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劲松：解决社会不公：朝前还是朝后？(ZT)

最近，中共政治局就“缓解地区之间和社会阶层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召开专门会议，引来几分注目。 目前，中国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都达到“世界之最”。标志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官方承认已经超过0.45，达到世界公认的“警戒线”；如果算上中国官场和社会精英中，无处不在的“灰色收入”，这一数字更高，甚至可能高达0.6，不仅超过“警戒线”，还创下“世界纪录”。 八九时期，示威学生要求“反腐败”，当局镇压，等于为贪官撑腰。果然，“六四”镇压后，贪官污吏愈加猖狂，加倍鲸吞中国经济成果，贪官外逃，资金外逃，国有资产被严重掏空。与此同时，旧的政治体制得以延续，不仅为大规模官场腐败提供了最佳气候和肥沃土壤，而且，长官意志继续凌驾于民主与科学决策之上，形成高成本、高消耗、高浪费、高污染的恶性循环。 “六四”镇压的后果之一，不仅使中国失去了政治改革的机会，也增加了中国经济改革的难度。因为，不论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体制弊端，都是改革的核心；而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密切相关，改革经济体制，必然触动政治体制。 “六四”之后，中共党内保守派更加理直气壮地以“反对自由化”和“反对和平演变”为名，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同时，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借政治体制改革的无限期推后、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放缓和停滞，更加肆无忌惮地洗劫国有资产，暴敛财富。 十七年来，发生在城市及其郊区的强行拆迁和暴力拆迁，以及发生在农村的强行征地和暴力征地，愈演愈烈，就是对上述发展趋势的活生生写照。特权利益集团的膨胀，为改革构成更大阻力，尤其政治改革，变得更加遥不可及。 知识分子主体的演变，则是另一番景象。回顾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八九民运，除了政治改革的诉求，经济层面，在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这些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实际上也起了中介或中间人的作用，“反腐败”的口号，就是无形的体现。 “六四”镇压后，中共一方面监禁和迫害民主运动的带头人，另一方面，又加紧收买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精英，通过再三加工资和分配福利房，让知识分子“收声”，甚至变为己用。 知识分子主体的失声和蜕变，使官民之间和贫富之间，都失去了籍以调节和润滑的中间地带。如今，每年高达八万多起的抗争事件，已经直接来自农民、工人等广大弱势群体。少数保存风骨、坚持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则融入到这类抗争中，通称为“维权”。 如果八九民运成功，中国民主转型和平达成，彼时，初露苗头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必然得到及时遏制。断不至于像今天这样，达到不可收拾的程度。 时至今日，当局要想解决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既可能超前走，也可能朝后走。朝前走，就是切实展开拖延已久的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民主和透明机制，监督官商两界，平抑收入差距，进而平衡社会各阶层利益。对中国而言，这无疑是康庄大道。惟将触动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 朝后走，就是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平均主义”。以胡锦涛对毛泽东的顶礼膜拜，“朝后走”的可能性，也并非不存在。毕竟，中国早有古训：“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胡锦涛朝后走，只需搞几波“杀富济贫”，暂时也能缩小收入差距，只不过是“治标不治本”。 据说，在这次讨论“收入差距”的政治局会议上，胡锦涛颇有“训话”的口气。看上去，是流露其对从中央大员到地方官吏的阳奉阴违的不满和不耐烦。但也很可能只是借机敲打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为明年“十七大”人事安排铺路：排斥江系人马，扶持团派子弟。 因为，目前，很显然，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大多出自“上海帮”或江系势力。如果胡锦涛“训话”，仅仅是出于这种权力斗争的需要，那么，所谓解决中国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也不过就是一句空话，仿如各种“严打”般，刮一阵风罢了。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