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滨：对“思想界”宏伟思想的瞬间思想(ZT)

近日，我们不甘寂寞的“思想界”因为看不惯（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看不懂）当代文学，替我们的“文学界”诊了几样病症，开了几贴药。（我虽酷爱思想，却非“思想界”中人；不辍写作，但并未加入“文学界”──故而冒昧议论一二，也不至有伐异之嫌。）细看之下，这些“思想”大夫的诊疗术还是几十年前学来的，开出的也大多是几十年前的过期（过气）药品。比如，某位“思想家”搬出了早已失效的“反映论”的陈腐标准来评判面目全非的当今文学，抱怨“看不到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真实的生存图景”。我惊异于这位或许从来也没有读懂当今文化理论的“思想家”竟然仍然抱住“真实”的本质面貌不放，完全看不到他所谓的“真实”必须在现实卸却其“真实”的符号化或话语化过程中才能被捕捉的辩证法。他那已经被彻底程式化的“思想”惯性以为那个“每天都要面对的”表面现实就是真实本身，因而只能哀叹于那个他看不到的真实，或者说，那个已经变形了的，甚至非逻辑化了的，从而落在他理解力之外的真实。 　　当然，“思想家”们是不会反思自己的思想的，于是他们要求文学“与这块土地共命运”，也就是说，在国族有难的时候用作品痛哭流涕，在国族有福的时候用作品狂笑不止。据说，惟其如此，我们才能贡献一两个索尔任尼琴和布罗茨基。但我可以断定，任何一首布罗茨基的诗，假设署上中国的作者名字，都不会博得“思想家”们的青睐，因为布罗茨基的诗从来就没有对“土地”这样高度意识形态符号化概念的直接歌颂或悲泣。我猜想布罗茨基式的隐喻化写作摆在这些思想家们的面前只能是一堆废物，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在他们的眼里也绝无可能达到其应有的高度，也只是因为莫言的名字不是马尔克斯，残雪不姓卡夫卡，韩少功也不叫昆德拉，多多更永远不会被看作是布罗茨基。 　　显然，我们的“思想界”所要求文学表达“历史的使命感，社会进步的责任感”的说法把文学当作了观念，陷入了马克思所反对的席勒式写作。说到底，“思想界”所期望的文学，是要回到那种高调的、拯救性的历史主体那里去。但现代历史已经证明，那种自以为是的、指点江山的高亢写作正是现代性绝对主义的一部分，因而才英雄迟暮，常常落入被嘲讽、被戏仿的境遇。尽管我们的“思想家”们无法辨别，这种历史主体破裂的声音却恰恰传导了这个时代最精确的声音。 　　很不幸，对于余华的《兄弟》向屁股和处女膜的堕落，我们的思想界人士是嗤之以鼻的，正如阿多诺所批判的萨特厌弃毕加索描绘妓女的《亚威农少女》。但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阿多诺在那篇题为《承诺》的文章里反击了萨特关于“文学处理意义”的断言，明确指出了作品绝非作者观念的载体，因为艺术中的低俗、荒诞、绝望是以否定的方式来表达乌托邦的潜能。其实，在他的《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诺明确地表明：“人们在‘粪堆’和‘猪圈’这样的词里，要比在黑格尔的哲学章节中更接近绝对知识。”而当代左翼理论家齐泽克也告诉我们，只有从与表面现实相对的实在界中遗漏出来的精神残渣中，我们才能把握内在的历史创伤。我不知道这样的创伤是不是“思想家”们所刻意要找到的东西，但如果仅仅从曾经风行过的伤痕文学中去找，他们看到的只能是一种至为粗陋的简单摹写，一种迅即痊愈而升华的悲苦。而生活、历史的真正创伤和裂痕，却是我们的思想家们所不易察觉的：它们就弥漫在写作符号和文学话语的种种与历史现实幻象的搏斗和自我搏斗中──可以说，甚至那些貌似无意义的先锋主义形式运动，也恰恰体现了最深刻的社会历史意义，因为社会历史的现实感正是由符号和话语的持续运动所构成的。 　　或许正是由于“思想界”的盲视，中国当代文学的深刻意味被遮蔽了。甚至可以说，相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当代中国思想为人类所作的贡献之贫瘠才真正值得我们叹息。 原载《世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