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温加强新闻审查安抚中共强硬派？(ZT)

亚洲时报David Fullbrook撰文／北京加强对记者的控制，现正起草“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规定若新闻媒体违反规定、未经授权发布有关突发大灾难和社会动乱不安事件的资讯或者报导虚假情况，情节严重又或造成严重后果的，将面临5万至10万元的罚款。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副主任汪永清坚持，“突发事件应对法”旨在勒令政府官员迅速发布突发事件资讯，并确保记者准确报导事件，从而改善新闻质素。 问题在于，各省县的地方官员常常只手遮天，掩盖任何可能有损他们仕途或商业交易的事情。就连中央政府也没有树立透明管治的榜样。秘而不宣仍然是惯常手法。官僚可以宣布任何事情都是国家机密，包括正在审议中的“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很多内容。 近几年，中国记者想尽办法报导政府企图掩盖的事实。2003年，在一些敢作敢为官员的帮助下，记者揭露了SARS疫情的真相，令到中国领导人要一脸尴尬吞吐地向联合国卫生专家解释。2003年1月，主管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曾对记者说过，欢迎”追踪报导一些社会问题”。也许正是受到李长春此番话的鼓舞，令记者如此够胆报导SARS疫情。 回顾过去十年内地媒体成功赶在新闻审查之先揭露真相的重大新闻， SARS疫情也不算是唯一例子。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智库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傅士卓教授(Joseph Fewsmith)指出，2001年江西41名小学生在校为老师制作爆竹赚钱、结果死于非命的新闻，其实是一个重要里程碑。爆炸事件发生后，官员们对此闭口不谈，试图封锁消息，但最后被记者揭发。消息传出后，公众愤怒至极，时任总理朱镕基不得不站出来公开道歉。 与前任相比， 2003年接替江泽民出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以及新总理温家宝似乎更亲民。两人常常放下架子，查访民情，安抚受灾群众，戴上矿工帽、穿上工装裤到煤矿探望工人。外交部发言人的形象也大为改观，变得有风度、口齿伶俐、敢于回应，令人揣测中国是否有望进入更开放的时代。 可是到了 2005年，新闻审查思维似乎又重占上风。当局制定法律限制并采取行动打压网站和聊天室。公安局成立专门的网路巡逻队，监控网路言论。学者和研究员被警告不准公开批评政府政策。香港居民程翔是新加坡《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中国首席特派员，他因“间谍罪”在内地被判监。《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调查员赵燕“因泄露国家秘密”正在受审。如今北京起草突发事件应对法，似乎正是另一次新的打压行动。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副主任汪永清强调说，突发事件应对法如果获得通过，它将为当局对“不称职”的中外记者采取行动提供“更合理的”法律依据。 北京过去高压粗爆给记者封嘴的手段，着实与许多西方国家的贯常做法，以至北京致力塑造的负责任讲法治大国的形象格格不入。新法例似乎是要让新闻审查和警员能以较“温和”的手段，去封住记者的嘴巴，这亦令中国继续朝新加坡模式再走近一步。在新加坡，记者说话必须很小心，冷不防就会被法院处以高额罚款。这种严厉的手段，使新加坡在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2005年度全球新闻自由度排行榜（总共167个国家）中位列第140位。中国名列第159。 如何解释当局对新闻审查态度的强烈转变？胡温二人是否一直当绝大多数人是傻子，在精心树立改革者形象的同时，又悄悄仿效毛泽东和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当然，人们不能排除任何可能，不过似乎正有另一些因素在起作用。 别忘了，尽管中国是个专制国家，但它的领导人也得培养一批忠于自己的下属、抗衡其他派系，确保可继续获得强大的支持，去执行实现自己的目标。事实上，这正是自2003年江泽民下台以来，中共引入以确保权利能有序移交的手段。 不过江泽民的上海帮仍然实力强大，因为他们占据了政治局一半的席位。其余政治局成员是胡温二人提拔的，这些人的思维和利益与江系的格格不入，原因是他们大半生都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内陆地区度过。 在明年中国共产党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江系政治局委员就再也不会令胡惴惴不安了，因为到那时他们的任期将满，必须让位。取代他们的将是胡的人马，他们将开始自己的两届任期。当胡系人马进入第二任期时，胡的继承人才刚进入第一任期。 在17大前，胡必须谨慎行事；之后，他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在会议结束前，当局不会制定大胆的新政策。记者需要三缄其口。以共青团为基础的胡系，必须继续赢得改革者的支持，同时还要赢得更多传统势力的鼎力相助。在继续推行经济改革的同时，打压常令中共难堪的记者和直言不讳的网民等，是胡系实现上述目标的办法之一。 要到2008年，胡才能真正高举改革派旗帜──如果他真是一位改革者的话。由于2008年全世界的人都会注视北京奥运，因此他可能认为届时才是放松对记者管制的成熟时机。 不过报纸和记者倒未必肯等这么久。当局选择采取重罚手段管制记者，其实正好突显它缺乏强而有力的手段去监控全国每一个新闻编辑部、阻止不利的报道刊印发表。当局似乎希望以5万至10万元的高额罚款（理论上这足以令记者破产），加上解雇和坐监威胁，去令记者听话。 然而，他们的出版商老板，仍有可能选择以身试法照登新闻，宁可事后受罚。毕竟，10万元对东部沿海大城市的大型报纸集团来说算不了什么。读者日益要求并希望看到揭露官员腐败、无能甚至闹出性丑闻的报导。如今杂志报章多达数百种，争夺读者和广告商的竞争非常激烈，加之互联网越来越盛行，印刷媒体未必会当罚款是什么一回事。事实上，许多报社出版商都是由地方党部所拥有或控制的。这些人甚少将北京下达的许多指示和政策当回事儿，因此别指望他们把党的禁令看得比生意利益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