时城市的工厂需要大量工人，但它们招募来的工人都是些农民。工厂老板很快发现，这些农民难以胜任工作，因为他们要么常常上班迟到要么就老请假。这些对农场来说可能是芝麻小事，但对工厂来说却非同小可。流水线上只要有一个工人迟到，就可能导致成千上万的其他工人不得不暂时停工等待。企业老板于是把培训合格工人的任务交给了学校，要求学校为他们培养遵守行业纪律的工人。直到今天我们的学校还在履行这一使命。比如，孩子们必须按时上学，他们必须反复背诵，大量学习活动都是重复性的。 跟19世纪相比，今天的经济模式已经大相径庭。关于我们是否应该有强制性教育，我想美国各界早晚会展开一场激烈的辩论。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并非所有重要的学习活动都要在学校完成。美国有1.5亿人会使用电脑，但他们几乎都不是从学校里学会的。我们接受了教育，但并不需要学校！ 每个人都是未来学家 记者：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您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过许多重大的预测。迄今为止哪些预测是失败的？ 托夫勒：我们在1970年出版的《未来的冲击》一书中预测说，克隆动物和克隆人最迟将在15年后也就是1985年实现。但事后证明，世界上第一只克隆动物多利羊1996年才宣告诞生。从这件事情我得到一个经验，那就是：对未来学家来说，最困难的不是预测某件事情将会发生，而是预测它将于何时发生。当然，当人们对未来学家说，你做的某个预测没有实现，我们还可以这样回答：“是没有实现，但谁敢说以后就不会实现呢？” 记者：您如何看待未来学家这个角色呢？ 托夫勒：地球上有60亿人口，也有60亿未来学家，每个人都是未来学家。比如，你这会儿肯定在想，我的采访即将结束，你会紧接着参加另一个会议。这就是预测未来。一个人在一天之中无时无刻不在预测未来。 当然，专业的未来学家跟普通人还是不太一样，我们思考的不是10分钟之后或者是一天之后的事情，而是从更长远的角度来思考世界的未来。我们所做的就是广泛阅读，尽量找来自美国以外的材料来看。我们还会四处旅行，跟发明家和那些制造变革的人们交谈，收集信息，并对之作出取舍，最后把自认为重要的东西写成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