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一毛：天涯何处是故乡？(ZT)

来稿／故乡，是从上小学开始填的表格里的“籍贯”。字典解释为“祖居，个人出生或长期住过的地方”。　 故乡，是能让一个李白似的游子“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至亲至爱，牵肠挂肚的地方。无论他走到天涯海角，想起家乡的小吃，就会垂涎，偶闻久违的乡音，便能落泪。 “伟大领袖”一句话，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弃学离城，奔赴领袖指引的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知青常把自己上山下乡的地方称为“第二故乡”。言外之意，原有“第一故乡”。 请听《知青之歌》： 我坐在煤油灯旁， 低头思故乡。 风儿吹得灯苗儿晃， 我们的生活多么凄凉。 啊，亲爱的爹娘， 请不要为儿悲伤。 偶尔聚会，唱这首歌时，我总比别的女知青哭得更伤心。因为我连哪儿是我的故乡都不知道。 母亲常叹着气说：“咱家属鼠，老搬家。” 父亲家祖居福建闽侯，从曾祖父起移居江苏扬州。甭提父亲没去过福建，连祖父都没拜过祖坟。福建人，我想算也算不上。 父亲十多岁时，遭遇战乱，离开扬州，再也没回去住过。别人说“扬州出美女”，我会笑着敲边鼓“我爸是扬州人，”却从来也没敢说过“吾思扬州冷（我是扬州人）”。 我出生在北京。呱呱落地前七个星期，父亲因“极右份子”罪被发配至北大荒劳改，母亲也被流放到安徽。母亲在滴水成冰的寒流里抱着襁褓中的我，牵着三岁的哥哥，毅然踏上南下的列车。您说，咱能把那缺德地儿当故乡么？ 母亲是道地的天津人。“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安徽饿死了几百万人。母亲把饿得奄奄一息的我送到姥姥家住过两年，总算保住我的小命。三岁离开天津时，据说我满口天津味儿。可是回到合肥，天津味儿很快就忘了，取而代之的是“鸡、滋”不分的合肥普通话。天津人，俺赶嘛儿（我怎么）也算不上。 父亲从北大荒放出后，来到合肥。不久，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家被抄多次。父母双双关入牛棚后，十一岁的哥哥和九岁的我成了小父母，带着四岁的弟弟住进一个孤儿院似的地方。作为“右派崽子”，我受尽侮辱、殴打，还差点儿病死。 父母终于离开牛棚，见到久别的孩子们，全家又下放到霸王别姬的和县。我坐在大卡车上，一路颠簸，一路哭，一路呕吐，离开了让我失去童年的合肥。 我们全家落户到高庄生产队。队长贪污了那点可怜的安家费，只把队里仓库隔出一间半让我们住。那泥地、泥墙、草顶的茅屋，成了我们的栖身之所。一有坏天气，屋漏墙塌，让我们亲身体验到杜甫“八月秋高风怒嚎，卷我屋上三重毛”的辛酸。五年后，父母被平反，我们搬到位于芜湖市的安徽师范大学，我的合肥普通话里又添了和县腔。 安师大分给我们家一间倚学校围墙用芦席搭的棚子。盛怒之下，我把房管处帖在棚上“外语系，巫宁坤”的纸条，撕个粉碎。父亲找领导据理力争，得到一间用芦席隔成的房间。那是把一座小教堂改成八户住房的地方。我们与上帝和其它七户人家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八家共用一个厕所，一个水龙头。教堂里没有隔音墙，回声却特别好，一家有人放屁，八家共享耳福。芜湖话还没学全，我就高中毕业了。子杠(你说)，这也能算故乡么？ “出身不好”，我只得去泾县深山里插队。村里没房子给知青，把附近大队部的茅屋，用竹篾隔出间屋子给我。进山第二天，正巧下雨，不用出工，一个邻居来串门。他一声吆喝“阿杀怒依拉（外面下雨呢）”，差点儿把我吓死。泾县话也没敢学。 那时候，每天不是上山采茶、砍竹、伐木，就是下地插秧、割稻、施肥。我像“智取威虎山”里的小常宝那样，“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深山出太阳”，只盼着早日还故乡。我写道： 故乡在何方？ 天地两茫茫。 劝君解愁肠， 月亦照爹娘。 文革后第一次高考，我有幸上了大学，结束山乡磨难。 一九八一年，几经周折，我来美国自费留学──洋插队。作为外国学生，移民局规定每学期必须拿满十二个学分，劳工局不准干合法工作，公立学校照收不亚于私立学校的外国学生学费，每学分几百美金。 没有绿卡，我只好“打黑工”，干拿现金的杂活，每小时只能得到比法定最低工资三块三毛五还低的钱。 我替一家意大利人带两个孩子，换取食宿。头顿晚饭，我刚盛一勺水果沙拉，还没放到自己的盘子里，女主人就开口了，“那不是给你吃的，葡萄可贵呢。这才是为你准备的。”她指指墙角的一大盒方便面。 我在好几家打工，受够了这样的罪。尽管挣的钱不多，我还是租了个便宜地方自己住。 那是房东为小时候的独生女建的游戏屋。屋子建在后院的大树上。墙壁、楼梯，薄薄的门和房顶都是用合成板拼的，冬凉夏热、漏雨透风。一张单人床，一把椅子，一张书桌，一个衣柜，就把它塞满了。女儿上大学后，房东在地上另造一间更小的有水电的屋子。装上简陋的洗涤槽、淋浴、马桶、冰箱、电炉，便成了厨房兼厕所。 我送给“空中楼阁”一个昵称──鸟窝。我也穷得吃起“鸟食”。饿急了便嚼半美金一包的葵花子充饥。 在鸟窝里念完研究院，开始找合法的、能为我办绿卡的实习工作。因为没有在美国合法工作的经验，眼看着实习期快过了，工作还没影儿。我咬咬牙，飞出鸟窝，在单间公寓里与刚认识的美国公民筑起新巢。 婚后，本着“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信念，我承担了所有家务。拿到绿卡后，找到相当不错的工作。我精打细算，省吃俭用，我们很快就买了所挺大但需要修理的房子。 搬家那天早上，他看看地上堆的、我头天装好的箱子，丢下句话“怎么这么乱？真让我头痛，”便扬长而去。 有了自己的房子，我很开心。每天下班后和周末，我都为新家忙碌。给里外油漆，给厨房厕所铺瓷砖，替车库装置自动开门器，在前后院植花种树，怀孕后也没歇过。他从来不动手，有空时，要么去游泳，要么打高尔夫或篮球。 预产期将至，我向公司请了假。待产期间，我设计了前院的自动浇水系统，买来各种管道电线零部件，开始施工。大腹便便，弯不下腰。一个炎热的星期六下午，我跪在地上，挥镐刨埋水管的沟。邻居看到，问我，“你丈夫呢？这样傻干会弄得早产的。”我笑笑，抹去额头的汗珠。“他在看电视。没关系，已经超过预产期五天了。” 结婚十四年，生了两个孩子，我俩还是分道扬镳。我买不起属于他的那一半房子，又不忍马上搬家。那是我住过最久的，可以成为孩子们故乡的家啊。“我租你那一半，让我和孩子们住到他们上大学再卖好吗？”我眼流泪，心滴血。“不可能，我不住，谁也别想住。”他斩钉截铁地答道。 那晚，等孩子们进入梦乡，我从客厅慢慢走到厨房，抚摸着我装修的每块砖、每寸墙，任由泪水流淌。待月芽儿跳上山巅，我由前院缓缓行至后院，轻触着我栽植的每棵树、每株花，喃喃诉说断肠。 从离婚到现在这四年里，我带着孩子们又搬过四次家。 明年，我在美国住过的时间就将超过我在中国生活的年头。虽然有时说英文比说中文还顺口，可在教训不懂中文的孩子时，冒出的往往是带着和县腔的合肥普通话。如果洋插队的美国可以称为我的第二故乡，中国也能算作我的第一故乡吧。 今生今世，恐怕是没有可以让我梦牵魂绕的故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