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这些人说他们是基督徒、自由民主斗士（修订稿）(ZT)

来稿／四个人一起接受对华援助协会的邀请，历尽艰辛来到美国，却在最后将被“伟大领袖”破例接见的关键时刻，其中三个人（或两人，另一人为陪衬）合谋将另一人阴踢出局──这种原以为只有在好莱坞影片中才能看到的“阴谋与背叛”情节，却发生在自诩为“正义良心”的自由民主人士身上，并且是以“上帝”的名义。 按常理而论，作为同一目标下的战友，都是好不容易才拥有了这一次难得机会，就算是邀请方临时提出要剔除某人，其他人也应该合力为其争取才对。但美国方面并没有区别对待的意思，反而是自己的战友从背后捅出了致命一刀──怪不得突遭棒击的郭飞雄视此为“奇耻大辱”，远在太平洋彼岸的范亚峰“甚至在电话里哽咽了起来”。 余王二人对此的解释无非两点：一，布什会见时打的是“会见基督徒”的幌子，郭不是基督徒，参与见面“是不适宜的”──他们为“伟大领袖”设想得倒是周到，但这样的顾忌难道不是应该由美方提出吗？为什么美方没提，余王二人自己却提出来，甚至还以要“退出会见”相要挟？在这样的关节要害上，恐怕只有受害者郭飞雄才能够直言不讳地道明真相：会见风波“将国内民间社会中维权运动与独立作家笔会的权力斗争不明智的引向国际舞台”──之所以先美国之忧而忧，急人家之所不急，无非是因为“权力斗争”这一人类历史上千古永恒的主题而已，可以理解。 第一点可以理解，第二点却难以消化。据说郭飞雄代表了激进道路，而余王二人代表了保守道路；将郭飞雄排除在外，是为了避免激进连累保守，保护国内的基督徒，换言之是将宗教利益置于自由民主之上──这是何等的虚伪！既然郭飞雄不是基督徒，那么无论他与布什会面时说了什么，都与基督教无关，又怎么会危及国内的信仰自由？余杰们需要对之负责的，只是自己的言行，而不是别人的举止。但他们似乎从来就没有要以自己言行为自己“主内兄弟”负责的意思。余杰所精心泡制的、特意在会见时当面提出的，请布什埋葬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这难道是负责任的表现？这难道还不够激进，不会危及中国的信仰自由？郭飞雄再激进，也不会激进到邀请中国的战略对手来埋葬中国现行制度的地步吧？会谈时没有让这种“泛政治化”泛得不可收拾的，不是那些口口声声“必须对这一会面之于国内教会及其傅牧师所在机构的影响负责”的余王二人，而是必须兼顾其它政治利益的布什。如若不然，还不知道余杰们要利用此次会面“介入政治反抗运动”到什么程度呢？为什么你们放火就是温和，别人点灯却是激进？ 看来真实的原因还是要到“权力斗争”上去找。只要不先验地将谁假设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圣徒，事情的脉络其实很简单：自由民主运动的逻辑是“淘汰温和”，越激进，越易建立起声誉。郭飞雄由于更激进，近几年积累声望的速度很快，渐有后来居上之势，直至对余杰们形成了“权力斗争”的威胁，这当然是后者难以接受的。但是，郭飞雄的激进又是余杰们所难以模仿的，因为余杰们不仅要“权力”，还要享受别墅名车；不但要拼未来，还要顾现在。如此这般，就只能在躲在背后来阴的了。 这样的龌龊阴暗，却被他们冠以基督之名，还要通过“抱在一起、向上帝祷告”的形式来作出决定──这难道是那个邀请被众人歧视的乞丐坐到自己身边来的基督所赞成、所主张的吗？不过是你们自己心中的那点东西在作祟而已！背后捅了人家一刀，然后假腥腥为人家“祷告”，接着再一脸无辜地诧异：你为什么不能接受我的“爱”──怪不得郭飞雄会联想起太平天国冯秀全、萧朝贵、杨秀清经常宣称“上帝附体”的历史细节，不如此做作别人可能还不会“感到恶心”。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的伪基督徒，都有着差不多的嘴脸；他们所作的是什么，他们自己完全知道。 自由民主或宗教信仰都是好东西，但在这些鲜艳的招牌下，往往藏掖着狐臭。外表已经腐烂的东西，其臭味天下皆知，路人皆避；但有些东西的臭味被掩盖在艳丽色彩下，只能靠鼻嗅，不能凭眼观。逆风时臭味被掩盖，顺风时其臭才远扬。这次“伟大领袖”心血来潮的突然召见，使长年处于逆风低潮的国内异议人士有了一个顺风扬帆的机会，于是其中一些恶丑就不可避免地散发了出来。在困境时可以抱成一团，称兄道弟，到了收获时，却是唯我独尊，能够势均力敌参与分享的人越少越好。就是在还需要共患难的现在，在自己所誓言要埋葬的制度下住着别墅、开着名车的自由斗士余杰，就可以将徒步走过了千山万水、几度出生入死的战友，“神叫他爱”的“兄弟”郭飞雄一脚踢下台；等到大功告成的哪一天，这些人还会乖乖把他们已经倒手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分享吧？ 笔者毫不怀疑，有些人现在追求宪政民主的动机是真诚的，但这种真诚是基于他们目前的利益处境；一旦处境发生变化，当他们摇身一变而成为新的既得利益者时，宪政民主口号不再是能给他们带来一切的宝葫芦，而变成了将要限制他们已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有些人就会毫不迟疑地将宪政民主踩在脚下，就象余王二人一面满口“基督徒对于教会的一种责任感”，一面毫不迟疑地给国内基督教制造麻烦一样。实在丢不了的道具，也会将其扭曲变形，世界上那么多国家宪政民主遭扭曲，就是这么来的。 在异议人士中，笔者虽不赞同郭飞雄的一些做法，但认同其理想，钦佩其人品。无论中国未来是走向好的宪政民主还是好的权威社会，都需要民间社会的充分发育作为铺垫。但这种发育应该是自发演进的，与现行体制非对抗性的。以十年为时间跨度来衡量，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间社会已有长足进步，这是经济与社会自发演进的结果。这种自发演进而成的民间，才能与现在中国社会的土壤相适应，才能与现行体制良性互动。除非体制已失去自我调整的可能，只能诉诸革命，否则不应选择激进方式。激进手段必然加剧社会结构的刚性，减少自我演进的可能，甚至骤然中断演进的过程。激进手段的出现有一种加剧相互敌视、形成恶性循环的效应，它往往使改良成为不可能，令革命成为唯一选择。前清就是例证。 王怡说郭飞雄“搞政治”，尚“权谋”，其实郭飞雄“搞政治”哪里搞得过他们，“权谋”又哪里是这些人的对手！明明是自己亲口亲手所导致的结果，他们却可以把这一切说成是“神的奇妙”；才以“激进”为理由把别人踢出局，马上自己又可以在全世界面前亮出激进得无以复加的旗帜──这大概就是余杰所自鸣得意的“由所谓“政治不正确”的力量达成“政治正确””吧。只要套上了上帝的光环，似乎一切龌龊阴暗就都成了圣徒的行径，这说明这些人已经完成了由知识分子到政治活动家，再到真政客、伪基督徒的三步角色转换，其政治权谋已经登峰造极，远非郭飞雄们所能想象。 与郭飞雄一道，世人都将见证这一过程。 王怡是魔鬼，如果王怡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魔鬼。 无神论的刘少奇对毛泽东说：“人相食，我们是要上史书的！”无神论的毛泽东在死前曾说，民心军心不在我们这边。死了要烧掉。无神论的邓小平也怕被鞭尸，死了烧成骨灰扔大海。 可是，王怡剥夺了一个同胞向自由世界领袖表达的机会，他根本不诚心自责，反而夸夸其词，把自己的恶行，推卸为上帝的安排。这种活生生的魔鬼，比毛泽东更为可怕，因为他把自己的罪行，对归结于上帝的安排，完全失去自省的机能，与宾拉凳的说词是如出一辙。没有任何畏惧。 中国民主运动如果不摆脱对宗教，对道德和人的纠缠，回归到政治和法律层面，建立一种机制和制度，也就是宪政民主的话，将滑向万劫不复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