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国强：对《南街社会》的不同看法(ZT)

笔者近来注意到各种传媒上围绕“南街村现象”的讨论，一直想对相关问题有更深入全面的了解。刘倩所着《南街社会》的出版恰好满足了我的需要。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王汉生先生称该书“好读、耐读”，诚非虚言。该书的第一个特点是生动具体，通俗易懂。我的这种感受特别强烈，乃是因为在读这本书之前，刚刚读完加拿大学者朱爱岚的《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一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那本书约20万字，我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才读完，还有许多地方没有搞懂。而《南街社会》有34万多字，不到两天就读完了，还由此引发了许多感想。 　　我一向认为，通俗易懂并不意味着肤浅。能否深入浅出、举重若轻地将错综复杂的事实和抽象深刻的哲理阐释清楚，一方面取决于作者对论述对象的了解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作者的理论素养和文字表达能力。刘倩女士经历过上山下乡运动，大学毕业后长期在中原地区从事农村问题的调查研究，有不少前期成果问世。她对南街村个案的研究前后长达6年，原始访谈记录超过200万字。这样的学术背景和社会体验无疑是该书成功的关键。另外，作者还从事过中国现当代文学问题研究，具有相当的文学素养，文字表达洗练、生动、自然、流畅，也为本书增色不少。 　　目前国内有不少中青年学者在研究历史和社会问题时，不是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客观事实的调查研究上，而是片面强调所谓理论建构与方法论问题，结果写出来的文章和着作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看似高深莫测，实则空洞无物，将原本鲜活有趣的历史着作和社会学着作搞得象佶屈聱牙、高深莫测的哲学着作一般，令人不忍卒读。这在我看来是十分可笑的。他们似乎不知道，有些国外学者在研究论述中国问题时之所以如此，乃是苦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得不走“事实不够，理论来凑”的路子。上面提到的朱爱岚的着作，在总共200页的叙述中，竟用了4-5页的篇幅来辨析阐释“户”与“家庭”的概念差异，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本书作者在“导论”中坦言也曾受过类似误导。但在无数次修改提纲以后，她终于放弃了那种对形式的刻意追求，挣脱了所谓“概念模式”和“理论框架”的束缚。全书以原始访谈记录为主要内容，只是在确定讨论的范围和叙述的层次方面，保留了若干社会学着作的基本规范。这样，才有这本体裁风格个性鲜明、叙述内容丰富详实、清新脱俗、生动有趣的优秀着作问世。 　　本书给我的第二个突出印象是作者的严谨科学态度。她深刻地意识到“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是对社会现象的真实认知”，因而在一开始接触这个题材时就确定了“客观、真实、中立”的原则，并且通过大量接触不同背景、不同身份、不同立场的访谈对象来实现上述诉求。正是出于理性的学术理念，采用了所谓“边缘人视角”，作者才得以摆脱意识形态和个人情感因素的羁绊，认识到改革开放大环境是南街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点明了南街村人突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商业化炒作性质，并对所谓“蒙昧集体主义”和人身依附现象有所觉察。她在肯定南街村人的探索精神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南街村模式”只是中国农村现代转型的多种现实形态之一，而非“放之四海皆准”的唯一选择。这与那些出于各种不同考量无限拔高与夸大“南街村模式”普遍意义的观点有着显着的差异。 　　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作者始终保持着一种谦逊的、实验主义的态度，较少建立“话语霸权”的野心。她自己对本书的基本预期是：真实记录所发现的事实现象，“叙述中尽可能……把未经加工修饰的村庄社会原貌展现出来，使之具有历史文献价值，可以在今后被不断地重新解读和引用，从而引发新的理论问题和新的解释视角。”这种有限度的追求，不但丝毫无损于本书的学术价值，反而会使它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和更长久的生命力。相信该书会成为后人开展相关研究的必读书目之一。 　　如果要说本书有什么缺憾的话，我以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本书采用的资料类型似乎过于单一（主要是访谈记录），缺乏其他类型资料的相互印证。尽管作者自觉地照顾到不同的立场与观点，全书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但是读者依然无法据此确认一些基本的事实。这就好比打官司，只有原被告双方所提供的证人证言，却没有与这些证言相吻合的物证，因而法官或陪审团无法做出裁决一样。 　　以南街村的现实经济发展状况为例，书中罗列的一些数据（如若干年份工农业总产值、全村固定资产总值、村民人均收入、贷款数额、利税总额、企业债权债务等）都来自“班长”王宏斌和其他“班子成员”的谈话和各种宣传材料，而缺乏来自原始档案或其他部门（如工商、税务、银行、贸易伙伴、竞争对手等）对口资料的旁证。鉴于作者多次提到“南街村人会讲故事”（笔者理解实谓“南街村人会吹牛、作秀”），我们不得不对这些脱口而出、大二化之、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的数据的可信程度存疑。作者将南街村看作一个企业，却没有意识到由于缺乏对企业经营状况的精确量化分析，许多定性与赞誉是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 　　第二，作者的分析叙述似乎缺乏历史的纵深感，有些观点和结论流于一般。 　　外界关于南街村的种种批评，主要集中于高额负债经营、剥削外来工、偷税漏税、环境污染等问题上。这些批评是否属实，直接关系到南街村是否可持续发展这一根本问题。令人遗憾的是，作者在书中并没有提供什么充分有力的材料对相关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由于缺乏必要的量化概念，读者只能大致知道南街村从1990年代初期崛起，到1997或1998年达到鼎盛，此后开始逐渐衰落。至于鼎盛时期发达到什么程度，目前的危机究竟有多严重，依然不甚了了。如果按照王宏斌的解释，贷款经营是现代企业经营的一般做法，早些年偷税漏税事出有因，近期的经济效益滑坡与宏观经济环境和企业市场争夺有关，那么剥削外来工的问题又应该怎么看呢？根据本书提供的数据，整个南街村企业集团11000多个员工（其中外来工约10000人，本村村民1000多人？）共同创造的社会财富，除去国家税收（大约占利税的15%？）和低微的员工工资（以人均200元计算大约占利税的3%？），全部以所谓“社会福利”的名义由3000多具有南街村户籍的村民和极少数“荣誉村民”享用，这能否叫做“大同”或“共产主义”？是谁的“大同”或“共产主义”？ 再从“南街社会”内部制度看，作者一方面指出封闭的“大一统”权力格局下衍生的“拟家族化”、“蒙昧集体主义”和人身依附问题，“班子成员”家属的工作安排所反映出的封建特权问题，各种“土政策”、“土办法”所涉及的践踏人权问题，以及“内部人控制”和低工资政策所造成的“人才不愿来，留不住”问题（目前能够留下来的“人才”只是少数出身农家的大中专学生和城市企业退休技工），另一方面又对所谓“制度创新”给予积极肯定。我实在不明白作者所谓“制度创新”究竟包含哪些具体内容。如果建立在公共权力独占和社会资源全面垄断基础上的高压威慑是南街村内部政治的本质内容，那么这并非王宏斌和南街村人的发明创造，而是毛泽东时代的遗产。 　　以“群众运动”方式存续的“思想教育”能否视为“制度创新”的内容，在我看来也是一个疑问。道德教化不能为社会发展和个人自律提供永久的动力，已经被大量的历史事实所证明。从本书提供的情况看，南街村人的“大公无私”究竟是出于领导者人格力量的感召，还是出于对强权暴政的恐惧，似乎还很难断定。然而我们可以断定的是，尽管南街村整天大会小会不断，各种学习运动成风，群众的自私自利行为和干部的贪污腐化现象并没有根绝。南街村整天大会小会不断，各种学习运动成风，实际上从反面说明了所谓“思想教育”的效果相当有限。另外，最近网上流传，2003年王宏斌的一个主要助手去世，治丧期间竟有一位“二奶”怀抱婴儿前来向南街村领导“讨要说法”。这个消息未经证实。但如果真有其事，笔者也不会感到特别惊讶。因为南街村的现行制度是滋生这种现象的合适土壤。“班长”王宏斌的勤政廉洁至多只能归于他杰出的个人品格，而与所谓制度建设与创新毫无关联。 　　南街村和其他一些同类“典型”的情况表明，当下中国乡村政治制度建设与创新的核心问题，应该是如何依据宪政原理和法治精神，构建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公共权力形态和一套民主科学的机制，切实保障重大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而南街村的现有实践则与此背道而驰，带有强烈的家长制、个人独断和反智主义倾向。作者在书中提到，那些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较强独立性的社会群体──如合资企业中的外方经营管理人员、技术工人和当地公办中小学教师──基本上不介入南街村内部公共事务。而那些离退休之后来南街村“发挥余热”的县乡干部和那些上级政府派出机构的工作人员，也自觉地将“保驾护航”看作自己的使命，很少干预南街村的重大决策。这是造成所谓“蒙昧集体主义”或“集体无意识”的重要成因。王宏斌自承“我只有在南街村，才是我王宏斌”，是当下中国乡村畸形权威模式的朴素表述。这种为作者所称道的“强人”政治直接导致了耗资数千万元而一事无成的“永动机事件”，与数十年前全国范围的“大跃进”错误如出一辙。如果有真正的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这种低级错误决不会发生。这个事件最终以王宏斌轻描淡写的检讨而告终，并未看到制度方面有什么亡羊补牢的新举措。相反，随着近年来南街村的经济衰退，外来人员数量逐渐减少，“内部人控制”和“大一统”权力格局似乎有日益强化之势。在急吼吼的“二次创业”冲动中，王宏斌们又决定将发展重点由比较传统的印刷业和食品加工业转向科技含量较高、投资规模较大的热电和医药业。这个决策是否会重蹈“永动机事件”覆辙，实在令人担忧。 　　最后，作者关于“南街村模式”的一些论述，表明城乡二元格局是她寻求中国乡村现代化道路的前提预设。我认为这种观点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中国乡村的现代转型不可能在现有的城乡二元化格局下实现，不可能在残留的计划经济基础上实现，不可能在自我封闭的个别乡村内部实现。我们只有跳出“就乡村问题谈乡村问题”的习惯思路，树立一种全局观念，彻底打破计划经济时代残留的“单位本位”的社会管理模式，用市场经济的强力冲决王宏斌们的狭隘畛域观念，同时从根本上消灭广大村民对“班长”和“组织”的人身依附，消灭人为的等级安排和工作分工，建立开放的、多元的、城乡一体的社会经济发展平台，通过市场调节机制实现各种资源的最有效配置，促进人才的合理有序流动，通过可持续发展逐步消灭三大差别，最终实现包括所有社会成员在内的真正的“大同”。 　　上述作者观点和笔者的不同看法，分别基于不同的观察视角和个人体验。究竟哪种意见正确，还有待事实的检验。作者在该书的“后记”中通报，几年后可能会有《南街社会续编》问世。我对作者的新着满怀热切的期盼。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