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催生一个独立成熟强大的公民社会(ZT)
(2006-08-22 18: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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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在1998年4月以"保外就医"名义从监狱直接流放到美国,在纽约的第一个记者会就明确列下对自己的要求:一、完成学业、自我提升;二、为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改善中国人权状况尽力。 8年来,他努力不偏离自己设定的轨道。与他同期的六四学运伙伴一个个投身商场,将资本主义体制的价值和习气兼收并蓄,他始终坚守学业、社会、民主三条主轴。
"个人有个人的资质和坚持。我没本事搞生意啊,就只爱搞些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怎么说呢……很多事情我去做,因为我要履行一个基本职责。社会对知识分子有特定需求,身为读书人要有所回报,最重要就是去做些不可能的事情。对柴玲他们来说,也许更愿意做些扎扎实实的事。这点他们比我实在,我比他们浪漫一些。" 他所定义的"不可而为之"的社会职责是:"去催生一个独立、成熟、强大的公民社会。惟有如此,中国的民主才有希望。"
不过,他念兹在兹要回报的社会,至今仍拒他于千里之外。他只能远远待在地球另一边的民主发源地,努力汲取养分,然后不停地飞到一个在性质和地域上离"家"最近的小岛,进行最贴近现实的观察和体认。
"这些年来我往返台湾不下10次,最大的原因,这是个华人社会。我没法回中国,和中国相关的地方,香港、澳门,全去不了。华人社会我能去的只有台湾。只有在这里我才能重新感受我是个中国人。"
王丹将自己在台湾的定位形容为"观察者",观察华人社会,也观察民主转型:"台湾的经验让我深刻认识到,对华人社会来说,强大的公民社会太重要。在民主转型之后,让社会的力量能至少和政治力量打平,这是取决于能否顺利完成社会民主改革的最关键因素。"
他说,台湾转型中出现了种种问题和现象,将来大陆也会面对民主转型,"如果我还能发挥一些影响的话,就是借助对台湾的长期观察,促使大陆避免重蹈覆辙。"
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1950年代两岸之间国家暴力的对比研究》,红色恐怖和白色恐怖研究,同样是借助两岸经验模式对比,深化他的社会使命。
离家十几年了,他从外面的窗口怎么看祖国的发展?进入"主体",他语气开始不平静:"大家看到大陆发展得很快,却忽略了这个发展其实是'非均衡'的,以社会不公平为代价。政治、教育、文化、环境,发展远不如经济;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危机共存,但繁荣是表面的,危机却是本质的。这个本质危机比起17年前更严峻,社会已到了不得不转型的地步。"
中国政改取决于四大主流
他认为,今天中国的社会危机正在考验领导人的魄力和决心,后者在社会公正上必须要有些大动作。不过,他也觉得:"这一代真正的精英,早在文革时期被残酷的政治运动消磨殆尽了;能存活下来而上到这个位置,简单地想,靠的不会是锐气或魄力,就只是守成。"他因此对社会经济改革能否有大胆突破不感乐观。
在他看来,化解社会危机的第一步还是政治改革,但判断中国政治上是否有意调整,"不是看《冰点》会不会复刊,不是看他今天又放了几个人;今天《冰点》复刊明天查封别的,今天放了你王丹明天又抓了别人……这就代表中国民主化了吗?"他认为中国政治改革必须取决于四大主流:军队、干部、宣传、司法。"这是本质。但本质的四块没有动,比起80年代还是倒退的。"
话虽如此,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却让他鼓舞。"其实90年代整体表现出来的政治冷漠,除了受经济热潮,很大程度上跟89年的历史事件是有关系的……但社会基本矛盾没有解决,老百姓的诉求和愿望就不会改变,包括民主、自主诉求。像《冰点》,媒体尝试制造独立空间;还有维权运动,都是公民社会成长的迹象。当然整个时代的特点已从民主启蒙转变为利益伸张,但利益伸张也能催生新的群众运动形态,促成新的民主化方向。"
六四以后,海外民运一度被期许为中国民主化一股重要的催化力量,而今却因内耗内斗、分裂离析、溃不成军。对此,王丹不予多加苛责:"民主运动本来就该在本土上发展,当你被流放到外面,失去了本土力量,资源自然慢慢流失。要坚持还需靠很强的内在精神和信念。"
对他自己来说,他并不想永续不止在外面从事这样的运动:"还是要回去……我一定会回去的。"回去以后的角色他也有了规划:"我不会加入体制内,选举会把人的劣根性暴露殆尽。希望留在体制外,到公民社会去尽力,比如媒体、智库、基金会、NGOs。这些才是民主的精粹,而不是什么政党轮替、多党政治。"
但那毕竟是遥遥无期的浪漫主义理想。在这以前,这个被视为"六四硕果仅存的清流"、唯一还保有理想和真情的八九学运领袖,还能坚持多久?能坚持到那扇门为他而开吗?
他长长叹了一口气,说:"这些期望,我能感受到,这其实也正是我坚持下来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其实……如果今天从事民运的人多一点我恐怕就放弃了,真的。我也爱惜羽毛的。我只能说,我会一直坚持到主流民意认为我还应该坚持的时候。主流民意,包括大陆人民,包括海外华人。哪天,大家认为我做得不好、或者有更多人愿意出来做,不再对我有同样的期待,我就会离开,永远做个平民。"
这么肩负着别人的期望过一生,不累吗?他说:"其实中国小孩,在中国教育下长大的小孩都是这样的,为他人而活。自己心静,就好。" (此文系《联合早报》记者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