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风：中国当代革新执政能力琐议(zt)

核心执政者需要强有力的控制局面，在此基础上才可贯彻领先的革新路线，因此成功的革新者往往具有鲜明的控制性和执政风格。部分革新者以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的魄力令行政体系敬畏，部分革新者以和煦阳光、慢条斯理的理性令行政体系折服，但是他们具有的共同特点是对于权力的欢迎和控制力，因为这是革新执政者政治理想的不可或缺的工具。 回顾历代重大革新，越是影响深远、规模宏大的变革，越经历激烈戏剧的冲突和对立，越经历强腕政治家的力量。这样的局面，其内在的必然性在于越是重要的革新，越具有矛盾而对立的两个特性：一方面重大革新的来临是综合历史因素积聚而导致的必然趋势，或迟或早的，革新必然发生；一方面革新执政者是上述必然性的加速器和推动人──秦商鞅变法后，经六世历117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如果商鞅之后没有张仪、公孙衍、司马错、范雎、蔡泽、李斯、尉缭诸人一以贯之的力行推动，则中国大一统一不知后推到何年。这里存在的就是革新的又一大规律：“人力律”。 没有革新执政者的推动，革新的趋势不会改变，但是革新的进程可能延缓。重大的革新需要集中具有时代先进性和思想高度的一批思维的先发者，超越历史发现方向，领先一步践行革新──这时重要的革新执政者可以成为规律性和趋势性的正确代表──所谓历史性的英雄，就是代表历史规律的领先行动者。中国成功的现、当代革新执政者往往能够把握执政力的使用方向和技术，能够以低的个人成本获得高的革新执政效果。他们的种种革新执政经验，比如对基层群众的和煦温和、对直接下属的严厉要求、对制度目标的可视化、对监督稽查的神出鬼没的随机性、对于全局信息的获得能力、对于不同人群的宽紧远近。。。。。。往往都具有积累革新执政控制能力的规律性。 在“人力律”中，革新的趋势是必然的，革新者的作用是或然的，不同的革新执政者对于革新事业产生不同的作用和力度，甚至革新者也可以成为失败的一代。革新执政者善用权力、巧控局面，才可以提高革新执政效果，保证革新事业的安全。但是，革新执政者在控制局面和保证革新安全方面，存在两条不同的路线：一条是依赖自我的控制能力和权力运作技巧，走出的单一的自上而下的路线；一条是既相信和保证自上而下的权力运用，又争取和依靠革新事业的进步性所代表的所有力量，特别是来自广大群众的力量，这是一条自上而下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力量。两者相比，后者需要革新执政者具有更大的革新自觉性、自信心和革新智慧，也会奠定更加安全、广泛和理性科学的革新群众基础。 “人力律”本质上在承认革新执政者推动革新事业的作用的同时，并不提倡革新执政者单方面的个人英雄主义，他坚持的是一种革新执政能力的有限作用论，真正革新必然性是客观的而不是人为的，是规律性的而不是经验性的，是向历史和社会开放而不是向某个特定的人开放的──革新必然不是神的要求，而是他本质的属性。 明智的革新执政者遵循“人力律”，控制自我膨胀、过度自信和绝对的权力主义，同时又善于从体制和群众中获得力量和支持，善于寻找将规律性转变为现实性的突破口，也造就了革新执政者的实用主义行为方式。为了取得实效，越是成功的革新执政者越能够从观念和行动上使自己成为官僚主义的敌人。他们认识到，中国的官僚主义，已经成为改革开放28年以来一时一刻也没有停止积累的一种历史性的官僚主义，这不仅体现在各级官僚的行为细节，更体现在各级官僚的思想观念的深处。革新执政一方，就是要消灭具有地方特色的各种官僚主义，必须从行动上和观念上同时入手。 比如对于细节错误，革新执政者可以打破分级负责的行政责任框架，打破循序渐进、分大分小的庸俗化了的系统统筹的行动惯性，随时随地纠正细节──成功的革新执政者的智慧在于，他读细节错误的纠正，不是简单的事件性纠正，而是上升到由事件到制度、到责任和观念的系统性纠正──其好处是，放开已经衰弱的复杂的行政体系自纠正体制，通过连续的多方面的“敲打”，进行全局性细节纠错的布局。这样的思路重点提升与细节错误有关的所有官僚、体制和观念的革新性，比较适合传统纠错机制相对失灵的体制。 与造就唐贞观之治的主要因素之一“教化”相比，上述思路可以视作一种当代革新执政的“教化”方式，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社会传统和行政传统，改变观念和人──事实上在很多革新执政事业的失败案例中，思路设计的理想化、科学性并不缺乏，但是再好的体制也需要人的执行，革新者忽视了行政体系和社会传统的保守力量，平白给革新带来了不必要的致命阻力。比如北宋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固然有变法制度设计不完全切合实际的因素，更与王安石所面对的包括官僚、知识分析、地主甚至小农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不理解、不接纳、反对、仇视是密切相关的。明张居正的革新执政则是另外一种悲剧，他在世时以字外上而下的革新执政控制力获得了虚假的表面上的观念统一，人亡政息，张居正死后被全面清算──62年后，明王朝灭亡。 原载《博客网》