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京：中国解决三农要借鉴西方农业改革的经验教训(ZT)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通过对俄罗斯的土地改革、法国的农业优先发展政策、德国独具特色的农业改革和日本的农民协会制度的分析，认为西方发展是我国的一面镜子，各国农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对我国目前解决“三农”问题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关键词：土地改革、农业优先发展、农业改革、农民协会 一、俄罗斯:土地与自由的变奏 1689年，年仅17岁的彼得一世放眼世界，以过人的胆识和气魄，推行“欧化”改革，建工场、办教育、迁新都、搞扩张，把封闭落后的俄罗斯变成了欧洲大陆的强国。然而，再伟大的君王，也难以超越所处的时代。彼得大帝的改革，未曾触动土地所有制，千百万俄国农奴，仍然一贫如洗，水深火热。直到一个半世纪以后，俄国又历经两次变革，才废除了农奴制度，走上了农业现代化之路。 彼得一世的后继者，穷兵黩武，意欲称霸欧亚。打仗靠的是实力，除了兵强马壮，军需给养也要确保无虞。而俄罗斯气候寒冷，人口稀少，农业生产一无所恃，发展缓慢。为实现帝国霸业，统治者置民生于不顾，硬要从农民身上榨出油来，而农奴制恰恰是一部最好的“榨油机”:农奴手无寸土，又无人身自由，只得依附农奴主和贵族，他们不仅为主人无偿劳动，还要缴纳苛捐杂税。靠搜刮民脂民膏补充军力，俄国在对外战争中连连得手，版图不断扩大。对沙皇来说，农奴制“法力无边”，不仅毫无必要废除，还需不断强化。1765年，叶卡特琳娜二世一纸诏书，便将5000万俄亩新扩国土连同土地上的农民，赏给皇亲国戚和立功战将。到19世纪初，俄国农奴超过2000万，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 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降低粮食进口关税。以农为主的俄国，粮食出口激增。看到种粮有利可图，农奴主便变本加厉，再一次在农奴身上做文章，让农奴无偿劳动的时间由每周3天增加到5天，“官”逼民反，农奴不堪其苦，只得铤而走险，揭竿而起。这一时期，各地暴动此伏彼起，多达300多次。除了“内忧”，还有“外患”。1853─1855年，俄国对土耳其发动克里米亚战争，结果被增援的英法联军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痛定思痛，俄国统治者终于明白，英法之所以取胜，不光在于装备精良，而是由于他们早就完成农业革命，实现了工业化，国力强拳头自然就硬。 1861年2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法令，宣布废除农奴制。农奴在法律上取得独立，农奴主不能再买卖农奴，也不能干涉他们的生活。法令还规定，农奴可以得到一块份地，虽仍需向农奴主购买，但只需缴纳20％的现金，其余由政府以有息债券代付，购买者可以在49年内向政府还本付息。1861年的法令，使1000多万农奴“受益”，1863年和1866年，俄国又先后颁布两个法令，改变了“皇族农奴”和“国家农奴”的身份，这样一来，俄国农奴全都由此获得了“解放”。 人们常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农民赎买的份地，代价也是高得惊人。尽管如此，农民还是有了指望。而原来的农奴主，钱更多了，人手却少了，于是便不再广种薄收，而开始置办农机，使用化肥，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废除农奴制，终归是解放了生产力，使俄国农业出现了重大转机。 可是，农业发展的桎梏，至此尚未打破。也许是让农奴暴动吓破了胆，当权者在宣布解放农奴的同时，又下令在各地普遍建立“村社”，给农民套上了新的“紧箍咒”。根据新法令，农民必须带着份地，加入村社组织。未经村社允许，农民无权出卖、转让土地，也不能擅自脱离村社。原来的农奴主，摇身一变，成了村社的“保护人”，有权撤换村长，驱逐村民，未经其允许，村社不得改变耕作方式，不得开垦荒地。农户之间实行“连环保”，互相监督，哪户若不服从村社管理，作奸犯科，邻里会因知情不报，受累遭殃。几个村社组成乡，乡一级设行政、司法、警察机关，这是维护帝国秩序的根基。建立村社组织，牢牢缚住了俄国农民。 村社的建立，抵消了废除农奴制的成果。农民的份地不能买卖、转让，限制了土地集中，阻碍了农业规模经营;农民不能自由流动，城市工厂普遍缺乏劳动力，工业化步履维艰。到20世纪初，俄国非但没有国富兵强，反而与美、英、法、德等国的差距越拉越大，成了列强中实力最弱的一个，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1906年，内阁总理大臣彼得?斯托雷平执掌大权，为了挽救日薄西山的俄帝国，在尼古拉二世支持下，于同年11月，又一次对农业进行改革。 斯托雷平政府规定，农民的份地纯属私有财产，有权退出村社，可以自由转让、买卖。根据新法令，先后有1600万俄亩土地真正回到农民手中，有240多万户农民从村社退出，单立门户，自主经营。政府还责令农民银行发放优惠贷款，推动土地兼并，培植了154万个独立农场。同时，组织破产农户移民西伯利亚，试图在广袤的边疆地区，发展更多的现代农场。斯托雷平的改革，使土地和农民自由流动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1908─1914年，有110万份农地进入市场交易，300多万农民不再固守穷庐，或加入移民大军，或以真正的自由人身份，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 像所有气数已尽的王朝一样，俄国并没有因斯托雷平的出现而摆脱覆灭的命运。今天，也很少有人知道斯托雷平这个名字。但这场改革对俄罗斯的历史影响却极为深远。当改革进行到第7个年头，俄国谷物产量便达到8600万吨，这个纪录，即使到了1953年的苏联，也没有被打破。于是，有人甚至认为，斯托雷平的改革，是沙俄留下的一笔财富，从当今俄罗斯的农业变革中，都能或多或少地看到斯托雷平改革的影子。 二、法国:农业优先发展政策 法国农民以吃苦耐劳着称于世，他们起早贪黑，不辞劳苦，精耕细作，可即使如此，法国的“吃饭”问题却长期是一个老大难。直到“二战”前，还是农产品净进口国。战争结束后，政府采取优先发展农业的政策，仅用20多年时间，就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到1972年，法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农产品出口大国。 法国搞农业现代化，最突出的矛盾是人多地少。20世纪50年代中期，政府出台一系列措施，推动“土地集中”，实现规模经营。为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政府实行了“减”的办法:年龄在55岁以上的农民，国家负责养起来，一次性发放“离农终身补贴”;鼓励农村年轻人离土离乡，到国营企业做工;其他青壮年劳力，政府出钱办班，先培训，再务农。与减少农业人口的做法相反，对农地经营规模，政府用的是“加”法:规定农场主的合法继承人只有一个，防止土地进一步分散;同时，推出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父子农场、兄弟农场以土地入股，开展联合经营。各级政府还组建了土地整治公司，这是一种非盈利组织，它们拥有土地优先购买权，把买进的插花地、低产田集中连片，整治成标准农场，然后再低价保本出售。此外，国家还给大农场提供低息贷款，对农民自发的土地合并减免税费，促使农场规模不断扩大。1955年，法国10公顷以下的小农场有127万个，20年后减少到53万个，50公顷以上的大农场增加了4万多个。农业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20世纪50年代初近40％，而现在只有2.2％，农民平均占有农地达到10公顷以上。 在着手农地整治的同时，农业机械化也紧锣密鼓地迅速推开。在法国政府的前三个国民经济计划中，“农业装备现代化”被摆上突出位置。战后初期，国内生产资金极度匮乏，法国政府抛掉“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理财观，大胆向国外借款，不惜一身债，先把农业机械化搞上去。农民购买农机具，不仅享受价格补贴，还能得到5年以上低息贷款，金额占自筹资金的一半以上。农用内燃机和燃料全部免税，农业用电也远比工业便宜。为保证农机质量及其方便使用，政府颁发“特许权证”，指定专门企业，在各地建立销售、服务网点。不论哪个厂家、哪一年的产品，其零部件都能随处买到。农用机械价廉物美，售后服务有保证，自然受到农民的欢迎。1955─1970年，各农场拖拉机占有量从3万台增加到170万台，联合收割机从4900部增至10万部，其他现代化农用机械，也很快得到普及。法国只用了15年时间就实现了农业机械化。 传统的小农经济，一大特点是小而全，自给自足。在政策的推动下，农场的规模扩大了，机械化提高了，政府又不失时机，做起了“专业化”文章。根据自然条件、历史习惯和技术水平，对农业分布进行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全国分成22个大农业区，其下又细分出470个小区:巴黎盆地土地肥沃，便大力种植优质小麦;西部和山区草场资源丰富，重点发展畜牧业;北部气温低，大规模种起了甜菜;按照地中海地区的传统，还得扩大葡萄种植。到20世纪70年代，法国半数以上农场，搞起了专业经营，多数小农户，也只生产两三种农产品。农业生产分工越来越细，效率越来越高，收益也越来越可观。法国农民人均收入达到城市中等工资水平。 农业是弱质产业，很多国家都采取保护政策，法国也不例外。以前政府靠提高关税、价格补贴来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随着国际市场逐渐放开，农业再一味地依赖保护，路只会越走越窄。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法国政府调整思路，把扶持农业的重点，放在生产、加工和销售领域，力图通过“产业化”，把本国农业做大做强。这方面，法国的做法有独到之处。农业宏观指导，由政府负责;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交给合作社去办。在法国，农业食品部和渔业部主管农业，负责产供销全程规划，其他任何部门无权插手。这样就避免了条块分割、多头指导。为了防止这两个部门位高权重，失去监督，总理专设私人办公室，定期了解基层农业情况。另外，还成立了“全法最高农业发展指导委员会”，涉农各行业都有代表参加，重要的农业政策必须由这个机构提出，然后才交给议会讨论，从而实现了“农民的事情农民办”。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合作社，在当时的法国成了农民的当家人。到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建起了3100个农业信贷合作社，7200个供应和销售合作社，14000个服务合作社。合作社一般按行业划分，农户可根据经营情况，同时加入几个合作社。双方每年一签约，农民只要侍弄好农活，剩下的事全交给合作社去办。年终结算时，扣除风险基金和发展储备金，其余的按入社资金、农产品收购量分给社员。如发生亏损，社员也要按对应的份额承担风险。为了鼓励合作社发展，国家出台有关政策，合作社可免交33.3％的公司税，当然，合作社如果违规经营，国家也有权予以取消。经过几十年发展，目前法国农户基本上都成了“社员”。农业合作社占据了农产品市场绝大多数份额，生产资料和饲料基本上由供销合作社销售，90％以上的农场贷款业务由信贷合作社提供。 为了扶持农业发展，法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仅投资方面，二战后，法国实行的是“以工养农”政策，1952─1972年，农业投资增长幅度超过其他所有部门;1960─1974年，国家发放的农业贷款增长了7倍。可是对法国政府来说，这却是一个“愉快的负担”，法国的农业生产率，20年间提高了3倍，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产品进出口顺差240亿法郎。困扰法国一个半世纪的小农经济早已成了过去，取而代之的是领先世界的现代化农业。 三、德国:独具特色的农业改革 17世纪初的欧洲，商品经济一经萌芽，并旋即表现出异军突起、不可阻挡之势。在普鲁士，容克地主则顺应形势，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率先接受了资本主义，走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普鲁士道路。 15─16世纪前，德国的工商业尚能与欧洲各国并驾齐驱，可由于新航线的开辟，沿海地区占尽天时、地利，商贸中心自然移向港口地区。相比之下，德国没有地理上的优势，门庭显得十分冷落。1618─1648年，德国一直硝烟弥漫，外战内乱，足足持续了30年，原先工商业较发达的城市，由于战争而日趋萧条，昔日的辉煌悄无踪影。所以，17世纪德国的工商业一蹶不振，对外不能与他国竞争，对内也无力与封建势力相抗衡。 工商业主在德国生不逢时，可容克地主却鸿运当头，迎来了他们的“黄金时代”。英国、荷兰忙着出口工业品、进行殖民贸易，其丰厚的利润，使人们趋之若骛，农业却因此受到了冷落。这一改变，使原先的农业出口国，现在亟需进口粮食，而便利的交通、广阔的市场，给德国农业发展带来了机遇，粮食出口由此猛增。德国工商业本来先天不足，农业却乘机迅猛发展，所以，在17世纪的工商业浪潮中，德国农业是“一枝独秀”。容克地主一方面农商并举，进行企业化经营，同时又改头换面，由收租的地主变成农业企业家。这样一来，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不仅没有使德国废除封建制度，反而让容克地主坐收渔翁之利，实力大增，其统治地位稳如泰山。为维护既得利益，地主把农民圈在土地上，并用法律形式“再版农奴制”，规定婢仆及其子孙都是地主的财产，择业、择居、终身大事都得听凭地主的安排。 1806年，德法间进行耶拿大战，结果德国被打得落花流水，被分解为300个邦，军队仅剩1/5。普鲁士作为联邦中的成员国被保存了下来，但却比原来减少了一半的人口和土地。军事溃败后，随之而来的便是经济上的劫难。在工业世界的冲击下，德国似乎被现代文明所遗忘，被英法等国远远地甩到了后头。 落后就要挨打，面对失败，自尊的德国人不得不反思。他们明白，法国之所以胜利，表面看是其器械精良、国力殷实，实际上是它的经济制度比“再版农奴制”要优越。“再版农奴制”已不合时宜，必须改革。可是选择何种方式来达到目标呢?是通过革命的办法推翻现行政权;还是通过改革的办法缓和矛盾?首相施泰因的回答是:我们无需摧毁老传统，而只须对它进行合乎时代精神的改造。 1807年10月，政府颁布《十月赦令》，规定从1810年圣马丁节(11月11日)起，还农民自由身，允许农民自由移动与择业;无论贵族、市民、农民都可以分割、抵押、买卖土地。不久，国家又颁布《关于废除国有土地上农民世袭人身隶属关系的法令》、《二月法令》，进一步减少对自由的限制、禁止地主随意侵吞农民土地。农民有了梦寐以求的自由，自然欢欣鼓舞、拍手称快。可地主却眉头紧锁、闷闷不乐。过去他们一直把农民当摇钱树，可现在没了赚钱的工具，他们岂能善罢甘休。他们声称:“宁愿再吃三次败仗，也不愿要《十月赦令》”，他们千方百计地设置障碍，阻扰改革，并把施泰因视为眼中钉，不断向拿破仑进其谗言，指使普王将他免职。改革的先驱者───施泰因，虽然豪情万丈，但却心有余而力不足，终因阻力重重而壮志难酬，1808年逃往俄国避难。 1810年，哈登堡继任首相。他深知改革是大势所趋，但施泰因的前车之鉴令他也不敢轻举妄动。1811年，哈登堡采用折中的办法，颁布《关于调整地主和农民关系的赦令》，规定农民可用赎买方式来解除封建义务。这道门槛一设便是40年。1850年3月，政府颁布了《赎免法》，减少了对赎买土地的限制性条件。普鲁士的农业改革，就此告一段落。 新生的资产阶级，因势单力薄，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能向封建势力妥协，一些积极的主张，因与地主利益相左，实施时便大打折扣。所以，普鲁士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较为迂回、渐进，虽说保证了国家政权的稳定，但却不像英法那样来得直接、有效，经济发展也比别国慢了好几个节拍。改革后，农民成了自由劳动力，潜能得以释放，不过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依然是容克地主。1815─1847年，他们得到了1854万塔勒尔的赎金，《赎免法》颁布后，又给他们带来了1950万塔勒尔的收入。巨额的财富转化为原始资本，资产阶级化的容克地主，又开始投资于农场、工厂、矿山、铁路，成了真正的资本家，普鲁士最终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此后，其工商业日益繁荣、国力与日俱增，在德意志联邦中，与没有变革的其他成员国相比，它实力最强，为日后统一德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日本:农协托起经济一片天 在日本，汽车、电器行销世界，本可以用换回的日元到国际市场购粮买菜，可日本的农民，稻田还是年年栽，果蔬照样季季种，而且同城里人相比，日子过得也不算差。农业本是弱质产业，在一个工业大国之所以能够立足，除了政府的关照外，日本农协组织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日本政府当初组建农协，其实也是出于无奈。二战后，日本百业凋敝，民不聊生。作为战败国，饱尝了失道寡助的滋味，内外交困，苦不堪言。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日本政府大搞农地改革，规定私人占有土地不得超过1公顷，对地主手里多出的土地，国家强行收买，再出让给无地农民。这样一来，81％的贫雇农成了自耕农。为了让农民吃上定心丸，日本政府于1947年出台《农业协同合作法》，从上到下，层层建立农协组织，为农民撑腰说话，壮胆打气。土地分下去，粮食便多起来，可粮多了收不上来也不行，农协又成了政府的催收员，一头动员农民交粮食，一头看住粮贩不准私收乱卖，这活一干就是20多年。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粮食连年丰收，政府已无力照单全收，随着经济持续走高，日元不断升值，买粮反比种粮更划算。农业逐渐门庭冷落，无人问津。日本政府审时度势，于1970年制定了《综合农政的基本方针》，实施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土地流转，推广专业化经营。农协的角色开始发生转换，一头连起农民，一头接起市场，由原来的“二政府”变成了农民的“大管家”。 日本的农协组织，自上而下分为三个层次，处于最基层的是市町村农协，习惯上叫单位农协;都道府县建立的是地方农协，称作“县联”;农协的全国性组织，按照业务不同，各立门户。与农民打交道最多的是单位农协，在日本农村，它的触角无处不在，无论是插秧割稻卖粮，还是农民生老病死，单位农协一揽子全包。零碎事虽多，但从大的方面说，农协的业务大体有四项:生产指导、组织流通、信用服务和开展互助共济。 随着国内农产品市场对外放开，农业的外部压力越来越大。怎样才能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日本政府认为，实行专业化集约经营，是农业的根本出路。主意虽好，可落实起来却很难。要推广农业专业化经营，就必须把一家一户农民组织起来。对此，政府有心无力，做不好也做不了。而与农民打交道，正是农协的老本行。于是，日本政府把大量的涉农业务委托给农协经办，农协也当仁不让，不负厚望，一出手就不同凡响。围绕着专业化，农协开展了全方位的生产指导。大到农业发展总体规划，小到农户选种育苗、打药追肥，农协都一手操办，费尽心思。农协设有“营农指导机构”，聘用营农指导员，走村串户，提供信息，帮助农民制定增收计划，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手把手地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在日本，许多农业基础设施，如育苗基地、孵化厂、冷藏库、饲料厂，都是农协张罗，以保本价为农民提供服务。有的新产品、新技术，农民一时接受不了，农协甚至实行免费试用。近些年来，日本农村青壮劳力不断涌向城市，在地里干活的除了老人便是妇女，对重体力活，他们常常吃不消。对此，农协又伸出援手，把这些活接了过来。这一交一接，无形中便实行了集约经营，优良品种、先进的耕作方式、新型农机具，便通过农协接手的业务，间接传到了农民手里。 农民要增收，重要的是在产销两头做文章。为了帮助农民降低生产成本，国家、地方、基层三级农协联起手来，开展生产资料订购业务。基层农协将农民的订单层层上报，由农协的全国性组织筛选厂家，以低价格批量订货，农户从农协手中买到的东西，往往比市价低很多。但农民购买生产资料，不光要价廉，而且要物美。全国农协1972年专门建立了农技中心，除了培训农技人员外，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对货物进行检验，确保经过农协的手交给农户的都是优质品。农产品销售难，很多国家的农民深有体会。日本农协知难而进，当起了几百万农民的集团军司令。基层农协建起了农产品集贸所，负责当地农产品集中、挑选、包装、冷藏，然后组织上市。每天清晨，当城里人还在熟睡时，各地的特色农产品就已由农协组织运到了货场。农产品的销售，通常采取竞买的办法，只有那些出价高、信誉好的批发商，才能拿到出货单。目前日本农协系统共有集货所几千个，此外还有不少全国运输联合会，下设庞大的运输组织，农产品保鲜度高了，不愁城里人不掏腰包。如果算经济账，农协在生产指导和流通业务方面，确实贴了不少钱，但正因为有它这个“冤大头”撑着，日本农业才告别传统的经营方式，农民也不再守着一亩三分地过日子。轻劳作、反季节、优品种、高收入成了现代日本农业的典型特征。 人们不愿种田，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产前投入大，生产周期长，同时风险也大。可不是，买种子、购肥料、添机具、请帮手，还没见粮食的影，钱先花出去一大把。欧美的大农场主，家底厚实，在银行的信用又好，钱这方面不成问题。但在以农户为主的日本，农业生产资金解决不好，就会带来大麻烦。于是为农民提供信用服务，顺理成章变成农协的业务。日本农协的信用机构，存款利率通常略高于私人银行，而贷款利率，又尽可能提供优惠。由于客户多，存贷款量大，加上农信机构实行多角经营，业务开展得红红火火，不仅给农民解了难，也为各级农协增加了收入。 厚生共济，是政府交办的一项重要业务。在这方面，农协的服务范围从摇篮到坟墓，既提供生活指导，也操持婚丧嫁娶等红白喜事。同时，采取向农民收一块，农协补一块的办法，开展扶贫济困。从老年农民的福利到农村社区建设，农协可谓无处不在。在日本农民眼里，农协似乎成了无所不能、法力无边的保护神。 五、简短小结与启示 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做如下小结: 1．从俄罗斯农业发展历程看，由于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没有触及土地问题，一个半世纪后，国家出现内忧外患。在帝国覆灭之前，由内阁总理大臣斯托雷平掀起了一场更为深刻的革命，规定农民份地属私有财产，有权自由转让、买卖。这次改革，不仅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也为后来的农业变革奠定了基础。 2．法国曾长期受“小农经济”困扰，在一个半世纪里，农业徘徊不前。“二战”以后，法国政府采取“以工养农”政策，对离土离乡的进城农民，一次性发放“离农终身补贴”，以鼓励农村年轻人到城市做工;其他青壮年劳动力，政府出钱办班，先培训，再务农。这样有力地推动了土地集中，加快了农业机械化、专业化和产业化的进程。仅用了20多年，法国就走上了农业现代化之路。 3．德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较为迂回、渐进。由于资产阶级势单力薄，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能向封建势力妥协，一些积极的主张，因与地主利益相左，实施时便大打折扣。所以德国的农业改革虽说保证了国家政权的稳定，但却不像英法那样来得直接、有效，经济发展也曾比别国慢了好几个节拍。 4．农业要专业化经营，就必须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对此，政府通常会有心无力，而在日本，农协组织担当了这一角色。从大的方面说，农协的业务大体有四项:生产指导、组织流通、信用服务和开展互助共济。在市场和农民之间，农协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中国改革论坛”。原标题《西方发展是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